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

出版时间：1982-3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方克立  页数：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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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发行已经两年多了，第一次印刷时既无“前言”，也无“后记”，于读者了解本书的内容和主旨实有所不便。借这次重印之机把我在撰写此书前给人民出版社写的一个“设想”照录于此，经便和读者交流思想，获得有益的批语和帮助。　　一，研究这个题目的是：以毛泽东的《实践论》为指导思想，系统地清理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用大量具体材料说明：“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同时说明哲学史上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为什么是错误的，它们又是怎样失足的。也就是说，用中国哲学史的全部材料说明：只有“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恿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即实践论，才是唯一正确的认识理论，也是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的科学总结。我们希望，这本书的写成，能够对广大读者学习和加深理解毛泽东的《实践论》有所帮助，至少提供一个历史的资料。　　二．当然，不能把《实践论》诞生以前的中国知行学说史写成一部纯粹错误的思想和理论堆积的历史；前人虽然没有对知行问题作出科学的解决，但他们的探讨不是没有意义的，至少他们提出了问题，有的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对问题作出了接近真理的回答。他们的失足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例如，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更不用说唯心论了)，都“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但这并不是说，旧唯物主义者都没有提出过“行”或“实践”的概念，都没有把“行”和“知”联系起来，把“行”引进认识论。中国古代有不少哲学家提出了“行先于知”、“由行而致知”，“力行而后知之真”等命题，列宁甚至指出“费尔巴哈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认以沦的基础”。　关键在于，“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由于生产规模的侠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旧唯物主义者对行或实践的了解是片面的，因而不能把他们的认识论建立在科学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尽管如此，主张“行先知后”，“由行而致知”，批判“知先行后”、“离行而言知”，总还是比较正确的认识理论，在哲学史上一般具有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意义。我们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知行学说史，注意从认识论方面去考察历史上的各种哲学形态，总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规律，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应是深入开展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知行问题研究的范围，狭义地说，就是研究知和行，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对称，提出二者的关系问题是很早的，但专门讨论知行先后、知行分合、知行轻重、知行难易等问题，大都在宋以后；宋以前的哲学家有的也接触到这个问题，但大都语焉不详，零碎片断，没有形成系统的学说和理论。广义地说。知行问题就是整个认识论，包括认识的本质，认识的源泉和动力，认识发展过程、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等问题。毛泽东的《实践论》，副标题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内容却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所以，我们考虑，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不能把范围限制得太狭小，不能只是字面上讲到知行关系的才研究，而必须涉及认识论的所有重要问题。例如关于知识的来源问题，唯心主义认为来自本心的“良知”，或对“天理”的体认，都是离行而言知；旧唯物主义者认为来源于感觉经验，承认从外到内，但有直观牲的缺陷，否认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有的唯物主义者主张“行先知后”、“由行而致知”，而把“行”主要了解为个人的道德行为或应事接物的活动。所以，关于知识来源问题上的各种理论，不论是完全错误的或有部分合理因素的，都和知行问题直接有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也是一样，不论是否承认实践标准，都是提出了一种知行观。这样，关于知行问题的研究，就不能仅仅限于宋代以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家都涉及这个问题，一部知行学说史就成了中国认识论的专史。可是，我们义不希望把问题搞得太宽泛，还必须限定一个范围。凡是和知行问题直接相关的才写，关系不直接的就从略。如古代辩者关于思维的形式及规律的学说，佛教一些宗派对于人的意识现象的繁密分析等，都不拟展开详细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不是一部完整的认识论史，而只是一部知行学说史。　　……

内容概要

本书着重从认识论的角度，清理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哲学家们在知识的来源，求知的方法和途径、真理的标准等问题上的各种观点和理论，它们构成了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学说的丰富内容。《实践论》所阐明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就其回答的问题来说，和传统哲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是深深地植根于我国传统哲学的土壤中的。不看到这一点，不承认知行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势必贬低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及其在世界哲学史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简介

方克立，湖南省湘潭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着有《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主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文化概论》、《现代新儒家学案》《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等。

