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李德辉  页数：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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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馆驿与文学这个题目好就好在它不仅偏僻、新颖，而且很有意义。馆驿，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地方。唐宋时期，正是这看来和人们关系十分疏远的馆驿却曾经和文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且不说这些小小的馆驿中曾经发生过多少可歌可泣甚至惊天动地的故事，不必说马嵬驿兵变、杨贵妃之死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唐王朝的国运，拨动过多少诗人的心弦；也不必说陈桥驿中赵匡胤黄袍加身，结束了五代十国纷争割据的局面，开创了天水赵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基业，引起过多少后人的喟叹，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举子们的赴京应试、漫游干谒，官吏们的迁转出使、贬谪流放，只要牵涉到“衣食住行”的“行”字，谁又能完全避免和馆驿打交道？又有哪位稍有名气的诗人没留下过和馆驿有关的诗歌？何况，馆驿地处交通要冲，官吏的送往迎来，笙歌筵宴经常在馆驿中举行；行人熙来攘往，又是信息传播的最好场所，于是馆驿唱和或题诗又成了一件时髦的活动。所以，唐宋时期在馆驿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曾经生产过大量的诗歌，其中更不乏优秀的作品。就拿家喻户晓的《唐诗三百首》来说，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杜甫《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李商隐《筹笔驿》，就都是以馆驿为题材或与馆驿直接有关的名篇。　　为什么小小的甚至荒僻的驿站能有这样的魔力，以至于诗人来到这里，就“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威蕤以馺沓，唯毫素之所拟”（陆机《文赋》）？对此，人们可以给出各种各样的回答，我觉得最值得重视的就是空间的因素。在古代，除了时间的流逝之外，就要算空间的距离给予人们情绪影响最为直接而明显了。在那个时代，空间的距离是一种难以克服的障碍。离开家乡和亲人，陌生感、孤独感、失落感都极容易产生，何况还有许多自然的和社会政治的因素，崇山浚川、毒蛇猛兽、疾疫灾荒、战争动乱、政治迫害……在漫长的鞍马劳顿中，一切都可以暂时忘却，一旦到了馆驿这个临时休憩处，紧张的身心得到暂时的松弛，于是旅途的艰危，异乡的羁思，客居的孤寂，乃至岁月的流逝，世事的沧桑，官场的失意，功业的无成，都纷至沓来，一齐涌上心头，形诸笔墨。处在这种环境中，叶落花开，鸟鸣猿啸，星沉月出，风起云飞，自然界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可能触动诗人那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到了“青云驿”，元稹不禁“悔为青云意”（《青云驿》），蒋吉则自伤“风尘犹满衣”（《次青云驿》），流落不偶。到了棣华驿，雍裕之、杨虞卿不约而同都想起兄弟，雍裕之有《宿棣华馆闻雁》诗，杨虞卿则梦见了兄弟并题诗一首。一个驿名尚且能引发诗人的遐思，何况还有前人的题咏，周边的山川，有关的历史遗迹和传说故事，驿中的种种社交和文学活动……？所以我觉得馆驿与文学这个题目实在是选得很好，要充分认识和了解古代的诗人和他们在旅途中写作的大量诗歌，馆驿和驿递制度的研究实在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馆驿与文学这个题目之所以选得好，还在于它很适合德辉来做。德辉可以说是我的学生。1995年，我曾为湘潭大学指导研究生，给两届研究生上过文学史料学课程，德辉是其中的一个，后来又曾主持过他的硕士论文答辩。他负笈沪上时，与我常有书信往来，讲述他学习的体会和感受，往往使我惊异于他兴趣的广泛，眼界的开阔，有“士别三日”之感。2001年博士论文答辩，我又是他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阅人。毕业以后，他来到当时的湘潭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和我同事两年多，期间曾参加了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的关系”，并完成了项目结题专著《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2004年我从湖南科大退休之后，他又协助我完成了全国高校古委会课题《全唐五代笔记》。