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喧嚣

出版时间：2007-10-1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吴毅  页数：758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的华中地区某乡镇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复杂的互动结构中博弈共生的过程和状况，为读者提供了新颖而富启发性的视角，是一部有一定思想冲击力的学术著作。本书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叙述，生动展现了农村基层政权以及村、组织和农民个体多方面多层次的工作和生活实态，人物鲜活、情节曲折、可读性强，同时又对描述的对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是对当下中国农村的不可多得的“深度描写”。

作者简介

　　吴毅，重庆市人，1958年生，法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出版过《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等著作，曾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书籍目录

　　致谢主要人物一览表引子一 迎检，迎检中心工作与迎检村里的“作业”动员再动员：确保高分过关二 不开发，政府怎么办林书记的规划开发的政治学洲头的纷争三 要钱是孙子，无钱是羔羊四 播撒希望五 周旋于商民之间六 媒七 “可嫌”的农民八 僵持九 基层的理性十 又是一轮收钱时十一 了结难题十二 利益关注 十三 新的年轮十四 未完的结局十五 幕落幕启注释附录1 小镇调查笔记引用索引附录2 小镇文献资料引用目录参考文献

用户评论 (总计17条)

•   　　《黄河边的中国》作者曹锦清由于条件所限，虽然做到了调查广度的覆盖，但只能对中原乡村社会做一些“点到为止”的访谈，同时主要以农民的视角看待问题。
  　　而《小镇喧嚣》刚好跟他互补：此书长于调查的深度，看问题时还结合了干部的视角。学者吴毅2003年执武汉某区领导之“尚方宝剑”，进入一个正急速变迁着的郊区小镇，期间与镇村各级领导混得很熟，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深入调查。
  　　本书以“讲故事”的形式叙述了小镇一年间发生的一些典型政治事件：迎接上级检查、开发征地、经济作物推广、采石场纠纷、收税等等，对乡干部、村干部、商人、农民等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政治互动进行了实景展现，可读性很好。书中还叙述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为了自身利益所采取的斗争策略，诚实地展现了农民群体的完整形象：淳朴的农民也会拿起弱者的武器而变“刁民”。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通过采石场案等几个案例透彻地说明了，当前农村法治的不切实际和大量农民之所以选择上访的原因。
•   　　 一部将乡土经验和理性视角完美结合的半学术著作，无须一再强调它的叙事性强而学术性弱，无须指责它剖开残酷的现实而没有指出一条清晰的路径。就像鲁迅的文字一样，它的意义在于将“应然”逻辑式的学术研究之外的“流动的经验”呈现在读者面前，用充满利益博弈的基层现实去填充实践者的思考。在目前的中国，能有这样的耐心和责任感，将活生生的现实，抛开道德高论和官方语境的现实展现在读者面前，已是十分不易。
  　　 它让我想起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剑指“泛道德主义”的立场，将鲜活的利益纷争作为叙事的主轴。它告诉我们，只有正视利益，才能为利益博弈制定规则、搭建平台，才能使各方利益诉求得到博弈平衡，呈现稳定的状态。空谈“主义”，将老百姓捧得再高，也无济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带来更重的行政成本和维稳成本。
