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

出版时间：2012-2  出版社：中華書局  作者：王承軍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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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蒙文通先生是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他在经学、史学、理学、古代民族、历史地理、巴蜀文化、道教、佛学等多个领域里，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二十世纪以来公认的国学大师之一。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术思想方面，而很少涉及生平事迹，王承军撰写的《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精)》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目前关于先生生平事迹过于缺乏的实际状况。

作者简介

王承军，自由職業者。

书籍目录

序
凡例
题记
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卷一
家世及世谱
  伯父蒙公甫
  父蒙君弼
  弟蒙文敦
  季弟蒙思明
  堂兄蒙伯飚
  堂弟蒙季甫
  次子蒙默
  长子蒙仲、三子蒙敏、四子蒙逊、长女蒙绍章、次女蒙绍鲁
  及幼女蒙穆
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卷二
  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  先生一岁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先生二岁
  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先生三岁
  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先生四岁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先生五岁
  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先生六岁
  一九００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先生七岁
  一九０一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先生八岁
  一九０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先生九岁
  一九０三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先生十岁
  一九０四年(光绪三十年甲辰)  先生十一岁
  一九０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先生十二岁
  一九０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先生十三岁
  一九０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先生十四岁
  一九０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先生十五岁
  一九０九年(宣统元年己酉)  先生十六岁
  一九一０年(宣统二年庚戌)先生十七岁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先生十八岁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元年壬子)  先生十九岁
  一九一三年(中华民国二年癸丑)  先生二十岁
  一九一四年(中华民国三年甲寅)  先生二十一岁
  一九一五年(中华民国四年乙卯)  先生二十二岁
  一九一六年(中华民国五年丙辰)  先生二十三岁
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卷三
  一九一七年(中华民国六年丁巳)  先生二十四岁
  一九一八年(中华民国七年戊午)  先生二十五岁
  一九一九年(中华民国八年己未)  先生二十六岁
  一九二０年(中华民国九年庚申)  先生二十七岁
  一九二一年(中华民国十年辛酉)  先生二十八岁
  一九二二年(中华民国十一年壬戌)  先生二十九岁
  一九二三年(中华民国十二年癸亥)  先生三十岁
  一九二四年(中华民国十三年甲子)  先生三十一岁
  一九二五年(中华民国十四年乙丑)  先生三十二岁
  一九二六年(中华民国十五年丙寅)  先生三十三岁
  一九二七年(中华民国十六年丁卯)  先生三十四岁
  一九二八年(中华民国十七年戊辰)  先生三十五岁
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卷四
  一九二九年(中华民国十八年己巳)  先生三十六岁
  一九三０年(中华民国十九年庚午)  先生三十七岁
  一九三一年(中华民国二十年辛未)  先生三十八岁  
  一九三二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壬申)  先生三十九岁
  一九三三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癸酉)  先生四十岁  
  一九三四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甲戌)  先生四十一岁
  一九三五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乙亥)  先生四十二岁
  一九三六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丙子)  先生四十三岁
  一九三七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丁丑)  先生四十四岁
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卷五
  一九三八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戊寅)  先生四十五岁
  一九三九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己卯)  先生四十六岁
  一九四０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庚辰)  先生四十七岁
  一九四一年(中华民国三十年辛巳)  先生四十八岁  
  一九四二年(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壬午)  先生四十九岁
  一九四三年(中华民国三十二年癸未)  先生五十岁  
  一九四四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甲申)  先生五十一岁
  一九四五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乙酉)  先生五十二岁
  一九四六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丙戌)  先生五十三岁
  一九四七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丁亥)  先生五十四岁
  一九四八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戊子)  先生五十五岁
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卷六
  一九四九年(己丑)  先生五十六岁  
  一九五０年(庚寅)  先生五十七岁  
  一九五一年(辛卯)  先生五十八岁  
  一九五二年(壬辰)先生五十九岁  
  一九五三年(癸巳)  先生六十岁  
  一九五四年(甲午)  先生六十一岁  
  一九五五年(乙未)  先生六十二岁  
  一九五六年(丙申)  先生六十三岁  
  一九五七年(丁酉)  先生六十四岁  
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卷七
  一九五八年(戊戌)先生六十五岁  
  一九五九年(己亥)  先生六十六岁  
  一九六０年(庚子)  先生六十七岁  
  一九六一年(辛丑)先生六十八岁  
  一九六二年(壬寅)  先生六十九岁  
  一九六三年(癸卯)先生七十岁  
  一九六四年(甲辰)  先生七十一岁  
  一九六五年(乙巳)  先生七十二岁  
  一九六六年(丙午)先生七十三岁  
  一九六七年(丁未)  先生七十四岁  
  一九六八年(戊申)先生七十五岁  
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卷八后谱
  一九六九年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七年
  一九七八年
  一九八０年
  一九八一年
  一九八二年
  一九八三年
  一九八四年
  一九八七年
  一九九０年
  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三年
  一九九四年
  一九九五年
  一九九六年
  一九九七年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九年
  二００一年
  二００二年
  二００三年
  二００四年
  二００五年
  二００六年
  二００七年
  二００八年
附录
  一、追忆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蒙默老师采访记
  二、贯通四部圆融三教——蒙默先生谈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的学术思想
  三、《古史甄微》质疑
  四、记忆与遗忘：蒙文通先生故里见闻录  
  五、蒙文通和黄侃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
  六、蒙文通陈寅恪史学互鉴考
  七、文集未收文录附可考佚著目录
参考书目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凡四十万言，请序于余，余亦何能序君之书？唯王君曩曾受教于余，卒业后，虽糊口四方，而书疏频繁，凡学有疑难及研究计划，辄谦恭下问，故余于此书之撰集，知之甚谂，盖有不能辞者。余之初识王君，当在乙酉，时受高梧主任之托，为历史系诸君讲授《训诂学》，凡十八周，周二课时。惟彼时为大课，数百人济济一堂，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印象中，直至该学期课程结束，似与王君亦从未有过私下过从。越明年，王君忽致短信请益，余即告以电子信箱，自是始知其人，而交往渐密焉。丁亥，王君人湖北《三峡文学》编辑部，此于基层地方院校之学生，已为理想之栖身之所，然王君终因志趣不同，有妨学术研究，旋即辞职返川，摒弃俗务，壹意于《年谱》之撰集。