所以，我对他有着较多的了解。我知道，在这以前，他在复旦陈尚君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唐代交通与文学》，论文中就有《唐代馆驿与唐人馆驿诗》一章，唐宋馆驿制度与文学的关系研究正是他原有研究的自然延伸和拓展。换句话说，对于馆驿制度与文学这个题目，他早已有了比较丰厚的积累和准备。我还知道，德辉为人治学最大的特点和优点是谦虚和勤奋。这个题目本身的性质规定，有关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而他读书细致，长于史料的搜集和分析，十分适合做这类题目。读了书稿以后，我觉得他并没有使我失望。　　《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共分六章。前两章“唐宋馆驿制度”上、下两篇主要是馆驿制度的研究，属于史的范畴。在这两章中，作者对于唐宋时期馆驿的性质、数量、种类、设施、功能、组织领导、驿道与交通工具、驿程的计算等作了系统而详尽的论述，还涉及人们很少谈过的水驿等问题。三、四、五这三章，重点在讨论馆驿制度和唐宋文学之间的关系。其中第三章“唐宋馆驿与文学”上篇讨论馆驿和诗歌的一般关系，第四章“唐宋馆驿与文学”下篇则侧重于馆驿文学的专题性的研究。第五章“唐宋馆驿诗个案研究”又以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和干越亭诗歌为例，对馆驿诗作个案分析。第六章“唐宋驿道的绿化问题”，则是附论性质。作者将历史的研究与文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将综合性的研究和专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将普遍性的面的研究和有代表性的诗人或馆驿的诗歌个案研究结合起来，这种安排是十分合理的。　　书稿虽然以馆驿制度与文学之关系为题，但作者始终立足于文学的本位，以文学的发展为论述的中心。在史的叙述中，由于作者大量采用了诗歌等文学作品中的史料，使这些千年前的陈旧的、琐屑的、枯燥乏味的事物变得生动有趣起来。我们可以了解到唐宋时期的人们在出行的时候，会遇到何种情况，使用何种工具，享受何种待遇，要遵守怎样的规定，保持着怎样的心态，一般的迁转和因罪被贬谪流放的官员有着怎样的区别，这无疑可以大大加深我们对那些旅途中产生的作品的理解。在有关馆驿文学的叙述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围绕着馆驿制度，唐宋时期包括馆驿诗在内的行旅文学是怎样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具有哪些独特的内容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段，它怎样推动着诗歌通俗化的进程，它怎样促进着诗歌的传播和普及。这无疑更可以深化我们对唐宋诗歌的发展的认识。　　在古人的生活中，出行实在是一件大事，在文学作品中也反映得特别多，馆驿诗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随着时间的流驶，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太大的变化。“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屈原《离骚》）早已不再是神话，现代交通工具远比“旦刷幽燕，昼秣荆越”（颜延之《赭白马赋》）的千里马舒适快捷，现代通讯技术使人与人的距离几乎等于零，缪斯之神也就从人们的旅行生活中悄然引退了。今年年初南方的那场冻雨至今仍然使人心存余悸。那时，几乎所有的受困者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手机给家人打一个报平安的电话，似乎没有人想到做诗，至少我们除了在电视上看到那些英勇抢险、互相救助的镜头外，没有读到过什么受困者创作的激动人心的诗作。我想，如果唐宋时期的诗人在驿道上遇到了类似的灾难，被困在馆驿中，他唯一可做的事大约就是写诗吧。所以，离开古代文学赖以生存的社会物质条件，离开古代的社会生活，离开对古人思想感情和创作心态的了解，对于文学作品的纯文本研究恐怕也是难以深入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感到德辉和当前许多研究者把文学和历史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方法，不但不是文学研究本位的偏离，相反，却是实实在在地将研究推向深入，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　　德辉要我为他这部书稿写几句话，于是拉拉杂杂写下了自己的一些感想，是为序。

