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哲学史

出版时间：2002-6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朱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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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神话传说及佛教化时代、封建统治时期的朱子学之一、国学者的“日本精神”哲学、明治时期的唯物主义与夫神论、日本型资产阶段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的论争和成长等内容。

作者简介

　朱谦之(1899—1972年)，字情牵，福建福州人。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生于世代业医家庭，幼时父母双亡，由姑母抚养成人。民国初，入省立第一中学学习，熟读经史，曾自编《中国上古史》，并发表《英雄祟拜论》等小册子，因而知名于乡里。17岁中学毕业，以全省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朱谚之到京后，改入北京大学法预科学习，凡二年，又转入北大哲学系攻读，直至毕业。当时北京大学由蔡元培主持，学术气氛比较自由，朱谦之深受熏陶。他思想活跃，关心国家前途，勤奋学习．打下深厚功底。他听名师授课外，饱读中外哲学文化书籍，以至当时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担心馆内的杜科书籍会被朱谦之椟完。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时曾说到：’我常常和一个北大学生，名叫朱谦之的，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朱在法预料的发表《周秦诸子学统述》、 《太极新图说》等。
　　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朱谦之满怀搬情参加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并参加当时重要影响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宣传无政府思想的《奋斗》杂志的编辑工作。他撰文抨击时弊，提出种种改革社会和教育的主张。他认为，读书为求学问，不想要文凭，连毕业考试都不参加。他在北大第一次贴出大字报，要求废除考试制度等。1920年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劳动节时，朱谦之在〈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劳动节的祝辞》，首次提出“劳动人民神圣口号，主张“一切收回社会公有”，“劳动者要直接管理工场。”1920年U月。朱谦之因散发革命传单遭军阀当局逮捕，入狱百余日，后经北京学生集会营救和全国各地声援才获释。出狱后，著有《革命哲学》 (创造社丛书之二)一书，充满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青年人理想。
　　他的理想在现实中多次碰壁后，设想通过改造人心的途径改造社会，因而求助于佛教。1921年朱谦之离京南下，至杭州兜串寺从太虚大师出家；以后又去南京支那内学院，向著名名佛学家欧阳竟天求教。经过出家体验后，他认为僧伽佛门不能实现自己的凤愿，遂发表《反教》诗，宣布与佛门断绝关系。以后他往返于京、沪、杭各地，遁迹于江湖之间，过着“飘零身世托轻飘，浪漫生涯亦自豪”的生活。此时他发表了《无元哲学》和《周易哲学》等，抛弃过去虚无主义思想，宣称宇宙人生都是浑—的真情之流，真生命在人世间即可实现。
　　1934年，朱谦之应厦门大学之邀．出任教职。他在厦大撰写了《音乐的文学小史》，后扩充为《中国音乐文学史》，获祖国内外好评；此书出版后，日本中村嗣次把它译成日文(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印此书)。1925年，朱谦之辞去厦大教职，隐居于西湖葛岭山下：门对宋代诗人林甫(和靖)故居，潜心著书立说。他发表了著名的《历史哲学》；撰写了《大同共产主义》、 《国民革命与世界大同》、 《到大同之路》等等，以托古改制方式，宣扬儒教乌托邦式的政治和社会理想，寄希望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身上。他赴广州，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又从事工农革命运动，多次发表讲演，号召“农工大联合”，倡导革命。
