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回忆录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托克维尔  译者：周炽湛,曹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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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Focqueville，1805—1859)在中国知识界数十年来享有盛名，近年来尤其如此。托氏一生著述颇丰，备受推崇的有三部。世界各国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前后，其中的两部(《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的中文版被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刊行，促使人们对他的兴趣和研究升温。现在献给汉语读者的是《托克维尔回忆录》。此书系作者淡出政坛之后当作“消遣”而撰写的回忆录，他称“记忆之描绘仅为我自己”，并坚持在其身后方可让它发表。然而，这部著作所具有的政治学、历史学价值确实远远超过一本单纯的个人回忆录。    托克维尔出身于诺曼底一个史称“长袍贵族”(这有别于以战功而获爵位的“佩剑贵族”)的官宦家庭，其世系至少可追溯到11世纪。在法兰西历代王朝，该家族都出现过位高权重的人物，以较近的18世纪为例，就有托克维尔的外曾祖父梅尔歇布(Malesherbes，1721—1794)。此人起初担任巴黎高等法院法官，保护过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后来成为王室事务总管，在大革命中拒绝流亡而继续侍奉为激进派别所仇视的宫廷，直至挺身而出在国民公会为路易十六辩护，旋受刑于断头台上。托克维尔生于戛纳，其父在厄尔省的维内依拥有一座城堡，他在那儿度过了童年。1823年中学毕业后，托克维尔赴巴黎攻读法律，1826年获得学士学位，翌年在凡尔赛担任助理法官，时值复辟王朝末期。拿破仑帝国倾覆后重建的波旁家族政权，被认为是处于“实习阶段”的法国式君主立宪制，就现代意义上的议会体制而言，它远非完备，甚至是畸形的。根据1814年宪章，国王仍享有专制权力，众议院和贵族院(它的成员由国王指定，终身任职或可世袭)拥有立法权，并监督内阁行使行政权。因而，各级权力的角逐便围绕着市、省议会尤其是众议院的选举展开。不过，这只是有产者上层方能登台的专属竞技场。宪章规定：要成为选民，必须缴纳300法郎的直接税，要获得被选资格，就得缴纳1000法郎的直接税。当时全国选民人数有9万余人，只占成年男性居民总数的1％，有被选资格者仅为1.6万人。然而，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在政治、经济、法制以及民众心态、传统习俗等领域已给法兰西带来了难以逆转的变革。显然，复辟王朝宪章所确立的那种君主立宪制因过于反动和保守而不能与之衔接，王国内的高强度政治动荡(比如1820年代初期的“烧炭党”运动)势不可免，自由、民主、平等诸原则的含义和实践面临严酷的考验。继欲将“两个法国”(即革命前后的两种法国社会)加以调和的路易十八(1814—1824)之后即位的查理十世(1824—1830)，更加偏向大有产者阶层，极力维护归来的前流亡者的根本利益，在立法和行政上采取了接二连三的反动措施，比如颁布《赔偿流亡者10亿法郎法》，并试图通过《亵渎圣物治罪法》，招致了原属第三等级的广大国民的强烈反对。此时的社会上层，旧制度治下教士、贵族两个特权等级的残余势力即极端保王党人，构成了右翼营垒的核心。他们与主要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派之间的角逐日趋尖锐，后者是左翼阵营里偏右的头面人物。政坛上这两大势力此消彼长，众议院议员定期“部分更新”的选举结果是对自由派有利的。担任首相长达6年的极端保王党人维雷尔(Villele)被迫于1828年辞职，敏锐的观察家无不感到一种改朝换代的事态已露端倪。借助于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延续了近四个世纪的专制王权被推翻，20多年间这个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在旧大陆，法国革命中付诸实践的那些反衬出中世纪封建欧洲蒙昧黑暗的理性观念已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各国，拿破仑战争唤醒的民族主义思潮曾猛烈激荡。