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志尼传

出版时间：1997-12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者：博尔顿・金  页数：281  字数：214000  译者：马清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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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志尼传》一书全面介绍了马志尼的一生。全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12章，概述了马志尼的生平经历；第二部分包括13-19章，具体分析了马志尼的宗教学说、责任原则、社会理论、民族学说及其对人的论述和文学评论活动。作者对这位为意大利的统一、独立和自由献出一切的革命家充满同情，讴歌了其光辉的一生。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这位伟人诸多自相矛盾的方面，注意到马志尼思想和行动中偏颇、有时脱离实际的一面，论述较为全面、客观。应当说，此书虽问世较早，至今仍不失为一部人价值的传记著作。

作者简介

作者:(英)博尔顿.金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在热那亚故乡第二章  青年意大利运动第三章  马赛第四章  瑞士第五章  伦敦第六章  革命第七章  罗马共和国第八章  再居伦敦第九章  马志尼和加富尔第十章  统一大业功败垂成第十一章  为了威尼斯第十二章  最后几年第十三章  宗教第十四章  责任第十五章  国家第十六章  民族性第十七章  民族性第十八章  文学评论第十九章  人

章节摘录

书摘    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如果一个人曾经以极端严肃的思想和感情暗自说过这样的话：我相信自由、祖国和人类，那他就是决心要为自由、祖国和人类而斗争，奋斗终身，永不休止，使用各种手段，面对从死亡到嘲讽的一切挑战，面对憎恨和轻蔑，鞠躬尽瘁，因为这是他的责任，没有其他原因。”    可是，加里波第虽然没有向马志尼露出变心的迹象，但他接受了国王的计划。萨瑟兰公爵的游艇把他带到了伊斯基亚岛，准备从那儿乘船去东方，但这时秘密泄露了；国王对事态的传开感到很害怕，赶紧背弃了这一密谋。马志尼试图劝说加里波第再访英国并进行已被放弃的外省之行(“纽卡斯尔是最好的地点”)；但他完全有理由对他和国王的缺乏诚意深感愤慨。他很有道理地怀疑，内阁之所以赞同加里西亚计划，就是为了让加里波第离开意大利，也许还要让他去送死。他“对形势不明很伤心”，决定“沿一条比较明确的道路继续前进”。种种事件促使他重新回到公开与政府为敌的道路上去。最可耻和最失策的条约九月公约签定了，如同在信件中所表明的那样，它似乎标志着放弃对罗马的要求。他愤怒地谴责投降这一“采取规避和欺骗方式的政策”，认为这大有毁掉意大利的危险。他写道：“我宁愿忍受50年的奴役，也不愿容忍国家的谎言。”他受了别人的欺骗终于相信，政府已经答应把皮埃蒙特的大片土地让给法国，换取它默许任何夺取威尼斯或罗马的举动。他与克里斯皮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后者迅速失去了他的尊敬。克里斯皮在议会攻击马志尼，说他已经用其共和理论分裂了国家。马志尼用了大量言论反击这位机会主义者，说他昨天还是共和派中最不妥协的人，如今却在炫示他新产生的对君主制的信仰。他倾向于中断那些把他与议会左派连在一起的微弱联系，认为“他们已经抛弃了昔日的民主热情，而采用英国议员的那种冷漠态度”。不过，只要政府尚有一丝进攻奥地利的希望，他就犹豫不决，不能完全与君主制决裂。“人和人类的道德进步是人独一无二的目的。”他致函一位意大利年轻人：“你必须终生劳作，以把你的自我变成通向理想、通向上帝的殿堂。”“靠近上帝，净化我们作为一个殿堂的良心，为爱牺牲自我——这是我们的使命。使自己更加美好——这是今日常规，必须成为我们工作的规范和祝圣仪式。”他为祖国所作的一切都以下述最高目的为目标，即意大利男男女女过上神圣的生活。