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官人法研究

出版时间：2008-04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作者：[日]宫崎市定  页数：449  译者：韩昇,刘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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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试图打破成见，纠偏补漏，完整、准确地摹绘九品官人法“本来的历史”，揭示作为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强大支柱和教育最强有力的”指挥棒”的选士制度探索、尝试。选择最终走上“科举”（“考试”）道路的过程，从而深化九品官人法乃至整个选士制度的研究，并为当前的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士制度。它与"继汉开唐"的魏晋南北朝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九晶官人法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一些基本的、重要的史实尚未得到合理的阐释。

书籍目录

宫崎市定和《九品官人法研究》新版解说前言第一篇 绪论一从汉到唐一、分裂与统一二、汉代的贵族与豪族三、三国的分裂四、汉魏革命与九品官人法五、九品官人法的贵族化六、魏晋革命七、西晋的灭亡八、东晋的中兴九、宋齐时代十、寒人与勋品十一、梁武帝的新制十二、陈的兴起十三、五胡纷乱十四、北魏和南朝十五、孝文帝改革十六、北魏的贵族制十七、北齐的贵族制十八、北周政权下的新倾向十九、隋朝的统一二十、科举的起源二十一、隋朝的灭亡二十二、唐帝国的特性第二篇 本论第一章 汉代制度之一斑一、汉代制度的特色二、汉代阶级及其起源三、士与庶民四、清流与浊流五、曹操政权的出现第二章 魏晋的九品官人法一、是九品中正还是九品官人法?二、九品官人法的起源三、九品官制与九品官人法四、乡品与起家官的关系五、起家官与乡品的关系六、乡品与官吏生活七、官僚金字塔的内部结构八、九品官人法与秀才、孝廉九、九品官人法与制科、试经十、秀孝制度的衰颓十一、州大中正的设置十二、对九品官人法的批评十三、九品官人法的贵族化第三章 南朝时期流品的发达一、江南政权的特征二、尚书对人事权的控制三、九品官制与九班选制四、清要官的发达五、军府僚属特别是参军的发展六、门地二品的成立七、士族的范围及其特权八、寒士的实态九、勋位的成立十、官僚金字塔构造的变迁十一、寒官的发达十二、将军号的发达第四章 梁陈时代的新倾向一、梁武帝的制度改革二、流内十八班三、流外七班四、起家之官五、蕴位、勋位与胥吏的起源六、将军号七、梁武帝的贵族主义八、学馆与试经制度九、梁代的秀孝与中正制度十、陈代的任子制第五章 北朝的官制与选举制度一、北魏统一华北二、鲜卑与汉人三、孝文帝的新官制四、流外勋品与人流的问题五、武官的入选六、北魏的中正七、详定姓族八、北魏的秀孝制度九、北魏的封建制度十、起家之制十一、厉行考课十二、北魏末期的选举问题十三、北齐统治下的新倾向十四、北周的复古主义十五、隋代的新制度十六、中正的终结与科举的成立第三篇 馀论——再从汉到唐一、官僚制与贵族制二、贵族与豪族三、士人与胥吏四、南朝与北朝五、中正与科举跋附表第一汉魏之际百官表参考文献制度史词语索引宫崎市定著作年表

章节摘录

　　第一篇　绪论一从汉到唐　　一、分裂与统一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　　这就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三国演义》的开场白。反映出非常朴素的历史观。然而，在朴素中，我们切不可忽视其重要意义。根据演义的历史观，从周到秦的中国历史，是从割据走向统一的过程，如果忽略其间的楚汉纷争，则在汉代达到统一的顶点，而从东汉末年开始，又进入了分裂的时代。　　分裂和统一，只是政治的表面现象。倘若像楚汉纷争那样短时期的现象，姑且不论，但如果持续甚久，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追究其原因。也许这个原因意外地同历史的本质问题密不可分。　　历史学是极其具体的学问，同时也是重视抽象化的学问。其抽象化的方向，有可能发展成为哲学理念，但也有可能尽量将历史现象还原为数量，分析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而把历史作为一种力量关系的学问。上述分裂与统一的问题，概而言之，也是一种力量的关系。一个社会在某个时期，必定存在着要求统一和希望分裂的势力。前者强则社会走向统一，或者保持业已形成的统一。如果后者势力大，则社会走向分裂，或者延续分裂状态。　　汉帝国由西汉和东汉而得以维持四百多年的命脉，就是因为要求统一的向心力强力作用的结果。这并不是说汉朝的政治周到完美，使得帝国成员都能获得满足。　　……