书籍目录

重印前言第一章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古代朴素的知行观第二章  先秦诸子的知行学说  一 儒家学派  二 墨家学派  三 道家学派  四 法家学派  小结第三章  汉唐时期的知行学说  一 董仲舒  二 王充  三 佛教诸宗  小结第四章  宋代程朱学派的知先行后说  一 程颐  二 朱熹第五章  时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第六章  清初王夫之、颜元等人的行先知后说  一 反道学的先行者  二 王夫之  三 颜元第七章  近代魏源、谭嗣同、章太炎的知行学说  一 魏源  二 谭嗣同  三 章太炎第八章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结束语  《实践论》——中国哲学史上知行问题的科学总结

章节摘录

书摘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既然不可能产生于商朝，不可能是“始于傅说对武丁之言”，那么，我们能不能根据《古文尚书》是伪书，就全部否定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和影响呢?如果不能，这种知行学说到底是什么时代提出来的?它是什么样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呢?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提出，最迟不会晚于东晋，至少它在此后一千多年中国的思想界是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清代学者揭发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系伪书，一一指出其作伪的来源，这说明《古文尚书》中记载的一些历史人物、事件以至某些语言，也不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出来的。先秦许多著作中都引用过《尚书》中的话，如《札记》中的《学记》、《缁衣》、《文王世子》诸篇，都曾引据“《兑命》曰”，《兑命》就是《说命》，可知《尚书》原有《说命》篇，伪《古文尚书·说命(上、中、下)》中的一些话也是有所自来的。所以，“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虽然不可能在商西周时期提出，但不一定晚出至东晋时代，这种思想有可能在秦汉以前就存在的。伪《古文尚书》的作者可能是抄袭古代典籍中的话，也可能是根据古代思想加工制作出来的。我们认为，这种思想有可能产生于奴隶制日趋瓦解和封建制逐渐生长的春秋时期，“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很可能已经是当时人们中。普遍流行的一句成语，这从《左传》的记载中也有同类思想可以得到证明。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是说人们认识一件事情，懂得一个道理，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把它付诸实行，把主观认识变为客观实践的活动。伪《古文尚书·说命中，》篇记载了一段殷高宗武丁和他的大臣傅说的对话，它的大意是说：傅说受命总理百官，于是竭尽忠诚，向武丁进言了一套治国的方案，其要点是要统治者奉行天道，因时立教，平时说话，动兵，赏罚要谨慎，办事情要深思熟虑、有备无患，不要伐善矜能、文过饰非，要任贤使能，不要引进私亲和宠倖之人，敬天祭祖不可失之过黩，也不可失之过繁等等。武丁听了这一番话后，很受感动，表示要照着他讲的去做。这时，傅说叩头再拜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紧接着又说：“王忱不艰。”只要君王您有真诚的态度，下决心去做，做到也是不困难的。    这段君臣对话，说的是如何巩固国家政权的问题，其中也涉及到知行问题。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原则属知，贯彻实行这些方针、政策、原则属行。知和行之间本来没有一个绝对的谁难谁易的问题。武丁听了傅说进言的治国方案，表示知道了并准备实行。对于他来说，这种“知”是闻知，而不是亲知，是间接经验，而不是直接经验。从一定意义说，这种“知”得来是比较容易的，而要把它付诸实行就困难得多。如果他认识得并不真切，如果他没有实行的决心，那么“知”就永远停留在主观认识阶段，或口头上，而不能变成实际行动，再好的方案也不能变成现实。这时傅说提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强调“行”的困难，强调“行”的重要性，无疑是有实际意义的。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古老格言，作为一种朴素的知行观，它涉及到知行关系问题的某些方面，主要是既知之后，它要求行和知的统一，认为“行之”较“知之”为难，“行之”更重要。但是，它还远不是科学的知行观，没有涉及哲学上的知行问题的全部意义，甚至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所在。    作为认识论上长期争论焦点之一的知行问题，本质的分歧不在于“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而是在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自己的头脑里固有的吗?还是从社拿实践中来的?也就是说，是知先于行，离行而言知，还是行先于知，由行而致知?这个关于知识的来源问题，以及同它相联系的致知的方法问题，检验知识真伪的标准问题，等等，是历来的哲学家们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并因而形成了认识论上的两军对战。    这个关于知识的来源问题，是春秋末年的大思想家，第一个开创私家学派的孔丘首先提出来的。活跃于战国时期的各派哲学家们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从各自的哲学路线出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知行观。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先秦哲学的纷繁复杂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的各种哲学思想、学说的胚胎和萌芽。认识论上的先验论和朴素反映论的各种形式，差不多都可以在先秦哲学中找到其典型代表，它们对后世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了解先秦诸子的知行学说，对于研究整个中国知行学说发展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要强调地指出的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认识运动的总公式，“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一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结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它是对我国传绽哲学中知行关系问题所作的辩证唯物论的科学总结，也是我国几千年来知行学说的发展所得到的最高结论。几千年来，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知行先后、知行分合等问题，都在这一总的公式和结论中得到了科学的解决。它强调实践在先，认识在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来源，它在整个认识过程中起着决定和主导的怍舟，正确的认识路线必须遵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次序，而不能颠倒这个次序。这就是知行关系的唯物论。