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方法

出版时间：2002-08  出版社：三联书店  作者：洪子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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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五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社会思潮的变迁轨迹为考察对象，从当代文学的体制、生产、资源等观察角度，关注当代作家生存和文学生长的环境；并从学科的生成和建构等问题出发，把当代文学纳入相关的研究序列中加以探讨，通过对海内外卓有影响的文学史家研究状况的考察，提供了自己的思索和见解。本书既有书斋专著严谨而厚实的特点，又保留了课堂即兴发挥的轻松氛围和鲜活的口语风格，不失为一种富有变革与创新意义的著述体例。

作者简介

洪子诚
洪子诚，1939年4月生，广东揭阳人。195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讲授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现状批评、中国新诗等课程。
主要著述如下：
《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与张钟等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中国当代新诗史》（与刘登翰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与谢冕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理论资料》（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
《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两意集》（与么书仪合著），学苑出版社，1999年。
《当代文学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中国当代文学史》，韩国比峰出版社，2000年。

书籍目录

自序前言 课程介绍第一讲 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研究“滞后”的原因寻找新的“学科话语”第二讲 立场和方法文学史的“写作”阐释对象和阐释主体“历史的偶然”“叙事形式”和“真实性”“时间”与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的关注点历史“碎片”的整理“对抗性”的线索概念和叙述的“清理”“内部研究”第三讲 断裂与承续“断裂”：作为一种现象当代文学面临的压力为问题寻找“参照”“进化”的文学观对“转折”的研究第四讲 “当代文学”的生成40年代文学的“可能性”“文学共生”的想像“独立的”文学传统缠绕不清的问题“一体化”和“价值多元”文坛派别的类型划分类型分析的目标第五讲 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当代文学的“一体化”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当代的文学机构出版业和文学报刊“自由表达”的可能作家的身份和“存在方式”“身份”的几个问题第六讲 当代的文学“经典”可供观察的方面（一）有关的题外话可供观察的方面（二）当代“经典”的若干问题对西方经典的“自主姿态”对于“现代派”的策略第七讲 当代文学的“资源”“左翼文学”等概念《夜读偶记》和卢卡契激烈拒绝的态度“异化”问题革命文学的“宿命”革命文学的“驯化”批判性失去之后参考书目