用户评论 (总计16条)

•   　　“胥史之弊，勿宁说是封建割据之弊也。”？我的觀點正好反著，“胥史之弊，勿宁说是中央集權之弊也。”封建割據之弊的話，胥吏早就有能力分邦建國了，如同封建制那樣，可胥吏沒有這種實力，他有實權但無法和中央抗衡，站在中央的立場上來看，胥吏的對中央威脅是“他們要罷工，沒人給我幹活了”。真要像朱元璋那樣猛人，把他們全殺光，他們的活我一個人干，胥吏對中央一點威脅也沒有。胥吏所謂的“上行不能下效，上令无法下达，极大的钳制和剥夺了中央力量”恰恰是中央集權的弊病，中央管不過來不是地方上跟它搗亂，而是全能政府包管一切的不可能，它做不到。它如果能做到，那蘇聯的計劃經濟極權主義就是可行的。如果樓主看過米塞斯、哈耶克就很容易理解，人們憑藉自願聯合無意中形成的自發秩序不是中央理性計劃行政命令所能取代的。樓主對此卻非常陌生，看的不是古代的秦政中央集權，就是馬克思列寧現代秦政，所以左傾的嚴重。官能做到無封建，吏卻做不到無封建？誰信啊？文革中不就做到了？柳宗元《封建論》中的建議真要實現，結果就是文革，就是斯大林主義。方向錯了，走的越遠錯的越嚴重。胥吏之弊，是極權主義全能政府不可能的現實證據，解決它就是要民進國退，分權放權。而極權主義的惡性循環卻是：問題是由集權造成的，卻認為是集權的不夠所以沒解決，於是更加集權，結果問題更加嚴重……如此通往奴役地獄之路。
  　　我碼字不易，為防止浮生删了我的評論，我另外備一份。
•   　　一，“与大清共天下”：积弊之深
  　　作中国官僚政治的重要载体，胥吏在整个社会运作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多数情况下，百姓接触到的并不是代表国家或政府的官僚，而是作为官府最基层的胥吏。柳宗元《封建论》中说:“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天下之治，始于里胥而终于天子。
  　　数额多，握实权，积弊重，此胥吏之固弊。《通典》上计，唐中期，文武官员和胥吏共有368668人，而其中的胥吏就有349863人，是官员数的近20倍，可见惊人。明清际，顾炎武也发出“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于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的慨叹。清代尤甚，有“与胥吏共天下”一说。
  　　作为一个无法忽视的阶级，胥吏不仅活跃在底层政治舞台上，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叙写，《红楼梦》中“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中门子的道尽机关，薛蟠伤人案中官吏勾结的改判，《儒林外史》中牢房衙门中的刁吏，《水浒》中，列位英雄好汉大都曾被陷害入狱，而列位管营和差拨又大都是敲诈勒索，胡作非为者（更不必说故事的第一主角宋江宋押司本身就是胥吏之一员）。足可见胥吏影响之广积弊之广，民怨之深。
  　　
  　　二，流外与科举：胥吏的产生与发展
  　　 1，九品之外：胥吏的产生
  　　论起胥吏之害，大多文章都把原因归于国家行政对于专业人才的需要上，而在宫崎市定的考察中，胥吏的产生本身就是中央集权政治对贵族政治让步的结果，品官（士）与流外（胥吏）的分离本身是中国近世官僚制度显著的特色。
  　　在宫崎市定的考察中，胥吏一词的诞生与“九品官人法”密切相关。而所谓九品官人法，本出自汉魏，是曹操把他在魏国试行的取人法推广到全国，本来意图是在即到的汉魏革命中，对东汉官吏进行资格审查，以选入魏朝备用。根据职务重要性分成的九品（即官品）和该地中正据其德行评出的九品（即乡品）对应，按照宫崎市定的考察，大概是乡品一品对应官品五员，乡品二品对应官品六品，以次类推。其精神本在于审查个人才能德行，重视才德胜过家格，但在其后的实施中，此制迅速贵族化，势家子弟无论品行如何都被授予高的乡品，轻易就能获得乡品二品（即以官品六品起家），而寒门子弟奋斗的最高境界也不过是乡品二品（极少）。于是，在五六品（官品）间的官僚线被冲淡，而六七品（官品）间的贵族线加深了，从此“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卷四二《王弘传》）。
  　　而身为人事信用调查长官的中正（“九品官人法”与“中正法”常一起实行，故世多称其“九品中正法”，而宫崎认为，此会使研究重心偏向中正，从而忽略了其本质）亦渐成为地方的附庸，也助长了初衷本是重人才胜过重家格的“九品官人法”渐渐倾向贵族化和门阀化发展，人才论先是转向品行论，而后成为门阀论。
  　　而其后梁武帝的对“九品官制”的改革，使之更具有浓厚的贵族色彩，他把过去九品中七品以下的官品抛掉，称为流外，而将以上六品重分九品，从此，官分清浊，品有高下，高者上者为贵族垄断，而寒族，只能充当流外官、勋官，汉时姑且是寒士的令尹一职从此也不再是品官，而成为庶人，如此，在九品官位中，贵族官品与庶族官品就此断裂，两不相侵。而“胥吏”正是在此基础上诞生的，正是为了称呼这种新的身份，在梁代开始使用。
