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20年

出版时间：1995-12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陆键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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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大量档案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详尽描绘了陈先生，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经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从陈先生的生存状态和人际交往入手，探索了他的内心世界，并以此分析、诠释了陈先生晚年作品的内涵，提出了不少颇有说服力的见解。

作者简介

陆键东，男，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专业创作员，一级编剧。 广东南海县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作家、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明末清初史事、近代南岭文化演进史等课题的研究。2007年，受邀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人。2010年，获聘为法国人文科学之家、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陆沉下的抉择
第二章  南土的温情与生命的积淀
第三章  晚年人生的第一轮勃发
第四章向北京关上了大门
第五章  磨难终于启幕
第六章  1956年：一个罕有的春天
第七章  欢乐走到了尽头
第八章  风暴中的孤寂者
第九章  “今日吾侪皆苟活”
第十章  哭泣的1958年
第十一章  劫后余绪
第十二章  草间偷生
第十三章  今宵相逢
第十四章  中国学人的悲歌
第十五章  一段昙花一现的日子
第十六章  暮年“膑足”
第十七章  今生所剩无几日
第十八章  挽歌已隐约可闻
第十九章  长夜
第二十章  陈寅恪之死
第二十一章  身后是非谁管得
第二十二章  绝响

用户评论 (总计21条)

•   　　深秋楚雨锁南舟，梦入先生授业楼。目觑焚书十万卷，身游隔世岭南丘。曲高瞽叟增寒苦，和寡黉门欠耻羞。傫傫犹存三二子，铮铮铁笔薄商周。
  　　 一口气读完书，根本不用矫揉造作，笔下全是有感而发。
  　　陈寅恪是一位历史永远绕不开的人，无论是记住他渊博的学识，还是记住他倔强的坚持。
•   　　第三次去中大，终于得入陈寅恪故居。
  　　陈先生年轻时多有漂泊，先是去日本、欧、美求学、游历，回国后又经历战争、国难，在1949年国共内战即将分晓之际，陈先生离开了北平，短暂停留南京、上海后来到了广州，并在这里度过了余生的20年。
  　　因为陈先生的学识及名气，加上中共华南分局书记陶铸的关注，陈先生在文革之前受到的政治运动的影响相比于顾准、胡风之类的人要少很多。然而业已失明的陈先生在晚年依旧没有得到很多欢愉。加上之后的膑足，陈先生晚年能完成《论再生缘》及《柳如是别传》等著作，实在是令人惊叹的成就。“文革”的到来使陈先生马上成为了批斗的主要对象，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困苦，终究让这位曾经的国学研究院导师，历史、语言专业的大师，一生秉承着“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原则的倔强老人，离开了人世。
  　　从中大新港西路的大门进去，沿着栽满了郁郁葱葱大树的逸仙路一直往北走。校园的环境总是舒服惬意，连空气也清新爽利很多。经过旁边的二层红墙建筑的时候，我都忍不住想，这里曾经是岭南大学的校园，在陈序经的邀请下，陈先生来到了康乐园这个美丽的教会学校，然而到了1952年，它们，这些房子，连同人，一起，成为了中山大学的名下。直直的逸仙路分成了Y字形，分叉后一块大草坪中间有一栋岭南风格的建筑，这便是“怀士堂”了，这是曾经的岭南大学的礼堂，非常漂亮的建筑，沿着Y形路的左边走，过了怀士堂，往右的第一条一米宽的水泥路，沿着这条水泥路往东直走，上一个小小的斜坡往北看，那栋两层的红墙建筑，便是陈先生的故居了。
  　　天气很阴，远远地看着屋子里亮着灯，灯光仿佛停留在时光里，从陈先生那时到现在，静静地守候。转到通向房子正门的小路，是一条白色的水泥路。因陈先生一只眼可见微光，中山大学在一轮政治运动后的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中，修了这条白水泥路，方便先生散步。
  　　沿着白色的水泥路走到屋门前，门安安静静的开着，灯安安静静的开着。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一个如此熟悉其生平的人的故居，而他却无声的安静沉默着，似等待又似风轻云淡，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放低所有的声响。进门右手边是一个往二楼先生住所的深褐色台阶，右边墙上挂着陈先生的生平介绍，左边墙上挂着陈先生关于治学的看法。面对门的墙放着陈先生的半身像。看完厅里的摆设准备往右边的房间时，才发觉有两个学生坐在那里，其中一个提醒我需要登记。我问他们是否历史系的学生，答曰“现在这里归图书馆管理。”左边的房间里挂的是与陈先生同时期及以后一段时间住过这房子的人的画像和介绍，书架上摆着他们写的一些书。其中有廖仲恺和王起，廖仲恺的妻子黄萱后来成为了陈先生的助手。
  　　看完一楼，沿着深褐色的窄窄的楼梯往上走，心不由“怦怦”跳起来。傅真在她的《最好金龟换酒》里说，她在南美的时候，曾因到过三毛去过的地方，看到过与三毛所见相同的景、物，而觉得自己与三毛产生了某种连结。而我此刻也因着这种神秘的连结而紧张、激动起来。这种紧张在我走完楼梯的那一刻达到顶峰。
  　　到二楼有三扇门，分别通向北阳台、洗手间、客厅。北阳台的栏杆被时间刷成了黑灰色，从一楼长上来的蔓藤植物经历了南国的冬天依然可见绿色。楼下是园圃和草坪，草坪靠屋子的一角是陈先生的雕像。转过身，靠门的墙上挂着一张陈先生在阳台的照片。
  　　往屋里走，一切都静静地铺陈着。洗手间里有洗手台、马桶、电源开关，都是很老的样式。往里应该是主卧，除了储物柜，还摆了双人床、棉被、枕头等，想来陈先生夫妇就是在这里起居。墙角有一张靠背椅，用得多了变成了暗色，唯独中间坐的那一块有明显的修补的痕迹，旁边立着一块“珍贵文物，请勿触碰”的纸牌，想来是先生当年所用。
  　　南阳台的栏杆上摆着精致的盆栽，然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却是十几张右边扶手设计了平木板的大椅子。陈先生失明后因不方便，一直在家里讲课，上课时大概也就是此时椅子所摆设的场景吧。
  　　屋子的墙上都挂着陈先生及家人的照片，西边的房间里摆着先生所著书的封面及先生一些手稿的复印件，房间连着一个浴室，里面放着一个小浴缸。我忍不住想，当年陈先生是否就在这里摔断了腿呢。
  　　客厅里的书架上放着一些陈先生和研究陈先生的作品。不过其中有一本很厚的郭沫若的书倒让我颇感惊讶，难道是觉得他们两人有很大的渊源么，不过从建国后两人的关系来看，这种渊源似乎曾经让陈先生颇为不快呢。
  　　下楼前，我在客厅的编制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四顾环境，看阳台上麻雀飞来飞去。人已不在，不过物还在，景还在，花鸟还在，也算是留一份念想吧。