  　　 它让我想起了苏东坡在《石钟山记》中说：“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诚然，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思考成为奢侈品，虽饱有价值，但少人问津。本应深入民间的专家学者多耽于闭门造车，“终不肯”践行田间调查，而使研究陷入结构主义语境。即便专家学者有意愿深入民间，便不得不面对自行调查与政府导入的方法选择。前者会因生人社会的关系屏蔽而使调查难以开展，而后者会因政府语境的场景屏蔽而使调查严重失真。这样的困境仍是困扰田间调查的世界性难题。抛开是否具备解读的能力不说，而能够真正亲身经历基层治理的干部们又多耽于拜尘、聚财，多余的思考似乎与房子、车子、领导、职级无太多关系，自然不入法眼。再者，基层干部面临思想独立性与官本位逻辑（或者说人生角色与职业角色）二重抉择，但鲜有耽于拜尘、聚财而能保持思想独立者，其思考能否客观反映问题自然存疑。
  　　 它让我想起了黑泽明的电影《七武士》，老百姓是最狡黠的，又是最悲惨。这种缺乏权利支撑而带来的悲惨，注定了他们必须用最狡黠的手段，在掌权者可以容忍的限度内，获取尽量多的利益。你不能指责他们的狡黠，就像活下来的三个武士在农民一片欢声笑语里默默地接受他们自己的“失败”。是上级阶层的权力和威慑，造就了他们的软弱可欺和逆来顺受，同时造就了他们受尽欺凌而能强力反抗的性格。他们其实也是强力的。
  　　 它让我想起了我在基层工作的这三年所经历的种种困局。这种种困局的直接原因在于政策决策在过分强调政治正确性的同时严重缺乏可操作性，具有超越基层地域的意识形态意义，而忽略了给基层政权带来的技术性矛盾。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中央站在全局高度而使政策本身所包涵的理论导向性与战略意义，但是忽略“地方知识”的臆想式的应然逻辑，使得政策本身充满了泛道德主义关怀，而再次遮蔽基层官民二元关系之间充斥的利益色彩。也正是基于对以上矛盾与问题的切身体验，基层政权实际根本上不可能采纳这些大话语编织成的政策，而这种“不遵循”行为又成为基层政权为人诟病的肇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决策者一手“塑造”了基层政权“好政策不落实”的形象。而这其中，政策者对民众的复杂性缺乏深度剖析，以及民众自身的利益张力，成为导致基层政权“道德困境”的主因。
  　　 总之，这是一部能够帮助我们读懂基层的书，我甚至认为应该让每个决策者读一读，深味其中的奥义，避免更多的不合实际的“拍脑袋”决策，也避免让老百姓来承担决策者的“政策试错”而带来的巨大成本。
•   　　看完后，觉得对农村的现状向城镇现代化过程转变中描述很扎实，花了很多时间。但停留在对事实的陈述理解上，并未从现象中挖掘出更深层次的脉络。打个比方，仿佛一个医生为病人看病，对发病的表现掌握的十分仔细入微，但对病理却摸不清头脑，更谈不上对症下药了。
  　　书中的现象，我作为在政府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有亲见过的，有耳闻过的，有在其他书中看到过的，已经没什么超出意外。而我水平有限，始终期待有个人，能够把这些现象背后的实质说清楚，我期待有这样一本书，看完后，我能够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即使我们无法看到药方，起码，让我们死能瞑目。
•   　　 这本书是作者在2003-2004年在武汉市大江区近郊的一个小镇调研一年半的成果。作者主要采用叙事的方式讲述了小镇在发展变迁中的矛盾，主要讲述政府收农业税时的艰难，乡镇干部的煤与农民的刁，采石场关闭之争，农作物种植的问题，小镇办企业等几个独立并相互联系的故事。
  　　 小镇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和水产业大镇，主要种植水稻、小麦、油菜、黄豆等，尤其以黄豆品质优良而出名。水产品则生产鱼类和虾蟹。由于小镇位于市区近郊，镇里的农民多因种地收益小将土地抛荒，进城打工，传统农业受到严重的挑战。种地收益小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农产品价格低迷另一方面则是要上交农业税。国家在2004年为减轻农民的负担将农业税下调并且规定乡镇干部在收取农业税时不许采取强制手段。那么，农业税下调会让农民心甘情愿地交税吗？干部在收取农业税时不使用制手段能否顺利将税收上来呢？这本书就跟踪了几个村子收农业税的状况，向我们展现乡镇干部地位的难堪与农民的赖，以及乡镇干部亲缘关系对收税的帮助。
