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及其超越

出版时间：2005-9  出版社：北京  作者：[英]芭芭拉·亚当  页数：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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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卡特琳娜飓风、印尼海啸、非典型性肺炎、9.11恐怖袭击事件……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不断出现的种种灾害和意外无一例外地警示我们：风险无处不在，一个以风险为特征的新型社会形态正在来临！　　为了更好地把握现代社会的本质，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概念。他们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扩展，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时代。与传统风险相比，现代风险在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上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它们更难预测、更难捉摸，并且影响的范围更加宽广，带来的破坏性更为严重。更为重要的是，风险社会的到来导致了社会理念基础和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对增长的盲目乐观必将被更加审慎和全面的发展观所取代；过去的经验已不足以成为当前行为的依据和理由，人们当前的行为选择同时还受到对未来预期的影响。可以说，现代风险已经从制度上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

内容概要

　　《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学理论的关键议题》讲述了：自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后，该理论在社会理论界、政策研究界和公众中产生了越来越显著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风险社会”很好地描述和分析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特征，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为制订相关的社会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社会结构特征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层面同时存在。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人意识到，“风险社会”其实离中国并不遥远。因此，加强对“风险社会”的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极具现实意义。这套“现代风险管理译丛”系统地译介国外有关风险社会和风险治理的著作，无论对政府的风险治理政策制订，还是对社会理论研究都是一件极为有益的工作，其深远意义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将逐渐得以显现。

作者简介

　　芭芭拉·亚当，她是位于卡迪夫的威尔士大学的社会理论教授，在时间与社会理论领域著述颇丰。1999年前她一直担任《时间与社会》的创刊编辑。　　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领航员；他虽不是第一个冒着风险而展开思考的西方学者，但肯定是第一个从学理的高度把风险概念阐述清楚的西方学者；他是德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社会发展和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提出过许多有意义的概念，诸如“风险社会”、“再现代化”、“全球主义”、“解民族国家化”、“世界社会”，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广泛。特别是他和吉登斯、拉什共同提出的“第二现代”理论，在国际社会科学界获得了广泛的耱。作为20世纪末最有影响力的思想著作之一，《风险社会》自1986年首次出版后，5年售出6万册，1992年英文版又连续四次重印。　　约斯特·房·龙，就职于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理论、文化与社会中心。他是《空间与文化》杂志的联合编辑。他在社会与文化理论领域内著述颇丰。目前主要研究风险和传染病的问题。

书籍目录

作者简介致谢导论 重新定位风险；对社会理论的挑战第一部分 重塑风险文化第1章 风险社会还是焦虑社会？有关风险、意识与共同体的两种观点第2章 风险文化第3章 新遗传学时代的风险、信任与怀疑第二部分 挑战大科学第4章 核风险：三个难题第5章 基因技术：对风险立法的三项挑战第6章 健康和责任：社会变迁与技术变化之间的往复第三部分 风险的媒介化技术第7章 偷盗儿童器官的故事：风险、传闻和再生技术第8章 忧惧的仪式：生物技术与文化第9章 人工智能复制时代的虚拟风险第四部分 未来：用青春赌明天第10章 世界在行动：信息、瞬时性及全球期货贸易第11章 风险与乌托邦的话语第12章 再谈风险社会：理论、政治与研究计划索引译后记

章节摘录

　　说得稍微夸张一点，技术被描绘成要么表现了“现代性的逻辑”，要么代表一种不可逃避的外在力量。在关于风险的社会学文献里，经常用到“技术理性”、“技术统治论”（贝克）和“科学文化”（鲍曼）等概念。同时，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的近期研究——社会学理论家们对此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有力地表明，应该就“风险、技术和现代性”进行更多基础性的和深入的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采取了一种以具体情景和实践为中心的方式，其处理的问题是技术得以被建构、被颁布和被维持的社会的、体制的和技术的过程（Jasanoff et al.，1995）。除了在最为概括性和描述性的意义上，这个研究基本上没有使用“现代性”的话语。　　在本部分中，我尤其想要探讨的是，把核能描述成“现代的”究竟意味着什么？根据这种描述，社会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风险社会”类型的结构化解释和科技社会学家所作的更加注重经验性和个别性的分析之间可能存在什么联系？为此，我们需要讨论两种社会学解释之间的关系：一种通常强调结构化的社会关系，把技术产生的社会过程“黑箱化”；另一种以不同于“主流”社会学理论的方式明确地讨论技术的社会生产。本报告必然是简短的，并因此倾向于建议性和纲领性而非细节的和经验性的说明。然而，我将论证在风险、技术和现代性之间的接合处，为社会学留下了可观的发展空间。　　为了把“技术”的维度引入风险争论，我也要挑战现代性那种精心构造的一元的解释地位。与把现代性作为不可分割的视角相反，这里提倡以多样的、非“本质主义”的方式来理解现代性概念。这里采用的社会学视角对“技术”和“现代性”的解释都是开放的，而且，这两者都是各种实践和建构的产物。拒绝对技术过程的社会建构进行社会学研究，会限制我们探讨那些更富于差异和分歧的“现代”经验的能力。

