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儒学启思录

出版时间:2008-04-01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者:成中英,麻桑  页数: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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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更是实现生命的学问。孔子虽肇其始,但儒学的根源却在生生不已之易。孔子晚年好易,也足见孔子对宇宙生命体会之深。孔子对宇宙生命的认识更增进他对人文的关怀,因而《系辞·传》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宇宙智慧能转化为生命智慧,生命智慧并转化成为积极的道济天下与能爱,这就是儒学的精髓所在。   儒学也是开放的学问,尊重传统,梳理传统,使其成为价值的楷模,行为的参照,更作为建构现实与创造未来的起点与资源,这也可说是儒学能够持续发展的原因。当然这不是说,儒学没有走入死胡同的现象,也不是说儒学未曾有过偶像化,形式化,教条化的陋习,但儒学的精神却是要在开放的学习过程中超越偶像,打破形式与取消教条的。论语中说“君子学以致其道”。所谓学显然是一个开放自我,接纳经验,思考问题,建立知识,实践以成德的过程。今天人类面临知识整合,制度翻新,社会重组的大时代,儒学应更能够发挥它温故知新与推陈出新的学习精神。现代企业也讲学习组织,可说是企业的儒学化。    “新新儒学”并无标新立异的意思。其实它就是更本体化,更实体化,更机体化,更全面化,更充实化,也更实用化的儒学。是肯定本体与体用的本、体、用的一体开放的体系,非线性的多方面与多层次立体的发展的儒学体系。举例来说,内圣与外王的问题是德与权、知与行、人与我、天与人的问题的集合。如何王而圣,圣而王,不是单线或直线发展的问题,而是整体的双向的多元的循环渐进的发展问题。 本书论述了成中英先生的本体世界。

书籍目录

序前记:简述成中英先生的本体世界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超融朱王:唐君毅论知与良知以及对大学的诠释论德性本体伦理学(东方)与权利后设伦理学(西方)之综合 ——作为人性与理性之综合的道德正当:权利与德性共有的辩护21世纪的新探索:天道、人性与文明义利之辨与儒家中的功利主义创造21世纪的人类命运:全球化经济发展与儒学及儒商的定位新新儒学的意义及其发展:文化本体意识与人的本体诠释——成中英先生访谈录 (一)东西横摄与推陈出新  (二)知识与道德之间  (三)变的本体与乐的境界  (四)本体诠释的诠释  (五)圣王之辨与儒学取径“义”“利”“害”观念的现代诠释——以叶适功利伦理学说为进路兼以朱学为基本参照成中英先生学术年谱

章节摘录

  论德性本体伦理学(东方)与权利后设伦理学(西方)之综合——作为人性与理性之综合的道德正当:权利与德性共有的辩护成中英  生活共同体(Life-Unity)的两个尺度——伦理和道德  伦理可以得自本体论和历史,特别是人类个体(humanperson)的本体论和伦理本身的历史。伦理与人类个体的道德行为及人类社会的道德关系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需要把伦理从道德中区别出来。道德必须实行道德正当,而倘若道德个体的道德正当不仅对个人也对社会产生了影响,它就是伦理了;伦理必须保证公众一般的善得到保持和合理的辩护,而倘若其中卷入了个人的思考和修养,它就成了道德。因此尽管道德和伦理是可区别的,但却不能把他们各自分开。它们同时处理一个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可能做什么/不可能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对作为人类、公众和社会的一部分的人自身做了周全的考虑。  我们之所以可以对“道德”和“伦理”这两个词既互换使用又加以区分,其原因在于他们代表了同一人类共同体(个人与社会的共同体)的两个尺度。它们必须对人的存在、人怎样存在以及为什么要保存和养成他的人性并保持其社会性、一个人事实如何及其应当如何这些问题做出解释。尽管“实然”和“应然”从概念上说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按照我们对人类个体的本体论的理解,人之所“实然”导致和说明其所“应然”,反过来,人之所“应然”也会反映和说明其所“实然”。我们可以把道德称作见于个体的人性内在的尺度,而把伦理称作见于社会的人性的外在的尺度。道德和伦理统一在一个道德——伦理的理论中,并充任这个理论的两个尺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的实存与人类社会的实存共同为道德实践和道德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基础,对二者的综合不仅反映了道德和伦理是如何起作用的,而且阐明了道德和伦理与人的本体论如何根本对应,阐明了作为人性和理性的人类理智与道德和伦理如何根本对应。  ……