内容概要

●“万叠银山寒浪起”，经济大潮的奔涌，不能不对学术研究有所冲击，然倘无学术之进取，则经济乃至整个社会都将难以发展。鼓励学术研究，推进学术进步，虽似逆水行舟却又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我社自1990年起开始编辑出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本丛书不强调策划、不刻意编排，虽不成系统而又自成体系。丛书作者不分老中青，不问知名度；入选著作长可百万言，短可数万字，举凡在中国文学发展史某一时期、某一方面或某一专题的研究上有所创获而能成一家之言、并经专家评定认为合格者，即可列入本丛书。我们将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编好这套丛书，把真正的学术精品奉献给广大读者，同时，也希望得到学术界的理解和支持。

书籍目录

序导言第一章 唐宋馆驿制度（上）  第一节 先唐驿传制度概说  第二节 唐宋馆驿的总量与种类  第三节 唐宋馆驿的兴建与设置  第四节 唐宋馆驿的领导体制与组织体系  第五节 唐宋馆驿的日常管理  第六节 唐宋馆驿的供给与经营  第七节 唐宋馆驿的功能与使用第二章 唐宋馆驿制度（下）  第一节 唐宋馆驿的建筑特点与内部设施  第二节 行驿与驿程  第三节 唐宋驿道及交通工具  第四节 唐代驿递制度  第五节 宋代驿递制度  第六节 唐宋水驿与驿船  第七节 其他各类店舍第三章 唐宋馆驿与文学（上）  第一节 唐宋文人在馆驿中的社交活动  第二节 唐宋文人在馆驿中的文学活动  第三节 唐宋馆驿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条件  第四节 唐宋馆驿诗概说  第五节 唐宋馆驿诗的多重性质  第六节 论唐人馆驿题诗  第七节 论宋人铺驿题诗第四章　唐宋馆驿与文学（下）  第一节　唐宋馆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第二节　馆驿与送别诗  第三节　唐代驿递制度与唐人异地唱和  第四节　馆驿亭店与唐宋行旅文学  第五节　馆驿诗与唐诗俗化倾向  第六节　馆驿——唐宋诗中的独特文学景观    第七节　馆驿与宋词第五章　唐宋馆驿诗个案研究  第一节　李白馆驿诗研究  第二节　杜甫馆驿诗研究  第三节　白居易馆驿诗研究  第四节　陆游馆驿诗研究  第五节　干越亭中客思多——一座客亭里的唐宋文学第六章　从唐宋诗文看唐宋驿道的绿化  第一节　隋唐两京驿路的绿化问题  第二节　从唐人诗文看唐代南方驿道的绿化    第三节　宋代驿道的绿化问题征引及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由此看来，所谓“三十里一驿”只是个一般规定，是个约数，实则视驿路的闲剧而定驿距，交通量大则置驿密度大，反之则小，此外还要考虑地势高下、水陆位置、居民稀密等因素，故《唐六典》卷五又谓“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地势险阻者，如自长安东出蓝田武关道，西通汉中、巴蜀道，地势起伏较大，驿距也变化大。孙樵《兴元新路记》所记兴元路上诸驿距离有的不到三十里，多数则超过了三十里。重要的驿道如长安至汴州驿道，被定为“大路驿”，道上候馆密集排列。唐代两京的距离，《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旧唐书·地理志》所记略有出入，取其平均数，约八百五十里，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考得三十四驿，不到三十里有一驿；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考得二十七驿，驿距三十里出头。地势平缓的东部平原区，置驿密度也在三十里上下，华林甫《唐代两浙驿路考》考出两浙干线驿程一千三百馀里，馆驿四十四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卷四记载唐五台山一太原一长安驿程，所经诸驿平均里距三十馀里。唐前期，甚至在边地列置的馆驿也接近这一标准，伯二oo五号《沙州都督府图经》中，沙州所管十九驿，驿距七八十里的也有，而以二十里、二十五里、三十里、四十里为多，取其平均值，接近三十里，这说明“三十里一驿”的记载是符合大部分唐代驿距之实际的，是可信的。　　《六典》所谓“须依水草”似非泛指，而是特指西北、北疆游牧区，其里距并不都是三十里，这也是可信的。长安至安西驿道及西域诸州道路，人烟稀少，驿距在六七十里以上。《武经总要》前集一八下云：“岷州东至故渭州三百里，开元中置八驿。”三十馀里一驿，这还是好的，瓜州、伊州间的大碛道九百里长途，才置十驿，平均九十里一驿，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