但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在“神圣同盟”的淫威之下，欧洲诸邦却普遍出现了君主制旧体系复辟的局面，这种反动浪潮席卷大革命策源地的力度尤其大。18世纪末年至19世纪中期的法国社会形态，充分凸显着“在决裂中延续”继而”在延续中决裂”的反复变革的特征。“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顺便提一下，如果参照当代法国史学主流即年鉴学派关于“长时段”(la longue dur6e)的史学观来剖析这段极具典型性的演进历程，并在更大的范围内将它运用于纵向和横向的宏观性历史研究，从各民族长时期内往往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结构之中这样的角度加以审视，似乎可得到不少启迪。    在法兰西，多亏反法同盟的刺刀才达成的波旁王朝复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和民众的困厄。于是，学界左右两翼矛盾的一大焦点便是如何评述大革命。自由派史学家米涅(Mignet)、梯也尔(Thaiers)、基佐(Guizot)、梯叶里(Thierry)等人力图通过对大革命的探讨特别是关于三个等级的阶级斗争的评论，肯定平民阶层和谴责特权等级，鼓吹经过启蒙思想家提倡并在大革命中有所实现的进步原则。而像迈斯特(Maistre)伯爵、博纳尔(Bonald)子爵这样的旧制度的卫道士，则把大革命的镇压者看做社会秩序的保卫者加以赞扬，还从神学和基督教哲学的观念出发，把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视为一种灾难性事变，其负面效果任何人都无法估量。青年时期的托克维尔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他不可能不注意到这场论战，但当年并没有以此为题著书立说，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在第二帝国时期写的。此时，他对剧变中的时局以及现行体制的前景更为关注。1830年7月，巴黎爆发“三个光荣日”的民众起义，推翻了极端保王党人波利尼亚克(Polignac)亲王主持的内阁和复辟王朝，催生了金融资产阶级的新政权奥尔良王朝。王冠虽由波旁家族长支“法国国王”查理十世转移到幼支“法国人的国王”路易一菲利普(1830—1848)头上，但对维护大有产者政权至关重要的以纳税额为前提的选举制度依旧实行，只不过将获得选举资格的纳税额由300法郎降至200法郎，被选举资格由1000法郎降至500法郎而已。至于王权，1830年宪章虽然对国王的专制权力有所限制，却保留1814年宪章中“行政权只属于国王”、“国王任命各级行政官员”和“由国王和两院提出法案”等重要条款。因而，1830年革命造成的王位更迭未能动摇统治集团赖以存在的法制根基，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权力机构大体上仍由一批“达官显宦”(亦可译为“新贵名流”)掌握。在政治的“圆形剧场”中央，旧势力或旧势力的继承者同新权贵或新权贵的代言人作为主要的角斗士轮流登台，相抗衡，相妥协，相合作。这些人多为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和贵族化了的资产阶级，他们本身就是土地所有者、银行家、高官、巨贾、大工业家或自由职业者中的精英，正是这批最高纳税人构成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在前复辟王朝半封建专制、半君主立宪的基础上，这些人充其量不过想改善一下政体，摸索实行1830年宪章所确立的法国式君主立宪制的最佳方式，旨在确保大资产阶级的独占权力。在新旧权贵联合行使的保守统治下，尽管工业革命蓬勃展开，经济的扩展加速，但以赤贫的无产者为标志的劳工阶层生活异常贫困，工人的日平均工时长达15小时，女工及童工的境况至为悲惨，婴儿的死亡率极高。政治生活是压抑甚至是令人窒息的，绝大多数既没有选举权更没有被选举权的中下层民众所要求的选举改革和议会改革，均遭到当局的顽固拒绝。