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杂文集

出版时间：1994年10月  出版社：三联书店  作者：曹聚仁  页数：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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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曹聚仁杂文集》是三联书店出版社向读者推出的一本优秀杂文集。曹聚仁先生一生著作甚丰，其中杂文、以随笔的笔法撰写的学术性论著尤佳。《曹聚仁杂文集》从其三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初五十年间撰写的近二百万字的杂文中，精选出四十七万字，汇编成集，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曹聚仁，生于浙江浦江（今属兰溪市）。1921年毕业于浙江省立一师，同年到上海；在民国女子工艺学校任教，并为《国民日报·觉悟》撰稿。1922年记录章太炎的讲演稿《国学概论》在《觉悟》发表，引起社会注意。1923年，担任上海艺专、暨南、复旦等大学教授，并从事写作。 1932年主编《涛声》半月刊。1934年协助陈望道编辑《太白》。次年与徐懋庸创办《芒种》。1950年移居香港，为《星岛日报》专栏撰稿，后改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约记者。1956年后先后辑有《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文集。1959年任香港《循环日报》主笔，后继任《正午报》主笔。晚年著有《听涛室随笔》，于1970年在香港《晶报》连载，后更名为《国学十二讲》在香港出版，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出了增订本，改名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

书籍目录

怀曹聚仁（代序）　夏衍笔端前记章太炎先生“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谈幽默幽默的表出报告文学论著作陶渊明的时代、人格与诗什么是文言两种错觉旧文人的文学游戏铁树开花北平与上海娜拉出走问题花瓶月经乳房《人间世》“著”“教”生克论斗牛圣彼得大寺《李迫大梦》我的迷惘钓台与西台我们的遭遇逃出死亡线风头……书生之见文笔散策文思鱼龙镇文坛三忆乱世哲学山水·思想·人物檐下絮语集外文选……

