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和人都吃鸡

出版时间：2001-03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者：蔡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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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鹰和人都吃鸡:经济学观察》所收论文约60篇。其中有：从经济学科看社会科学对改革开放的贡献；经济学家为什么倾向于奉行“经济学帝国主义”？等。

作者简介

蔡昉(1956～)生于北京。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室主任，现任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所长。著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等。

书籍目录

自序经济学与经济学家  从经济学科看社会科学对改革开放的贡献  从澳大利亚在膊弈论中“失局”所想到的  改革以来经济学的分化及学术规范的适应性  沉闷的科学”辩    ——漫谈经济学与文学艺术相通之处  经济学家为什么倾向于奉行“经济学帝国主义”?  经济学家的性格会影响他们的结论吗？  经济学研究的结论和过程  经济学思维与经济学写作  经济学家与“阿堵之物”阅读与思考  达利绘画与古典主义包容性    ——漫谈巴罗和萨拉伊马丁的《经济增长》  小药片反射的历史与逻辑    ——读《避孕药片——一个改变世界的药物传奇》  鹰和人都吃鸡”    ——为什么经济学家改变了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提高社会经济研究质量的“梯子”    ——喜读《社会统计分析方法一SPSS软件应用》  由华盛顿榆树想到经济学发展的南北互补  为中国城乡发展寻找一个多元化的理论支点  为改革开放先行者立照    ——读杨春南新著《南中国的昭示》  对《在职失业、第二职业与体制转轨》的评论  对罗润东博士《转轨期国有企业隐性失业显化的条件、途径及后果  ——天津市东亚毛纺厂减员增效案例》的评论劳动力市场  中国的迁移：原因、现状与政策含义  劳动力市场上规制太多是好事吗?  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靠什么    ——反思现行失业治理政策  如何克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障碍?  拆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  为什么城市政府持续歧视外地民工(7  治理失业要避免误区  加快城市化，培养新的消费群体  当代中国的“出埃及记”  劳动力市场发育的障碍在哪里?  双城记    ——户口“含金量”和户籍制度改革……