  　　离开屋子后再次到草坪里陈先生的雕像前站了一会儿。雕像所刻画的陈先生有着倔强、忧思的表情，眼睛被特意处理成盲目的，然而，穿着长袍，拿着手杖，坐在椅子上的他，却放佛注视着远方。
  　　
•   　　 可能我运气不好，拿到的这本书居然装订出错，从56页直接跳转到了89页，而89页到120多页还有重复装订。所以就错过了黄萱这一段。只能到时候去书店补看一下啦。
  　　 这本书我还是比较喜欢的，整个结构清晰简单，对于49年之后的各场运动也交代的比较详细，对这段历史不是很清楚的人看起来不会觉得吃力。此书材料非常丰富，作者特别注重从陈寅恪的诗作中去窥的他的思想动态，然而陈的诗典故太多，我这种业余读者理解起来费劲，所以就降低了我读这本书的趣味性。他的几首代表性的诗我觉得每一首都值得写个文章好好阅读。由于侧重于陈最后20年他身边的人和事，所以作者也并没有过多的他的诗作流连，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其实是个很难两全的事。这本书中除了陈寅恪，我还关注到了象陈序经等这类他身边不可不提的人物，对他们的描述也是非常到位的，特别是来当说客的他的弟子汪篯。
  　　 读过这本书后的春节某天，我去超山赏梅。在大明堂的上层，偶然之间看到陈师曾茶梅清供图，这位先生是陈寅恪的兄长，素有书画才名，可惜早逝。下山的时候，忽然想起他的父亲散原老人不是葬在六和塔旁吗？不知墓碑是否被推倒，改天若是有空，定要访古探幽一番。
•   　　页85 脚注[1]
  　　“徐森玉”误为“徐森王”。
  　　
  　　页131 “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
  　　案：头条巷今位于南京秦淮区，不知还有故居否？
  　　
  　　页345 末行“容庚与容肇祖皆成为卓有见树的古文字专家”
  　　案：“见树”应为“建树”。
  　　
  　　
•   　　一年之中眼睛没有湿润过，这次却破了例，这是在读到唐筼去世的那一页。写书评因而并不舒服，因为你仅凭这本书无法生出多少句有关痛痒的来自情感上的抒发，然而你又从心底不愿对一本引你沉痛到湿润眼眶书降低为一本历史传记。如果我读的是一本没有血肉或是先验观念太浓的书，我能够冷淡地写一些。陆键东先生的笔调是沉稳的，这种沉稳是在饱含了充沛感情基础上的沉稳，因而更见出陆先生的难能可贵。陆先生在写到所有的疯狂年代的残忍时，他从未以相反的激愤进行情绪化的发泄，而是用沉痛和反思代替，他懂得怎样把更多的评说留给读者。这原本就是历史学者应该具有的基本品质，如今其实能做到的不多。但从另一个方向看，陆先生的文字相比于杨奎松先生，则更易让人亲近，陆更多的，是文字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最把握不好的，却也是研究陈寅恪必然会濡染的，这种濡染，既来自陈寅恪的命途多舛，更来自陈寅恪晚年常带深沉感情的诗句，文章。换做杨奎松去研究陈寅恪，也一定会对他的一贯的不带感情色彩的文风产生影响。不过，这本书终究只是一本讲述陈寅恪个人经历的书，像其他的书一样，我仍然会觉得一直在外徘徊，这本书还远远地不是研究陈寅恪个人的书，我想余英时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能给我更多的领受。渐渐觉得，读这样的传记类书籍，并不能收获很多，唯一的途径还是去读传主自己的文章。暂不敢做任何与传主有关的评论，或是拿来陆键东先生的评价，留到我真正读到陈寅恪先生的文章以后吧。这是考期前的最后一本书。
•   　　陈寅恪的最大价值还不在他学术上的贡献
  　　
  　　而在他奉为圭臬且终生矢志不渝的十个字
  　　
  　　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
  　　
  　　这十个字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实属寻常 但在我们这儿 敢反复申志且身体力行者 其先生一人乎?
  　　
  　　先生不朽!
  　　
  　　
  　　王国维墓志铭 陈寅恪撰文
  　　
  　　碑文曰：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 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   　　 读后回想——《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虽然一直在读书，读各种各样自己感兴趣的好书，但读后感的确是许久未写，也许是没有老师留作业的硬性要求后，受人性中惰性的影响而懈于动笔，也许是自己动笔的欲望未达到那个临界点，也许是在等待这本书——《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但是，不管怎样，读完书，写写读后感还是挺好的，别的不说，起码可以在写的过程中，再回忆一遍书中的点滴，从而加深对书的理解，这样读书就会更有意义一些，也能让书中的思想更久地在脑中回荡，更长时间地享受其中的美好。
  　　　 下面，想先叙述一下读这本书的缘起，它因为一个人，我的研究生导师。在人对的情况下，我相信书也是错不了的，所以就极有耐心地一字一字地看完了整本书。记得那是在第一次导师与学生的单独座谈中，他向我们推荐了15本书，并把书目发至我们三位同学的邮箱。我在查收完邮件后，即刻从网上把能找到的电子版收集了起来，然后又去图书馆“按图索骥”，可惜的是，只找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本可借，所以就只好先看纸质版的《陈》，当然同期还在用手机阅读《古典之殇》（早于《陈》看完）和《上学记》。
  　　　　闲话少叙，现在希望通过写一下《陈》的读后感来与陈寅恪进行一次对话。首先很想用一句话来概括陈先生，或者说，一谈起陈先生我最先想到的一句话，那便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者陆键东也把这句话单独放在了书的第一页，而且是陈先生的亲笔手迹。在整本书中，各种语言的叙述似乎就是对这句话在进行阐释。
  　　　　由书名我们可以得知，作者主要记叙了陈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即1949-1969，可以说，作者对时间的截取是煞费苦心的，这是一段我们不该忘记的时间，同样也是一段不好写的历史，要写一位传奇如陈这般学人的这段历史，更是难上加难，而作者在书中对历史事件的严谨描述，对人情冷暖的细微刻画，对书稿资料的整理引用，无不令晚辈读者钦佩之至，这仿佛是陈之思想与精神活化、延续、光大。
  　　　　在16天的阅读中，我有意地控制着节奏，不想很快地读完它，想慢慢地体会陈的孤独与快乐，希望借时间的力量使我辈与陈的内心世界能够靠得稍近一些。
  　　　　陈首先地作为一名已经走进了历史的历史学家，他从未远去，只因生命的厚重使得时光于他而停滞并延长，等待着我等后辈，来体会、来感受、来敬仰、来学习、来交谈、来对话。或许，真正懂得历史的人，才可以称为历史学者，而陈真正的是一位历史学家，因为他用自己对历史的懂来体味历史之珍贵，并深知历史之不再重过来，且传承历史之精髓与华丽。所以，能读到此书，于短短一生，实在万幸，幸运之至，幸福之至。