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信息交流系统、社会文化建构系统、社会心理疏导系统、社会管理控制系统，在社会功能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在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理论中，媒介与社会有着互动共生关系。按照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1951）的表述，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如果辨证地看，一种新媒介的短处，也将给文明带来特有的风险。麦克卢汉（Mcluhan,1964）曾睿智地指出：“媒介即讯息”，每一种媒介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用一种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从历史发展看，“信息革命”经历了印刷术、电报、摄影、广播电视和计算机等阶段，目前进入到以Web 2.0为标志的媒介融合阶段，如果说当今社会从权力结构上看是知识化的，在深层结构上是网络化的，那么在社会表现上则是媒介化的。正因为如此，假如说当代社会是风险社会，那么媒介化风险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核心问题。
  　　 现代社会处在一个紧密联系的网络中，为了抵制风险，传统的对策是叠加组织架构、发展技术能力、增强信息处理机制，但是，每增加一层组织架构、每发展一种新兴技术、每多处理一条信息，不仅使组织的管理成本增加，也使社会的脆弱性增加。随着网络变得空前发达，各单位之间的依存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一旦某个单位有了问题，相关单位也会受到困扰，导致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或曰蝴蝶效应的生成。网络不仅吸收震荡更能传导震荡，一场金融危机、一次恐怖袭击、一次疾病暴发、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都会即时放射状传递，产生破坏稳定的影响。
  　　在悲观论学者看来，一个社会的发展一旦到了一定的复杂程度，它的脆弱性就会与日俱增，最终达到一个临界点，即便是一个相对很小的干扰，也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社会整体构架的崩溃。所以他们呼吁在社会功能方面进行某些有益的分解，小的是好的，简单是好的，独立是好的。而在乐观论学者看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把世界联系起来，在全球化的大市场模式下，立体的叠床架屋的结构势必逐渐变得平坦，所以，大的是好的，精密是好的，网络是好的。而无论乐观与悲观，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是，社会的复杂性已经无以复加，在风暴来临时已经很难回溯到蝴蝶的那对翅膀，风险不仅来自于环境，也来自于我们试图驾驭环境的一切制度、技术、知识，来自于我们作为集体或个人做出的每一个决定、每一种选择和每一次行动。所以，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如何将风险恐惧转化为风险意识，最终推动一种风险文化的形成，乃是大众传媒的当务之急。
  　　在一个高度媒介化的社会里，普通人无法脱离媒介来理解什么是“真实”，因为正是媒介将“真实”带至“在场”和“当前”，同样，普通人也无法脱离媒介来认识什么是“风险”，因为正是媒介设定了议题，使风险从不可见变得可见。在媒介化社会里，经济趋向于符号经济，政治趋向于媒介政治，任何显性的风险总会体现为一个媒介事件。正如贝克所指出的：在资本、传媒、科学和政治之间，已经呈现出一种新的表述系统，这使风险的呈现形式从原来的基于概率思维和统计学计算的数字形式、转变为一种更具弹性的侧重于感知和表述的媒介化（mediation）性质。
  　　风险调动和汇集了关注，对风险的恐惧总是伴随着大量的传闻，原本通过口口相传而大量繁殖的传闻，其传播速度借助于媒体技术成倍增长，不仅如此，传闻的力量不在于简单地复制、而在于它不停地修饰变化和自我生成。媒介不仅协助传闻再生，而且大量媒介的关注能够赋予传闻以“真实性”。 媒介舆论是一个自发的创作和复杂的操纵的混合体，不是由一个明确的机构或一群有名有姓的人而推动的，而是由舆论的诉求和它的信服力推动的。舆论本身不一定是基于事实和理性的，但舆论很可能体现了大众对风险的合理恐惧。治理者担忧的是，大众可能会由一个看似不构成很大风险的风险而动员起来，而被不实信息煽动起来的不理性的舆论对此推波助澜。正如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所指出的：媒介能制造出全球化的“信息螺旋”，在这个螺旋中，相关的事件自动集合成一个冲量，可能导致无心插柳的结果和无法预测的结局。
  　　在某种意义上，被官方科学所认可的“风险”，被媒介所表征的“风险”，被公众所感知的“风险”，皆属与人为的建构。各种风险无论是物质性还是非物质性、也无论是可见还是不可见，所有关于风险的知识都是媒介性（mediated）的，都依赖于解释。而所有的解释从本质上说都内嵌着一个立场与视角的问题，因此，风险问题往往也就是政治问题。换言之，风险是高度媒介化的，也是高度政治性的，媒介参与了风险的建构或形塑，媒介自身也是各种界定风险的权力力量的角斗场，这些力量共同决定什么可以算作是风险、如何想象和呈现这种风险，在由推理、隐喻、象征符号所组成的媒介表征系统中，完成对风险的生产、操纵、协商和置换。如果从风险治理论的角度看，不妨将风险理解为一种媒介化的统治形式。
  　　
  　　
  　　
•   越批判越无力
•   喔喔，没有看过这本书，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