章节摘录

书摘    杨春南同志这本《南中国的昭示》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作者以一个见证人和参与者的身份，全面介绍了广东省改革开放的整体过程和具体做法，以及相应的理论思考。这本书十分值得一读之处在于以下几点：首先，作者提供了丰富多彩改革实践的第一手资料。从东莞所代表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到深圳所代表的经济特区试验；从珠海的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到广州的城市发展新路数；从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解决了“食鱼难”，到放开物价取得发育市场的效果……其次，作者从相当广阔的视角全方位地观察了广东省经验。作为一名记者，作者接触了社会备个层次人物并反映了他们的观点。这些人中既包括省长、市长等官员，也包括农民、外地民工和经济学家。不仅从广东一个省的角度，而且从全国发展态势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评价和诠释南中国的改革开放，构成一幅立体多方位的图画。第三，作者并没有回避广东省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全书的叙述、论理中表现出的饱含热情的笔触，读者不难看出作者对广东省的感情，以及对其经济实践的赞赏。然而，这本书也充满理性和逻辑，客观而中肯地揭示了这个南中国省份改革开放中存在的症结和面临的挑战。例如，面对其他省市正在迎头赶上的势头，广东省如何保持其竞争优势；如何理性地克服“经济建设腿长，人口控制腿短”的不足，以及解决日益高涨的“民工潮”问题；如何使农业与其他产业齐头并进，等等。提出并讨论这些问题十分重要，使得这本书得以区别于人们常常看到的那种树碑立传性的作品。    ……书摘1    ——读《避孕药片——一个改变世界的    药物传奇》①   《避孕药片》这个书名很可能使这本书失去许多读者。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也仅仅把它作为一种技术性的阕读对象。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像一片多棱镜，折射出的竟是整整一部人类现代史及其背后的逻辑。整个人类发展史，无非就是人们克服人口再生产与人类赖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物质再生产关系的奋斗历史。例如，大名鼎鼎的英国牧师马尔萨斯(Malthus)的经济史观，几乎就可以等同于人口发展史观。从他的理论演变来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假说”，认为任何经济增长及其所导致的人均收入提高，都只会为因此刺激而增加的人口消耗掉，结果人均收入会跌回到最初的水平，经济增长最终被陷在低水平均衡上面。与避孕药相关的是人们的生育行为，从而人口增长方式。按照以马尔萨斯为传统的经济理论，说避孕药的发明历史折射出人类发展史，也不算牵强。然而，我说这本书通过避孕药片写了整整一部人类现代史，同时体现了清晰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却有更多的理由。    由于人们的生育行为受到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的备种变量的影响，所以，人口增长类型可以看作是经济发展阶段的表征。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dill)把影响生育行为的各种因素，分别归入(对孩子的)需求、(对孩子的)供给和(决定孩子数量的)控制成本三大类。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生产方式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生产经验也主要依靠代代桕传得以积累，这时人们对孩子数量的需求较高；但营养不足和医药技术不发达、不普及，使得孩子的成活率较低，即孩子供给不足；囿于避孕技术、传统观念的约束，控制成本几乎是无穷大。回顾这个时期的人口增长类型，我们发现对生育的需求要大于可能的供给，而且人们没有自我控制的余地和愿望。供给能力决定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和人口总数量。人们把这种状态概括为以人口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类型。    不过，这个历史阶段并非像“低水平均衡陷阱假说”所预言的那样，会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终于有一天，最初是从欧洲开始，现代经济增长出现了，并且把上述人口转变类型送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特别是人们营养状况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影响生育的供给能力相应地提高了。由于过去制约孩子数量的瓶颈被打破了，生育率迅速地按照需求水平向供给水平靠近的方式提高，以致形成第二个人口转变类型，表现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至少在一定的时间内，人们把这种人口转变类型，看作是经济进步的标志。例如，库兹涅茨(Kllzneb)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做了一个演讲，把人均收入和人口的高增长率，列为“现代经济增长”六大特征之首，认为是一个国家加入现代经济增长的最富特征的表现。    然而很快地，这个阶段显示出它的矛盾。人们需要更多的孩子，是因为孩子作为增加家庭收入的劳动力，在较早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现代经济增长则意味着传统的生产方式被新的生产方式所替代。人们突然发现，原来所期望的孩子数量，现在并不能为他们带来福利。年复一年的怀孕、生育、抚养，为家庭带来的成本，慢慢地超过了孩子作为劳动力可能为家庭带来的收益。应用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Becker)关于孩子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我们不难想象，人们开始有了控制生育的愿望。《避孕药片》一书中援引了大量的例证，表明美国的母亲们已经深深地感到生育之累。正像边际效用理论所阐释的，如果说父母对第一个、第二个孩子的降临，还充满了喜悦和期待的话，一旦生育更多的孩子，乃至第八个、第九个，母亲们则“担心再这样下去她们会感到孩子们可恨，而不是可爱了”。    对于那些贫困的家庭，低水平均衡陷阱终于出现了。换句话说，不能控制家庭规模，导致生育的成本大于收益，对贫困的家庭产生了“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出现过，在现在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严酷的现实。而正是这种严峻的现实，提出了控制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的要求。然而，有效且成本低廉的避孕方法并不是轻而易举地便应运而生。在妇女们深受怀孕、生育之苦，开始迫切地寻求一种解脱的那个年代，臂如说20世纪前期，不仅已有的避孕方法大都效果不佳，而且传统伦理、宗教教规和法律制度都是严禁避孕的。很难想象的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尚有17个州的法律明令禁止避孕药品的销售、散发或广告宣传；纽约罗马天主教区的大主教仍然援引早期教皇的话，称避孕行为是“不道德的”，并声明“教皇所说的话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将来也是正确的，永远都是正确的”。可见，寻求节育和探索避孕技术，既是违反教规的，往往还是违法的。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定义，制度是影响和制约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人们发明、制作出口服避孕药片，到它成批生产，并为广大妇女使用，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创新过程，还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变迁。首先都产生于人们对一种新技术或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如果这种需求足够大，潜在的技术或制度供给者就会产生。技术的供给者就是那些由商业目标支配的科学家，而制度的创新者则是那些预见到新的制度必须代替旧制度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一旦某种潜在的制度表明，其可能带来的制度收益大于制度成本，就具备了被社会接受的条件，这种新的制度替代旧的制度的过程就可能开始并最终完成。   《避孕药片》一书的作者像写一部小说一样，不厌其烦叉引人入胜地描述了这些技术供给者和制度创新者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创新活动。如果说，经济学家对于技术和制度变迁的理论概括，仅仅是一种抽象的话，这本书的全部故事为这些抽象的理论作出了最好不过的注释。具体来说，首先是一批富有同情心且具有政治活动才能的社会活动家，感受到饱受生育、抚养孩子之苦的贫困妇女对于避孕的需求，继而游说社会、劝说科学家、筹集资金，甚至慷慨解囊，为避孕药片的需求与供给建立了桥梁。随后是一批在科学精神和商业动机双重激励之下的科学家、企业家，投入他们的资金、时间，施展科学才华和企业家精神，努力为社会需求提供可能的供给。接下来则是社会活动家和科学家、企业家结盟，共同游说社会，克服制度上的障碍，使技术上成功了的药片成为广大育龄妇女的福音。最终，需求方和供给方的共同努力，不仅创造出崭新的避孕技术——避孕药片，而且诱致出新的社会规范和法律制度，因而改变了历史。    避孕药片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低廉的价格提供了一种真正有效的避孕方法，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避孕方法的研制和推广，最终突破了法律和宗教限制生育控制的最后防线，使人们可以合理、合法地决定自己生育孩子的数量，使家庭决定孩子数量的控制成本降低到微不足道的水平。这时，人口转变类型才可以进入到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为特征的一个新的阶段。纵观世界财富的分布地图，这种人口增长类型是与经济发达、社会发展呈高度正相关关系的。我不是人口决定论者，不相信那种关于经济发展的障碍就是生育率高、人口数量多，解决了人口问题就万事大吉的说法。但我相信，一旦有了行之有效的避孕技术和制度，当人们自己从切身的利益出发，需要控制家庭规模时，那种选择既是在微观上合乎理性的，也是在宏观上有利于社会的。所以，我认为这本关于避孕药片的书，可以告诉我们的远远不是历史长河中人们控制孩子数量的小小插曲，更是自20世纪以来人类自身发展的全貌，历史的和逻辑的。(曾发表于《读书》2000年第12期)……