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半个多世纪以前诞生于独立战争的那个大国(美国)，源出旧大陆主要是英国的移民依照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创建了新国家的治理体制，遵循着有效得多的法律秩序，在诸多方面焕发着蓬勃的生机和创造力，与“神圣同盟”阴影下的欧洲，特别是这位启蒙思想家的祖国政坛沉闷、改革停滞的状况形成了发人深省的对照。七月王朝的体制无法自我革新，其出路何在？当时，舆论界左翼报刊尖锐地指出，必须“越过拉芒什海峡”(即采纳英国式君主立宪制)；并警告说，若非如此，势必“越过大西洋”(即导致美国式共和联邦制)。作为望族出身且又从政的青年才俊，托克维尔对新近的历史和现行的制度开始了深邃的思考，他在眺望大洋彼岸。1831年，托克维尔以研究备受欧洲各国重视的美国监狱制度为由，同友人博蒙赴北美考察，历时9个月。1833年，两人合作撰写了《关于美国的惩戒制度及其在法国的运用》的报告。而此行的最大成果则是托克维尔本人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上下两卷，分别于1835年和1840年刊行)的问世。这部书有很多独到的精辟论述，比如托氏关于民主和平等的阐释，就与当时盛行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大相径庭。作者有感而发地写道：“民主的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公民之中的多数虽然可能犯错误，但它没有与自己对立的利益。贵族的法制与此相反，它趋向于使少数人垄断财富和权力……因此，一般可以认为民主立法的目的比贵族立法的目的更有利于人类。”(参见该书译者序言)他还认为：民主的原动力，乃是平等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是与自由的意识对立的。托克维尔进而指出：迫切需要自由的，只是依靠自由能够获得高等享受的少数人；而平等则能使人人幸福。在他看来，民主社会虽然也追求自由，但这种自由要服从于对平等的追求。我们不妨说，就此而言，在颇有理想主义的政治学学者托克维尔和作为自由派一员的现实中的托克维尔之间，展开了争辩；也恰如著名评论家时人圣-伯夫(Sainte-Beuve)所言“托克维尔是一位转变了立场的贵族，他在为胜利者的事业辩护，但作辩护时却无快乐可言”。托氏对平等的关注当然不是偶然的。作为人类社会能普遍承认的基本原则之一，平等尤其是如何将其实施古往今来都会让一些志士仁人激动于先，困惑在后。在托克维尔的精神领域里，自然浮现着一个不久前曾弘扬了关于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公正和法制等进步观念的法兰西；可是在现实的世界中，他面临的却是由一批金融贵族、大资产阶级独掌大权的七月王朝，而他本人亦为之服务。既然如此，这位严肃的学者怎能不因为包括平等在内的上述符合理性的箴言与严酷现实的过分脱节而苦苦思索，并为此去做有益的探讨？还得回顾一下，早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期，就出现过一位超越其时代的早期共产主义思想家巴贝夫(Babeuf，1760-1797)。他视平等为至高无上的准则，主张取消个人财产，土地公有，建立“平等者共和国”，并为此策划过一场“平等派密谋”的暴动，试图推翻督政府，最终被它处死。旧事重提，1828年由巴贝夫的战友邦纳罗蒂(Buonarroti)撰写的《平等派密谋》初版问世，向世人披露和评述了30年前的这场运动。值此经济迅速扩展、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动荡不安的19世纪30年代，该书无疑推动有识之士越发关注平等的理念。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刚一刊行，即令托克维尔声名鹊起，人们立刻将他与孟德斯鸠相提并论。1839年，托克维尔不仅成了人文和政治科学院院士，而且还当选为代表瓦洛涅市的众议院议员，他加入了与基佐内阁对立的反对派；1841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显赫的声誉和头衔，使托克维尔能够频繁而贴近地接触和观察王朝统治者涉足的上流社会以及与之对抗的左翼营垒，耳闻目睹那些活跃于政界学坛的权势之辈及其参与的重大事件，他们中不少人后来就出现在这部回忆录中。对于19世纪中期占据法兰西舞台中心的这些主要角色，不管就事论事还是由事及人，作为直接见证者的托克维尔都以其精美的文笔作了生动且较为客观的评议，许多绘声绘色、细腻入微的描述堪称第一手历史文献中的文学珍品。