  　　 由于小镇的地理优势，小镇的部分地区被规划为工业园区用地。由此，开发引起了政府与村民、外商及私企业主的矛盾。在本书中，围绕着政府与村民关于土地补偿、与外商台胞叶桦的矛盾及与采石场业主的矛盾展开叙述。不难看到，政府想做的事情谁也拦不住。叶桦的庄园位于被规划的园区用地中，可是他建庄园在先，规划在后，关于怎么赔偿的问题成为双方博弈的重心。由于他巧妙利用自己台胞与外商的双重特殊身份，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最终也取得了好的结局。可是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呢，没有特殊身份的私人业主呢？再怎么强势，最终也被乡镇干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权术“说服”。关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通俗说法就是政府利用人性的弱点将结成攻守同盟的农民个个击破，先从有特殊情况的人下手。比如在镇政府与洲头村就开发引起的各种纷争问题中，政府就首先针对小组长于组安实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利用其多年的干部身份进行政治软威胁，同时针对他家的特殊情况给予适当恩惠。把于说通后在拿他的签名做其他村民的思想工作。通过反复的动员，最终使得农民妥协。在讲血缘关系的农村，政府已经相当熟练地将非正式权术利用于人情味特别浓的乡村之中了。
  　　
  　　 同样，在与采石场的纷争中，政府也是用这种方法一点一点瓦解掉业主的团结。政府一纸文件下令将区里采石场全部关闭，不予业主任何赔偿。关闭的原因明里是保护环境，实则光秃秃的山留不住开发商。而当年由于响应政策办起采石场的业主们基本没有任何利益，有的甚至面临破产危机。当初明明是政府诱使我办场子，现在为了开发要关闭场子而置业主的利益不顾，这事滩谁身上都觉得怨。在每家平均三十万的巨额损失面前，几十家业主形成坚不可攻的统一防线，最终业主通过进京上访两次赢得政府的让步，从一开始的不与任何补偿到给予适当赔偿。虽然结果与他们开始期待的有巨大的落差，可是毕竟与政府进行了致命一搏，而且他们还具备反悔的筹码。只要稍有空子可钻，他们就会伺机而入。这也怨不得他们，为响应政策而投资几十万的项目近乎血本无归，这种遭遇只有在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度才会遇到。
  　　 农民是靠天靠地吃饭的，政府开发把他们的地占了，然后给点少的可怜的补偿费就把他们打发掉了。而且层层剥削，落到农民手上也没多少了。这些补偿费他们吃不了几年，也不能凭此去做点小生意。那农民以后还怎么活？只能趁年轻力状之时出卖体力。你收了人家谋生的工具，你就要对人家负责。要么送年轻人去学技术，以工业或手工业为生，要么就提高补偿费标准让农民做点小本生意。只是，这样算什么啊？失去了土地的他们怎么能不闹？可是闹的过政府吗？。政府想做的谁拦的了。最后只能在强大的整治武器的压迫下，谋些小利。只是这一闹，农民就成了大家广为所知的刁民了。
  　　
  　　 这本书就通过叙事手法将乡镇政府干部、村级干部及农民之间的博弈之术生动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读到无奈，为何政府那么霸道？读到气愤，为何农民被开发商牵着鼻子走？读到心酸，为何中国的农民那么难？农民还有出路吗？这本书是继费孝通的书之后，了解当代农村社会一定要读的。
  　　
•   　　 正如有的评论所说，这是一部比小说更精彩的论著。作者从现实生活中采撷的片段让读者如同亲历现场，选取的场景也颇具有代表性。
  　　 我出身农家，从小时候在泥土里摸爬滚打，到现在外出求学，身边的叔叔伯伯带给我的疑惑是：课本里歌颂的那些忠厚老实、勤劳勇敢的楷模与我眼前的是一个群体吗？是的，他们大多忠厚，但忠厚里总是会裹挟着一丝狡黠，对自己的利益斤斤计较；是的，他们大多老实，但是因生活所迫对抗乡村干部、村干部的事情时有发生，以死威胁的也不在少数，尤其是在提留款敛的最盛的时候。
  　　 有一名同学，城里孩子，好几代前就居于城市，未实际接触过农村，对做村官颇有热情，渴望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问及她对农民的印象，她反问道，难道不是书中所说的忠厚老实，而且认真执行国家政策的人吗？这也可能是不少人的看法，但人作为性格饱满的存在，从来就是一个矛盾体。