“使自己更加美好，这必须成为你们生活的目的。宣扬美德、牺牲和对高于你们的阶级的爱；使自己有德并作好牺牲和爱的准备。你们必须既教育他人并使之完善，又教育自己并使自己完善。”马志尼这样直截了当地对意大利劳工阶层说，这表明他对蛊惑民心的政客是何等地不屑一顾啊。……                                               书摘1    无论是在颇有见地的时刻，还是在情绪低落的时刻，他始终没有中止他的工作。他的朋友们劝他退隐。他的父亲威胁他，母亲苦苦哀求他。对于后者，如果可能的话，他“本来是会屈从的”。如果有人挺身而出，前来承担工作的话，他本来是愿意高兴地摆脱一切的，至少他这样认为；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他本来会乐于退而采取曼佐尼的策略，致力于温和的道德教育和书本教育。但是这似乎也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任何言论或写作自由。他认为，唤醒同胞的唯一办法是为他们树立一种生活的榜样，为了他们，为了理想，自愿吃苦受累，不因身处逆境而向后退缩，不因无人响应而丧失勇气。人们决不会袖手旁观，因为别人会慢慢地跟上来。    他苦苦思索为什么过去五年的几次革命失败了，为什么无论是意大利的还是法国的或其他地方的人民对于要求自由的呼声竟然置若罔闻。他总是暗自思忖，为什么基督教取得了成功，而一个和它十分相像的、为了使人民获得社会拯救和政治拯救的运动却失败了。他从事实中找到了答案：那次革命没有掌握那种使基督教获胜的精神力量。这正是他在马赛宣讲的学说的主旨，但是他的宣讲充满一种比较神秘和玄妙的色彩，这无疑是由于他的低落情绪所产生的启示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拉梅内①当时对他的影响。法国大革命曾经迎合人们利己的个人利益、他们的权利以及他们追求幸福的欲望。它曾经成为一种对恶的反抗，而没有成为一项追求善的使命。它曾经发挥过作用，但这时它已完成了它的工作。自由权利和人类尊严的原则在理论上为各地所接受，然而远远没有达到实现的地步。19世纪在因袭18世纪，在仿效已经过时的先例。需要有一种新的原则使发展更进一步，而那种原则必须是有关精神的原则。“我们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失败了，我们必须作为一个宗教派别东山再起。”新的革命必须从“宗教热情”中获取力量，因为“只有它产生伟大的业绩”；它必须求助于人们的责任感，必须让他们懂得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工作。那时并且只有到那时，曾经有损于1831年运动和他自己的意大利计划的偏狭心肠、党派情绪以及虚伪态度等现象将在一种伟大信仰的光辉照耀下烟消云散，而那种光辉将成为高举的火炬，引导后面的群众勇往直前。    他尽管失望并对他那些朋友存有疑虑，但仍然相信，欧洲发动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有一个国家指明道路就行。他同样相信，意大利将成为那个国家。他认为法国由于墨守其大革命的传统已经丧失了领导革命的资格。对法国的强烈厌恶贯穿了他的一生，这时表现得尤其突出；他宣称，欧洲全体民众的进步有赖于从法国的政治和文学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关于为什么他要使意大利取得革命领导权这一点，他很可能会发现自己是难以举出一项令人信服的理由的。实际上，也许出于那种与其反复地扪心自问和毫无个人奢望的心理状态并存的预言者的极端自信，他为他的祖国争取首席地位是因为他希望它了解他自己的那些原则。    他的意大利计划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他的确准备一一虽然不无遗憾地一一支持一个保皇主义运动，只要它表示支持意大利统一。但是他不会支持一个抱有任何较小目标的保皇主义纲领。他仍然信仰共和政体，这既是为了意大利本身．也是为了给其他民主国家树立榜样。他仍然相信，在一个没有任何宪法所保障的自由，以致无法取得宪政进步的国家里，起义是实行改的唯一可行之道。焦贝蒂徒劳地向他着重指出，不成功的起义只会使爱国志士丧失勇气，并使压迫加剧。