让我们了解一下当年的那些风云人物吧。    先从国王说起。作为波旁家族幼支的成员，奥尔良公爵在大革命中自动放弃过贵族的头衔，换来了特权等级中的自由派人士的光环。1830年7月民众起义后，一时间王位虚悬，公爵得以应金融资产阶级权贵的吁请而登基，成了路易一菲利普一世；民众眼看自己的起义果实被夺走，不满且戏谑地称为“街垒国王”。与查理十世相比，路易一菲利普的确像一位资产阶级的国王，曾试图借鉴英王“统而不治”的模式在法国推行君主立宪制。但仍然认为“王位不是一把空椅子”，不愿充当“无用的偶像”；经过1831、1834年里昂纺织工人起义特别是1835年菲厄希谋刺国王案以后，这位“法国人的国王”强化王权、压制改革的施政特征已凸显。在政坛上，右翼阵营的核心是拥戴国王的奥尔良派，这批权臣显贵宣称要恪守“中庸之道”，实际奉行的却是一种排他性政治利己主义。其重量级人物有担任过首相的基佐、梯也尔、巴罗(Barrot)、莫菜(Mole)、拉菲特(Laffitte)、佩利耶(Perier)、布罗伊(Broglie)等。当然，奥尔良派也包括像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马莱(Mallet)、霍丁格(Hottinger)家族这样的金融工业界巨头。他们自己控制着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财政、信贷、保险、交通和建筑部门，却怡然自得地号召其他国民：“你们发财致富吧！”主政前朝的极端保王党人现自称正统派，拥戴查理十世之孙尚博尔(Chambord)伯爵为王位觊觎者。他们是极右翼势力的代表，作为非主流派仍属于右翼的营垒。正统派的发言人律师贝利耶(Bel"ryer)经常出头露面，对奥尔良派的施政妒忌而尖刻地评头品足；还有高举“教育自由”旗帜的法卢(Falloux)，他反对国家垄断教育，呼吁扩大教会的办学权；蒙塔朗贝尔(Montalembert)、拉梅内(Lamennais)和拉科代尔(IJacordaire)共创了《未来报》，喊出“上帝和自由”的口号，关注社会问题和民众疾苦，宣扬一种有新内涵的基督教教义，显然在顺应当时的自由主义理念。左翼方面的中坚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共和派。1830年革命的硝烟未散，戈德弗鲁瓦·卡芬雅克(Godeffoy Cavaignac)、布朗基(Blanqui)、布歇(Buchez)、特拉(Trelat)和拉斯帕伊(Raspail)等人就组织了“人民之友社”，主张废除王政再建共和；1832年6月，共和派影响下的巴黎民众曾在工人聚居区筑起街垒，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1831和1834年，里昂纺织工人两度起义，表明无产阶级已作为同处于衰亡阶段的封建贵族和正值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第三位战士”而登上政治舞台，贫苦民众所追求的“社会共和国”的观念开始萌生。思想界的左翼十分活跃，除了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包括其弟子安方丹(Enfantin)、巴扎尔(Bazard)、勒鲁(Leroux)、傅里叶、卡贝(Cabet))的著述外，蒲鲁东(Proudhon)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简直令人惊骇，作者的结论是“财产就是盗窃”。路易·勃朗(Louis Blanc)刊行《论劳动组织》，宣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未来社会运转模式。政论家、律9币赖德律一洛兰(Ledru Rollin)勇于替被指控犯政治罪的共和派记者辩护，在众议院猛烈抨击金融界权贵把持的政权，明确地主张争取普选权。布朗基、德萨米(Dezamy)等人继承巴贝夫的传统，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政权，建立工人阶级的专政，进而实现共产主义。职业革命家布朗基先后领导秘密组织“家族社”、“四季社”，于30年代几度发动武装起义，令当局惶恐不安，在劳工阶层中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拿破仑帝国消逝后，波拿巴主义作为导源于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相混合的法兰西强盛体制的象征，又得益于皇帝其人葬身圣赫勒拿岛的史诗般悲剧性结局，在一般民众中始终保持着不容忽视的感召力，即便在复辟初期“无双议会”实施的“白色恐怖”之下，官方也难以将其排除。