  　　此后的每次改变，九品虽略有更改，但都是在贵族线之上，九品实际成了门第高低的标志。也就是说，虽然九品官人法的运用是官僚制的，但它的基础是贵族制度，而胥吏的产生，正见证了官僚制度对地方贵族的妥协与让步，其后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央集权与与地方权力的争夺和转换。
  　　
  　　 2，权力下移：胥吏的发展
  　　在内藤湖南的研究中，宋以降为近世的开端，贵族政治衰落，向君主独裁政治转变，而从六朝到隋唐，见证了贵族制度的全盛，及由此而来的衰败，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说的正是六朝时况。而所谓贵族，正是豪族与政治结亲的产物。为了垄断地位，地方豪族极力与政权接触，而此时的贵族一旦产生，便产生极顽固的力量，朝代交换对其地位影响甚少，其官位由豪门垄断，似不需从国家获官，亦无感恩，其存在本身即是国家统一的威胁性力量。
  　　自隋自统一后，中央集权开始试图向贵族势力施压。此时中正权限已被收回，隋文帝三年，废郡，由州直接统辖各县，对官员的任命权也随之收归中央，故吏部急需铨选出大量具备资格的州县官吏以供使用，选举制度亦随之改革，此即为科举雏形。
  　　始隋朝举贡士，设明经、进士二科取士，唐承隋制，虽增明法、明字、明算诸科，但仍以明经和进士为主，主要考察的是经学与文学，后更以诗赋为主要考察内容，需注意的是，这正是因为文学正流行于贵族社会。也就是说，唐科举尽管是以官僚制为初衷，却仍不免带有取悦贵族的成分。此后，每年所录五十余人中，虽仍有多数出自门阀，但比起从前地方贵族政治的垄断，仍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进步。
  　　而随即产生了其它问题是，科举的目的是铨选是地方行政官员，而其考试内容决定了其只是考查出文学知识和文章水平，而一旦考生通过考试被吏部任命为官，其所面对的不再是辞章，而是专业的地方事务问题，如税收，治灾，司法，而这些是他多年文章学习之道上从未学习过的，王安石形象地描写他们的窘状：“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乃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吏部的委派决定了他没有时间去专门此类专门知识，朝廷的清规戒律又决定了他不能犯错，于是，除了寻找私人性质的幕僚之外，在行政上，他们不得不倚靠具备专门性知识及地方经验的胥吏。对地方性、专门性知识的需要，此即一。
  　　而胥吏发展的原因之二，在于官员任期制度有缺。
  　　从明朝始，为避免地方官在任久，对地方情况熟悉产生流弊，官员任期越来越短，亦即“回避制”，知府、知县三年一任，地方官一到任，就打算调离，所谓“五日京兆，不安于位”。而法网又森严，一旦触及即是杀身之祸，于是，地方守令兢兢守法，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事则交托胥吏（而胥吏往往来自本地，深谙当地民俗）以求自保，于是不可避免，大权旁落，行政权下移。胥吏成为枢纽，胥吏之害不可避免。
  　　
  　　三，流弊与方案
  　　胥吏的产生本身是官僚政治对贵族政治妥协的产物。其源于流外，地位低下，在此后一直如此，在仕途上几乎无升迁可能，而俸禄极廉，此也决定了吏与官不同的利益追求：官僚求仕，胥吏无仕可图，转而求利，即以敛财为生。其本身来自地方，对地方事务的熟悉和对实际权力的掌握使其可能把自身利益转化为朝廷的意志。对官员，可欺上或与之勾结，对下，可仰仗着官府势力，使乡民逆来顺受，年长日久，关系盘根错节。他们只知为自己谋利益，故黄宗羲说：“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也就是说,由胥吏制定的种种条例，其实都是符合胥吏自己的利益的。
  　　而年长日久，地方胥吏由利益关系形成集团，官员成为傀儡，乾隆时人邵晋涵即言：“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名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嘉庆帝亦言：“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诺成风，皆听命于书吏。举一例牢不可破，出一言唯令是从。”他们挟制主官，监守自盗，敲诈勒索，盘剥百姓，不胜枚举，更以对律例的操纵及徇私舞弊形成恶名，胥吏之害由此酿成。
  　　宋变法中，王安石曾提出针对胥史“饶之以财”（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亦即“高薪养廉”；针对官员对拥有专业知识者的需求，王安石提出应改进科举制度，废明经，考策论，以期学以致用。但实际上，无论王安石，还是张居正，其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其学是败给反对者，不如说是败在了胥吏身上，“天下之患，盖在治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鲁一同《胥吏论》）”，纵有再好的改革，实行起来却只能靠胥吏，政策再好，也无法下达，根本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效力。