用户评论 (总计11条)

•   这一系列年谱都挺不错，装祯精美，内容好。陈寅恪、梁启超、沈增植等的都买了。喜欢。
•   作者不辞劳苦，细细搜集资料的功夫值得赞赏。
•   编的不错，惟其中人名有错误。
•   装帧精美，内容涵广
•   资料丰富，作者做工不少，如披露蒙先生的冤死。
•   说实在的，蒙文通是谁我都不是很清楚……
•   　　 有时，我喜欢读一读与近现代学术史相关的著作，借此启发个人对治学问题的体会与省思，但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兴趣，觉得好玩。近日消夏，读的是王承军先生的《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下文简称《蒙谱》）。作者于材料搜罗勤谨、编排合度，比较清晰地展现了蒙氏一生行迹、交游。创始惟艰，且，我对该书算是喜欢的，可是，当要选择打三星或者四星时，我却颇感犹豫。作为一名普通读者，而非该领域的专业学者，我无法从史实之类的角度权衡该书的内容，只是个人翻阅时毕竟碰到一些犯嘀咕的地方，难免影响到阅读的印象。
  　　 我试着将对我的阅读产生干扰的地方略述一下，大致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编撰方式，涉及到文献、材料的处理等问题；其二是部分具体的内容，可能存在校对等疏误。
  　　 第一种情况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很难说哪种处理方式就一定是更合适的。我只是根据个人的阅读经验和喜好，谈一下不同的处理方式。
  　　 一，《蒙谱》于部分人物第一次出现时在人名后面加括号标明生卒年，但是，还有大量的人物没有采用这种处理方式，体例不太统一。如果是因为有的人物不太重要，或者生卒年不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情况似乎不是如此。别的不说，以钱穆、刘咸炘、徐中舒、李源澄为例，这几位不管是其学术史地位，还是与蒙氏的关系，都是相当重要的人物。他们第一次出现分别是在本书第23、25、33页，作者述及他们的出生，并略及其字、号、学术领域，却没有像部分人物那样在人名后加括号标示生卒年。我觉得还是采取统一的处理方式比较好，以尽量标示为宜。
  　　 二，作者于年谱中的叙述性正文，有时不先进行概述，而是直接援引他人的日记、书信等内容，不少地方是得体的，但有时也容易引起叙述上的模糊、混乱。姑举一例以示，《蒙谱》第201页有正文为：
  　　 二十日，“正午，步至南门外关帝衣冠庙之南（黄瑾怀副官长之宅）李宅，赴李至刚、李天民（四川省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兄弟请宴，进黄酒。……宓与穆久谈。3:00偕穆步至华西坝103穆宅，久谈。穆允代商蒙文通，为宓借居其馆中。穆力劝宓勿回平，可径离清华。穆出埏函，述云南五华研究计划，及厚薪优礼，聘穆为文科所长等情。穆将就之。”（《吴宓日记》[1946—1948]，第三七——三八页）
  　　读到这一段，刚开始很容易误认为是以蒙文通为主体展开叙述的，只有看到后面，才能清楚这是吴宓的话。像这类比较突兀的材料处理方式，不时可见于《蒙谱》。相比之下，许全胜的《沈曾植年谱长编》在编撰方式上明显比《蒙谱》更为清晰、条理。许氏撰谱时都是先概述谱主行迹，然后再用别样的字体，将相关材料、文献排列于下，这样就避免了行文的掺杂。而且，上引文字由于出现疏误，还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宓与穆久谈”依《吴宓日记》原文应为“宓与钱穆久谈”，由于少了“钱”字，读者将不知“穆”者为谁——尽管很多人也许能够猜测出是钱穆。因此，我觉得除非引文刚好能够很恰切地融入年谱的叙述性正文，否则，还是以先行概述谱主行迹再附录以所据材料为宜。