编辑推荐

  《新新儒学启思录》中“新新儒学”并无标新立异的意思。其实它就是更本体化,更实体化,更机体化,更全面化,更充实化,也更实用化的儒学。是肯定本体与体用的本、体、用的一体开放的体系,非线性的多方面与多层次立体的发展的儒学体系。举例来说,内圣与外王的问题是德与权、知与行、人与我、天与人的问题的集合。如何王而圣,圣而王,不是单线或直线发展的问题,而是整体的双向的多元的循环渐进的发展问题。 《新新儒学启思录》论述了成中英先生的本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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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大家风范,有深度。
  •     由于现代化理性体系的建立完成,问题便俨然不是清末中西之争那么简单,因此,在现代化之语境下,其根本就废绝了所谓“融合中西道德与功利”的两重传统讨论,也就没有了所谓的和谐共存。现代化先设的条件即是:中国的传统就意味着落后,而落后则需要被更新。中西之争由此被抹杀,取而代之的是古今之争。而其最终目的则在于使中国的一整套传统思维强制纳入现代化理性体系之内,其表现即是代议制、宪政制的推行,简言之,即是个体趋利为合法、个体人身价值应被承认、及对先验的圣贤道德制礼作乐与圣王天子的彻底否定。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与士阶层结合的大传统和与宗族结合的小传统——则面临巨大的冲击,整个中国社会则被强制要求转型,某种情况下,“乌坎民选”等事件即是这种在现代化冲击下无意识被纳入漩涡的表征。传统层级统治社会的根本核心其实是“德治”及更深层次的“礼乐——天道”理念,而这则面临着取代与挑战。因此,新儒家面临自唐宋佛教入侵以来的第二次西学冲击。按汤恩比所言,能否顺利应战,即意味着我们这个文明的兴亡。
      
      显然,传统理念能否说服被民主(即追逐个体功利合法为核心)所牵走的乌合之众是这次应对危机的关键。目前,以道德言教推广读经(如净空参杂佛教诱导众生归向传统文化)无疑是无力且荒诞的,其最终会使得儒家丧失精神而沦为宗教。而以蒋庆为首重新揭橥公羊今文理念无疑是讨巧的(这个跟晚近廖季平、康南海、皮鹿门、蒙文通欲以今文文法或公羊章句以立说;熊子真晚年著《乾坤衍》欲仅凭礼运与周官章句而立统的套路一脉相承),其皆急功近利欲借一二经立秩序,以章句设制度,并依附格义西方民主论点,无异于本末倒置,其实亦是丧失儒家精神。
      
      在这种情况下,成中英《新新儒学启思录》则认为,问题其实仍然是中西之争,或言之为中西两种不同传统的分立,因此,很显然,其认为牟宗三、熊十力等新儒家强行解释儒家章句,如提“良知坎陷”,无异于强扭儒家经义做肤浅迎合之功,恰是如此,才凸显传统的无力衰微。所以,其提出“本体诠释学”理念,即如果中西之争被理解为“本体贯通下的两条分离路径”,则中西共有一个人类精神本体,进而分立与冲击不过是取执两端而已,所以,一旦追溯本体上的同一性,问题自然化解。这不禁让我想起之前先生回信所言“尤有要者,则揆之古今学术脉络,体用之说不立,儒家道统之连续性谱系,即难有突破性创获也。”又曰“惟体用不二之论,则不分今昔,始终一贯,为吾儒血脉所在,不可动摇焉。”可见,也隐隐透出这种路数。
      
      因此,以下将成中英对几个关键名相的释义列出并予以分析:
      
      本体诠释学:本体是本而后体,本是根源,体是体系,本体是指宇宙呈现的生动活泼,生生不息的整体,具有时间性、空间性、生命性和创造性,但如何用人类的心灵与理性来表达及说明这一个活生生的宇宙本体,以诠释为用的根本学问。
      
      天道:其认为,孔子事实上并没有把“天”与“道”连接起来,如果“道”代表的是人真理和国家的真理,它当然会自然而然的扩展开来,包含世界或者实在的真理。“道”是天之道,因此它同时代表了创造的根源以及创造活动的终极实在。
      
      因此,他的论述方式即是将中西体制的解决归结为人,而人恰恰是诠释本体的存在,其可以基于本体去诠释外物,同时亦能通过诠释来认知本体。说白了,就是不要执着于理论的定义和框架,进行门户与道统的硬碰硬或强加附会格义,而是在形而上融汇中西的差异。如今是两种传统的知识性对峙,而本体意识其实就是知识得以“清如许”的源头活水。
      
