列宁论新经济政策

出版时间：2001-4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页数：87  字数：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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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库收编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以单行本形式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可独立成书者，则一文一书，有些重要文章和书信则按专题编成文集；有些著作还设有附录，收编作者本人的有关论著和与本书直接有关的材料。为帮助读者学习和研究，在每书正文之后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有些著作还附有“名目索引”。译文和资料均以新版全集、选集为准。有些著作尚无新版者，则按新版要求重机关报校订译文，编写资料。这套文库与全集、选集相配合，可适应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理论工作者，教学和宣传工作者，各级干部，大专院校学生和其他讯者均可从这大庆文库中选择自己需要的著作，也可系统收藏。

书籍目录

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1922年12月—1923年3月）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23日）续一（1922年12月24日和25日）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1923年1月4日）续二（1922年12月26日）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1922年12月29日）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1922年12月27日）续一（1922年12月28日）续二（1922年12月29日）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1922年12月30日）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续）（1922年12月31日）日记摘寻（1923年1月2日）论合作社（1923年1月4日和6日）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1923年1月16日和17日）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1923年1月23日）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注释人名索引年表

章节摘录

书摘    同志们，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这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或妥协决定着我国整个革命的命运)作新的、也许可以说是更慎重更精确的补充考察，并且作一定的修正。我没有必要来详细论述为什么要作这种修正的问题。你们大家当然都很清楚，好多事件，特别是战争、经济破坏、军队复员以及极端严重的歉收造成的极度贫困引起的事件，好多情况，使得农民处境特别困难、特别紧张，并且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农民的动摇，使他们从无产阶级方面倒向资产阶级方面。    现在简单地谈谈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或者说如何从理论上看待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在几十年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这样的阶级，才能够在社会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成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支柱。只有在这个阶级相当成熟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需要采用全国性的特殊的过渡办法。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讲话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都一再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你们知道，为了争取这个条件，我们做的工作比以往多得多，然而，要使它成为现实，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另一个条件，就是实现自己专政的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妥协，这是个很广泛的概念，它包含着一系列的措施和过渡办法。这里必须指出，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全部宣传和鼓动工作中开诚布公地提出问题。有些人把政治理解为略施小计，有时甚至看作和欺骗差不多，这种人在我们当中应当受到最坚决的斥责。必须纠正他们的错误。阶级是欺骗不了的。三年来，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群众从尖锐的斗争中学到的东西最多。根据我们的世界观，根据我们几十年来的革命经验和我国革命的教训，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这两个阶级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小农需要的东西同工人需要的不一样。    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会议上，在一切报刊上，都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明这一点。我们知道，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这一妥协是不牢固的——这是客气一点说，“客气一点”这几个字不要写进记录。如果说得直率一点，那么这一妥协是相当糟糕的。我们至少不应当设法隐瞒什么，而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农民对于我们和他们之间所建立的这种形式的关系是不满意的，他们不要这种形式的关系并且不愿意再这样生活下去。这是不容置辩的。他们的这种意愿表达得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意愿。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是十分清醒的政治家，能够直率地说：让我们来修正我们对农民的政策吧。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们应当对农民说：“你们想要倒退，想要全邓恢复私有制和自由贸易，那就必不可免地会再受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许许多多的历史实例和革命实例，都证实了这一点。根据共产主义初步原理或政治经济学初步原理稍作推论，就可以证明这是不可避免的。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吧。农民同无产阶级分道扬镰，向后倒退——并且让国家也倒退——以至再受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这对农民是不是合算呢?你们合计一下吧，或者让我们一起来合计一下吧。”    我们认为，如果合计得正确，那么，虽然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小农的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我们所意识到的深刻矛盾，合计的结果是会有利于我们的。    