  　　 三，《蒙谱》在材料的处理上，时或显得重复。略举两例：
  　　 1、《蒙谱》第56页记一九二三年事，有云：
  　　 先生即入内学院，为试学班学生之一，尝以治经之法治佛典，撰《中国禅学考》，论达摩前二十八祖之不足据，并辨析古禅、今禅之异趣。深得欧阳竟无的赞赏，以刊于《内学》第一辑。
  　　《蒙谱》第58页记一九二四年事，又云：
  　　 一月，南京内学院召开第四次研究会，先生撰《中国禅学考》，推治经之法以治佛典，考达摩前二十八祖之不可据，并辨析古禅今禅之不同，深得欧阳竟无的赞赏，刊内学院年刊第一期。
  　　 2、《蒙谱》第112—113页大段引用《古史甄微》自序，这段文字已多次散见于该谱前文，如第44、69—71、85页等处。
  　　虽然材料前后重复自有其优点，可以使某些事件的叙述更为周全，却难免给人一种剪裁不精、稍显冗复的印象。窃以为，年谱资料宜丰富、准确，但是，编排、裁断时还是需要避免重复，追求精准、畅达的效果。
  　　 四，《蒙谱》涉及当时历史环境时，有的地方援引别人的年谱为据，而不是直接采用当时的报导、文件，或者专门的资料汇编。这种处理方式的优点是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而且比较便利，缺点是依据的材料、文献不够直接。比如，作者多次援引卞僧慧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其中，涉及陈寅恪或与陈氏交游者的材料，当然是很得体的，但是，如果连卞氏概括的时事内容也采用，则难免“隔”了一层。比如，第247倒数2—5行、第251页16—22行、第278页倒数5—9行、第284页12—16行，等等，皆如此。窃以为编撰年谱时，如果涉及相关的历史事件、时代环境，还是以采用第一手资料为宜，或者，引用专门研究该事件、该时代的重要著作为据。
  　　 第二种情况，有的是比较明显的校对疏误，有的则不一定有误，只是让人生惑。为了省事，我不进行归类，直接依《蒙谱》的前后次序将我阅读过程中顺手标出的地方整理出来，当是存个人读书之迹。
  　　 一，第94页13行，“《古史辩自序》”当为“《古史辨自序》”之误。
  　　 二，第112页13行，“《陈垣书信往来集》”当为“《陈垣来往书信集》”之误。
  　　 三，第118页24行，“离汉师于先奏又未必是”当为“离汉师于先秦又未必是”之误。
  　　 四，第119页引蒙氏致汤用彤信函，作者加按语曰：“由此函可知，先生曾撰有《南统北统论》、《周时汉族之南迁》、《西北民族之思想与法家》、《秦汉政治与法家》、《荀子与法家》等文，并有撰写《中国哲学史》的计划，然诸稿至今不见，或已失之南京陷落也。”
  　　根据信函内容，按语的判断好像不太准确。摘录信函直接相关的内容如下：“弟刻住内院，拟将年来欲作之文一一作成。就中尤要者为：《周秦之民族与文化》。
  　　 去夏，聆先生论南北朝与唐之佛法，而及于唐之治术、学术与北朝之关系，并其血统与北朝之关系，于是作《南统北统论》。去秋寄呈一篇，想先收到。兹拟题目为：《秦与西戎》、《西戎北狄之迁徙》、《周时汉族之南迁》、《西北民族之思想与法家》、《秦汉政治与法家》、《荀子与法家》。”
  　　依上引信函内容看，蒙氏提及诸文，有的只是处于拟写状态，似乎尚未完成。
  　　 五，第136页7行，“《绛史斋学术文集》”应为“《绎史斋学术文集》”之误。这一疏误在第407页“参考书目”部分再次出现。
  　　 六，第160页7行，“十月二十二日，先生友钱穆至成都”，此句没有标明根据什么文献做出的判断。顺便说一下，《蒙谱》中有不少叙述没有写清楚文献依据，有时是因为前后文语境很清楚，无需说明，有的则不是，这也是容易引人生惑的地方。
  　　 七，第177页10行，“紬繹郦书”宜简化为“绎郦书”。