      而至于其天道之说则是一个颠覆,传统意义上自程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至朱子提“理一分殊”对峙佛教,至熊十力参照唯识宗而提“体用不二,性相不二”其实都认为道德、礼乐乃至君主制度皆具天道的合法性。而在他这里则直接将“天”神圣性一层去掉,大抵以“天”为形容词,是修饰“道”的至善境界,如此,道又依于人之灵动本体的创造性。这即意味着,传统的儒家理念可以在我们的手里不断假以新的诠释,只要能融合中西两种制度,则不算是离经叛道欺师灭祖,仍然是坚守我们的道统。
      
      因此,其又提出一个“超融”的概念,即在走向现代化的理性伦理的同时,一个现代化的儒家仍不应放弃德性论的关注,最好能在德性论的基础上发展理性,又能在理性论的基础上融合德性。此又意味着外在的管理(成中英始终避免以民主和宪政来定义现代化,而认为其是一种新式管理的方式)与内在的伦理应兼容,这即是“超融”。简言之,传统的道德从宋明开始的诚意与正心、慎独,乃至阳明心学都是讲从意念发端处来评判定义事件的对错。而现代化语境下,则于此相反,是从效果与后果来定义好坏。因此,“超融”即是讲我们不应再固守儒学心性评判的门槛了,民主、宪政乃至诸多形式,实际上是公义主义,最终是实现集体利益的,而儒家也并未对此否定。(如孔子的庶之、富之、教之;如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亦为之;如认为梁惠王的“利吾国”现在已变成“利吾国民”)所以,义利之辩已需要重新解释。而成中英已成功论证了儒家肯定公众利益追逐的正当性,那么其实也等于他论证了儒家传统与民主宪政的兼容并包。
      
      最终,我认为,其本于儒家发展的三大精神,即“天人合一”,“人己合一”、“知行合一”,而衍发出了一整套观点,其实应该还立的住,其结论则在于形成一套“德性的功利主义”或“效果论的功利主义”来统摄或统合功利与德性的观点——即“新新儒学”,可以说对中西,或现代化与传统的冲突已部分的解决。其余细节虽有可讨论出,然主旨分明清晰,较晚近论学者尤高一筹,能脱离以儒家传统来格义与比附民主,其读来本身就比较舒服而不诘曲,应为一大哲学问题的解决。
  •     ——聆听UIC国际儒学大会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演讲札记
      
       高令印在《朱熹与新儒学》一文中曾说:儒学的发展有三个时期。第一期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仁者爱人,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孟子提出居仁由义,亲亲、仁民、爱物,尽心、知性、存心、养性、事天,发展了孔子内圣成德之教。董仲舒把孔孟原始儒学与阴阳家结合,形成天人感应论,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了东汉产生道教,三国两晋南北朝玄学大兴,到了隋唐佛教传入中国,又占了优势。宋明时期,以朱熹为代表把孔孟儒学具体化,创立了新儒学(理学)。后人称之为儒学复兴运动,复兴于佛学道学的打压,是第二期。
      
       儒学发展的第三期,是本世纪20年代以继续儒家道统为己任、服膺宋明儒家学说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新儒家(新儒学)。梁簌溟、熊十力、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陈荣捷、余英时、刘述先、蔡仁厚等。是为现当代的儒学复兴运动。
      
       新儒学在当代有前两期不曾有过的特征。
      
       一是面对的打压不同。新儒学面对的打压不再是天竺而来的佛教,而是西方来的基督教和随之而来的现代性。现代性才是现代文化的主干,核心是“一人两论”,即主体人、理性人,历史目的论和事物本质论。主体人包括绝对个人,其价值自立。则既有认识论主体上的意义,也有商业交换主体上的意义。二是回应的问题不同。儒学在伦理学上尚有立足之地,但在随科学技术而来的分析的时代,分工时代是几乎无作用。儒学不能分开真、善、美,三者不自立,各自不能达到极致。儒学以善代美代真,是一项与非洲,南太平洋岛民的原始思想同一层级意义的边缘学问。原因是儒学还停留在伦理学阶段,上升不到哲学层次,便没有抽象性便难以达到普遍性,不能提供客观可以掌握控制的清晰标准。儒学术语既不数量化,也不能概念化;呈为意境、意向,通过意会来体认把握。其逻辑犹如禅学的顿悟,其因果流动不居,随人事境的变化、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三是所处的地位不同。新儒学不再有本体地位,而只是诸多文化谱系中的一个。它对于当代主流文化只能是提供反思的资源,补充参考的地位。
      