  　　　　当然，在无限厚重的历史之基上，陈还是一位文化大师，《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著作蕴含着文化大师所该有的意义。首先是语言，语言是文化的凭借，几乎没有无语言的文化，而陈竟然精通十几种语言，着实令人难以想象。想想我们学一门英语都各种不堪，由此也可见大师之异于常人也超于常人之处。我想，一个人会很多门外语，固然和成长经历环境有关，但若不是发自内心的想学并且学来要用，则断难达到精通，就更不用说去研究那种语言中深厚的文化。而陈就这样默默地做了，虽孤独，少有人能体会他投心其中的快乐，但他还是默默做了。另外，陈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文化的灵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现在回想，这不也正是陈秉持一生、阐释一生的吗？甚至达到某种契合，文化的灵魂正是他的灵魂，在文化大革命及之前的运动中体现得格外真切。在那种真正考验学者的关键时期，他坚持了自己，与心相随，扛过了疾风暴雨，即便生命逝去，但精神与思想却穿过云雾，看见了阳光的明媚，直抵旭日升起的无线宽广的地平线。他是历史的信仰者，所以一时的艰难困苦、折磨考验，只会使信仰更加坚定，使信仰者更加坚定地走完一生，纵然有些孤独，但那更是大独立、真自由。
  　　　　吾辈羡之、往之、追之，不谢于这一脉的传承，做一个对得起自己读过的书的人，不辜负自己所想的真实想法，切切实实地继续人生的道路。
•   　　 最近半个月断断续续读完了《陈寅恪的最后20年》，虽然只是陈老先生最后20年的传记，但是足以管窥豹推测其一生思想。陈老先生一生追求“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其在给王国维的纪念碑题铭云“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1949年国民党政府用专机将胡适和陈寅恪从北京接到广州，意在劝其经羊城去台湾，最终胡适走了，陈寅恪却毅然留在了岭南。直到1968年陈寅恪在暴风骤雨暗无天日的政治运动风波中含恨而逝，20年，其从未后悔当初此一决定。
  　　 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清末维新派官员，官至湖南巡抚，维新变法时大胆改革，后变法失败被弹劾；父亲陈三立，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就是我们听说过在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时，不忍于国家被外夷侵占绝食而亡的那位老人。陈寅恪也同其祖父辈一样，生来自傲、清高、执拗，脾气火爆，但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才高八斗学贯五车，懂得满蒙藏梵等十数种语言，传说其可背诵《资治通鉴》全书，用典随手拈来，查古籍均可随口说出页码甚至具体位置所在。中年目盲、晚年膑足的陈寅恪扔坚持著述不缀，到1968年离世留下遗著百万字，其著作一出便在一领域开创一新学说、新观点、新方向，实在令后人佩服。
  　　 自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经济全面复苏，政治运动前赴后继席卷神州大地，陈寅恪至死判词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遗老遗少”，其治学思想、治史方法则“迂腐”“保守”“繁缛”。
  　　 陈寅恪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一以贯之终生，陈一生拥护共产党，但坚决不参加任何政党组织，不参与党支活动，对于政治事件也缄口不言。对其陈门子弟，一旦加入政治生活一概不再受教化于其门下，甚至对其”深恶痛绝“。陈寅恪一生坎坷，早年颠沛流离，中年又因国家蒙难而不得不长途奔波，到了晚年安居岭南，却仍然无法潜心治学，不能免于俗务，到暮年，目盲膑足加上身边挚友先后蒙难，特别是冼玉清先生遭批判被迫提前退休，陈寅恪内心更加孤寂。回想那段灰暗的历史，不禁使人泪眼婆娑，1968年陈寅恪逝世，其好友周寿恺、吴宓、陈序经等也纷纷含恨而亡。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大师绝大部分著作幸免于难，得以在其身后相继问世，其弟子如季羡林等也继续撑起了七十年代后中国史学的新天地。
  　　 陈寅恪一生追求学术自由，坚决不改其著述，独立于政治之外，令后世学人仰慕。一句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振聋发聩，这也就是一代大师所应具备的时代号召力和历史影响力所在了。
•   　　为什么照顾他的不是妻女？
  　　这个容易找到答案，唐筼先生身体欠佳，有心脏病，晚年又添很多病，是在无力照顾陈老，而三个女儿也都有各自的原因无法榻前尽孝
  　　
  　　为什么陈老作诗之诗名奇长？
  　　陈老可能为了留赠来者吧，根据陈老以诗考史的做法，想必想通过很长的诗名来传达一些难得的信息吧。
  　　
  　　陈老故居中大东南区一号二楼为何待陈老胼足后仍然住在二楼，既然广东省政府和中山大学领导等人如此优待陈老，为何不让他搬到楼下？一楼所住何人？
  　　答案为得知！
•   　　读罢本书，有诸多疑问，其中之一就是，陈老双目失明，甚至胼足之后的生活，为何对三个女儿的描写尤少。难道是作者少料不足，想来不是这种原因，因为本书能详细叙述陈氏最后20年生活的点滴，应当有充足的史料可考。书中对三女儿为何不能常伴陈老身边给了些许暗示。“陈寅恪虽有两个女儿同在中山大学工作，但儿女儿早在十六年代前期就搬出娘家另住教工宿舍。三女儿也在1996年结婚前出另筑小家庭。革命的风暴也给这些‘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带来很大的伤害，陈家女儿们除了要参加运动，平时还不敢随意回娘家探望父母，免招来批判”。但是在陈老行将就木唐筼无力照料的日子里，这一说法不能让人接受，起码从道义上觉着牵强，即便再大的风险在亲人病危亟需亲人照料时，也应该发生一些感人的故事。不知是作者不纰漏还是没有发生，而作者却浓墨重彩地介绍了多位陈老助手和护士的感人故事。这不能不让我更加期待陈老三个女儿当时的处境如何，那真是个疯狂的时代！
•   　　 实习间，他人皆奔忙于他事，我独静坐一隅，花了三天挤出来的时间，很安静地读完了。
  　　 读这本书是实习间最享受的一件事之一。陈先生是我最敬佩的近代学者，此书主要描述了陈先生于解放后到文革前的后半生。政治之诡变，陆海沉浮，多少人宁死不屈，只为坚持一身傲骨正气；多少人在时代的巨变之下革心易面，为政治作颂歌，最后淹没于政治的翻覆的洪流之中。陈先生可谓是为读书人立了一面旗帜——坚持“独立在精神，自由之思想”，彼时之华夏，能有几人！
  　　 如此悲伤，如此愉悦，我已经和先生共呼吸了，先生之训示永存。于纷浊之世保持自我是多么不易，又多么可贵。 我也要坚持自己的信念，走下去。
•   　　 陈的最后20年犹如一部浓缩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史，结果是两者的双重悲歌，亦像一部传奇，其中无数细节令人心痛叹息。尤当提出的是，陈寅恪这个传奇的魅力端赖作者陆键东的传神之笔而得以显现。
  　　 认真读书，认真学外语，认真读陈寅恪的书，这是更重要的事。
•   　　“凡一种文化，值其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伤哉陈寅恪！
  　　
  　　读此类书，常常心中郁结难舒，更遑论作者。陆键东先生在序言中写道“数年间，我在寂静的书房里和档案馆感受着窗外春秋数易。当近千个枯燥的日子在笔下轻地滑了过去，当全书最后一个感叹号重重地划下时，止不住眼角流下了一行清泪。我不知我这样描述是否无愧于历史，是否对得起一位终身呵护文化若生命的学者。我只感觉到我一直活在这两者浓浓的慨叹之中几不能自拔……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
  　　