  　　 在本书中，作者用补占地款、私搭房等事实多次提及农民以法不责众的行为逼使政府承认既成事实，撒泼撒浑，各种招式都用，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有一些内容比较有意思，例如，在索要占地补偿款时，要求重新丈量土地面积，但被问道当时交税的时候怎么没主动要求丈量？还有，老罗在作为村干部时以政府代言人出现时，对村民的拖欠行为很是不满，但当他作为餐馆主人出现，面对工商所的工作人员却又百般推脱，尽可能的少交税款。但农民与政府斗智斗力的结果往往是政府获胜。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和政治资源的对比悬殊迫使农民作出妥协。由此衍生出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政治智慧也让人感叹，大家在相互攀比，但是又不能完全做到相互知根知底，走在太前，会遭受别人的白眼，被认为是“叛徒”，如果落在后面，政府因妥协匀出的利益就不能分享了。
  　　 在面对纠纷时，法律和上访之间选择，农民往往选择后者。一般认为，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是原因所在，但是这种简单化的归纳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正如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中对修沟渠的分析一样，凡事都是经过利益考量的结果。诉诸法律成本高，耗时长，而且最重要的是，对农民来说，保存和搜集证据并不是他们的强项，很多证据早已湮灭了。并且，在农村找律师与政府对抗，也属成本高昂。在不愿为和不能为的情况下，只能求助于“青天”。而且，上访多数时候也是施加一种压力，以求得政府与其回到谈判桌上寻找两方都能满意的平衡，书中提及的农民经常躲在同一家宾馆方便让政府工作人员找到就是典型的例证。但当农民行为越界时（农民将上访材料交给信访局并备案后），政府认为农民已经不顾及政府的面子，那政府也就不再对农民妥协。
  　　 书中有意思的还有对村干部的描写。村干部作为“媒人”，作用不容小觑。利益的拉锯战多在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到最后再由政府特别是主要领导一锤定音。现在的情形是，政府一再体恤甚或放纵民情，指的是对执政方式的温和化处理，但是任务却一点也没减，压力都转移到实际工作的村干部身上，苦不堪言。有的村干部怀念起之前动粗的“美好时光”了。但村干部却不能撂挑子，一是政府以情动人的方式，让其将公事与私情不能完全剥离，一是村干部可以享受这份工作带来的额外收益，如书中提及的先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可以将工程交给村里干。
  　　 作者对农民的调查较少，顶多是对有农民身份的村干部有一些调查，所以本书立场虽为中立，但多着眼于政府和村干部的角度。对农民的印象是“可怜又可嫌”，也许原因如书中所言，任何利益博弈收益最少的肯定是农民，一是利益层层经手各级政府，农民处于利益链的末端，一是信息不对称和政治资源的弱势，那么，尽可能为自己争取多一些的利益殊为正常。
  　　 前几日与家人聊天，得知种粮补贴所得与所交的灌溉费用等支出大致相等，由此可见，之前农民的负担确实太重了，农民现在需要的不是政府对“党的政策亚克西”的怡然自得，还有实实在在的扶持。到时候，即使没有春晚，大家也会念叨政策亚克西的。
•   　　 本科四年，挂着国际政治专业的招牌大行与市，却常是心有旁骛。也许是成长背景的关系，对于农村的关注一直持续着，不过总是断断续续。到了研究生，以政治学为主业，再加上潘老师又是导师，也逐渐由意识的在此方面下些功夫，研一下学期的主要阅读方向也就是中国农村研究。
  　　 回到书上来，作者吴毅乃是乡土研究的“华中学派”的大将之一，对于此一学派潘老师曾经大将褒奖，认为其踏实的学风值得学习。就此书而言，厚厚的六百多页记录了作者在一个小镇的一年半中的经历，从而对“乡域政治”进行了思考。作者的笔法不错，对于一个个故事的阐释读来十分生动。而在结论部分，作者从基层政权，乡村组织和农民三者来总结“乡域政治”的特点，其中作者对于农民行为特征的分析颇具创见，“刁民”这样的字眼也许会让人有些不舒服，但是它也反映出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的某种无奈处境。