对于力图摆脱1815年维也纳体制束缚的国民来说，波拿巴主义甚至成了一种唤起他们怀旧自豪感和浪漫主义激情的力量源泉。复辟王朝尤其是七月王朝治下，拿破仑传奇在怨恨波旁家族统治的社会各阶层中产生的影响愈来愈大，在左翼阵营中以及极右翼除外的右翼营垒里均能引发共鸣，特别受到广大农民的同情。1830年7月“三个光荣日”暴动中，一些起义者喊出了拿破仑二世(赖希施塔德公爵，1811—1832)的名字。有“雏鹰”与“罗马王”之称的幼皇在抑郁中卒于异邦后，波拿巴主义者转而拥戴拿破仑之侄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1808—1873)。此人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冒险家，发表过《拿破仑思想》一书，鼓吹建立民主主义的恺撒政体，并于1836、1840年两度举事，图谋恢复皇权。路易·波拿巴的宣传和冒险，加速了拿破仑传奇的扩散和波拿巴主义的振兴，尤其博得外省居民的好感，从而预示着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受钳制多年后行将依靠农民的支持而重返权力的角斗场。    1840年代中后期，由于遭到基佐内阁的顽固抵制，左翼反对派对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实现选举制度和议会体制的双重改革逐渐失去信心，比较激进的活动分子开始组织能吸引中产阶级参与的宴会运动。在七月王朝严格限制结社和政治性集会的情况下，这是一种既不违法又行之有效的特殊的斗争形式。在看来颇有节日气氛的名流聚会上，主张改革的人士围坐在长长的餐桌旁抒发政见，抨击官方，为共同的改革目标干杯。据统计，至1848年二月革命前夕，法国各地共举行过70次这样的宴会，约有1.7万人参加。不过，在这国内经济增长、对外和平持续的时期，许多政治家除了认为有改革的必要外，都未注意到源出社会底层的种种潜流在汇合和滚动，从中涌出激进共和主义甚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性诉求，某种能使政权易手的剧变局势正加速酿成。托克维尔敏锐地觉察出一场同现政权生死攸关的较量日益临近，在1848年初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此刻，我们正在火山口上酣睡”。1月27日，他在议会辩论中更明确地指出：工人阶级表面上似乎很平静，但他们当中流传着这样的思想，即不只是要推翻一些法律或一个内阁，而是要推翻现今的社会并动摇它赖以建立的基础。    果然，事态的发展不出托克维尔所料。2月22日上午，由于一次盛大的宴会为基佐内阁所禁止，近干名巴黎民众游行示威且与市政府卫队发生激烈冲突，一场流血的革命爆发了。24日中午，起义者逼近杜伊勒里宫，大势已去的路易一菲利普宣布逊位并仓皇出逃。左翼各派的首领随即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其成员多为温和的共和派，如拉马丁(Lmartine)、加尼埃-帕热斯(Gamier-Pages)、马拉斯特(Marrast)、马利(Marie)、阿拉戈(Arago)。不过，屈从于武装民众的压力，它也接纳了激进共和派赖德律一洛兰、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工人的代表阿尔贝(AIbert)。当晚，声势浩大的起义队伍聚集在临时政府所在地市政厅的周围，强烈要求立即成立共和国。老革命家拉斯帕伊率领一个代表团进入市政厅，声称两小时内若不宣布共和，他将发动20万人游行示威。翌日，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临时政府确立共和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开始了。二月革命被视为“人民的春天”，“改革万岁”的口号此伏彼起，短期内法兰西弥漫着一种罕见的民族团结和举国欢欣的气氛。然而，至19世纪中期，共和制的观念仍未在法国得以广泛的传播和认同；共和派除巴黎较多外，在各地都不过是区区少数，尤其是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外省农民持保守立场。