  　　
  　　四，本质问题
  　　如上文说，自宋以降，中国进入近世，君主独裁的力量压倒贵族势力，中央集权的力量加大，对官僚亦形成较大压制。科举制度对中国造成深远影响，其起源是对贵族制的反弹，意味着官僚制度的对贵族制度的战胜，中央权力对地方权力的压倒，是中央集权的强力保障。但因其内容之弊，选出的官员缺少行政事务中所需要的专门技能，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故一旦临人决事，往往只能授权予吏胥，而君权强盛，为避免官僚专权，令其不能久任，地方官亦以求自保，失去对地方事务的热心。于是政务官和事务官日渐分化。
  　　一面是皇权限制，一面是官员式微，胥吏以其专业性灵活参与地方事务，庞大的胥吏队伍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以及专业化和地方化，使各级官署保有一定的行政效能，保证官僚机器顺利运行。但随着权力的下放，胥吏渐成为地方实际事务的掌事，中央再难控制地方，胥吏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孳生繁殖，如一张暗网笼罩地方，上行不能下效，上令无法下达，极大的钳制和剥夺了中央力量，形成了新的地方弊病。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胥史之弊，勿宁说是封建割据之弊也。
  　　
•   　　 宫崎市定先生是闻名遐迩的历史学家，而这部《九品官人法研究》更是其代表作，尽管宫崎先生自己对于这部著作还不甚满意，但同时也承认没有写出比它更好的作品了。当然这恐怕是宫崎市定先生的自谦之语。从我读这本书的感觉来看，是从一开始的颇不信服逐渐到后来的豁然开朗。不信服的是觉得作者在某些细节问题上的考证还不够严密或是其自己对于部分推论也带有一些假说的成分。但随着阅读的不断深入，才认识到作者并不是就历史的某个小环节做出周密的考证，他的立足点是在解释一个相当宏观的时间段内的政治走向，也就是通过九品官人法这个具体的制度来探视整个由汉到唐的政治变迁过程，正可谓以小见大。当然，由于在一些细节上的论证不充分，在史料的运用方面也有疏漏之处，使得我对于这部著作还有不少的困惑之处，但正如韩昇先生在序言里所说的：“他已经突破了清代考据学的框框，引入解释学的方法。”宫崎市定关怀的是在大量拥有史料的基础上，将史料背后的整个历史脉络揭示出来。下面就试着将这本书的大致的梳理一下，并谈谈自己的看法。
  　　 从书名上来看，作者将其命名为《九品官人法研究》，其中的“九品官人”让读者会大概感知到这本书要谈的应该是他们所熟知的“九品中正制”，但作者的着力点却是“九品”而非“中正”。作者认为《魏志》卷二二《陈群传》和《通典》卷一四等记载的“九品官人法”，是意味着九品选任官员的办法，至于中正所评判的九品是乡品九品，其和官品九品是有极其紧密的联系的，而中正评定的乡品九品和中正一道，至隋代已经消失，相形之下，官品九品对于后世的影响更加久远。在这里，作者推断官品九品和乡品九品应该是几乎同时出现，但对于官品九品制度开始的时间由于资料的缺乏而没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仅仅是利用了《通典》里有关曹魏时代的“官员表”。但是根据一些学者的考证，《通典》中关于曹魏“官品表”的记载恐怕大多与实情不符。所以这样看来作者将官品九品与乡品九品联系在一起的史料根据就不是很牢靠了。紧接着，作者又认为九品官人法既然是按九品选人为官的办法，那么中正评定的乡品九品无疑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作者显然是用逻辑推导的方法得出的结论，而这一结论也成为了全书论述的前提条件。在这里，九品官人显然是重点，而中正评定的乡品九品只是进入官品九品的一种途径，所以，作者通篇都是以他所认为的重点——官品九品来进行阐述。
  　　 作者认为九品官人法之所以会成立，是由于在汉魏两朝交替之际，新兴的魏王朝需要对官僚体制做重心的调整，在对于汉廷旧臣的吸纳过程中，为了既能保持平稳的过渡，又能确实吸收人才，就不可避免地要对他们进行资格审查。九品官人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这种需要而创立的。为了进行审查，中央政府如果自己着手，就难免会使那些汉朝旧臣觉得不公平，而不利于审查的实施，所以将它委托给本籍地来进行，由此产生了郡国的中正。而中正评定的乡品是以官品为前提的，若其判定某人具备二品官的才德，就会评其为第二品，但并不意味着该人入仕后马上就被授予二品官，中正的评语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对未来预测的成分。青年人在仕途中被除授的初始官职一般被称为“起家官”，通过例举一定的实例，作者推断出乡品和起家官的关系是“起家官大概比乡品低四等，”也就是说乡品二品，起家官大概就是六品。这一推论成为了作者全书论证的主要线索。但同时，九品官人法中又有部分环节类似于汉代的“任子制度”，高层官僚的子弟们可以获得品位更高的起家官，这也为该制度后来的贵族化转向埋下了伏笔。与之同时，传统的秀孝制度日渐凋零，因为从汉末开始，地方上的各郡都形成了豪族的顺序表，亦即地方上的贵族阶层秩序已经形成，而中央政府通过与其保持联系，也逐渐构建起类似的贵族统治。贵族的子弟们是不需要通过较为严格的秀孝制度入仕的。