  　　一个民族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文化依归，必定会惶惶然不可终日。反观如今人心纷乱，靠一剂剂心灵鸡汤过活的众生，岂不可悯？
  　　
  　　自“五四”以来，国人始在西学与传统文化的对抗中沉浮求索，再经历文革的荒蛮，我们早已不知自己何去何从，所谓的陷于迷茫而不自知，竟以为这种分裂的痛苦本就存在。这本书近日热销是否也表明了时人对传统文化的某种眷恋与回归？
  　　
  　　史料详实，笔法严谨，态度力求客观，却也不乏书卷气的雅致，是本书吸引人的气质所在。陈寅恪悲苦的一生被演绎的如此动人心扉，陈寅恪作为一代史学权威似被其作为一个文化象征的形象所消解，却更为人所敬服感佩。读完此书，陈似变为其所系文化所化之精魂，给我们探知传统学人士子精神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形象。
  　　
  　　读此书深信历史即是“人学”，太阳底下从无新鲜事，人性几千年未曾有多少改变。从史记里可以读到的焚书坑儒重现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竟惊人的相似。秦始皇的刚愎自用，残暴自欺，李斯的为集权“辩黑白而定一尊”、“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以吏为师”投射在今人身上，也未稍改，却越演愈烈。古时，好歹还仅是政治的邪恶，今人却将国民的丑恶完全激发出来。想到那一场斯文扫地、恶贯满盈的浩劫就起于自己的民族，不免羞痛交加！试想自己若处在那个年代，会不会也拿起皮鞭抽向传道授业、谆谆教诲的先生身上？会不会也为了表先进与亲生父母断绝关系？会不会也激发出人性恶之花？
  　　
  　　也因身处那样患了政治高热的年代，陈寅恪能依旧保持清醒，坚守学人气节，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才显出先生的高洁与可贵。在生命的最后，即使身处人间地狱也只是坚守，未曾屈服。世人多从政治角度探究陈“留陆”及“晚节”，作者却从文化的角度给出了一个更真确，更可信服，也更可敬的答案，史笔也。
  　　
  　　本书可驻足处颇多，与陈寅恪交往的前辈友人、后学子弟，无不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人生姿态，映衬在厚重的历史帷幕下，更具文化意义。如王国维的自戕几乎可说是本书的引子，因陈寅恪为其撰写的碑文、挽词所展现的精神就是他一生悲苦求索的思想根源。再有，他最终所认同的朋友、弟子、助手甚至护士都与其有着或多或少的灵魂上的契合，此乃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印象最深的是刘节憨顽的书生气，陈寅恪生气不接受新春道贺，他竟不管不顾的硬是登门在老师的斥骂声中行了叩拜大礼。整风运动中，还硬是说老师学说的最高级就是唯物主义，弄得批判的人也是哭笑不得。文革中，他竟说批判就批判，我就背背诗词，等你批完了我也背完了。还有就是梁宗岱，这个天才诗人，整风运动时遭批判，就索性归田搞养殖去了，在中大康乐园的前前后后养满了鸡鸭鹅，最后连猪也养起来了。传奇女性学人冼玉清一生节俭，却要将毕生积蓄捐给这个摧残她人生的国家。吴宓更是不辞蜀道难，南下广州探望，即便在文革风声鹤唳的时节也毫不顾忌的去书慰问陈寅恪夫妇俩，可叹的是所牵挂之人弃世久矣。这些或颇有魏晋风度或爱国至死的高风亮节的学人，无不迎来悲惨的结局，被活活折磨至死。灵魂的相契合，往往迎来相同的归宿，悲夫！
  　　
  　　向有识人之能的陈寅恪将名山事业托于忠厚耿直的蒋天枢，蒋天枢竟也不负恩师所托，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一生能有如此友人后学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虽与陈寅恪此生“敦促后学，河汾门下”的理想还相差甚远。人生悲苦却也总算激越！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习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看到结尾处，不忍卒读处众，叹其一生苦苦为保留华夏文化所耗心血之巨！可谓爱之愈深，信之益笃！
  　　
  　　 一个如此洞察世事却仍旧不免于悲苦凄惨命运的人，留给后人非是一声叹息可以了却的，本书严谨的娓娓道来，却犹如一记响彻天际的悲鸣呼啸，久久震荡于世人胸间。
  　　
  　　那个年代通多门语言的学人精英们为何终皈依传统文化？如今留学国外的友人为何重读起经史典籍？华夏民族之文化会否重新亭亭如盖给我辈以庇荫？如今的国学热是否可视作萌芽？处于现今“500条”的世道那些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士人气节还存在与否？读此书，深思之。
•   　　在专制的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命运如同倡优一样任由当权者摆弄。有人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四九年以前的知识分子那么铁骨铮铮，四九年以后都被“改造”的如此彻底。我说毛泽东曾经说过：“对知识分子，不听话的，就不给饭吃。”49年前的知识分子尚且可以靠写作，教书为生，而不必仰政权鼻息，但是49年以后，学校，出版社，报纸，这些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地已都属于当局的地盘，自然就掌握了知识分子的生杀大权，所以知识分子只能俯首帖耳。有人说那当年朱自清那么有骨气，不吃美国人的面粉，为什么他们不可以，我说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知识分子都去做烈士。王小波曾说，知识分子的长处是讲道理，但是手握枪杆子的当局不跟那笔杆子的讲道理，所以生活在这样黑暗的年代是知识分子的不幸，因此在那个年代里能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其难也，但是陈寅恪先生却以自己最后二十年的生命完美的诠释了自己所写下的这十个字。他是个有气节，有骨气的人。当所有人都被要求用马列去研究历史时，他却坚持提出不用马列去研究学问这样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观点。
  　　晚年的陈寅恪是在用生命在做学问，按照常人的理解，一个学者的眼睛失明了往往意味着他学术生命的结束。但是将学术做生命的陈寅恪凭着自己顽强的意志力，惊人的记忆力，在助手的帮助下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这对一般的学者来说近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陈寅恪做到了。这背后付出了多少艰辛，局外人是很难体味了，我们只能通过他工作的一些细节却体会去想象，比如在工作的初期，由于方言的问题，陈寅恪和助手之间的交流很困难，所以陈寅恪不得不把自己的话写在黑板上，这样研究的进度就打打降低，陈先生治学极其严谨，常常一段话写的不满意，就推倒重来，往往几十个字也要改动数次。即使这样，陈先生在十三年中，完成了一百多万的著作，这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他的心血啊。反观当下的学术研究，剪刀加浆糊，复制加粘贴，大量的注水的著作。陈先生如果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啊。
  　　