章节摘录

　　近读方东树(清桐城人)《书林扬觯》，其中犹引前人评论著述文学，有谓“著书立论，必出于不得已而有言，而后其言当，其言信，其言有用，故君子之言，达事理而止，不为敷衍流宕，放言高论，取快一时”。又谓：“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盖古人把解决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当作著作的难一目的，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探切著明也”。这为人生而著作的态度，颇值得我们首肯的。可是这种态度最难于保持：战国诸子百家各逞己意，说点切实的话，秦始皇以法家统一天下，只留方土神仙之说，先秦儒家最重节操，持论不远仁义，而西汉儒家，丢开孔孟济世主张，涂饰阴阳家色彩以干君听。清初顾、黄、颜、王诸大儒，通经之用，明夷以待访，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乾嘉文字狱迭兴，一般学者，只讲训诂义例，不敢稍谈世务。自甲午以来，思想界感受强烈的刺激，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几度成为讨论的中心，这一类著作也如波浪似的有时销行得很多。(光绪二十七、八年，民国九，十年，十七、八年间，坊间都印这一类著作。)现在又转为《四库珍本》、《古今图书集成》的流行期了，盖“为人生而著作”，无分古今，此路皆不通行的！　　　　“权力”这样东西真有点古怪，一个人当了权，就会不知不觉地自尊自大起来。拿破仑走上阿尔比斯山时，敢说我和阿尔比斯山一样伟大，所谓得意忘形。清代中兴名将，曾国藩的冲和谦退，世所共知；他教训自己的诸弟，以及儿侄辈，无不以保泰持盈为言。但曾氏一家，除了曾国藩自己及曾纪泽以外，骄蹇的习气都很重很重，鱼肉乡里的事，也不时做出来。郭暧说那样的话，也是情理中常有的。至于末路皇帝，说那样凄凉的话，也在情理之中。黄远生在《忏悔录》中记革命时见庆王、那桐的情形，他说：　　余被推为代表谒见庆王、那桐者说宪法事，此平日赫赫炙手可热之庆、那，到此最后关头，其情状可怜，乃出意表。庆王自谓：“此后得为老百姓已足。”那桐乃至躅蹐而道，谓“吾曹向日诚假立宪，此后不能不真立宪。”余非到此等时，尚不知彼等之恶劣一至于斯也。　　地上原无天纵之子，一样的皮包骨头，越是养尊处优，左右指挥的人，当了大事，越没有担当责任的勇气和力量；走到了末路，自然比丧家之狗都不如了。　　　　他大概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那长身玉立的丰神，也像一只白鹤。出落得一身飘流，会喝酒会做诗，会写蝇头那么小的楷书，和王衍、乐广、谢灵运那些人凑在一起，一定是合得来的。他在文澜阁过一暑假，他的后脑，就给那张藤椅磨得平平滑滑的，坐着睡着，就在那藤椅上消磨了那么多天。假使这只白鹤不要吃东西的话，大可以入山做神仙了。潘凫工到“暨南”来教书，就和他成为诗友。有一夏天，潘凫工下午照例要去看礼吾，适逢礼吾夫妇睡了，凫工就在客厅上的椅上也自己睡下去了；有时主人醒来，客人没有醒，主人就让他睡在那儿。有时客人醒了，主人还没有醒，客人也就走了。假使这些情节，能好好写下来，放入“世说新语”中去，有什么不合呢?　　　　—千多年来，诗说多矣。有尊李而抑杜者，有尊杜而抑李的，亦有李杜并尊者，亦有李杜并抑者，亦有独尊王孟的，亦有独尊元白的……这种种，只是各人的感受，用不着定于一尊的，钱钟书先生论唐宋诗，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未可厚非；诗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德诗人希勒(Scbiller)有《论诗派》一文，谓诗不外两宗，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称其德，一称其巧!”希勒又作旨注，云：嘶谓古今之别，非谓时代，乃言体裁，故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且有一人之身搀合今古者，是亦非容刻舟求剑矣。”　　　　按某君来信，承询“不学无术”这句话该怎么说?假使依一般人的口头说法，那就不必我来多说了。　　假使要说得正确一点，那就应该有几种说法：一、因为“不学”，所以“无术”。二、其人既“不学”，又“无术”。三、其人虽是“多学”，依旧“无术”。四、其人虽是“不学”，却是“有术”。每一种说法，都有它的含义的，非先弄清楚不可的。清末光绪年间，张之洞入枢府，与袁世凯共主政局，其幕僚高友唐由汉归京，张问外间对其有何议论?高曰：“人皆谓岑西林不学无术，袁项城不学有术，老师有学无术。”之洞笑曰，“项城不但有术，且多术矣。予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这一有趣的故事，可作某君的参考。　　不过，这样推衍了一番，并不曾解决真正的问题。因为什么是“学”?什么是“术”?不先搅清楚来，笑话只能算是笑话，无补于事的。有人说学习下围棋，就是学习兵法，学习战术。可是，当代大围棋手就否认这一说法，他认为下围棋和《孙子兵法》并不相通。至于“学了什么家的思想，在政术上可以应变?”那更是言人人殊了。《庄子·天下篇》一开头就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保”(方，道也。)各人根据各人的“道”，找寻各人的“术”，并不是用张三的“道’，就可以运用李四的“术”的，《天下篇》所列用的“道”，有儒、墨、名、法、道之别，所以各家的“术”大不相同。即如我们童而习之的《大学》，儒家的政治方案，一开口就说“修身”以“齐家”，“齐家”乃”治国”，其实以柳下惠为兄，而盗跖为其弟，试问修身有什么用?唐太宗为历史上所谓“英明之主”，他的家却一塌糊涂，糟得不能再糟了！可见儒家政术，毫不切实用的。　　有人说：研究《孙子兵法》，可以学习恋爱(追求)术。那位以幽默驰名的刘麻哥(禺生)，他在美国读书时，并未读过《孙子》。他寄寓的宿舍中，房东的女儿，美貌动人，追求的满裙下，麻哥照镜自怜，不敢存奢望。哪知一天晚上，宿舍大火，娇女火困在楼，命危旦夕。这时，麻哥奋不顾身，冒着火焰上了五楼，把那小姐抢救出来。这就美人入怀，结成夫妇了。他的吃了天鹅肉，谈的说他熟读《孙子兵法》，懂得“集中火力，中央突破”的战术，那又是过情之誉了。人生究竟该学什么而后得什么术，也就无成法可拘的。所以，“不学无术”这句话，也是似通非通的。　　上面我所说的，或许已经超过了某君所要了解的视野了；不过，我还要说下去，涉及谈政的范围。因为一般人用这一成语时，所谓“学”，大体是指谈政之学，所谓“术”，便是用政之术，值得推寻一番的。　　