  　　 随着州中正的设立，州中正参与郡中正的人事，因而产生了司徒——州大中正——郡大中正——郡小中正的统属关系，那么就形成了某种上下级的关系，中正因而逐渐丧失了独立性。而随着政治制度的贵族化、门阀化的倾向，中正的评价标准有德才转向了门地。而既然仅凭门地授以相应的乡品，那么中正也无须进行相应的评价活动了，因为门阀是靠历史积淀形成，只要有相关的历史记载就可以做出判断。而在当时，中央的尚书保存了大量的履历，人事的铨选掌握在尚书和吏部的手里，所以中正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中正给予的乡品自然也就没有了权威性。由于中正隶属于司徒府，和尚书不是同一系统，中正逐渐滥授乡品成为必然趋势，乡品膨胀导致了官位的膨胀。所以尽管以前的乡品二品可以获得六品的起家官，但现在拥有任官资格的人已经泛滥，所以从何种六品官起家就成为了更重要的事。某些官职如“秘书郎”，因为是清官，没有太多的行政职责，所以为贵族子弟所喜，争相竞夺。而一旦从此类官起家，也就表明其家族的地位。所谓的“门地二品”也就是此种贵族门阀制度的产物。与贵族相对应的是所谓寒门、寒士，尽管他们也有自己的地位，也有晋升的可能性，但由于受到门地二品的挤压，在南朝，除了天子侧近的权势人物之外，越来越少见到跻身于正常官场的寒士，他们的政治舞台大为缩小。
  　　 按宫崎氏认为的乡品与官品的换算关系，乡品五品可以为官九品，那么乡品六品以下呢？作者认为九品官之外的官庶人是可以担任的。随着贵族制的日益壮大，庶人可以攀升的官职被封堵在六品以下，这个特殊的区域内的官职就被称为“勋位”、“勋品”。
  　　当然，南朝的贵族制度也潜藏着危机，在宋齐时代，由于清官无法完成实职工作，所以君主们从后门引进寒士、寒人，掌握机要，不知不觉地将实权重新夺回。这对于贵族们是危险的信号。而且，由于这一时期的王朝更迭，军人们为新王朝的建立立下功劳，作为表彰，将军的封号也日渐泛滥，这对于旧贵族来说又不可接受，因为因军勋获取官位的人多了，地方上承担徭役的人就减少了，施政难以为继；而军勋出身的地方官的素质低劣，造成了地方政治的混乱。
  　　 梁武帝时期进行了官制的改革，新的官制划分了流内十八班，流外七班，并且还有三品蕴位和三品勋位。流内十八班只属于门地二品，流外七班是寒士阶层的起家官，经历此官之后方可进入流内。蕴位、勋位是庶人就任之官。除此之外，还有独立的将军官，流内就有十品，二十四班。作者认为梁武帝的改革是要调和贵族制度与官僚主义，梁武帝又想保留贵族制度的精神，又希望发掘出更多符合官僚制要求的行政人才。除了官制改革，梁武帝还改革了考试制度，其以国学为中心的试经制度尽管还充斥着贵族制的色彩，但无疑已经对贵族子弟做出了一定的约束。陈朝基本上沿袭了梁朝旧制，但由于其是在战火中建立而起，所以出现了很多一代之内晋升为高官的家族，而他们获得了贵族化的任子资格，这种任子制也破坏了旧的贵族制度，尽管这一制度本身有可能发展出新的贵族，但由于陈朝的灭亡，这种新贵族化过程也戛然而止。
  　　 在北朝，由于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其政治上也出现了贵族化的趋势，但由于种种原因，北朝终究没有发展出南朝那种完善的贵族制度。而北魏分裂后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政权都出现了瓦解贵族制度的因素。北齐是由于考试制度的推广和流动资本的勃兴。而北周是因为全盘的复古主义政策。北周灭亡北齐后，隋文帝杨坚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隋王朝。杨坚是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抑制贵族制度的倾向非常强烈。开皇三年，开始废郡，实行州直接统辖县的制度，并将过去由长官辟召的州县上级僚属全部改由中央派遣品官担任，并且由一定的任期。这样就打通了中央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联系，严重了动摇了贵族制度生存的基础。但由于过于激进的地方制度致使隋朝的统治基础受到破坏，成为灭亡的原因之一，但对于贵族制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既然州郡僚属已经不用本地人，那么中正的职务也就随官职一起消亡了。而科举制也正是在这宏大的政治演变中破茧而出。
  　　 以上就是对全书的大致梳理，其中自有不少遗漏之处。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本书读到后来豁然开朗，就是因为我越来越发现这不是一个专门研究九品官人的专题，而是一部恢弘的政治演变通史。在绪论中，宫崎先生已经就汉唐之际的政治走向做了粗线条的阐述，而最后的余论更是与绪论相对应，点出了汉唐间的政治趋势就是贵族制的盛衰。宫崎市定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如韩昇先生在前言里所言，给予了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论以强有力的实证支持（内藤湖南认为中国中世的重要标志就是“贵族得势”）。