他们对共和国的回忆还与大革命造成的剧烈变动以及某些难以消弭的创伤——比如1793年旺代的农民支持保王党人发动反对共和国的叛乱，遭到残酷镇压——联系在一起。再说，农民阶层的经济要求同首都先进的工人阶级的主张有明显的差异，所以他们中多数AR是被动地接受了再建的共和国，坚决反对者由于散居各地而未能组织起有威胁性的反叛。这么一来，第二共和国从革命高潮向右滑坡的演进趋势便在事理之中了。诚然，临时政府采取了不少革命措施，比如取消七月王朝的参议院和贵族院，代之以全国最高立法机关国民议会，首届国民议会为制宪议会；在三色旗旗杆上系上红色丝条，以象征革命；废除先前两个王朝时期实行的基于纳税额的选举制度，建立普选制；政府设立一个工人问题委员会，为失业工人创办国家工场；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关于新闻、集会和政治信仰的自由等。但是，临时政府为了尽快结束人民运动并稳定资产阶级的秩序，不顾代表劳苦民众利益的左翼激进派别——他们需要时间向全国民众主要是农民宣传解释——的反对，强行宣布于4月23日举行制宪议会的选举。果然，选举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君主主义派(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获胜，他们在880个议席中赢取了750多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阶级则不到120席。革命的形势随即逆转，以政府解散国家工场为导火线，巴黎工人被迫发起六月起义，资产阶级政府的军队以罕见的野蛮和残暴将巷战的起义者淹没于血泊中。在12月10日的总统选举中，路易·波拿巴手持农民的选票而登上总统宝座。1849年5月举行立法议会选举，君主派结成的“秩序党”击败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新山岳党人)，该党在750个议席中夺得450席。于是，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达官显贵们熬过惊心动魄的革命剧变后得以卷土重来，在暂时的共和制门面下实施君主主义的“议会专政”。波拿巴总统则利用各派之间的矛盾与议会争斗，加紧培植和壮大自己的帝制派党羽，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一年后正式改共和为帝国。昙花一现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共和制实习”结束了。    《托克维尔回忆录》追述和评论的就是这样一段历史，其中的人和事，主要是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托氏本人在二月革命后重新当选为制宪议会议员，1849年6月3日至10月30日出任外交部长。关于这一时期，除了出自不同的史学家笔下的卷帙浩繁的断代史外，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政治家如基佐、巴罗、拉法耶特(LaFayette)、布罗伊和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也有各自的回忆录传世。特别要提到的是，马克思就这段历史撰写了两部时论与史论相结合的经典性著作，即《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上的著述对我们阅读托克维尔的回忆录都有助益。

内容概要

《托克维尔回忆录》作者托克维尔以当事人的身份回忆法国，1848年革命前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并对当时一些重要的政界人士及事件发表犀利的评论，不仅为后人研究1848年革命史增添了一份珍贵的史料，而且也为后人阅读学习《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著作提供了较好的参考资料。

