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反性现代化

出版时间：2001-8-1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者：安东尼・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斯科特・拉什  页数：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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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反性是当代社会理论的重要问题，在本书中三位著名的社会思想家深入讨论了今天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中的“自反性现代化”的涵义，触及到当代社会的政治、传统和美学等层面，贝克以其“风险社会”的视野，检讨了他关于自反性现代化的基本观念；吉登斯具体考察了现代社会的“制度自反性”和去传统化，进而论证了全球社会的发展，拉什提出了一个关于美学和文化解释的自反性现代化主体，强调对“审美现代化”和后现代性的分析。全书最后的回应与批判，三位作者对彼此的观点做了评判性的评价，进而构成一种综合的结论。

作者简介

乌尔里希·贝克，德国慕尼墨大学社会学教授。它东尼·吉登斯，英国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院长。斯科特·拉什，英国伦敦大学社会学教授。

书籍目录

前言1、再造政治：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初探   乌尔里希·贝克2、生活在后传统社会中   安东尼·吉登斯3、自反性及其化身：结构、美学、社群   斯科特·拉什4、回应与批评   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索引

章节摘录

　　亚政治区别于“政治”表现在：首先，政治体系和法团毒必体系之外的代理人也可以出现在社会设计的舞台上(这个群体包括职业团体和行业团体、工厂、研究机构和管理阶层中的技术知识界，熟练工人、公民主动权、公共领域等)。其次，不但社会和集体代理人而且个人也可以与后者相互竞争，争夺新兴的政治塑形权。　　如果把政体、政策和政治学之间的区别转移到亚政治之上(这相当于探究现代性的多样结构变化实践)，那么就会出现下列问题：　　第一，亚政体在制度上是如何建立和组织的呢?其权力来源、其阻抗可能性及其用于战略行动的潜力是什么?其转换点何在?其影响的范围是什么?塑形事物的广度和权力是如何紧随自反性现代化之后出现的?　　第二亚政策的实施有什么样的目标、内容和计划?在何种行动范围(行业、职业、工厂、工会、党派等)内?亚政策是如何被客观化、受限制、被实施并实现为非政策的呢?为达到这一目标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如“健康预防”、“社会保障”或“技术需要”)?又是如何做、由谁来做的呢?　　第三，亚政治学中出现了何种能够观察到的组织形式和论坛?什么样的权力位置已经被打开、巩固并转移到这里了呢?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有否关于一个企业或一个团体的政策(劳动、技术或产品政策)的内在冲突呢?有否非正式的或形式化的联盟支持或反对某种战略选择呢?专家、生态保护者和女性主义者或工人团体是否在行业团体内部或工厂的劳资关系中发生了分裂?后者表现出何种程度、何种性质的组织(非正式接触、讨论集会、行业法规、特殊杂志、集中公关、代表大会或职业道德准则)?　　在文化研究文献中有一种试图理解当今社群和集体性的富有成效的努力。这种文献对于理解社会变化是很有价值的，因为霍尔等人为分析社会阶级之重要性的衰落、较之社会因素而言文化因素之重要性的增加以及较之生产领域而言休闲之重要性的增加提供了必要的工具。所有这一切对于社群形态变化和集体特征的形态变化具有重大影响。……　　　　　　书摘1　　正如施文格尔所指出的那样，上面提到的自我组织并不“是指自由社会力量的旧式传统主题”，因为这些力量现在正调转枪口反对国家的政治权利。“更确切地说，自我组织意味着这些自由力量在社会的最深层次中，在经济、社群和政治活动中的重新统一。自我组织意味着(自反性的)社会亚政治化。社会安康的定义、某一种具体的政治权力的技巧、公众和平的保证、关于这个社会的政治历史的具有煽动性的主张，所有这一切的场所和主体都发生了分裂。它们可以为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所利用，同样也可以为政治制度所利用。”　　权威性的决策和行动的国家正在让位于协商性的国家；协商性的国家的作用是搭台唱戏、安排对话并给予指导。可以说现代国家的协商能力较之其单方面的等级制的行动能力更为重要；目前这种行动能力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在本世纪末的晚期现代性中，“(传统的)国家作为‘特殊的造物’、作为独立主权的结构和作为等级制的协调者正在萎缩。”萎缩并不是失败的同义词；而失败正是大众对政府的普遍的抱怨。相反，成功也具有杀伤力。国家的萎缩往往正是自我组织的另一面，即社会的亚政治化；它有点像是被拯救回来的乌托邦。如果浓缩到象征符号的层次，政治所描述的是其直接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简单现代性中的国家的经典问题部分得到了解决，部分则在活跃的社会中被遗忘了，但自反性现代性对政府的挑战则根本未被觉察到。　　社会科学家在应付死亡的概念时遇到了障碍。然而，东欧集团的垮台表明，确实有政府发生中风这么一回事。排除了“制度死亡”的可能性的人忘记了我们目前正在应付急剧的社会变化；临床诊断已经死了很长时间的僵尸制度却死不了。比如说，阶级党派中没有阶级，军队没有敌人，在很多情况下某一政府机构声称能使事物启动或保持事物运转但实际上这些事无论如何都是要发生的。　　如果说政府的任务果真已经死亡而新的任务必须得到界定和构建，那么便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新任务到底是什么任务以及如何界定。伯雷特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标准，即社会利益团体的“协商能力”。他认为，如果社会利益团体能够自我组织，能够在社会和政治舞台上被有组织的能动者赋予发言权和重要性，那么这种协商能力便得到了满足。相比之下，必须展露出来的政府的新任务没有协商能力，但能够且必须使之具有协商能力。对尚未出现的世界和我们周围的自然世界——或者说对一种超国家的理想的全球秩序的建构——的至关重要的生存利益的侵害便可作为一个例子。“所有的在不同的人民团体和机构之间原则上‘可以协商的’问题领域都能够‘社会化’。这就意味着它们能够在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在多边协商系统中得到解决。这也越来越关系到法律的设计；在法律设计中政府主要只得到了对情境的中心控制权。”换言之，象征性政治的古典领域可以清空，委托给社会中组织起来的亚政治。　　如果因为缺少直接伙伴或这样的伙伴在适度的时间内不能够有效地代表任何利益团体而导致出一些“不可协商的”方面，那么所有这些“不可协商的”方面原则上都应被作为政府任务或功能性任务来对待。当“生存准则”受到影响或出现应对子孙负责的假设时，这种情况永远是适用的。在出现“遍地蔓延的灾难”时，它也同样适用。　　　　在不久的将来，只有以灾难为代价才可以设想解除管制。因此，在这些领域中，国家致力于解决那些暂时没有社会竞争的问题，如在生态问题中。据说可以为此要求“过程垄断”。国家必须允许或者甚至希望每次分配给它的任务都不永远属于它自己，而是要通过不断出现的竞争得以不断地解决(即“社会化”)。　　　　这并不仅仅是危在旦夕的政府责任领域的重新界定，而是一个相当根本的问题，即似乎具有“永恒性”的任务以及对此拥有管辖权的机构是否已经失去了有用性。那么，自反性政治就不仅仅意味着创造发明，还意味着对政治的清空。例如，武装力量是否为国家本质的一部分(从黑格尔到韦伯到施密特的所有理论几乎都要求我们相信这一点)是绝对值得怀疑的，而且在这充满矛盾情感的年代里必须使之受到怀疑。　　