马志尼虽然答应不再鼓励起义活动，除非它在意大利国内爆发并与国外流亡者无关，但他仍然主张，起义是唤起民众的唯一手段。假如最初的几次起义失败了，那也无关紧要；它们将振奋精神．高昂的精神总有一天会导致胜利。他希望革命早日成功，但这种念头慢慢变得淡薄；他开始发现，克服惰性需要时间，也许需要一代人之久；专制政治的时代已经逐渐延长。但是每一次努力都使它们更接近终点；每一次懈怠则使终点离得更远。他不愿相信，牺牲和斗争是得不到报偿的，也不相信偃旗息鼓的等待仅仅起因于胆怯。他仍然继续做他的准备工作，虽然由于手头拮据、保密的必要以及在每一转折关头都困扰他的他自己日益增长的忧郁情绪，准备工作是断断续续的。1834年7月，第6期(青年意大利)杂志出版了；这是它的最后一期，但他仍坚持徒劳的组织工作，继续进行广泛的通信．从四面八方罗致支持者，向意大利派遣代理人，而这些人带回的是关于情绪低落、缺乏准备等同样一成不变的消息。    与此同时，他得到了参与瑞士政治生活的机会，并力图组建一个党派，以便为瑞士做青年意大利运动过去一直为他的祖国所做的事情。许多瑞士人自然憎恨一个外国人的介入。马志尼不理睬那种反对的意见，虽然如果有个外国人像他对瑞士那样对意大利指手划脚，他也许会第一个起来指责。他强调指出，瑞士在欧洲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谁也不能漠视它的命运。可以肯定，这时瑞士的政治生活为改革者提供了充分的机会。1815年的同盟条约①已经废除了拿破仑的比较开明的宪法。各州之间只有十分松散的联系；许多州被一些小的寡头政治集团统治着；阶级特权使工匠和农民受到了压抑。耶稣会会士的归来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宗教斗争，它有时险些激发内战。一次强有力的改革运动近来确实已经消除了某些州内存在的最严重的弊端；但是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加强各州之间的联系，并且这种范围狭小的以州为单位的生活有可能使这个国家因窒息而“死于泥潭”。当瑞士没有任何名副其实的中央政府时，它就不可能维护其独立地位或保持其种种传统。马志尼认为，这种情况还意味着缺乏真正的国家生活，即坚持一种中立政策，使欧洲这个唯一的共和国不能成为欧洲天平上的砝码。马志尼关于瑞士的理想是把瑞士连同蒂罗尔和萨伏依一起组成一个共和国的联邦，用一个真正的联邦政权代替1815年的安排②，该政权代表全体人民并对全体人民负责而不是代表州并对各别的州负责。他创建了一个称为“青年瑞士”的团体，并出版了《青年瑞士报》，以法、德两种文字每周出版两期，直到该报生存了一年(马志尼几次新闻冒险事业的通常寿命)之后，瑞士议会禁止该报发行并宣布将马志尼永远驱逐出境时为止。在该报的一些文章中，马志尼表现出他的最佳状态一一多些宽容而少些武断和说教。那个运动似乎没有找到任何足以致胜的重大措施，虽然它在年纪较轻的人们和新教教士中吸引了一些品质高尚的人。但是，不管马志尼的工作的直接成果如何，他的思想毕竟取得了成功。1848年的瑞士宪法体现了这些思想的要素，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两位宪法起草人之一的德鲁埃是马志尼的私人朋友。    意大利和瑞士加在一起也不足以使他心无旁鹜。在萨伏依突袭失败两个月之后。17名流亡者(其中有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波兰人)签署了一份“青年欧洲盟约”，其目的是想使之成为这三国共和主义者建立在马志尼原则基础上的一个联盟。当人们回忆起它那庞大的改革计划只是几个年轻流亡者的工作时，这听起来好像纯粹是吹牛。马志尼自己后来也承认，这个计划包含的内容太多，以致无法产生实际的效果。但当时他似乎曾对该项计划抱有很大的期望。它原计划是想成为一个“明智之士组成的社团”，观察和提供关于欧洲大陆民众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情报；同时它要成为一个有其代理机构“和无数其他手段”的有组织的宣传网。他特别寄希望于该计划的是，它将有助于“摆脱法国的束缚”，鼓励另一个国家一一出于偏爱，当然是意大利一一开创宗教和共和政制的新时代。事实上，除了曾派遣几个代理人前往法国和西班牙以及试图在英国组织几次会议而外，它似乎一事无成。