从实践中形成的认识，又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这突出地表现在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特别是表现在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行先知后”也不是绝对的。这就是知行关系的辩证法。正确的认识必须是柬自社会实践的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认识，它要求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统一，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分裂分裂；反之，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恰恰是一切“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的特征。这就是知行关系的唯物论。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统一又不是无矛盾的直接同一、绝对合一，而是在矛盾发展过程中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一个由相对接近绝对的过程。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客观世界和人类的实践都是不断地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的认识运动也必须随之不断地向前推移和发展。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过程，从形式上看，表现为认识和实践之不断地分离和重合，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从内容上看，则表现为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知行关系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对人类的认识运动的这一总的描述，对知行关系的这一科学概括，生动地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读完《实践论》的最后那段话，我们都能具体而深切地体会到，毛泽东同志所阐发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确确实实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    毛择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没有形而上学地提出知和行，认识和实践孰重孰轻，孰难孰易的问题，在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看来，离开具体的历史的条件，抽象地提出这类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对于历史上有过长久争论的知行轻重、知行难易等问题，他虽没有正面回答，但也未尝回避，在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或知行关系的总公式中，实际上也巳经完全科学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实践论》一再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是明显地“重行”的理论；同时它又引证列宁的话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十分重视“知”即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对知行轻重问题的看法，它再一次生动地体现了知行关系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批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是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对现阶段的“行”的困难估计不足；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则是屈服于现实的困难，思想落后于革命的实际。他还嘲笑那些看轻“知”之困难的“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这是指那些教条主义者；而经验主义者又在求知的问题上表现也畏难情绪，不肯用力思索，结果只能做一个“庸俗的事务主义家”。知和行都是有困难的，但是都可以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不断地克服，不断地将“难”转化为“易”，人的认识和实践也就不断地向着高一级的程度发展。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对知行难易问题的解决办法。    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先后、知行分合、知行轻重、知行难易等问题的论争，至此可以说是得到了一个总的解决，即用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综合了以往的知行学说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批判了一切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使自己能够以真正科学的形态出现。所以我们说，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不仅是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解决中国革命实标问题的一个伟大的成果，而且是运用这一科学武器清算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的一个伟大的成果。它开创了中国知行学说发展史的一个崭新的阶段，即从根本上不同于以往的一切脱离人民群众、脱离社会实践的知行学说，它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从本质上说就是群众的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和战斗的哲学。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诞生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完全证明了《实践论》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真理，它日益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手里所掌握的思想武器，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发挥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当然，《实践论》并没有穷尽和结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真理，它不过指出了一条人们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必须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人类的知和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全部历史将完全地证明这一点。    ……