不管我们的物资多么缺乏，满足中农要求这一问题还是必须解决的。在农民中间中农比过去大大增加，矛盾消除了，土地的分配使用平均得多了，富农已经大伤元气，一大部分已被剥夺了财产——在俄罗斯比在乌克兰要多些，在西伯利亚则要少些。可是，整个说来，统计材料完全无可争辩地表明，农村已经是均衡化了，平均化了，这就是说，向富农和无地农民这两方面的急剧分化已经消除了。一切都变得比较平均了，整个说来，农民已经处于中农的境况。    为什么我们需要以实物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呢?余粮收集制是以征收所有的余粮，建立强制性的国家垄断制为前提的。当时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因为我们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在理论上，不一定要认为国家垄断制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最好的办法。在一个拥有工业、而且工业正在进行生产的农民国家里，如果有一定数量的商品，那是可以采用实物税和自由流转的制度作为一种过渡办法的。    这种流转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刺激、动因和动力。业主能够而且一定会为着自身的利益而努力，因为向他征收的将不是他所有的余粮，而仅仅是实物税；这种税额应当尽可能预先加以规定。主要的是要有一种能促使小农从事经营的刺激、动因和动力。我们建设我们的国家经济必须适应中农经济的情况，我们在过去三年内没有能够把中农经济改造过来，在今后十年内也还不能把它改造好。        国家必须供应一定的粮食。所以去年我们的征粮数曾经有所增加。现在税额必须少一些。数字还没有确定，而且也无法确定。波波夫的《苏维埃共和国及与它结成联邦的各共和国的粮食产量》这本小册子，引用了我们的中央统计局9的材料，这些材料提供了确切的数字，指出了农业生产下降的原因。    要是发生歉收，征收余粮就不可能了，因为余粮根本就没有。那就不得不从农民的口中拿走粮食。要是有收成，那时大家稍微饿一点肚子，国家便可以因此而得救；或者是我们不能从那些吃不饱肚子的人那里取得粮食，那国家就会灭亡。我们必须向农民宣传这一点。要是收成还不坏，那就会有近5亿普特的余粮。这么多余粮就能保证消费，并且可以有一些储备。整个问题在于使农民有一种经济上的刺激和动因。应当对小业主说：“掌柜的，你生产粮食吧，国家只征收最低限度的实物税。”    我讲话的时间快完了，我应当结束了。我再说一遍：我们未能立刻颁布一项法律。我们决议的缺点就在于它不完全是法律——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是不能制定法律的。因此我们提议，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作为基础予以通过，并且责成中央委员会协调决议中的各项规定。我们要把这项决议印出来，让地方工作人员尽量使之协调并加以修正。完全协调一致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生活是五光十色的。寻找过渡办法——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我们没有能够迅速地和直接地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并不灰心，我们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目的。稍微有点觉悟的农民都不会不理解，我们作为政府，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是代表能够同占农民十分之九的劳动农民妥协的劳动者的，而任何倒退都意味着恢复沙皇的旧政府。喀琅施塔得的经验就表明了这一点。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然而别的政权又没有。因此，他们所处的情况就是一种最好的宣传，这种宣传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其他任何新的政府。     “……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    我可以想像，有人将怎样义愤填膺，怒斥这些话……  怎么?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竟会是一个进步?……这岂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吗?    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第一，应当弄清楚，这个使我们有权利和有根据自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究竟是怎样的。    第二，应当揭露那些看不到小资产阶级经济条件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的人的错误。    第三，应当很好地了解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与资产阶级国家迥然不同的意义。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三点。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碎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现在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    (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    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    试问，占优势的是哪些成分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为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在我国，投机商时此时彼地破坏国家资本主义的外壳(粮食垄断，受监督的企业主和商人，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而投机活动的主要对象是粮食。        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展开。如果用‘国家资本主义’等这些经济范畴的术语来说，究竟是谁和谁进行这一斗争呢?按我刚才列举的次序，是第四种成分和第五种成分作斗争吗?当然不是。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小资产阶级抗拒任何的国家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事实，许多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这一事实。投机商、奸商、垄断制破坏者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措施的敌人。如果说在125年以前，法国小资产者这些最热情、最真诚的革命家想通过处死个别几个‘要犯’和颁布大批文告来战胜投机商的愿望在当时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现在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用纯法国式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就只能引起每个觉悟的革命者的憎恶或厌弃了。我们非常明白，投机活动的经济基础，就是在俄国人数特别众多的小私有者阶层，以及以每一个小资产者作为自己代理人的私人资本主义。我们知道，这种小资产阶级九头蛇的千百万触角，时此时彼地缠住了工人中的个别阶层，投机活动正在取代国家垄断而渗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毛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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