  　　 贵族制度尽管在汉唐之间数百年的时间里，构成了中国政治的主旋律，但终于在唐代之后慢慢衰亡，至赵宋时，中国已是处于绝对的君主专制之下了。汉唐之际，多逢乱世，又值外族入侵，中华文化得以延续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由地方大族演变成的政治贵族。在这期间，尽管出现了好几次的反动，如曹魏时期，刘宋统治的中后期，但贵族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北方的异族政权也有贵族化的改革，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因素就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但其在政治文化上的垄断地位又使自身渐次丧失了自主更新的能力，遂成为阻碍整个社会前进的因素。北朝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发展出如南朝般成熟的贵族政治，但南北朝最终统一在奉行集权官僚制的隋文帝所建立的隋王朝之下，不得不说明官僚制在与贵族制的竞争中最终胜出，并成为以后中华帝国的主导。毕竟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下，官僚制显然要比贵族制有更高的行政效率。宫崎市定先生的这本书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贵族制度的兴衰史。
  　　 诚然，如我前文所言，本书在一些推论上还有待商榷，我们也可以当做学术争论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但无论如何，这本书值得再三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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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是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经典之作，本文主要是读书之后的收获和思考。同时，为进一步探析魏晋南北朝的贵族政治，还参考阅读了川胜义雄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和唐长儒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1．宫崎市定 《九品官人法研究》 中华书局 北京 2008
  　　 2．川胜义雄 《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2007
  　　 3．唐长儒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 1955
  　　
  　　 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以九品官人法为线索，从它的设立原因，特点，影响，变化和衰亡等方面来品读大师们对魏晋南北朝政治进程的论述。对不同观点进行了比较论述，并就中日学者研究差异发表了一些看法。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汉帝国的土崩瓦解，带来了制度上的真空，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当此之际，曹操变革制度，引领潮流，建立九品中正制，开魏晋南北朝组织制度之先，对后世影响至深。
  　　
  　　一． 为“九品官人法”正名
  　　设置中正官，以九品评判人物，作为中央选官的依据，这套制度一般被称为九品中正制度。
  　　宫崎市定反对这种称法，他说“从三国的魏开始到晋代，中正的活动为世人所重，却于其后的南北朝时代寂寂无声，到隋朝突然废除，人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因此，用“九品中正制”一称“不足以表现此项制度的全貌”而必须回归其原貌，称之为“九品官人法”，他还强调说“阐明这一点之后，我的研究就生动而顺利地取得进展”。
  　　 通过阅读《九品官人法研究》，我们可以体会中日学者对这一制度的着眼点与研究路数的不同。中国学者立足于中正官之上，主要研究中正官的职权及其影响。如唐长儒先生的《九品中正制度试释》就很详细的论述了“中正的职权，组织及品第”。之后中国学者大多把研究核心集中在制度史的研究之上。而宫崎市定代表的日本学者则不同，他把名字称为“九品官人法”，就有强调政治进程的意义。他不愿局限于制度史，而是将制度作为政治社会变化的反映，论证社会形态的演变。再比如川胜义雄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完全以政治社会变迁为中心，说到底，更像一部政治史。