       儒学只能对过度的关于人的主体化、思辨抽象化和历史目的论的现代生活做一个反思、补充的资源。所以,它只是类似的情感论诸多谱系中的一个,“后现代”学的一种。
      
       的确,儒学本身拿到现代性面前看,就有许多后学的特征,正如程中英先生演讲所说的一样:
      
       第一,儒学不是固定化的体系,是开放、动态体系;是人之成为人、人之再发展的关于现象、理由、根源的认识。人需要了解自己,儒学是一种渠道。人的问题只有靠人自己来解放,必须要靠自我,要有新的自觉。新的问题常来自对人的新认识、人的新自觉、人的新需要。
      
       大危机反映了人的新困境。金融危机反映了人的贪婪和自欺,明知其为非还要做。好的方面是冒险精神,不好的方面是自我欺骗。人这样做(“明知其为非还要做”),其理由何在?原因何在?至今没有探讨。生态危机,是人类肌体的放纵。人类文明工业化方向是不是对?机械文明到科技文明,西方现代化作为方向,其实,反映了人类的无智无知,无智慧,要以儒学去检讨。人该不该自私?如何解决人的自私?这就需要哲学的、宗教的观念。西方找人,找“宗教人”,找“神本主义”;如“上帝人生观”、原罪、“神本主义”,这是(一直以来)解决现实困境的潮流。但中国儒学有自己的“人本主义”,有自己的“人”。儒学还是回到人本身。人依靠自己而非上帝。回到人本身。“人”不是万古不变的性质,人要不断对万物、对自己的存在不断有了解,对“人”的意识要有新的发展。近代中国人的问题是“人”的发展不够,这是儒学的新机会。
      
       第二,儒学是“人”的发展之学。在人的发展中,儒学有不同过程或阶段。古典时代孔子反思人,反思的是人的深度存在——人性——的认识。说人不是自私的,人有基本伦理:关怀他人。人们在相互关怀下才能存在。没有他人就没有自己,这是孔子对中国人生存环境的认识。孔子是“人文主义”,也是“天文主义”。他强调天人合一,天诞生人,说明“人”有人与人、人与天的(关系)价值。人者,仁也,自己与他人。助己助人,为他人即为自己。助人即为助己,成己即为成人,成人即为成己,与宇宙天地连在一道,是人本体的宗教。儒学“理想的人”不限于自己、限于自己的利益、不是唯人。所谓“仁者(爱人)”,是“四时行焉,万物生焉。”
      
       儒学成为主流时代;汉武帝很重要,与罗马对基督教推广的意义和作用是一样人。儒学能发展到政治层面,原因在于儒学很有用。儒学在现实生活中对人民、对国家有帮助,今天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人类生存不能只靠斗争,只有靠相互协调。办法是认识对方,尊重对方,了解对方;前提是善意。
      
       宋明儒学阶段;宋明儒学是儒学的“内在化”。儒学是人的心性,内在义理,不仅是外在克己。道德不是空洞。“现代化”一词在英文中的科学定义是“自我保护”。但自我保护能否天地一体的人文宇宙情怀,这靠的是人的本性、心性、义理的教育养成。人的源头活水是对人的自身的认识,这就在宋明理学中有渊源,即怎么创造人的自我存在。荀子认为人的开始是源于“气”,从“气”到生命实体,再到“自觉”。自觉即觉人觉己,觉到天地,人在天地之中。人不是天地之尊(西方),不是“征服”宇宙自然。征服就是消灭人自己,人与宇宙是一体的,从而就获得关于人的“知觉”。知觉到知识,再到智慧。人由此找到新的出路,(这就是)义理。
      
       宋明理学从周敦颐到王船山,到刘启山(?),都谈到“人文生态”,即文明的更新,在“人的自我更新中实现生态更新”。人的更新在自身思考,自我整合(内我、身体的我的整合)而获得人的更新。儒的宗教不是外于人的,而是在自己更新中的儒教。这是儒学的义理:从“天地”、从“人体”,到“内外”中更新,才是人类发展的基本伦理。
      
       听到成中英演讲到这里,想到有人描述现代性采用了二分法。一种现代性是启蒙的现代性,一直以来是显学,理性主义(目的论、本质论)、逻各斯大行其道。一种现代性是浪漫的现代性,草蛇灰线,伏笔千里,直到后现代学中绝地而起。在文学上是荒诞主义,在哲学上是现象学,在心理学上是弗洛伊德无意识,在政治上是东方主义,在文化上是唯意志论、尼采主义,在意义学上是阐释学……不料想,当儒学从体制的废墟中翻检出来之后,拍拍灰尘,加入了这浪漫的现代性之后学序列之中,得以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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