  　　 当然，作为一本尝试性的著作，此书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作者虽然试图引用一些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但是理论储备的不足（这从书中诸多的转引中可见一般）使得作者的分析然人感到总有欠缺之处。因此，国内学界关于农村问题的政治学研究如何在增进我们的经验理解的同时对理论有所贡献的确是一大问题，在这一点上潘老师的《农民与市场》的确是一个研究的范本。
  　　 于此同时，回到经验研究上，在中国作田野调查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从作者书中的论述就能看出，也只有像作者这样能与地方诸事皆有洞悉的学者才能进入情境中。对于这一点，我也是十分羡慕的，虽然在我的诸位亲朋好友中也有多位从事乡村政治者，每年也能从他们那听闻“小镇的喧嚣”，但当我们这些在“知人事”上还差得很远的学生们深入其间时，真能获得这样的洞见吗？因此对于我曾经的基层工作的计划，真不知何年才能实现？
  　　
•   　　“刁民与恶政的双重互动”
  　　
  　　“刁民与恶政的双重互动”，这句话藏在书后的注释中，很不起眼，也许是作者故意所为。这句话可以说是全书的点睛之笔，道出了当今基层政治的一大特点。
  　　
  　　“农民既可怜又可嫌”。传统的农民形象一直是苦难的群体，在毛时代，被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农民形象得到了加强。现在的主流媒体以及一些三农问题的书籍如《中国农民调查》等只写出了农民可怜的一面。地主阶级没有了，代之以乡村酷吏。这既可抢占道德的制高点，让人难以辩驳，又可以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态度而保障自身的安全。
  　　
  　　于是，一提农民就是憨厚、老实、被欺压，而对农民可嫌的一面，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但仅仅写出可嫌的农民还不够，“刁民”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扩大的？
  　　
  　　人群中总有那么一些不安分守己的人，他们叫“大社员”（作者《川东双村》一书所提及的名词）、“刺头”、“钉子户”，最常用的叫法当然是“刁民”。在主流媒体的宣传下，这些人似乎成了正义、道德的化身，而在本书中，这种人在当地往往并不受人欢迎，与其他村民的关系并不融洽，因为他们本身的人品往往不佳。
  　　
  　　当基层政府（或“公家”单位如医院、学校）与农民发生利益纠葛时，只有“刁民”才能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少数“刁民”的示范作用又使更多的人成为“刁民”。久而久之，一眼望去，全是“刁民”，上访、群体性事件，“维稳”的需求已成为常态。
  　　
  　　好的制度可以把“刁民”转化为遵纪守法的公民，恶的制度则可以把安分守己的顺民转化为“刁民”。刁民产生、壮大的土壤正是恶政。在法律被肆意蹂躏的社会，弱势的一方只有“刁民”才能与强大的政权博弈。而“刁民”的存在和壮大，又使恶政成为必需，因为非恶政无以制“刁民”。
  　　
  　　至于解决的办法，这也是作者原定课题中包括的内容，后来发现完成这一任务力所不逮，于是由“应用对策性研究”改为单纯的“解释性学理研究”。也许作者已经想到了，只是，说不得！说不得！
  　　
•   　　很棒的书。读得很慢、很仔细。有太多“震撼”和“冲击”，作者深入观察揭示出的乡镇政治运作细节让我不停地深思和回味。与之类似的作品读过的有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 现在工作了，在具体做事上也有了一些跟往日所学、书本上所述的“理想”、“应然”或“标准”处置模式不一样的体会。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也许“这才是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则”吧——west wing S02E06。书的注释部分非常有价值，都是作者的思考，而且多达百页。
•   　　很明显，作者没有农村经历，在书斋呆的时间长了。
  　　
  　　或许一个在社会上混了10年以上的有心人，看起问题，寻找答案肯定比作者直接而尖锐。
  　　
  　　当然作者在回答的时候经常用理论来做解释，其实，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利益分析，是不能完全通过书斋的，而是要自己去亲历亲为的和感悟的。