所以，这并非在旧形式中诉求新的政府任务。相反，这个论点的核心是，这种新任务同时会迫使国家采取新的任务管理形式。政府必须实行自我约束和自我克制，必须放弃某些垄断并暂时克服其他垄断。　　　　“自由放任”的看守政府和干涉主义政府的权威性的总体计划都不能满足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的需要……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这样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中其他系统的现实的建构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在从内部无法控制的外在性面前，处于危险之中的是受监督过程分化的功能系统的自我限制；在监督过程中，(科学中的政治或政治中的科学)相互干预的视角得到了创造相互兼容的认同的视角的补充。　　　　超越左倾和右倾?　　　　事情是否可能是这样的呢?欧洲仍然有政治党派的旧景观，但已有征兆表明，在今后的几年里这种旧景观将被侵蚀到其最深的底层?自反性现代化是否相当于一次使“党派地质学”彻底改观的长期地震呢?当今使我们深为震惊的不安是否可能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呢?是否可能事实确实如此但引出的却恰好是其对立面呢?也就是说，是否可能因为人们失去了左右对立的政治秩序的支持所以他们便复兴了左右对立的秩序?也许这实际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这种空间关系上的隐喻放之四海而皆准，把它用于政治则古已有之；它以两极对立的方式简化了(负载过重的)复杂性，使之敏于感受行动，这是一种资产，其价值随着世界秩序的瓦解而升值。　　当然，经验主义的政治科学证实了平民大众对左右对立模式的感知是中肯的、有效的。对那些接受调查的人和在社会科学中工作的调查者来说，事物发展的方式可能是一样的：他们别无选择。然而，在无依无靠的情况下，他们利用过去的概念作拐杖帮助自己继续向前，尽管他们明显地意识到了这副陈旧的拐杖十分脆弱。　　……

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　　中国古代思想中历来有“变”的智慧。《诗》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　　照史家说法，“变”有三个级度：一日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日百年期的缓慢渐变；第三种变化并不基于时间维度，通称“激变”或"剧烈脱节”。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倘使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之变，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也许正是这第三种。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象，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　　其实，现代性不只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问题，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样是一个难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做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诗人韩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韩波的吁请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选一些重要篇什，编辑成系列丛书，意在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性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所选书目，大多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尤以8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和论著为主，同时兼顾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欧陆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更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显得尤为复杂。有人力主后现代是现代的初期阶段，有人坚信现代性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规划，还有人凸显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分期差异。然而，无论是主张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还是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另一种形态，它都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个关节点。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到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和文化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进　　程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诚然，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冲突非常尖锐。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这也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启蒙运动以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文化运动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种“反叛角色”。个中三昧，很是值得玩味。　　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波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　　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遭遇现代性，反反复复地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和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　　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世纪之交，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现代性，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　　是为序。　　周宪许钧　　1999年9月26日于南京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三位大家就同一主题共同商榷的结晶！但形书内容有点散漫！
•   有点难懂，如果你仅仅想了解社会学的话，这本书不怎么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