  　　 本来，这两种着眼点与研究路数并无高下之分优劣之分，但若是仅拘泥于一点而不及其余，则不免有一叶障目之弊。制度与社会，政治紧密结合，以研究制度为线索来揭示社会的变迁，是我们在学习历史时应该注意的重要方法。
  　　二． 设立“九品官人法”的原因
  　　关于设立该项制度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宫崎市定，唐长儒，川胜义雄三位学者就有不同的看法。
  　　1． 宫崎市定
  　　他认为，这套办法是为了再汉魏更替之际吸收汉朝旧官僚进入新的魏王朝，为新旧王朝的人事交替服务的。“毫无疑问，实行九品官人法的意图，在于对官吏资格的审查，特别是对革命后想在魏朝当官的东汉官吏的资格审查。魏朝不能无条件地全部吸收东汉的官吏，原因有二：一是东汉末期的官吏选择极为混乱；二是不能保证东汉官僚中没有始终拥护东汉政权而反对魏朝的人。为了建立新的魏朝，有必要清除浊流官吏和反魏分子，九品官人法就是为此目的而设计的官吏审查制度”。
  　　2． 唐长儒先生
  　　他从多方面入手分析，主要提出了四点原因，一是黄巾起义后，人士流离，政府选举无法查考乡间的评论。晋书卷三六卫瓘传所载请废九品中正疏就说“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时选举之本耳”二是要顾全乡闾评定的旧传统，因为豪族的兴起在东汉之初已经出现，至汉末两百年，是一股强大的势力，他们发起的乡闾评定不可能一下子废除。三是新兴魏朝压抑大族，减轻他们在选举上的威权。四是统一舆论的目的，晋书卷四五刘毅传上书说“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那么总的来看，可以把该项制度设立的原因归纳为曹魏集权于世家大族妥协的产物。
  　　3． 川胜义雄
  　　他对于六朝贵族制度的研究，把核心建立在“乡论”之上。“乡论”就是各地的舆论，具体的说，就是在各地进行人物评论，主要是甄别，支持当地的贤者，有德者。“乡论”兴盛于汉末的清议运动，到魏晋以九品中正制确定下来，所以，川胜义雄把该项制度设立的原因归根于乡论的发展。实质上谈的就是“自营农民在主体上的强大”。
  　　三． 中正官的角色及其变化
  　　中正官在九品官人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宫崎市定对他的作用作出了独特的研究。主要分为两面：一中正参考乡论，对当地人物评定乡品。中央政府在采用这些人物为官吏的时候，根据乡品授予官品。宫崎市定研究的一大成果，是明确了乡品与官品的对应关系。例如乡品二品的任务，任官之际，按低四级的六品官采用，以后官阶可以升迁到二品官为止。这样依据乡论品定的乡品，被置于官僚体系的基础之上。二宫崎市定还从变化的角度考察中正官。他说，随着贵族地位的不断巩固，就九品官人法也固定下来。根据家格在一定范围内任用为官吏，进退黜陟。这样的工作，由中央的尚书，吏部来做就足够了。如此一来，州郡的中正就变得无事可做。然而，这个时期，外战内乱频繁发生，所以必须在地方设置重镇，府州等地方政府拥有庞大的机构，中正便被赋予了选举地方人事的新任务。……不久，中正逐渐变为多余……到了隋朝被废。
  　　大致是这样个过程：中央品官任免依据—→品官家格化，职能单一—→尚书权力日重，中正失去对中央官员选举的权力—→成为地方幕僚—→隋朝被废
  　　唐长儒先生也对中正进行了研究，他把中正品评人物的依据分为三项：一是家室，中正都有记录。二是状，参考人物的行状，如才能和德操。三是品，品主要还是参考家世的资历。
  　　四． 九品官人法的影响
  　　九品官人法自魏开始，延续至隋朝，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在制度史上并不多见，对政治，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读完《九品官人法研究》后，感觉主要的有两点：
  　　1．确立了贵族政治。首先，官分清浊是一大变化。清官高门子弟垄断，始登捷径，步步高升；浊官为贫寒者的归宿，没有多少升迁空间。在此过程中，中正扮演着士族政治的维护者。之后，人物品定完全依据门第，官分清浊，品依门第，士族门阀政治日益成型得势，“此乃魏晋南北朝社会具有根本意义之一大变”。到了梁武帝时，又有了品官与流外官的区分，士庶任官截然分途。“贵族制”获得了制度上的确立。
  　　2．唐宋变革。宫崎市定的前辈内藤湖南提出了独特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即：
  　　第一期 上古 从上古到东汉中期（----公元100年），是中国形成独立文化并向外扩张的时期。
  　　第一过渡期，从东汉中叶到西晋（公元100---316年，中国文化停止向外扩张。
  　　第二期 中世 从五胡十六国到唐朝中叶（公元317—820年），外部民族压迫中国，外来文化如佛教等流行时代。另一方面，中国内部贵族得势，中国文化因贵族而得到维系。