  　　
  　　其中的村干部、其中的农民，就是生活在你周围的人，只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大家的在追求利益时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短期利益最大化或者长期利益稳定化。
  　　
  　　话说回来，作为一个书生，下乡能够理解这些东西，文章能写好，已经难能可贵了。黑暗面作者肯定是看不到，或许也不会给作者看到，书确实是好书，让我回头去看了看以前农村的一些故事，也可以成为未入世者的入世向导，“社会，就是那么现实”——利益的均衡才能导致秩序不失范
•   　　将评价角度树立好，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这涉及到能不能从作者的角度出发看待作品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
  　　作者的田野调查历时一年半，后期整理、初稿、定稿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个过程本身也在影响着作者本身，所以，我在关心书的内容的同时，也很关心这个成稿的过程，这中间所渗透着的人类追求卓越的普世精神真的很迷人。
•   　　基本上，这本书的思路是比较清晰的。讲述立法层面和现实层面的错位与冲突，这不算新鲜的话题，很早以前苏力的《送法下乡》就已经提出了这个命题。不过这本书新鲜的地方是以讲故事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现场描述，帮助读者从更直观的角度去理解基层的运作方式，或者说，从更现实的角度去理解制度层面的不足。
  　　
  　　但是读完这本书后我有一个疑问，作者在基层的所有体验几乎都是借助于村干部展开的，作者的叙述基本也完全持同情村干部的态度。针对当前乡村中几乎已形成惯例的种种不合制度之处，作者都给出了解释。对上，作者认为现存制度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立意颇高但却不适合乡村现实，因此村干部不得不突破制度束缚，灵活处理每一起个案；对下，作者则认为农民往往是选择性的利用那些有利于他们的法律规章，当制度不利于他们时，则往往会采取抵赖、法不责众等方式来与村干部对抗。
  　　在这里，作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然而我以为也不免陷入了某种偏颇之中。因为在这种叙述中，农民几乎完全缺席了。通过作者那点零星的访谈，我们很难窥知农民的真实态度。更重要的是，我很怀疑村干部们是否会把乡村政治中最隐秘的一面展现给作者。也即是说，作者所描述的小镇，多大程度上是原生态的，多大程度上是经过村干部过滤后的？
  　　
  　　当然，作者对农民付出了足够的同情与理解，他指出，很多时候，正是由于农民缺乏更为有效与合法的保护自身利益的渠道，他们才不得不以违法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不过作者并没有循着这条线路深入下去。这大概也算不得太大的缺陷，毕竟，我们不太可能指望同一个作者能够在一次深入基层的经历中，同时与村干部与农民双方都能建立足够深入的联系。作者与农民的几次接触，也都是暗地里背着村干部进行的。何况基于现在农村基层的现实，恐怕任何深入系统的调查，都不可能脱离村干部的协助，某种程度上也就不可能脱离村干部的控制。这个缺陷，恐怕是大多数农村调查著作多多少少都无法绕过去的。
  　　
  　　造成这种困境的更根本的原因，大概还是在于时至今日，农民始终还是“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大家，不都是被别人所代表着的吗。
•   　　暂时没有精力做深入分析，先简单做个记录。
  　　书中写到的大约包括下面这些事情：
  　　
  　　迎接上级检查
  　　土地开发
  　　收农业税
  　　农产品种植推广
  　　关停采石厂
  　　村办企业
  　　
  　　其中像土地开发这样的事情又引出许多旁支，实在不是一笔可以写清的。总之此书非常精彩，虽然是学术论著，但比小说还要好看许多。
•   　　叙事型的田野调查，“讲故事”的写作风格，我们看到了乡村的实况：迎评，农业作物调整，土地出卖开发，村办企业，税费改革，土地补偿纠纷，地方性知识，弱者的武器，擂和媚，社会的断裂，公事私办，官民互动，"汲取"......