编辑推荐

　　五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社会思潮的变迁轨迹！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希望借此促进校园与社会的互动，让课堂走出大学围墙，使普通读者也能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我喜欢洪子诚先生的叙述风格，拧巴，干净，绝无多余的修饰与煽情，却总充满丰富的思辨张力：一方面，他在书中对一些可能遮蔽文学史真相的概念进行了质疑与清理，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完全放任质疑的限度，总在纠正着怀疑本身可能带来的诸多问题。理论的紧张与冲突弥漫在这本书里，但用以勾勒这种激烈内在冲撞的文字，却又显得那样举重若轻，甚至几近于一些常识的反复强调，可常识，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之一吗？
  　　 也正是在这缜密细致的“还原”中，复杂多变的当代文学史，呈现出了颇有几分诡异的镜像。像“左翼文学”、“自由主义作家”两个概念，曾是我们的文学史赖以叙述的关键词，但在洪子诚先生的冷静分析下，不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界限充满了模糊，而且每个概念自身，也纠缠于各种复杂的文化构成因素。以单纯概念的划分及其演进，作为文学史叙述的主要手段，这样的学术方法，无疑充满了片面性，在思维观念日趋开放的今天，对这种片面性的指责可以是随意而轻率地，我们也理所当然地以为，文学史的建构，应当遵循独立的艺术审美传统。可是，对于这种看似合理的观点，洪子诚先生同样予以了质疑：“但是，坚持所谓的纯正的艺术信念就没有问题了吗？这种信念的内涵且不去说它，它有足够的力量和可能性来承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现象和问题吗？”
  　　 话说得很尖锐，足以打破不少人脆弱的“纯文学”幻想。应该说，洪子诚的书写得很看，但他笔下的当代文学史本身，却没有那么好看，甚至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残酷，还要面目可憎。似乎更加令人沮丧的是，著者并没有像很多人所期待的那样，责难于那使文学史变得面目可憎的隐秘原因，反而极为冷静，甚至有些冷酷地为其辩护：“在文学领域充分政治结构化对立后，斗争的残酷，可以说是必然的。”
  　　 对当代文学和政治关系稍有涉猎的人都会明白，洪先生所坚持的只是一个常识，一个不为我们所喜爱，却真实存在，甚至衍生于当下的常识。我们是太钟情于那些浪漫妩媚，甚至有些滥情的文学想象了，以至于对任何敢于破坏这份才子佳人式美感的东西，都产生了敏感的防御与畏惧，可是，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对艺术独立的坚持，就能让政治或市场的鬼魅从文学现场自动撤离，而安于被驱逐的现状吗？
  　　当然不能。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洪先生笔下的文学史，虽然过于压抑冷静了些，虽然少了一些激烈批判的锋芒，却有可能更接近于历史发生时那种暧昧不明的动荡。用著者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犹豫不决”的写法，但恰恰是带有这质疑中的犹豫，为我们贡献了许多富有价值的真知灼见。
  　　 比如，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分析中，洪先生反问道，假如胡风“掌权”会是怎样？我们对于胡风这些当代受难者的同情，会不会有过分拔高的倾向？再比如，对于新诗艺术成就的质疑，几乎成为当代不少学者，特别是古典学者众口一词的论调，但面对“那么多人的诗人和新诗爱好者，近百年来付出那么多的心血”，那些轻易的贬损与指责，是不是太过主观情绪化了一些？还有当代文学的经典问题。金庸小说地位的升降，已经成为文学研究关注多年的热点，但是否有人像洪先生一样怀疑过，争论双方貌似差距极大的论述，其实都缺乏对通俗小说自身艺术价值的捍卫。为什么对金庸小说价值的判断，就一定要在“雅”与“俗”这样对立的传统中进行呢？“俗”本身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吗？
  　　 至于像“左翼文学”之类时代烙印浓重的文学概念，当我们自作聪明地指责其艺术上的粗糙时，洪先生却给早期的“左翼文学”下了一个十分“惊艳”的定语：先锋。冷静想来，相比于那些书斋文人自我抒情的惯性书写，“左翼”文学最初那些激情澎湃的诗篇，那勇敢地冲决一切的革命之力，那对现实的勇敢直陈，又怎么不是一种先锋的探索呢？只是后来，在多重力量的干预下，在另一种新型文学体制的束缚中，它的确陷入了某种机械复制的可悲中，可是，从反圆熟，反腐朽，最终演变为一种新的腐朽格套，这难道不正是一切先锋难以逃脱的悲剧命运吗？
  　　 洪先生的这本书，本是北大课堂的讲稿，出版于2002年，讲学的时间则是在1999年。那是旧世纪与新百年的分水岭，人们充满了世纪末的反思与困惑、憧憬与展望。那时候，当代文学中一些后来被我们形容为重大的事件还没有发生：今天生猛异常的所谓“80”作家尚在青春期的懵懂中，“文化研究”、“当代文学的价值重估”也还蛰伏于空气中酝酿，而高行健则正在通往斯德哥尔摩鲜花簇拥的路上……不少因时间下限之不确定性而质疑当代文学研究价值的人，或许以为十年前的这本书，到如今已然过时。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十年时间量的积累，是否真的意味着我们的研究与思考已经完成了质的嬗变？抑或，十年间，当代文学许多看似热闹的人与事背后，依旧还只是政治与市场此消彼长的隐形操纵？吾国的历史，其实说到底，也无非是一只被抽动的陀螺，转来转去，却还在原地。此循环往复的宿命，纵是转姿稍显优雅的文学史，又何尝能幸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