但是在公众看来，该计划显得相当庞大，并做了一些工作使民主政治知道它的利益是国际性的。……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本卷包括马志尼传和对他思想的研究。很难说人们在英国或意大利已经作出任何重大的努力来处理这两个问题。因此，不管与题目有何不相称的地方，本卷可能还是有用处的。马志尼去世已经30年了，这使人们现在有可能把他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加以研讨；因此，作者相信，他对马志尼这个名人所给予的高度赞扬并没有妨碍他以毫无偏见的公正态度来看待这位政治家。现有的丰富资料使我们能够评价马志尼的政治工作，并且看起来任何尚未发表的资料均不会严重影响我们对其政治功绩的判断。就论述马志尼生平的个人生活方面来说，目前并非有利的时机。10年以前，我们本来有可能从很多人那里搜集到回忆往事的谈话，但现在他们声息全无。然而，作者深感荣幸，能从至今尚健在的极少数同马志尼过从甚密的人中间的两位那里获得非常可贵的资料。就现在而言，想收集一些个人的回忆录几乎可以说是为时太晚，而要充分利用马志尼信札为时尚早。确实，他的许多函件已经公诸于世，同时我还能利用很多尚未发表的函件，特别是他同彼得·泰勒夫妇的通信，这些通信我认为是异常可贵的。不幸的是，他的书信选集至今仅出版一卷，在意大利也许还有不少函件尚待发表。    本卷第二部分探讨的是马志尼的思想，在这方面作者深感力不从心，难以探讨像马志尼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这样浩瀚和复杂的体系。希望自己能抛砖引玉，促使更能胜任的作家来耕耘一块十分肥沃的园地。作者相信，马志尼的思想显露愈多，其重要意义将呈现在读者面前愈多。    我必须感谢那些怀着深情厚意帮助我撰写这本书的先生和女士。首先要感谢的是w．T．马勒森夫妇，因为他们慨然惠借彼得·泰勒的书信并给予我其他非常可贵的帮助；我还要感谢沙恩小姐，因为她允许我看到马志尼写给她父亲w．沙恩的几封信以及现在初次发表的“为种植者祈祷”的手稿；感谢米尔纳一吉布森·卡勒姆先生、多萝西娅·希克森小姐、马志尼·斯图尔特先生、P．s．金先生和加利亚小姐，因为他们让我借阅了出自马志尼之手的许多未经发表的信件。我还要感谢其他曾经帮助过我的许多人，尤其是阿什赫斯特·比格斯小姐、马里奥·博尔萨先生、詹姆斯·布赖斯先生、w．伯恩利议员先生、季乌迪塔·卡萨利一本韦努蒂夫人(承她让我借用其祖母季乌迪塔·西多莉的画像)、钱伯斯先生、费利切·达尼诺先生、G．加拉夫雷西先生、古德温夫人、伊迪丝·哈维小姐、H．M．海因德曼先生、考特尼·肯尼博士、露西·马蒂诺小姐、马森教授、c．E．莫里斯先生、多拉·梅莱加里小姐、D．内森先生、T．奥凯先生、蔡斯·罗伯茨先生、J．J．斯坦斯菲尔德先生、埃迪特里切．松佐诺书社(为了允许我转载怀特·马里奥夫人关于马志尼生平的一些描述)、w．R．塞耶先生和雷姆森·怀特豪斯先生。                                                                 博尔顿·金                                                                  1902年10月    此次重印使我得以根据最近一些有关马志尼的出版物对本书进行修改。自1902年以来，他的信札已有更多一部分印刷出版(包括《书信集》第二卷)，但除梅莱加里小姐收藏的马志尼给她父亲的信以外，它们并不重要。而且，除了坎蒂莫里的具有启发作用的《评论》外，在研究马志尼思想方面，我发现最近没有值得称道的作品。我还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以后的研究著作将无补于我们对他的了解。然而，我很高兴现在能够就他与科苏特①于1853年发表的宣言的关系问题以及西多莉太太于1833年出使佛罗伦萨的问题(见本书第68和169页)采取不同的看法。                                                                博尔顿·金                                                         1911年11月于沃威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