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译者：周炽湛 曾晓阳  托克维尔（1805-1859），19世纪法国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政治家。托克维尔于19世纪法国大革命的血色黄昏中，深入考察了“自由平等”、“尊重权力”、“尊崇法制”、“主权分享”、“均势制衡”等原则对美国政治制度与民情的影响。托克维尔在西方被尊为社会改革先知，他的学说对民主思潮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 周炽湛，中山大学外语系法国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毕业后从事法语教学工作，现从事对外经贸工作。曾出版过多部译著。 曾晓阳，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法国史、法国文化与法语教学法研究。曾发表论文多篇，出版过专著一部、译著多部。

书籍目录

中文版导言 序言“记忆之描绘仅为我自己” 第一部分 第一章《回忆录》的缘起和特点——1848年革命之前那一段时期的概貌——这场革命的预兆 第二章宴会运动——政府安全——反对派领袖的忧虑——对大臣们的指控 第三章2月22日骚乱——23日会议——新内阁——杜弗尔先生和博蒙先生的感触 第四章2月24日——大臣们的抵抗方案——国民自卫军——贝多将军 第五章议会会议——奥尔良公爵夫人——临时政府 第二部分 第一章2月24日事件起因之我见以及我对事件将产生的后果的思考 第二章2月24日的第二天及此后的巴黎。新革命的社会主义特征 第三章旧议员在作决定时态度犹豫不决——我对欲做之事的思考以及我的决定 第四章我在芒什省的候选人资格——该省面貌——普选 第五章制宪议会第一次会议——该议会面貌 第六章我和拉马丁的关系——后者的踌躇 第七章1848年5月15日 第八章协和广场盛会以及六月起义的酝酿 第九章六月起义 第十章六月起义（续编） 第十一章制宪委员会 第三部分 第一章返回法国——内阁的组建 第二章内阁的面貌——至6月13日暴动企图之后内阁初期的行为 第三章国内统治——内阁内部的争吵——内阁面对多数派及总统的难处 第四章外交事务 附录 第一章古斯塔夫•德•博蒙眼中的2月24日 第二章与巴罗的谈话（1850年10月10日）——巴罗眼中的2月24日 第三章1848年2月24日的印迹——杜弗尔先生及其朋友为阻止二月革命所做的努力梯也尔先生的责任，他使得这些努力无济于事 第四章对1848年6月至1849年6月之间的《回忆录》 撰写提纲（1851年4月）——对约从六月事件起至我的内阁生活止这一部分的注解 第五章对《回忆录》待写部分的几段笔记（1851年4月回国路上） 第六章1851年5月15日我与共和国总统的谈话（我从意大利归来后第一次见他） 第七章宪法的修正——1851年6月21日我约贝利耶在家交谈。我们俩都是修正委员会成员 第八章罗马事件（立法议会1849年10月18日，会议报告）关于对罗马远征特别追加贷款之拨付的相关法案的辩论 托克维尔年表 译名对照表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不希望介入宴会风潮之中。我有大大小小的理由对此避而远之；这里说的所谓小理由——不，我更乐于说是不当的理由，虽则这些理由如对私人事务无疑是体面和冠冕堂皇的——就是这一运动的操纵者之为人和手段令我气愤、反感，我得说，宴会运动在政治上是拙劣导向，政客们的所作所为让我们产生了这种独特的感觉。 当时人们甚至在梯也尔先生和巴罗先生之间已经建立了一个紧密的联盟，甚至在反对派的两个派别之间——用我们议会行话说就是中间偏左派和左派——也实现了真正的联合。左派中存在着为数众多强硬、桀骜不驯的人物，他们几乎全都听信了梯也尔先生慷慨许下的席位诺言而相继被软化，被缓和，被征取。不过我相信，巴罗先生并没有被这类手段俘虏，而是被它愚弄了，这在巴罗先生还是第一次。不管原因如何，在反对派两个显赫领袖之间因而存在着一种至为亲密无间的关系。巴罗先生，这个往往将其幼稚、弱点及美德融为一体的人，竭尽全力去让他的同盟者获胜，即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辞。梯也尔先生让他一头沉于宴会运动，究其实，我甚至认为梯也尔已把他推入其中而自己却并没有投入，他的如意算盘是坐观其成，而对这种危险风潮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所以，他在巴黎与密友们呆在一起，袖手旁观一言不发，而巴罗先生单枪匹马跑遍了全国各地，三个月来，在每个驻足的城市中，他都发表长篇演讲，我看，他倒像那些从树丛中赶出猎物的人，故意弄得响声四起，以便把猎物吓跑出来，一头撞入潜伏一旁的射手的射程之内。我没有兴趣介入这场狩猎。然而，拦住我的主要的严肃的理由如下：面对那些希望将我拖入这些政治集会的人，我当时常常是如此阐述这个理由的： “十八年来第一次，”我说，“你们试图对人民讲话，以期在中产阶级之外寻求支持。