　　1928年，朱回杭州不久，妻子杨没累病逝，对他打击沉重，再赴广州、上海，与胡也頻、丁玲、沈从文等谈诗论赋，寄情笔墨．1929年．朱谦之获中央研究院资助赴日本进修两年，潜心于历史哲学的研究。在日本，他首次接触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难物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学说加以研究。1931年归国后任暨南大学教授。他在暨大主编《历史哲学》丛书，并为丛书撰写了《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历史哲学大纲》等文。1932年起至广州解放止．朱谦之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历任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任、历史学部主任等职。这一时期是其学术生涯的高峰期，撰写了大量著作，重要的有： 《历史哲学大纲》、 《文化哲学》、《孔德的历史哲学》、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 《扶桑国考证》、 《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等等。1935年，他与学生何绛云结婚。抗日时期，他历尽艰险．始终勤于职守。为适应抗战需要，他大力提倡“南方文化运动”和‘现代文学运动’；自己出资筹办《现代史学》，推动历史研究中的“考今”工作。
　　1949年l0月广州解放。他在中山大学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和教学活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他回到母校北大哲学系任教授，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1952年至1964年，他先后完成《辩证唯物论与历史难物论教学大纲)、《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史科学》、《老子哲学》、 《老于校释》、《李贺》、《中国哲郸于欧洲之影响》、《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王充著作考》、《新辑本职确镶＞》等一大批专著以及论文数十篇。
　　1958年后．转入东方哲学的研究，培养研究生和青年学者。此后陆续发表《日本哲学史》、《日本的朱子学》、《日本古学及阳明学》、 《新编朱舜水集》、日本哲学史资料选编(古代和德川之部)》等著作，另外．还发表了《空海与汉文学》等重要论文多用。1964—1970年，朱谦之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所研究员，致力于宗教学研究，这时他已得重病，卧床不起，但仍奋力完成《中国景教》一书，并翻译了《中国掸学思想史》和《韩国禅教史》等。1972年，他突发脑溢血症逝世，享年73岁。
　　宋谦之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专著42部，译著2部，论文100余篇。他的论著涉及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宗教、政治、经济、中外文化关系等各个领域，有些研究领域在我国还是开创性的(如日本哲学、中西哲学交流、文化社会学等)，因此，人们称赞他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考。著名学者王亚南曾称誊：“朱先生时代感非常强烈，而且搜集之富，钻研之精，涉猎之广，读其书，知其生平考，均交口称道。”朱谦之读书极其认真，钻研极其刻苦，治学十分谨严。他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善于用脑和用手，读书时常用朱笔勾画圈点、摘录。在着手写一著作时，必先列出阅读和参考书目，如在写作《日本哲学史》时所列书目竞达30多个印张；在《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一书的“中国哲学与法国革命”一章中竟有190处引文和注释。可见其用力之勤！他所写《老于校释〉序言，辞藻之华丽，章句之对仗，用典之贴切，虽词章学家犹不能过也。
　　朱谦之在学术上的造诣学术界早有定评。他在中国哲学史、中外关系史和东方哲学三个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贡献最大。对中国哲学史的各个阶段都有系统知识．对先秦诸子和近代启蒙思想家有深入的研究。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系统认识慨括在他所著《中国哲学史简编》 (合订稿本6册，约200万字)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通论三部9册)中。他是治中围哲学史中最早注意少数民族的哲学宝藏之一：他也重视中国哲学在汉文字圈中的传播和西方的影响。他在1918年就发表《周秦诺子学统述》，这是最早用新观点整理的我国早期哲学史，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他对孔子、老于和庄子等部有专门的著作。《老于校释》在各种版本中招集资料员丰，因之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汉学家会议上被一致推荐为最佳研究，给予荣誉奖赏：他的《李贽》一书在国内学术界也获得好评。朱谦之在历史研究特别是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作出特殊贡献，取得国标性荣誉。郭沫若曾说朱谦之和向达教授是我国治中外交通史方面最杰出的学者。他的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中国古代乐律对希腊之影响》、《扶桑国考》、《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考》、《中国景教》等。