•   　　 《陈寅恪的最后20年》再版后第一时间出手买下。此书第一版出于1995年，旋即引起陈寅恪热。书中将陈寅恪先生的品格概括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语随即迅速传播，成为但凡有点知识分子情节的人士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标。此书也成为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经典著作，尤其是其对于建国之后陈寅恪工作、生活的描述，似乎写出了49年后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可能状态。对于大部分知识分子而言，新政权的承诺，对国家未来的希望，以及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催使其不断参与政治活动，表达观点，发表意见。最高决策人一旦翻脸，知识分子们则悉数落得被打翻在地，甚至被踏上一脚的下场。难得有人如陈寅恪者，不但在历次活动，尤其是反右活动中少受冲击，并且一直没有暂停过学术创作，建国后的学术成就堪比建国之前。
  　　
  　　 作者认为这最主要的当属陈寅恪主动避免参与政治活动。陈寅恪以盲人自居，尽量避免参加各种会议。新政权希望知识分子提建议，陈寅恪却不发一言。没有把柄，随后的反右运动自然和陈无关。陈虽研究历史，却少议论政治，其所发文章也都是谈论历史专业问题。其喜欢写诗，并且偶尔在诗中抒发情怀，但也都是遮遮掩掩，并不直接，不懂其心境的人很难猜出其到底在直指什么。
  　　
  　　 可以说，陈所醉心，完全在于学术，而不是政治。建国后，陈虽目盲，后又断腿，但其创作一直没有中断。尽管需要从旁人处听记材料，陈凭着惊人的记忆力进行了不可思议的创作。他先打腹稿，后口述经人整理再复述给他，最终听定终稿。此过程十分艰难，不仅需要陈本人博闻强识，还需要得力的助手。然而，就靠这样的方法，陈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几十万字的专著，成为少有的建国后还能在学术上有所超越的知识分子。
  　　
  　　 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指的是在学术思想上的独立，而并非知识分子在入世层面上对于政权的直接抗衡，及在对抗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立和自由。实际上，这句话是陈寅恪当年对王国维的评价，王因重情于一种文化而选择和其一起消殒，不顾时代更替，这也是种独立和自由。陈退守书斋，不论魏晋，不参与政事和政治活动，专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在那个喧闹的时代确实难得，也更显得其独立于世的品格，有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味道。
  　　
  　　 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陈寅恪能够在九十年代，乃至当下大热。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向来热衷于参与政治，修身齐家为的是治国平天下，为国建言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这种现象可以说千百年来没有改变过，即便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知识分子仍旧对政权抱有幻想。在政治气象稍微开放的八十年代，他们又开始著书立说，试图影响国家进程。八九年之后，这一幻象再次破灭，知识分子的苦闷无处化解。躲进书斋成了知识分子的选择。对于公共空间的失望，使不少知识分子试图从专业知识的角度推动国家变革。退一步说，哪怕不能使国家发生改变，但对于学术而言，最起码有成绩流于后世。90年代中期，在市场化和去政治化的双重洗礼中，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安守书斋，悬浮于世，争取学术上的自由，并于其中寻求自我独立精神。暗合了此种心态的陈寅恪也因此成为了知识分子精神的象征。
  　　
  　　 然而，这似乎是与西方历来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相悖。按照西方知识分子学说的观点，知识分子始终应该是入世的，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公共领域发声，表达异见，斧正国家运行。甚至可以说，不参与政事的知识分子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并不是仅仅致力于专业领域的人士，而是能够参与公共生活，在道德和规范层面上指引国家发展。那些只在某些学术领域有所建树，却不愿意参与社会生活的人，似乎只能是个专家而谈不上知识分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观和西方不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遇明君则入世，遇昏君则出世的传统。类似于陶渊明的避世不但不会被谴责，反倒被纷纷效仿，不参与政事有时甚至成了某种美德。换个角度而言，那些总是挑事、敢言的人，往往落得悲惨下场，却被人称为不识时务。而那些默不作声的人却被赞扬为有历史眼光，有远见。这是中华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相抵触的一部分，应该逐渐加以改变。当然，改变得从执政者开始，要真正给知识分子一个能说、敢说的平台，而这需要政治勇气和气度。
  　　
•   　　只想用韦伯回答对陈的一个质问：
  　　才华横溢的陈寅恪只留下《柳如是别传》这类生冷之作，是否是浪费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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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学术为志业》
  　　“这些学科教给我们如何从其源头上理解政治、艺术、文学和社会现象。它们既不告诉我们，这些文化现象过去和现在有无存在的价值，更不会回答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是否值得花费工夫去了解这些现象。”
  　　（陈确实没有考虑，质疑也是从“无用”的角度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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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所预设的前提是，存在着这样的关切，希望透过这些过程，参与文明人的共同体。但是它们不能向任何人 "科学地 "证明，事情就是如此，并且它们预设这一关切，也绝不能证明此关切是不证自明的。”
  　　（推测——陈希望通过此作参与史学精神的建构，韦伯也点出了其不确定性，but不追热门，不正是其学术可贵之处？
•   　　林弥生/文
  　　
  　　对一个文化符号心怀感念，抱有期待，是当下再常见不过的现象。也许是现下还未产生足以替代记忆里佳作的经典，也许是现实中过多的不确定使往昔显得尤其美好，于是最新电影要搬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歌曲装点门面，中学生素质教育要抬出民国教材当独门法宝，就连阐发政治见解也要祭出儒学来做药引子。