  　　
  　　注：
  　　1。最后的“幕启幕落”和注释是全书总结，可以单独看。
  　　2.一篇书评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8886/page-1.html 摘录一些：
  　　“王国维曾经有一段时间研究了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得出的结论很有趣：“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这话用到现在，越铺越广，已经有点俗滥成心灵鸡汤式的人生智慧了。不过，极其简单的话往往更耐人寻味，在当今充斥着的各种可爱的理论、主义乃至政策、文件背后，究竟有多少可信的成分呢？
  　　
  　　 看过《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内容提要》一书之后，可爱还是可信的问题又让我有点迷茫。这本书是三联的“中国经验系列”中的一种，这套书都属于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报告性质，但是以故事的笔法写出，读来颇有趣味；更重要的是，和那些为证明某些政策的伟大正确而创作的纪实文学或长篇通讯不同，其中展示的真实的原生态的乡村生活给我们更多的感性认识。
  　　
  　　记得第一次读到洛克的《政府论》时，感觉像看到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书中对契约精神、权力的让渡与制衡、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等精致而有力的论证，在那时的我看来，几乎是公理一般，不仅美妙，而且是可爱型的。不过现实是，各种主义在中国全都要以中国特色作为调整的策略，才能以打折和妥协的方式推行下去，这些妥协有很多时候让人难以接受，可恰恰是最有效的方式。
  　　
  　　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现代社会的那些基本共识：契约精神、法律神圣、官僚体制、环保意识等，一进入中国农村，就像现代化的正规军陷入了游击战的汪洋大海，重武器全不好使，双方还是按照传统套路大打地雷战、地道战和麻雀战，在双方的混战博弈中，所有神圣的观念都被消解了，化成隐隐约约的青烟。
  　　
  　　这些乡镇政治运作的故事，虽然不至于使我对那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观念产生动摇，可是却使我一度在可爱还是可信之间游移不定。不是所有的种子在任何土地上都能有令人满意的收获。如果我们无法判断究竟是种子假还是地不适合，那又该怎么办？
  　　
  　　几年前读过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书中的内容大部已经忘记，只有一句话记得很清楚：“凡是在逻辑上难以被理解的事情，在社会学上都可以被理解。”话虽然说得漂亮，但也许是最无奈的解释。
  　　”
  　　
  　　
  　　
•   黑暗面的东西，作者即使看到了，出于各种考虑，可能也不会写出来吧
•   感受写的非常好啊！其实这样的调查本身也是很难的，现在已经不错了，当然另外一面，了解真实的需求是很高的。
•   认为“农民往往是选择性的利用那些有利于他们的法律规章，当制度不利于他们时，则往往会采取抵赖、法不责众等方式来与村干部对抗。
  ”，恐怕不是该书的作者一个人这么想，
  当今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人大多数都持有这种态度，如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中，提到农民对法律的态度也是如此，这不仅仅在于农民是如此，村干部不也是如此吗？
  当法律实施的基础秩序被破坏之后，法律的作用往往是被扭曲后产生的效果，甚至会成为当地强势群体对弱势的工具，
•   当法律实施的基础秩序被破坏之后，法律的作用往往是被扭曲后产生的效果，
  ___________________这样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