1958年以后，朱谦之转入对东方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他带领一批青年研究人员和朝鲜、捷克的研究生，先后发表了《日本哲学史》、 《日本的朱子学》、 《日本古学阳明学》、《日本哲学史资科选》 (古代之部和德川之部)。另外，还协助朝鲜留学生完成《朝鲜哲学史》中“程朱理学对朝鲜的影响”、翻译《朝鲜禅学恩想史》等。在上述研究中，他发掘了不少在日本、朝鲜已经散失但仍在我国保存的珍贵文献和资料。他的开拓性研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前苏联和日本都曾提出要与我国合编日本哲学史资料，越南科学院要派人向朱谦之学习，希望协助他们完成《越南哲学史》等。他的研究成果是突出的，为我国东方哲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书籍目录

重来但愿成霖雨，世世生生更益人第一章  神话传说及佛教化时代  第一节  古代神话传说   第二节  日本佛教第二章  封建统治时期的朱子学之一  第一节  室鸠巢、贝原益轩  第二节  中井履轩、富永仲基第三章  封建统治时期的朱子学之一  第一节  雨森芳洲、山畸暗斋  第二节  会泽正志、藤田东湖第四章  儒学的分化之一：古学派  第一节  伊藤仁斋、伊藤东涯  第二节  荻生徂徕、太宰春台第五章  儒学的分化之二：阳明学派  第一节  中江藤树、佐藤一斋  第二节  大盐中斋、吉田松阴第六章  国学者的“日本精神”哲学  第一节  贺茂真渊    第二节  本居宣长  第三节  平田笃胤第七章  封建制解体过程中新世纪观的萌芽之一  第一节  安藤昌益  第二节  司马江汉第八章  封建制解体过程中新世界观的萌芽之二  第一节  三浦梅园  第二节  皆川淇园  第三节  山片蟠桃  第四节  镰田柳泓第九章  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  第一节  西周  第二节  福泽谕吉第十章  明治时期的唯物主义与无神论  第一节  加藤弘之  第二节  中江兆民  第三节  植木枝盛第十一章  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哲学  第一节  片山潜  第二节  幸德秋水  第三节  堺利彦第十二章  日本型资产阶级哲学  第一节  西田几多郎  第二节  田边元第十三章  战前日本型修正主义思想：三木清第十四章  法西斯思想及其批评者  第一节  北一辉、大川周明  第二节  高坂正显、高山岩男  第三节  河合荣治郎第十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的论争和成长  第一节  山川均、福本和夫、河上肇  第二节  户润  第三节  永田广志原始资料要目《日本哲学史》跋

章节摘录

书摘    尽管如此，日莲所谓“立正安国”，所主张的护国主义，还是以宗教、为主、国家为从，“广披众经，专重滂法”；现世利益主义的国家究竟敌不住他的宗教的热忱，这是很明显的《法华经》至上主义，即宗教至上主义，是荒唐透顶的宗教迷信，是唯物主义最大的敌人。固然镰仓时代的新佛教，均能反映一部分民众主义，如净土、往生极乐，乃至观心等说教，均带民众的虚幻的幸福的特征，但正如列宁所说，那是贱价出售升入天堂享乐的门票，如净土真宗、时宗、日莲宗皆如此。总之，奈良、平安以至锋仓时代日本思想的特征，一贯地是以佛教的世界观为主，陷于宗教迷信，还谈不上纯粹的哲学形式的世界观。纯粹的哲学形式的世界观的开始，则要到佛教中禅宗与儒家哲学结合的时代，即以五山禅僧为媒介而输入中国的儒家哲学之时。    日本大化革新以后，从中国传播而来的哲学各派别，基本上属于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但其中也包含着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日本哲学是日本的特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有它独特的前后相承的发展规律；但亦同时通过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内部的各种阶级斗争而接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尤以中国宋、明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对于日本哲学发生特殊的作用。中国哲学传到日本，起初是儒教经典，以汉、唐注疏为主，其后才是宋学。宋学约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2世纪镰仓时代至16世纪室町时代，当时武士以好禅僧而并接受掸学与宋儒之学。镰仓时代是以武士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幕府的成立，标志着以新的阶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的确立。此时统治者需要带有封建性的宗教哲学思想，又以其不文之故，对于不立文字直指单传的掸学特为欢迎。禅宗直截简明，颇与武士的性格相合；武士驰驱于矢石之中，于生死不能无念，禅僧以主观唯心主义的说教，提供武士以信佛即可得救的虚伪观点。禅与武士道相联系，而宋学又与禅相联系，武士欢迎禅，也就一并欢迎宋学，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时期是17世纪德川时代，这时是日本封建社会再编组，旧的庄园制度的土地所有关系崩溃了，统一的“幕藩制度”由封建统治者的实力建立了起来。