倘若你们无法鼓动人民，我觉得这个结果可能性最大，你们在统治者和中产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支持统治者的——眼中，将变得比现在更加可憎可恶，这样一来，你们反倒使你们希望推翻的政府变得更加稳固；倘若相反，即人民被你们鼓动起来了，那么你们无法比我更能预见这种风潮会把你们引向何方。” 随着宴会运动的继续，出乎我意料的是，后一个假设变得最可能实现。领导这场运动的人自己开始感到某种不安，的确，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掠过他们的内心，但却无法印在脑子里。博蒙，当时是他们的骨干之一，我从他那儿获知宴会运动在国内制造的风潮不但超过了其始作俑者的期望，甚至超出了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不但不想再扩大而是想方设法去平息这场运动。在两院会议后，他们已有意让宴会不但从巴黎销声匿迹，而且在全国各地均不再举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千方百计想从他们误入的歧途中走出来。宴会运动最终是结束了，尽管这当然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最后结果。此前，他们或出于被迫，或出于冲动，尤其是为了挽回面子，都参与其中。政府方面用激将法推动反对派采取这种危险的做法，以为这样会导致它的失败。反对派为了不表现退却，硬撑起这一局面，两翼互相鼓动，互相刺激，于是相互推搡着走向共同的深渊。深渊已近在咫尺，他们却视而不见依然亦步亦趋。 我记得，二月革命爆发前两天，我碰巧在土耳其大使家的盛大舞会上遇见迪韦吉耶•德•奥哈纳。我对他怀有敬意和友情，尽管党派思想所可能有的缺点，他几乎都有，但他在缺点之中至少还加入某种存在于真正的激情之中的无私和真诚，在我们这个人们除了狂热追求私利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激情的时代里，这是两种罕见的优点；我们的关系允许我亲热地对他说：“鼓起勇气，我亲爱的朋友，您在玩着一局危险游戏。”对此他毫无惧色，严肃地答道：“请相信，一切都将顺利进行，再者，确实应冒些风险。不经受如此考验就没有自由的政府。”这个回答将这位果断但却思想狭隘的人刻画得入木三分，他虽狭隘但却才华横溢，以他的才华他对所处环境内一切都看得既清楚又透彻，但却丝毫没有想到环境是会改变的。他博学，无私，热情，暴躁，报复心强，属那种博学但又褊狭的人，这种人通过生硬的模仿、靠对历史模糊的记忆来从政，他们常把自己的思想禁锢在单一的理念之中，在其中热血沸腾，不辨是非。 至少政府还没有反对派领袖们那么不安。在上文提到的那次谈话前不久，我还和内务大臣杜沙特尔也交谈过一次。我和这位大臣关系良好，尽管八年来，我与内阁唇枪舌剑甚为激烈（在对外政策方面，甚至过于激烈，我承认这点），而当时他是内阁领袖之一。我甚至不知这一缺陷是否会让他对我产生不良看法，因为我认为在他内心深处，他对那些抨击他在外交部的同僚一基佐先生的人怀有一种相当深的偏爱。几年前，杜沙特尔先生和我在一次辩论中，共同支持赞成通过一项惩戒制度。这场争论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几乎可以说，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了。杜沙特尔先生不大像我上面讲过的那个人。杜沙特尔先生身体健康，彬彬有礼，而另一位则体质娇弱，性格执拗，有时甚至乖戾武断。他信奉的怀疑论，他那温和的冷漠，与另一位炽热的信念、冲动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杜沙特尔硕健身躯中包藏着极其敏锐、细腻、卓越的才智，他对事务的把握，表述时的居高临下令人钦佩；他对人性的不适当冲动，尤其对他所在党派的不当冲动的根由有透彻的了解，而且总善于把“心弦”及时拉紧。他不抱成见，不怀积恨，态度热情，平易近人，只要不与他的利益冲突，他总愿施恩予人；对他的同胞是蔑视与亲情兼而有之，总之，他是一个既不受人尊敬又不令人憎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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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