  　　
  　　 图书出版领域也未尝不是如此。1995年，《陈寅恪的最后20年》（以下简称《20年》）横空出世，一时洛阳纸贵，也将陈寅恪的名字从学术圈推向公共领域。当此书的修订本问世时，很多读者颇为关注，希望能从修订本中体会到当初阅读初版时的感动。
  　　
  　　 这个修订本的问世，距离初版已有十八年。这十八年中，陈寅恪的形象从学者到士大夫，从独立的思想者到中国文化的象征，愈来愈被放大，愈来愈被神化，这和《20年》引发的连锁反应不无关系。《20年》的作者陆键东在修订本“新版前言”中也表示，此书出版后所引发的陈寅恪热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现象，此言不虚。在《20年》出版后将近十年间，知识圈以为谈资，有些论者对此稍有警醒，忧虑地提出“劝君莫谈陈寅恪”，就是怕陈寅恪被过度诠释，成为远离本相的虚幻偶像。
  　　
  　　 当年，《20年》如一只扇动翅膀而引发风暴的蝴蝶，除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本位主义抬头这一可以孕育风暴的气候因素之外，作者的叙述方式与笔法正如蝴蝶之翼。陆键东站在了陈寅恪的立场上，试图用陈寅恪的视角去看待1949年起的风云变幻对陈寅恪以及陈寅恪在内的知识阶层的学术生命与个人命运的作用，以议论和抒情表达了对陈寅恪的崇敬，对其晚年遭遇的哀痛。这种叙述视角以陈寅恪为基准，将与陈寅恪晚年有交集的学术与政界人士、学生与同事都放在一个参照系内，鲜明地将这些人物划为与陈寅恪立场相近、相异、相反的几类，相近者多加褒奖，相反者略有微词，相异者如陈氏旧日爱徒汪篯则抱以同情地稍作批评。若不去深究真相如何，这类文学性极强的臧否文字，颇有激浊扬清的味道。
  　　
  　　 视角不可能完全重合，所以这种视角的选择很容易造成过度诠释，也会让作者不自觉地神化传主。不过，在社会对陈寅恪普遍缺乏认识的九十年代中期，《20年》这种笔端常带情感的基调、以陈寅恪的角度解读共和国前二十年的政治与文化政策的叙述方式极富感染力，这也是该书的影响长盛不衰的魅力所在。
  　　
  　　 值得反思的时代、值得关注的人物、报告文学式的书写体裁、在大量采访与档案调查基础上的叙述，加上在当时而言立场独特的评论，使《20年》在20世纪90年代的书林中鹤立鸡群，虽有模仿之作，但也难兼具《20年》的这些特色与长处。
  　　
  　　 十八年后的修订本，延续了旧版的风格，议论与抒情的段落依然饱含情感，在一些措辞上稍作调整，整体基调则依然如前。从修订本的整体结构来看，并无章节方面的大幅调整，只是在一些细节内容上修改、扩充或增加注释。这种做法是明智的，作为广为人知的一部作品，原作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文本，若全部重写便已成了一部新书，更何况在陆键东看来，原作的评述之语与视角选择自可成立，并无“重写”的必要，此次修订只需做拾遗补阙的工作即可。
  　　
  　　 这个修订版本，对新读者而言仍具吸引力，而对旧版读者以及对陈寅恪有所了解的人而言，则未为尽善。十八年间，叙述与专论陈寅恪生平、思想与学术的作品愈来愈多，无论在材料的丰富性上还是分析的深度上都远非当年的同类书籍可比，走向专业化的陈寅恪研究，也给修订本《20年》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如何对这些年陆续出现的成果进行吸纳与回应？
  　　
  　　 作者尽其所能做了努力。在修订本的参考书目中也列出了一批近年的研究成果，如资料性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回忆录性质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史学思想研究性质的《陈寅恪史学述略稿》，事实考证性质的《陈寅恪从考》等。依照以上各类新出著作，陆键东试图令修订本中的文学色彩减少、学术色彩增强，但在叙述视角与基调确定的情况下，这种尝试似乎颇为吃力。
  　　
  　　 以陈寅恪的角度思考问题难免造成不及兼听。先入为主的立场是感性的历史讲述者难以避免的倾向，如果不能将视野投向传主所在的整个时代，将人物放置其中进行讨论，主观性就会越发强烈。作者在修订时所选取的一些参考文献，多有带着“温情与敬意”对陈寅恪进行论说的倾向，极具情感的文字与作者选定的参照系相结合，似乎就使陈寅恪的形象从一个具有个性的学者提升为一个几乎不犯错的完人。作者自己也注意到晚年的陈寅恪比较情绪化的事实，发论时却每每以陈寅恪之是非为是非，使自己的叙述也有些情绪化的色彩。
  　　
  　　 做人物之研究，应有的立场是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不能将审美与求真混淆。《20年》最大的问题，就是灌注了太多的情感，对一些现象“信以为真”。比如陈寅恪的政治立场几次被评定为“中右”，作者就认为在上级主政者都明确表示要保护陈寅恪的情况下，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主持者依然持此论而不改，应是有意为之。至于为何中大历史系会如此评定则缺乏进一步的分析。事实上，若要在坚实的证据基础上重新论证，则不止这一具体问题，很多议论性文字都必须重写，如此一来，可能真的要出现一个与旧版截然不同的《20年》了。况且，选择以研究对象的视角为自己的论述视角，本身就是很危险的。如果材料不够充分，不能让具有各种倾向性的材料都发出自己的声音，很容易变成一己之见的自言自语。
  　　
  　　 平心而论，《20年》出现的这些遗憾，并不掩盖其应有的价值。作为一个有关陈寅恪晚年生活、思想与学术的文本，十八年前的《20年》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寻找档案，查访与陈氏有交往者，钩沉索隐，实属难得，此书推开了对陈寅恪晚年、对一代学人在一个全新时代的经历的研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
  　　
  　　 如果我们将这本书作为一个时代的标记，就可以发现，这十八年间，不但有关陈寅恪的书籍越来越多，一些对于书籍而言至关重要的条件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年里，出版机制的变化让书籍问世的速度越来越快，书籍的总量也以几何级数增加，这种状况让图书世界出现了相对饱和；网络媒体每天都喷射出大量讯息，而且日渐成为我们获取资讯的主要途径，使纸质图书的饱和感越发严重。在此种环境之下，如果没有独占性的资源，无论是资料的稀缺还是评论的个性化，都难以让读者和评论家满意——这还只是就健康的书籍而言，不包括那些追求噱头和迎合读者的读物。
  　　
  　　 除去这个环境因素，严谨的学术写作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十八年前，用《20年》的容量写完陈寅恪的晚年是绝对可以的，但随着资料刊布越来越多，每一个具体事件、每一个与陈寅恪有关的人物可书写的空间都大大增加，再以原来的篇幅综论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经历，难度几近于挟泰山而超北海。在有关陈寅恪的图书题材已涉及到各个方面的情况下，再为陈寅恪的后半生做一部通论性的作品，莫如将论述时段拆分，或是只谈某个领域。在这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新出版的《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就选择了一个全新的主题。此书只选择了陈寅恪前半生中的一个时段——留学时期，并选取了这个时段中的一个侧面——学术思想的渊源——进行研究，但这样就已使其著作的篇幅超过了《20年》。所以，《20年》在十八年后的修订再版，确有与当下不合之处。