这时代的特征，是以最大的封建领主即幕府为中心，重新编组各“大名”领地以及天皇、公卿领地，全部的管辖权则属于江户幕府。因为这时君临全国的是德川氏的“大君”，所以叫做“德川时代”。幕府为了维持封建社会组织——一个军事专制的帝国，就需要有一种统制的力量，这就是适应封建社会要求的武力和文化。当时享有特权的最高等级的封建贵族和武士贵族代表着武力，而极盛的朱子学则是维护这种封建身份制度的文化力量。即在这个关键的时代，日本和中国文化再度接触，中国传来的儒教，尤其是朱子学说，成为官学。    日本法西斯思想的产生，谓为出于讲坛哲学之中，不如说是在讲哲学之外。讲坛哲学固然也接受欧洲法西斯思想，把它转化来拥护日本的天皇制专制主义，但和那与军部势力合抱的纯粹日本主义——皇国主义尚有距离。如那可称为学匪的右派御用学者蓑田胸喜，在他的《学术维新》(1941)中就更加公开仇视马克思主义。由蓑田看来，“现今日本万恶的本源，毕竟出于可以目为思想参谋本部之帝国大学之违宪反国体学风”；尤其法学部、经济学部之“民主共产学风”，那是和文学部、哲学部的“康德、黑格尔学风”不可分开的；而西田、田边哲学也是“西欧崇拜思想”—“侮日思想”—“危险思想”。日本的讲坛哲学依据西欧资产阶级哲学，纯粹日本法西斯思想则依据“现人神”之天皇的“诏勅”或“御制”的权威；日本的讲坛哲学宣扬理论，蓑田之流则宁重实行，而首先即以军阀为靠山，打击他们认为有危险思想的大学教授。例如著《刑法讲义》的泷川教授，主张天皇机关说的美浓部博士，东大的河合教授，乃至以西田几多郎为首的京都哲学派，都成为蓑田之流的眼中钉，一个又一个地遭其迫害，日本法西斯“理论”的薄弱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分成这样那样的派别的日本法西斯主义，有其共同的所谓“纯粹日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举其重要的思想系谱，有犹存社的北一辉所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和大川周明所著《日本及日本人之道》、《日本二千六百年史》等可为代表。余如权蘑成卿(1868--1938)的《自治民范》(1919)提倡农本的自治主义，纪平正美的《国体与哲学》(1940)提倡“日本主义”，安冈正笃的《日本精神研究》(1924)、《日本精神通义》(1942)提倡东洋王道主义，虽都各有一套所谓理论，但均遥不及北、大川的重要，这里也就表过不提。    北一辉(明治十七年——昭和十二年，即1884—1937)本名辉次郎，生于佐渡的富裕的造酒之家。中学时代曾作诗批评天皇。后从父亲经营航海业失败以后，通过《平民新闻》对社会主义感着兴趣。十九岁上京为早稻田大学听讲生，不久患眼病归乡。明治三十八年(1905)一家没落，乃举家上京。翌年二十三岁，自费出版《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此书第一编《社会主义之经济的正义》，论社会主义之物质的幸福；第二编《社会主义之伦理的理想》，论社会主义之精神的满足；第三编《生物进化论与社会哲学》，论社会进化的法则与理想，以及社会主义哲学、社会诸科学的根本思想；第四编《所谓国体论之复古的革命主义》，论述国家的本质及宪法原理与作为历史哲学的日本史；第五编《社会主义的启蒙运动及其实现手段》。其中第四编指出社会主义是在日本生长，攻击社会主义有和所谓“国体”抵触的绝大错误。    以“纯正社会主义者”自命的北一辉，指出“国体论中的天皇矗由迷信所捏造的土偶，并非天皇”。国体论者有的是法律学者。例如东大宪法学教授穗积八束的《宪法大意》，主张“国家主体在于万世一系的皇位，以永不他移为我国体”；又如有贺长榷的《国法学》，主张“主权之用虽委任之于幕府，主权的主体则在万世一系的天皇”。北认为，“可笑的不但法律学者，即伦理学者、哲学者，叩其头盖骨所横万世一系的一语，悉为白痴”。他以为“真正历史哲学”的日本史，可分三个时期，即君主国、贵族国、民主国之三个阶段。第一期，“无疑以天皇为惟一之君主，惟一之政权者”。第二期，在日本一直继续到维新革命。但“到了‘万机出于公论’的所谓民主主义，这就进入第三期的进化了”。在他看来，“今日之国体已非国家为君主之所有物，为其利益而存的时代的国体，而是国家的实在的人格已作为法律上的人格而被认识之公民国家的国体，天皇已不是以土地、人民之二要素作为国家所有的天皇，而是如美浓部博士所云，包含于广义的国民中，作为国家一分子与其他分子的国民同等、在国家机关里有大特权那样意味的天皇。”“故只君主不是统治者，只国民也非统治者，最高机关是作为统治者为国家的利益而运用国家的统治权者。这是法律所示现今之国体，又即现今之政体。”因此，那时北站在所谓“纯正社会主义”立场反对国体论者所谓天皇主权、万世一系、君臣一家、忠孝一致的主张，认为都是把日本民族移往当时的原始生活时代来讲皇室和国民的关系，是犯了时代错误，是对历史哲学一窍不通的缘故。      历史哲学是包含于社会哲学之社会进化论。然而在万世一系的铁锤下打碎了头盖骨的白  痴的日本国民，何曾尝试日本史之进化的研究。政治史与伦理史只是把日本民族置之于进化  律之外，而惟从事顺逆论之遭进的批判。    北看不起把天皇的权威安置在一切空中楼阁之上的论调，对于所谓顺逆论者“妄想日本民族悉为皇室之忠臣义士而乱臣贼子则其例外”也表示不满。他认为日本国体决非万古不易，历史上实则乱臣贼予横行，所谓皇室的忠臣义士乃是二三仅少的例外。相反地，他主张“社会主义的革命主义”不但不与国体相违，而且意味着是在“革命主义”的名义下为国家主权之国体的拥护者。北所鼓吹的“社会主义”，绝对不是真正反对国体论者的主张，相反地乃是在“社会主义”名义的幌子下，给日本法西斯主义开辟道路。然而由于《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的出版，当时某些有名学者也曾为其欺惑而另眼相看，他也因此被官厅认为危险人物。