  　　第二过渡期，从唐末至五代（公元821年---959年），外来势力鼎盛时期。
  　　第三期 近世 从宋以后到清代（公元960年---1911年） 前代的贵族没落，政权归于君主，文化归于庶民。
  　　 宫崎市定通过九品官人法解剖魏晋南北朝中国政治社会的演变，给予内藤湖南时代区分论以强有力的实证支持，让假说成为有历史支持的理论。随着九品官人法而确立的贵族政治，覆盖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它的影响直到唐末才完全消除。可见，这段时期确实可以称的上是“贵族时代”。
  　　
  　　
  　　五． 衰亡（科举的兴起）
  　　宫崎市定对九品官人法的研究，就用历史过程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尤其是绪论与余论，题目就是“从汉到唐”，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这一制度的兴起，鼎盛和衰亡。
  　　对于它的衰亡，首先表现中正官这一角色的日益弱化，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唐长儒先生也说到“在门阀制度业已确立并成为士庶区别造成理论根据之后，这一制度已不重要，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到了北周时期，完全采取了不同的路子来选官。北周的制度，向官僚化发展，选官的原则不是以门阀而是以才能。隋朝继承北周，继续推动以加强中央集权为目的的官僚化选官方式，进行了重大变革，废除中正，建立科举制度。
  　　宫崎市定认为，要追溯隋代科举的起源，应该强调隋代造成了必须实行科举的时势。这就是中央任命地方州县官僚所产生的结果，是中央要大量有任官资格的人，就不能不通过广泛的科举来选拔人才。他还指出，这一制度并不是突然出现，而是汉代以来秀才孝廉制度的延伸。不过，“汉代的孝秀制度是在贵族主义攻势面前投降的孱弱制度，而隋唐的科举制度则是克服贵族主义的生命力旺盛的制度”。他特别说到“如果把科举单纯的理解为科目考试，那么，秀才和孝廉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科目”。遗憾的是，宫崎市定并没有具体展开论述这两者的差异及其为什么产生了不同的走向问题。
  　　这些措施，继续被唐朝继承，并在两面进一步削弱贵族政治，强化官僚政治。一是重本朝贵族，以本朝任官为依据，评定人物。二是完善科举制度，庶民冲破天堑，登上显要之职，打破了门阀的垄断，加强了中央集权。
  　　总的来说，汉朝是贵族制度的孕育时期，唐朝是是贵族制度的衰亡时期，而贯穿之间的就是以九品官人法为依托的贵族政治时期。
  　　
•   　　特别是史学专业的，看看日本人对于中国研究的透彻。我们汗颜，对于日本同样是我们的邻邦，这本书，亮点在序言。
•   她那种论调几乎要推翻顾黄王三人的观点了。
•   “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胥史之弊，勿宁说是封建割据之弊也。 ”唐宋转型之后，既有实质上的封建，是否就不能将宋代看作是中国的近世，如果近世意味着西方绝对主义时期强大的中央集权（为资本主义奠定基础）？
•   柳宗元有《封建论》可一看。
•   http://www.douban.com/note/206264476/
•   骡马先生中了韦伯毒啊，资本主义精神在儒教道教的中国怎样萌芽又没有生长的土壤云云。记得斯宾格勒曾经到韦伯的地盘挑战，老伯谈笑风生的引用自己对中国的研究，拼命挖苦斯宾格勒“东方学”的无知。还朝着自己的学生反讽斯宾格勒道：“外面是晴天，但为什么室内却乌云密布？”斯宾格勒沉默不语，没过几个月韦伯就死了，当然这只是个巧合，一个晴天霹雳而已。
  浮生老师治史严谨，逻辑严密，外行人赞一个。
•   呵呵中的应该不是很深。与其说我关注的是儒教资本主义问题，倒不如说是宋代资本主义的问题。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如此发达，并形成了完善的朝贡体系，但宋-明（元代的问题且不说）却越来越弱，所形成的朝贡体系（世界帝国）最终被西欧的世界体系所征服。其原因不能不说与胥吏阶层的封建化以及国家动员能力的弱化有关系。具体什么样的动力机制，还在摸索之中。。。
•   恩，我就在吴滔的课上看了这篇序~嘿嘿。。
•   不知道怎么说，没看完···
•   没必要对着日人的研究汗颜啦～日人的治史眼光是最应该学的
•   另外，楼主说的序言是指韩升他们翻译的序？据传说有不少错误哦
•   小弟讀書不算多, 但覺得自己讀過的歷史學著作之中, 應以此書最好、最為精彩。
  本書分為三篇。有人說讀了第一篇和第三篇, 就能了解本書在說些甚麼。但我不同意, 因為沒有讀第二篇的詳細(或許有些地方會嫌它太沉悶)考證, 只讀第一篇和第三篇的話, 似乎就只會看到一些泛泛的論說, 不見得會有何得著, 更不可能了解整個制度的演變情況。說實的, 要讀這樣一部大師的傑作, 如果還想偷懶, 實在是說不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