  　　
•   　　将书扉页上这句流传已太广太广的话做这篇零碎笔记的题目。这是为王国维先生作的纪念碑铭，但私以为识其个中三昧者极少，作者或者是其中之一，还有寅恪先生曾经交往至深，互为投契的知交好友。作者说陈老终身为遗老遗少之名所累，我却觉得正是这样，陈老理所当然的远离政治，只谈学问，他将自我长期的封闭于社会大背景之外，却保持了自己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或许正是一种变相的守节。
  　　
  　　1、在这个年代，大多数人愿意投身理工商学门下，而社会普遍将文史哲划归为将来找不到工作的徒有其表学科。真是与中国前几千年背道而驰了。这或许意味着中国再难出现在文化道路上走得深且久的人，也再难出什么国学大师，当然，这与时代，与社会，与太多东西相关联了。由寅恪先生再反推，或许战火纷飞年代反而是对文化学者一种懦弱的庇佑，现如今太平世道，倒是再不见潜心考据著述之人了，快餐作家遍地，一本书顶多一年便可作成。或许，寅恪先生这样的人，百年才能出一位。但是，如三四十年代那些高级知识分子，莫说其风骨傲气、赤子之心，我看就连其学问才识如今也难寻这么一批人物。
  　　2、陈序经等人从容风姿着实令人心折不已，欲亲眼见过。
  　　3、作者能把如此庞杂的人事物层层铺开，抽丝剥茧，且给人以上下贯通，读来畅快之感，说明其确是心血之作。
  　　4、作者在书中大多数时候都在铺陈事实，平和地叙说，很好地保持了一个历史陈述者的身份。难得的几句评论，或是太激愤，太悲痛，太伤怀，而不得不发之语，皆可令读者感同身受，可谓点睛。相比于当世一些动不动即要表达自我观点，只论夺人眼球者，显然大度通达许多。
  　　5、十分感怀与寅恪先生与冼玉清先生知交情深，不论政治，只谈学问，尤其是碧琅玕馆主人一句：不论哪个政府我也没关系，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足见其心意豁达，于我心有戚戚焉。
  　　6、关于寅恪先生对贤者拙者的一段论述，我认为十分重要，贤者拙者在历朝历代都是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此话固然是名士风度，但寅恪先生在还算中年之时便得如此结论，他应该是早已看透，于晚年让自己完全脱离于政治之外。相对于后面他对共产党，对马克思的一些态度从此句或许可看出些端倪。
  　　7、关于汪籛。作者在书中说道：如果历史仅是这样的一面，则以后的故事便要简单得多。偏偏历史并非只有一面。从汪籛这一类知识分子人生观的改变，戏言一句，或许证明毛主席那句：知识分子经过改造是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我以为，文化一旦流于政治，就彻底失掉其本性了。书中很多地方，都是点到即止，但读者不免多思。其实作者于心中对寅恪身边各色人物都有评判剖析，渗透于字里行间，或褒或贬，却不直言于文中，而留待读者自行体悟。除此，我觉得作者仍保有一种平和心境，所以有言：若以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发展都有不同的因由来审视。
  　　8、文中有一细节，1950年《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出版，据说陈寅恪在京华如此多旧友中只附一信给邓志诚，大意为京华的学人已捐弃旧学而追逐”新学“，该书也只有你感兴趣了。
  　　9、周连宽、蒋天枢等人，虽然并不具备寅恪先生、王国维先生的学术才能，却拥有同等的治学气度，让作者不禁赞：这种以漫长的一生证明一份历史之缘，似乎昭示了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有这么一些学人的特别人生——他们是为文化而生的。
  　　10、关于董每戡先生。书生自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厌官。
  　　关于梁方仲先生。学术的价值比较有永久性，政治只能解决一时问题。
  　　以上两位先生，都让人遥望见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气节，感佩于那些守节，拥有中华民族传统文人傲骨之人。从对他们二人的描述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作者的激愤之语，隐于心中而不得不发，其效果力透纸背。
  　　11、关于陈寅恪先生与吴宓先生之交。这是一段令我读之落泪的往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如作者所言：有关当局十余年对陈寅恪的照顾犹抵不上一介书生的意气相投，相怜相勉，快慰生平，这已明白宣示，中国历代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的理解和尊重，他们要求现实的，也是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的认同和珍视。
  　　12、中国四五十年代的学人，在政治革命中的命运，真是让人不忍卒读。刘节先生在批斗大会中被命令爬出会场，年过花甲的刘节如狗一般爬出了中山大学的礼堂。凡此种种，不忍再举例。可谓是中华民族文化界的一大耻辱。可同时令人感佩的是他们仍拥有的天真热血，赤子之心。一有”自由的天地“，这群学人总情不自禁地展现生命的本性；一到历史关头，总能看见他们高洁的灵魂。作者如是说。多么可敬的一群中国人！也是多么可爱的一群中国文化的脊梁！
  　　13、陈寅恪先生一生都与中国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作者在书的最后评述，用了三个与文化相关的词，他的一生弥漫着一种文化意绪，怀有一种文化情怀，拥有一个文化灵魂。我以为，这是陈老所追求的。虽然文化在时代中总被加以甚浓的政治色彩，这也是寅恪先生一生都排斥，都避免的，包括最后承认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都在昭示着陈先生对于政治和文化相融的坚决否定。有趣的细节是，在为寅恪先生平反之时，会场中有一半人认为陈寅恪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季羡林先生或许还是懂得寅恪先生的，他当即反驳说这可能高了。
  　　确实高了，而且说不出高在哪里。因为何苦要牵扯至这么多，只需将寅恪先生视为一个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学人就可以了。
  　　
  　　
  　　书读了三天，比较快，还有很多细节来不及一一推敲细思。虽然只凭此书窥得寅恪先生一二，却也令我受益匪浅。
  　　因为很久以来都没有这样怀着强烈的情绪读一本书，所以随读书的进程零碎记上这些，并没有记在专用的笔记上，现存稿于此。
•   　　 因为听朋友说起过这位大师，一直想了解下他的生平。不过对于一个不搞史学研究，知识浅薄的孩子来说想要了解一下这位大师，真的太难了。后来有人推荐这本书，于是买了来。很厚的一本，但是读起来却不觉得。
  　　 读完全书，有种莫名的愤怒。同时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折服，虽然陈寅恪先生与我隔了好几十年，但是我感觉他就活现在我身边。当他说出那些掷地有声的话语时，我仿佛也看到了他高贵的人格穿越时空来到我的身边。
  　　 书中很多次的提到了当时的清华园和一批各领风骚的大师们，让我不禁感叹那个时候的文学氛围。让人不禁将自己也置身其中，想象自己穿梭在各位大师身边，聆听他们的对话。不过随着“运动”的愈演愈烈，这种氛围早已消失殆尽。