他在失望之下，乃参加当时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团体“同盟会”，与宋教仁、谭人风等结交，浪迹中国。明治四十四年(1911)参加武汉的革命，嗣后听从大川周明的劝告，认为“日本比中国更需要革命”，乃于大正八年(1919)返日，根据在中国的经验，深信欲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必须利用军队，以有组织的暴力为主力，依靠下级军官发动，实行军事独裁。这个观点，使他较之其他日本法西斯更具特色，给昭和十一年(1936)军部青年将校发动的“二二六事件”以实际影响的意义。尤其是北在临归国时在四十日断食生活中，起草了作为日本法西斯运动圣典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此书最初在日本秘密发行，公刊后即被禁止，但右翼反动团体则均奉为法西斯运动、极端国家主义运动的准绳。此书是日本法西斯思想体系之一中心，其内容具有显著的蛊惑性。    理想主义的第二敌人，是利己主义的个人主义。因为各人均认物质的利益为最高价值，那么各人均以自己的物质利益为目的时，由于物质在宇宙间是有限的存在，势必形成多数者的角逐斗争，现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正是这斗争的原因，是许多罪恶的源泉。代替它的应该是与物质主义相反的精神主义，即理想主义的个人主义。    最后可注意的，就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他的“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有三点不同：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辩证法，和他的理想主义对立。他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否定价值，否定理想，没有目的的存在，是一种宿命论，其结果使人怠于社会改革，导致各个人的道德的颓废，再进而腐蚀社会运动。第二，他攻击共产主义以暴力革命为实现的方法，政权夺取后无产者的独裁即以少数者的独裁剥夺个人的思想自由。第三，他说“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形式上的自由之外，包含实质上的自由(经济上的自由除外)，形成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的综合体；反之，马克思主义在政纲里面虽宣称实质上的自由，而实缺乏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有机的联系。因此，河合主张社会主义要以理想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将议会主义代替暴力革命；将言论自由主义代替无产阶级独裁；将地租论代替劳动价值学说。    ……

媒体关注与评论

重来但愿成霖雨，世世生生更益人——纪念朱谦之诞辰一百周  戴康生重来但愿成霖雨，世世生生更益人                                 --纪念朱谦之诞辰一百周年        纪念学界老前辈，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宗教学家朱谦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是我们学术界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我有幸在朱先生生前能不断得到他的教诲，从我一开始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第一天起，就由他直接指导、带领入门，及又共事十余年，缅怀良师益友，心情格外激动!    朱先生出生在19世纪末，历经中国现代史上三个重大的历史时期，大半生在旧社会度过，生活道路坎坷不平。他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发展历程反映了一个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重压下爱国知识分子探寻真理和追求自由与光明所走过的道路。他的一生奋发努力，自强不息，总是对自己走过的道路不断进行总结，不断前进，跟上时代发展的道路发展。他一生辛勤耕耘，孜孜不倦，用他的全部才智，为文化学术事业作贡献。朱谦之先生有百科全书式学者之称，其究活动广泛，涉猎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戏剧、政治、经济、考古和中外交通文化关系等各个领域，著作等身，其中专著40余部，译著2部，重要论文百余篇，许多方面均有独到之处，新意不绝，建树颇丰，在国内外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与文化遗产。    与朱先生相处过的人对朱先生总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双眼炯炯有神，才思敏捷，学识渊博，真诚坦直，为人宽厚，情纯心善。我们今天纪念他，不仅崇敬他的学术贡献，也要学习他的治学精神和做人的品格。    首先，他始终抱有爱国赤子之心，勇于追求真理，紧跟时代步伐。朱先生出身于喉医世家，母亲颇通诗书，但双亲早逝，生活清贫。自幼胸怀大志，发愤读书，追求真理，报国心切。