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西南大区区划演进研究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轲风  页数：406  字数：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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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时期西南大区区划演进研究/云南大学中国边疆研究丛书》编著者张轲风。
本书研究立足于区域地理学，以民国时期的地域格局、地理分区为基础，探讨当时对“西南”空间范围的存在状态、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在研究方法上，则以历史地理区划研究为基础方法，探讨大区形成的地理基础、地理分区观念、各省区之间的地缘关系、交通网络、地域政治格局、地域经济格局等内容，倚重区域地理学、政治地理学、交通史、区划史、地图学等研究方法，引入文化史视角与政治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考察，并紧密结合大区实体的演进与区域观两个层面，综合反映地域格局与“西南”范围演变的密切关系，从而弥补传统上仅从单一层面进行探讨的不足。
本书关于西南大区区划演进、范围演变及其与地域格局的关系研究，是目前很少有人注意的冷门领域。虽然是一家之言，但对构建这一研究的完整体系，对方兴未艾的开发大西南战略不无裨益。

作者简介

　　张轲风，汉族，1978年9月生于山西长子。2002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2002-2005年，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2006-2009年，就读于云南大学历史系，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云南大学历史系讲师。目前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工作。在各类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的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内容
 三、研究思路
第二节 研究的现状
 一、目前学界对“西南”的认识
 二、大区研究综述
 三、语言学、文化学视野下的方位词研究
第三节 研究的意义
 一、学术意义
 二、现实启示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运用
 一、研究方法
 二、资料运用的说明
第二章 近代以来我国的地理分区
第一节 影响我国大区划分的地理基础
 一、我国的地形与地貌
 二、影响大区划分的自然地理界线
第二节 内边分野下的大区表达
 一、清代以来的内边分野
 二、内边分野下的“四隅”分区
 三、内边分野下的流域分区
 四、西南与华中、华南的范围交错’
第三章 抗战前的地域格局与西南范围
第一节 传统时期西南大区的演进
 一、西南夷、南中及西南道行台I
 二、元明清时期两湖、两广的大区归属 
 三、清末民初西南大区范围认识的变化
第二节 地域政治视野下的“西南”
 一、民初政治态势下的“西南”概念
 二、“西南六省”说的兴起
 三、西南政务委员会的设立及其管辖范围
第三节 地理基础、交通格局与西南大区演进
 一、西南范围认定的地理基础
 二、贯通“三沿”地带的省际交通格局
 三、滇越铁路与桂越境外交通线
 四、西南铁路建设计划体现的区域内联性
 五、西南弧：“内联外拓”的地域政治结构
第四节 “西南一隅”与“西南半壁”
 一、“西南”一词的两层含义
 二、民国时期“西南”双指向功能的呈现
 三、“西南半壁”的形成
第四章 抗战以来西南大区的演进
第一节 纷呈杂说的“西南”
 一、多种范围说的呈现
 二、主要意见评述
第二节 大后方战略主导下的西南空间分层
 一、抗战大后方战略中的地域设计
 二、西南范围界定的“大”与“小” 
 三、中心与外卫：西南界定的空间分层说兴起
 四、“大西南”与“小西南”的提出及其内涵 
第三节 地域格局变化与西南范围界定
 一、1930年以来地域格局的变化
 二、广东、湖南二省淡出“西南”
 三、广西与“西南”的区域关系变化
 四、西康、西藏：大区归属认识的转向
 五、从流域到高地：西南与华中、华南的“分家”
第四节 政治大区的确立与现代西南范围的形成
 一、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
 二、西南大行政区的设置及其管辖范围
 三、现代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下的“西南”
第五章 样本分析：西南大区演进研究的一项尝试
第一节 关于样本的说明
 一、样本的来源与类别
 二、样本缺陷与统计分期
第二节 各省西南认定率的纵比分析
 一、各省西南认定率的全时段比较
 二、各省西南认定率的阶段性变化比较
 三、由纵比分析推拟西南范围及其变化
第三节 横向分析西南范围认定及其变化
 一、16种西南范围说的总体比较
 二、四种主流意见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内在关系
第四节 从多语境角度看西南范围认定与变化
 一、样本的语境分析方法
 二、多语境下各省西南认定率的纵比分析
 三、多语境下西南范围的推拟与实际结果比较
 结语
 附录
 附录l 清末至民国时期125种论著反映的西南空间范围统计表
 附录2 近代以来关于西南范围界定的主要意见
 附录3 民国时期以“西南”命名的机构地域分布表
 附录4 民国时期以“西南”命名的刊物地域分布表
 附录5 清末以来“西南”相关省、区、市政区调整
 略述
 参考文献
 后 记

章节摘录

　　大区政治的形成与近代以来出现的起义“响应”模式有很大关系，起义“响应”模式的特点是以一省为基础发起，然后谋求或敦促其他省份响应，共同达到某种政治利益，体现为省际或区域的政治联合与协作。这与传统农民起义、叛乱等采用的路线型发展有较大区别。前者的最大弊端是基本上不会触动每个地域政治单元内部的原有统治秩序，这成为各种地方势力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当然，这种大区政治模式仍旧是一个社会表现，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有很多，例如传统的地方主义意识，近代的督抚专权，地方势力兴起等等。近代最早能够体现“响应”模式的运动是针对义和团运动的“东南互保”。这种模式成为清末革命党人较为倚重的一种革命形式。例如黄兴就曾提出：“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60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运动就是“响应”模式的体现。　　民国初年的多数政治运动都体现了这种模式，例如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联省自治运动等等。各种地方势力均没有受到实质触动，成为影响国家统一的因素。直到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后，以肃清各省军阀势力为要义，路线型地发动北伐，才基本解决了全国统一问题。但由于孙中山的早逝，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的新军阀力量过度膨胀，对部分地区的军阀达成妥协，这种路线型发展的革命模式并没有持续下去，使得西南、西北等地的军阀势力仍旧保留下来，并曾于1932-1936年间形成以两广地方实力派为主体的“西南政府”，与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和平对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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