  　　 书中有两个场景我特别触动，一个是陈寅恪的学生们每每到陈家拜见这位老师的时候，都会很严肃的行叩拜礼，我跟朋友谈起这段的时候，她脱口而出的是“迂腐”。我想现在很多人也会觉得，见个老师还有跪又拜的。是啊，现在的治学氛围，早就师不师，学不学。我感动的是，那时候的学生，他们敬畏知识，所以他们亦敬畏知识所托的这些老师们。他们虽然看似迂腐的，但是他们的心却是神圣的。一颗懂得敬畏的心。
  　　 书中另一处让我颇有感触的是郭沫若前往陈家拜会的那段。很早以前郭沫若曾邀请过陈寅恪到北京就职，但被陈寅恪多次拒绝。可以说陈是狠狠的打了郭的脸，但是郭还是前去拜会了陈。这其中有很多因缘际会，我也不知怎么说清。我所感动的是，当时两人见面的气氛，吟诗论学,意气风发。在这一刻，我不禁要放开对两人的成见。只是想单纯的用两个大师见面论学来看待他们。虽说当时的郭沫若已经早已经从一个文化人沦落到为政治服务的地步，但是在这一刻我感觉到了他作为一个文人的回归。他那颗对知识的渴望和赤诚的心。不要问我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在那一刻的陈寅恪和郭沫若赤诚的像孩子，甚至觉得这时候的他们是相互坦诚的。也许在那一刻他们心里都在默默的称赞着对方吧。
  　　 整本书带给我触动的地方还有很多，无法一一说出，像陈序经，像吴宓，像蒋天枢，从对他们的一些只言片语上我也能感受到那时候治学的魅力，那时学者们对自己理想的坚持和追求。
  　　 不辱身，不降志的呐喊犹在耳边，不断的鞭策这我。
  　　
  　　 最后说说，书看到后面就有点看不下了。作者一直试图压抑自己的感情，避免写作的太过主观。但是到后面似乎有点力不从心，作者本人情感流露过多，这大大影响了读者。并且作者多次用主观的意象去猜测陈寅恪先生的想法，不禁觉得有点别扭。独立，自由的思想与人格，如何去揣测？
  　　
•   　　时代价值与品性诉求
  　　——论《陈寅恪的最后20年》再版意义
  　　文/马庆云
  　　陆键东为中山大学毕业，这为他收集、整理陈寅恪最后20年的资料做了地利上的准备。当然，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问世之前，著名学者陈寅恪自1949年之后的生平与学术研究，在世人面前，一直是一个迷。虽然经过后世努力，在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逝世十数年后，他的全集作品才正式出版，但这并未解开其最后人生的谜团。这位素有“清华四导师”之一称号的学者，在其晚年，又如何于众乱纷争中保持他的那份“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错中复杂的政治与学术氛围面前，这位老人又有着怎样的思考与苦痛？
  　　第一版《陈寅恪的最后20年》便是试图通过对1949年之后的陈寅恪生平进行整理，而找寻这位老学者的思想脉络。陈先生治史为学，自成一家，要寻其踪迹，难免需先成其门生。该书作者陆键东却缺少这种“人和”上的准备。历史能呈现给陆键东的，只有跨了时代的诸家回忆，和已经付诸文字上的陈先生著作。
  　　因此，我们见到，《最后20年》一书，在探取陈寅恪老人内心世界的章节中，基本均是出于对其彼一时段诗歌的分析，用解读掌故的方式来试图还原心境。这种治学方式，或多或少地传承自陈先生本人。不过，作为历史哲人的传记存在，该书不能一味探寻“心境”，而自当摸清人物何以如此的时代背景。于这个时代背景上，我固执地认为，陆键东还没有“天时”的条件，因为“我们离那个时代还不够远，不足以没有阻碍地说出我们所能查询与阅读到的真相”。
  　　比如，95版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便遭遇了前中山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龙潜”的名誉侵权案。大历史潮流过后，亲历者，少有敢于独自承担责任的。因此，修订版的《最后20年》对此章节做了隐姓埋名的处理。这从一方面说明，我们离那个时代还不够远，另一面，也告诉世人，修书的价值正在于警示后学，甚至于是震摄我们自身为非作歹的任何念头。
  　　要评述陈寅恪先生的最后20年，势必遭遇对中国改开之前大历史的正面交锋。大时代悲剧，造成小个体悲剧。中国学术界，对此一阶段中国史之研究，尚无准确把握，且分为严重对立之左右，唯有以党政纲领为指导的“学术意见”暂时“统治”全局。治学的陆键东，虽然力图秉承陈氏遗风，但也只能在指导纲领中写作。要见其镣铐跳舞中的价值，尚需数十年。
  　　束缚性研究与束缚性写作，是当代文人必然遭遇的坎坷。陈寅恪如此，陆键东也自然不会逃脱。用陆的话说，陈先生遭遇的束缚，为政治环境使然，而当下文人，则多自身。此话是否值得商榷，暂且不议，唯独可以看看，在束缚中，中国文人如何展现出自身战胜恶劣环境的精神品性。对这种精神品性的追寻与展示，也正是《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最重要的时代价值。
  　　自95年第一次出版之后，修订版的《最后20年》又历经十数载。在这十几个年头中，陆键东对陈寅恪先生“品性诉求”的理解，有了更多的体悟，虽然这种体悟反应到修订版中的文字更动并不多，但却存在它应有的价值。该书，对陈先生晚年为何钟爱《再生缘》并做《柳如是别传》地记录性分析，也尤为闪眼。
  　　用俚俗之语言之，人为两事而纠结，一为历史之走向，二为自身之走向。49年后的陈寅恪，于历史走向上，发声基本为零，但以对《再生缘》与“钱柳因缘”的解读，则已把历史之走向融入人生之品性诉求当中。这也便是为何陈先生当年被批为“历史唯心主义”的最根本原因。无论是95版，还是修订版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都对“历史唯心主义”遭遇到的迫害直言不讳，这在当下看来，依旧具有批判性，属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范畴。
  　　当然，中国当下的唯心与唯物之争，已经不再简单粗暴，这是一种进步。但我依旧认为，中国进步之根基，必须而且必然建立在对曾经错误的记录与反省上。修订版的《最后20年》或多或少地承载了这一历史使命。并且，该书在陈寅恪先生文章之外，通过传记的方式，还原与展示了一种强有力的文人精神诉求，这种诉求，未尝不是对“世风日下”的读书人注入的一剂强心针。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读书，早已经变得很奢侈。
  　　
•   　　在单位的空闲时间告诫自己要多读书少上网，所以就显得与世界格格不入了。在网上买的书到货被围观时，别人觉得你很怪，就连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因为现在的主流价值观可能把读书尤其是除成功学以外的书，贴上孤僻、书呆子、没能耐的标签。这种价值观早就颠覆了儒家以来崇古的传统（在文化领域中），所有的人都急慌慌的向前努力，加速迈向成功，而读书、读古书对大部分人的成功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观念的产生，222页，是一方面的原因吧。“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后来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许多领域断层。人们不再像古代拥戴读书人，而是觉得读书无用。如果用大历史观的角度审视，这场运动一定有着背后的原因。毛泽东建立的上层组织与下层农民之间的联系，为什么要用这样一场破坏文化的运动来巩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