中学时就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小说，并不满教会学校的教学体制。中学毕业后投考当时蔡元培任校长，取"兼容并包"方针、学术思想比较自由的北京大学。五四运动时，满怀革命激情，积极参加示威集会，并写文章抨击时政，提出改革社会的主张。1920年"五一"节，他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文，在我国首次提出"劳动人民神圣"等口号。10月，与北大学生在城内散发传单，当听到有三位同学被捕后，他决计以自己承担责任的办法换回被捕者，遂入狱历百日。在狱中与审讯官唇枪舌剑，坚持抗暴，后经各方援救出狱。嗣后著书《革命哲学》以明志，从"革命的真义"谈起直到"宇宙革命宣言"，反映了他反对旧制度、追求民主与自由、要求革命的强烈愿望。但在小资产阶级世界观驱使下，又走向极端，转向当时在青年学生中流行的虚无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要求否定一切，打破偶像，扫除迷信，废除任何制度。此路不通，在碰壁与失望之际，他又想在宗教中进行革命，而且还想"组织一种宗教新村"，不久，发现僧门的虚伪和袈裟下苟且偷安的空虚与他这样一个奋发而要有所作为的青年格格不入，随后与佛门决裂。在探索真理的征途上，从"虚无"境界又转回现实中来，在周易哲学的影响下，提倡人生浑一的"真情之流"的"唯情哲学"。在过一段"飘零身世任轻帆"、浪游无定的生活后，处境困苦，又使他的思想从虚无到唯情，从唯情转向尘治之途。抗日战争爆发后，目睹日寇大军入侵中国，他痛心疾首，认为民族之不能复兴，乃由于文化之不能振兴，欲救中国，须从文化建设着手，于是在中大任教期间，大力提倡"南方文化运动"和"现代史学运动"，组织研究会，自费出版有关刊物，敦促校方改革教务，提高教学质量，活跃学术空气。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他不仅探索本国文化的价值，努力使史学研究与当时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把研究工作从考证、考古转到对抗战史料和社会经济的研究上来，提出为抗战建国的需要，应开辟历史研究的新途径，加强科学史的研究。二次大战后期，在科学飞速发展、德日法西斯战败的时代背景下，他对黑格尔辩证法及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进行了研究，深受启迪，这促使他的世界观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解放前夕，他暗中读了不少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著作，从对旧哲学的批判中学会新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面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以蔑视和不合作的态度表示反抗。蒋介石到广东巡行时曾邀请包括朱谦之先生在内的数位中大教授谈话，他不予理会，拒绝赴会。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朱先生深为自己终究找到了人生道路的归宿而感到欢欣鼓舞，他以满腔热情投身到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去，认真钻研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组织发起学习会，开出新的课程，并发表了《实践论--马克思主义辩证认识论新发展》等论文。1952年后，他调入北大哲学系任教，先在中国哲学史教研室，1960年主持东方哲学史教研组工作，1964年后至宗教所任研究员。晚年壮心不已，著书立说，笔耕不辍，直至1970年11月突患脑溢血卧床不起，两年后终因不治而逝世。追忆朱先生一生的业绩，可贵之处在于他追求真理，矢志不渝，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在不断总结中，勇于解剖自己，不断修正人生坐标。正如他在"七十自述"中所言："自我批评须及早，煌煌真理有依归。"一位有成就的老知识分子，在晚年还能冷静而谦虚地总结自己，不停步地前进，真是难能可贵。    ……

用户评论 (总计13条)

•   早想弄一本日本哲学史了，朱先生的这本很有价值。但似乎有点简略了。
•   朱谦之老先生的，专业性很强，内容没的说
•   各种有用
•   对大多问题的追问，多数都回到认识论上，而对于异族的思维借鉴，这是一本不错的介绍书籍
•   不读日本资料，还不知道国内，有朱谦之先生呢！不出名呀，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希望能从他的书中学到一些以前不知道的知识。广西师大出版社，有一套《日本汉文著作丛书》，希望当当有呀
•   了解日本，了解他们的哲学思想史。
•   非常好，专业，至少目前还没有见到有新的日本哲学史著作出版。
•   日本是近邻中国有深谋远识的人必须好好研究的！
•   老朱的东西还是挺好的，那个时代做学问太不容易了
•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多了解，才有更高的智慧！
•   不错，建议大家看看，看了不错
•   如果对日本感兴趣，值得一读哟！
•   书目按照编年体的形式编写，易于疏通历史时间顺序，是了解日本文化的一本好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