  　　 八，第187页12—13行，“暑后，先生未获四川大学续聘，然学生来家要求上课，先生以学校不聘，可不到学校上课，学生之请不可固辞，遂同意学生来家上课”。这段文字下引程千帆《劳生志略》为据，所引文字为：“当时蒙文通先生也还在川大，他也很有意思。他是四川人，又是廖季平的学生。所以他和学校闹翻了，学校不聘他，他还照样去上课。他说你不聘我是你四川大学的事情，我是四川人，我不能不教四川子弟。学生照样去上课，学校拿他没有办法。”
  　　如无其它依据，只以上引程氏文字看，年谱正文的叙述，如“学生来家要求上课”等，无法落实，因此，这类表达似乎还应该更准确一些。
  　　 九，第192页2—7行多是引文，但是没有标明材料来源。
  　　 十，第196页记一九四五年一月七日事，摘录《吴宓日记》原文一段，而在引文后缀以“（《吴宓日记》[1943—1945]，第四○五页；《顾颉刚日记》卷五，第三九一页）”。这种表达方式或有不妥，除非《顾颉刚日记》也记有完全一样的文字（我借阅过《顾颉刚日记》，可惜对这段文字没有印象，书已归还图书馆，覆按太麻烦），否则，容易让人误以为《顾颉刚日记》也载有这段文字。如对此事都有记载，若文字不同，则宜加引《顾颉刚日记》原文为据。
  　　 十一，附录五《蒙文通和黄侃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一文引《黄侃日记》三处相关记载，见376页。其中第二处为：“午赴觉林汤锡予之招，晤欧阳渐、蒙文通。余与渐论学不合，致渐向余长揖而去，轻赴人招，致为伧夫所悔，可戒也。”作者经过一番讨论，最后有一论断曰：“黄侃以其所长讥欧阳竟无所短，致使欧阳竟无中途起身长揖而去，从其日记的行笔来看，事后是非常后悔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伧夫’是指‘粗野鄙贱的人’，黄侃用‘伧夫所悔’一语来形容事后的经验教训，也意在说明的确是自己过于冲动，致使欧阳竟无长揖而去。”
  　　这个论断见第381页。从该文脚注看，作者所用《黄侃日记》是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的本子，这个本子我手头没有。我拿到的是中华书局2007年版“黄侃文集”之一的《黄侃日记》。“致为伧夫所悔”一句，不知是《蒙谱》作者引用有误，还是江苏教育版的原文如此，中华书局版此句作“致为伧父所侮”（第600页），与《蒙谱》所引不同。如果原文作“致为伧父所侮”，那么，上引论断就是有问题的。黄侃在日记中确实表达了某种后悔之情，但后悔的不是“自己过于冲动”，“致使欧阳竟无长揖而去”，而是“轻赴人招”，以致“为伧父所侮”。“伧父”自然也不是指自己的鲁莽、冲动，而是对欧阳竟无的蔑称，传达的是被“侮”引起的恼怒、懊悔的情绪。
  　　 十二，第406页倒数第10行，“王叔岷：《王叔岷回忆录》，中华书局，2007年”，书名较完整应表达为“《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
•   很详细，楼主辛苦
•   呵呵，作者完成这部著作颇不容易，所以我耐心多写了几句。
•   楼主辛苦，您的建议对我编缪凤林年谱大有裨益，缪氏与蒙文通曾考辨三皇五帝，并先后在内院研究佛学，我虽尚未读“蒙谱”，应该有所记。
•   @君子攸宁：我有时候读点儿近现代学人的日记、书信、年谱，挺感兴趣的，期待大作啊。《蒙谱》中确实有写到蒙、缪二人关于三皇五帝的通信，长篇载录了缪氏的信，还有童书业《蒙文通、缪凤林三皇五帝说探源案》（《蒙谱》此处将“缪凤林”误为“缪风林”）。但我印象里谱中涉及缪凤林的内容似乎不是很多。其实，如果可能，年谱后面再附个人名索引的话，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