一般人所谓谈政之学，总是以儒家为宗法；我说过，在先秦，儒、墨、名、法、道并立，并非专宗儒家。汉武帝尊信儒术，他所信任的并非申公、董仲舒、赵绾、公孙弘那些儒士，而是桑弘羊、张阳、孔仅那些刑名之士。汉宣帝二年，皇太子见上所用文法吏，以刑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他们父子的谈话，即说明“政学”和“政术”，并不一定有什么关连的。即如北宋行新法的王安石和洛派首领司马光，各有各的政术；司马光近于儒家，王安石却是名法家。王安石便对司马光道：“我和你所操之术多异，所以论议政事，彼此不能相合。”至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不独管仲、子产、李斯是法家，诸葛亮、王猛、张居正也是法家，连曾国藩也是法家，穿件儒家的“外”衣而已。所以不习儒家的政治观，自有治国的政术，也是常事呢！　　且让我就王安石和司马光谈新政所操之术多异的异点说一说。名法家治天下，着重理财，苛刑罚，儒家则主张轻刑罚，薄税敛。所以李斯、桑弘羊都主张政府统制经济，被儒家讥为聚敛之臣，司马光就说古圣贤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讥王安石“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耳”(头会箕敛即统计人口，依箕斗计算)。儒家的国家经济，本于孔子所谓“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一句话，要藏富于民，正和法家相反。王船山在这一点上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宋神宗的心意，在养兵备边，求府库之丰裕。王安石所以得君，也在于理财的主张。王安石理直气壮地对司马光说：“我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所以“不学”或“多学”或“有学”是一件事，至于“无术”或“有术”或“多术”又是一件事，不能囫囵吞枣似去了解的。　　　　有一天晚上，友人传来欢迎巴比塞的民众运动将被严厉干涉的消息，不觉义愤填膺。因翻取《孙总理全集》、《汪精卫集》、《胡汉民讲演录》、《戴季陶集》以及《现代评论》等等，集腋成裘，做一篇宣言式的欢迎词，且看有什么滑稽的反响。果然，反响来了，《晨报·淞滨夜谈》上一位罗园先生就以此派我许多罪名了，他还迫我：“要打倒国民党，请你加紧你的工作！”啊呀！乌鸦是一只多么没有用的东西，怎叫他打倒国民党呢?不过那些话，都是孙总理、汪院长、戴院长、胡委员以及当朝一品大人先生们的话呀，不要冤枉他们也被第三国际牵着鼻子走呀！在下姑且卖个关子，不把原文篇页目注出，让大家也找一找。先把我那篇宣言中的国民自觉运动的根本主张的来源举出来，以明“非我作古”、“公然反动”！　　孙总理《北上宣言》：　　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为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于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至不恤与民众为敌，屠杀工人、学生，以摧残革命之进行，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帝国主义惟能乘吾国民之未觉悟，以得志于一时，卒之未有不为国民觉悟所屈伏者。……吾人于此，更可以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　　老实说罢，《涛声》上看起来似乎十分激烈的文章，都是有来源的；其来源非自第三国际，而自孙总理、汪院长、蒋委员长、戴院长的平日言论。若是孙总理还未判定为反动派，那他的言论，还不能禁止我不去“引经据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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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记　　民国十一年秋天，我孑然处在海滨的一角，大概为了乡愚的气氛太重，时常受一些文明人的揶揄，当时也颇有些气愤，后来觉得孤独也有深趣，常是深夜看书写文章。其明年，在新闸路吴寓做家庭教师，继续这孤独的生活；那三四年间，先后在《觉悟》《学灯》发表一些杂脍式的文章，有论文，有短评，有考据，随感录之类，积聚起来，约莫二三十万字；可是从不加以积聚。民国十四年以后，我耐着性做教书匠，几乎不写一个宇；这样沉默了六七年。　　近几年，忽然又有一点不安分起来；几个不甘于寂寞的中年人，集合拢来办一种小刊物，这样《涛声》便登场了。那是民国二十年八月间的事。从那以后，我重新恢复深夜写文章的旧脾气，有时写得很多很多，所写的仍旧是杂脍式的，有论文，有短评，有考据之类。这回，剪贴成册，又约莫二三十万字光景。到底是中年人了，觉得自己的影子也颇可留恋了。其中一部分，积聚在这小册子里的，大抵是杂感小品之类。《金楼子·立言》篇云：“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慧，笔端而已。”我之于文，本来无所取义，即以“笔端”题名。　　当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浙江时，先父梦岐先生尽过国民分内应有的责任，他相信太阳真从东方出来了。不久，他就生了重病，卧床不能起；病榻与世间隔绝，不知政局有任何变化。他临终那几天，正当阎、冯和中央军在山东恶战的时候；他还以为党的领袖仍是和碧云寺谒灵时一样和衷共济。他问我时事种种，我假造一些消息告诉他，让他把美丽的梦带到坟墓中去。昔陆放翁晚年《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者既抱了这样大希望，我想为人子者，只能欺骗欺骗死者，让他九泉瞑目吧！　　我既立志欺骗死者，却乃不忍欺骗生者，白纸上写黑字，总想忠实一点；因此，屋角上的老鸦，不免惹人头痛。我又转念：金鸡纳霜味苦，外面裹一层糖衣，让人家咽得下去。我又何必不裹一层糖衣呢！删削又删削，凡保留于《笔端》中的，已经没有什么苦味了。　　人到中年，意绪消沉，自此以往，不会再写这类带点苦味的文字了！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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