媒体关注与评论

重印前言这本书，发行已经两年多了，第一次印刷时既无“前言”，也无“后记”，于读者了解本书的内容和主旨实有所不便。借这次重印之机把我在撰写此书前给人民出版社写的一个“设想”照录于此，经便和读者交流思想，获得有益的批语和帮助。  一，研究这个题目的是：以毛泽东的《实践论》为指导思想，系统地清理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用大量具体材料说明：“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同时说明哲学史上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为什么是错误的，它们又是怎样失足的。也就是说，用中国哲学史的全部材料说明：只有“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恿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即实践论，才是唯一正确的认识理论，也是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的科学总结。我们希望，这本书的写成，能够对广大读者学习和加深理解毛泽东的《实践论》有所帮助，至少提供一个历史的资料。  二．当然，不能把《实践论》诞生以前的中国知行学说史写成一部纯粹错误的思想和理论堆积的历史；前人虽然没有对知行问题作出科学的解决，但他们的探讨不是没有意义的，至少他们提出了问题，有的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对问题作出了接近真理的回答。他们的失足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例如，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更不用说唯心论了)，都“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但这并不是说，旧唯物主义者都没有提出过“行”或“实践”的概念，都没有把“行”和“知”联系起来，把“行”引进认识论。中国古代有不少哲学家提出了“行先于知”、“由行而致知”，“力行而后知之真”等命题，列宁甚至指出“费尔巴哈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认以沦的基础”。  关键在于，“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由于生产规模的侠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旧唯物主义者对行或实践的了解是片面的，因而不能把他们的认识论建立在科学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尽管如此，主张“行先知后”，“由行而致知”，批判“知先行后”、“离行而言知”，总还是比较正确的认识理论，在哲学史上一般具有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意义。我们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知行学说史，注意从认识论方面去考察历史上的各种哲学形态，总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规律，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应是深入开展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知行问题研究的范围，狭义地说，就是研究知和行，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对称，提出二者的关系问题是很早的，但专门讨论知行先后、知行分合、知行轻重、知行难易等问题，大都在宋以后；宋以前的哲学家有的也接触到这个问题，但大都语焉不详，零碎片断，没有形成系统的学说和理论。广义地说。知行问题就是整个认识论，包括认识的本质，认识的源泉和动力，认识发展过程、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等问题。毛泽东的《实践论》，副标题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内容却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所以，我们考虑，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不能把范围限制得太狭小，不能只是字面上讲到知行关系的才研究，而必须涉及认识论的所有重要问题。例如关于知识的来源问题，唯心主义认为来自本心的“良知”，或对“天理”的体认，都是离行而言知；旧唯物主义者认为来源于感觉经验，承认从外到内，但有直观牲的缺陷，否认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有的唯物主义者主张“行先知后”、“由行而致知”，而把“行”主要了解为个人的道德行为或应事接物的活动。所以，关于知识来源问题上的各种理论，不论是完全错误的或有部分合理因素的，都和知行问题直接有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也是一样，不论是否承认实践标准，都是提出了一种知行观。这样，关于知行问题的研究，就不能仅仅限于宋代以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家都涉及这个问题，一部知行学说史就成了中国认识论的专史。可是，我们义不希望把问题搞得太宽泛，还必须限定一个范围。凡是和知行问题直接相关的才写，关系不直接的就从略。如古代辩者关于思维的形式及规律的学说，佛教一些宗派对于人的意识现象的繁密分析等，都不拟展开详细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不是一部完整的认识论史，而只是一部知行学说史。    ……

编辑推荐

本书以毛泽东的《实践论》为指导思想，系统地清理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用大量的具体材料说明只有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论才是正确的认识理论。本书对广大读者学习和加深理解毛泽东的《实践论》有很大的帮助。

用户评论 (总计9条)

•   从知行观的角度来分析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颇有新意。
•   知行问题难倒了多少思想大师，本书的分期还是很传统、很正规的，旧学功底不失，新学也烂熟胸中，根本不是现今横行一时的公知海归三脚猫所能比的。一种是大海汪洋，另一种则是小沟小洼地。这几年西学甚嚣尘上，喊口号、立标杆，忙得不亦乐乎。其中浅薄，人人可见。这本知行观，写出了国学的一个思想精髓：“知”还不够，必须能“行”；不能“行”，“知”就不是真“知”，而是蜕变成口舌之勇。凡是想了解国学“知行”思想，并且希望、原意身体力行的读者，建议收藏，认真读一遍，可比看一些成功学，生意经，收获大得多。适合大学生，文字编辑类的上班族，既是学术，又是修身养性的必备枕边书。读了这本书，就能系统了解阳明心学的整个背景，对心学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一看。
•   已经看了一大半，感觉很不错。中国古代执知行观部分充分，详实，条理轻易。如果对于近代的知行观写得更客观就更好了。
•   从高中接触知行二字的含义，从不懂到理解，整整以九个年头！这是一本好书，触人深思，反省，明白自己，为以后做决策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   方先生著作不多，但很是经典。新时期开创了范畴学的研究
•   非常值得买 纸质粗糙
•   线索很清晰
•   印书质量比较差，可能是比较古老的书了。内容还不错
•   有些字不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