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 其命题的最重要特征和最低要求是可证伪性。尽管可证伪性并不否定经济学的价值判断，但经济学的出发点至少比大多数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更加注重回答“是怎样”的问题，而较不乐于回答“应该怎样”的问题。经济学家也比大多数其他社会科学家更加希望自己的职业代表着一种专用性很强的人力资本。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集团，为了垄断自己的研究领域，而创造了一系列行业八股，美其名日“规范”。因此，经济学杂志中充斥了复杂的公式和统计，无异于挂起一道“闲人免进”的牌子，让其他行当的学者，以及普通读者望而却步。    但经济学家毕竟不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津津乐道于向经济学家以夕卜的读者说教。此时，他们常常露出常人真相，劝说别人相信他们关于“应该怎样”的说法。这时， 他们也往往讲些实在的话。不过，正如弗里德曼教授所希望的，他们希望自己被大众仅仅作为一个关心时世的公民，或知识分子发表意见。虽然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自己所擅长的方法论的烙印。    我本人不仅属于这种经济学家，还有强烈的表达欲望，乐于就许许多多于我相干或不相干的话题发表看法。于是就有了本集子中包含的这些文字。这些可以被称作随笔的东西，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我把自己从事经济研究的结果，用相对简洁的语言，表述给不是经济学家的读者，无非是推销自己学术观点的一种手段而已；第二类是通过叙述一个身边发生的事件，或讲一个自认为有趣的故事，阐述某种经济学道理，也有着明显的说教性质；第三类是对于学术规范的看法。因为我不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许多年，而且做着许多科研管理的工作，所以不可避免地脑子里时常在考虑这样一些问题。写出来与大范围的同行一起讨论，对自己的工作是一种很有助益的事情。    好像也是弗里德曼讲过，一个会议室里一旦开始争论，不出十分钟就能分出经济学家与非经济学家阵营。足见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奇立异之处，实在甚于其他社会科学。我写过的这些短论，也有着明显的经济分析痕迹，所以可以称作经济学短论。但是，我仍然不愿意那些希望了解我在经济研究方面成果的人们，以阅读这些文章代替读我的其他著作。我把这些短论的代表性限制在它们自身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特别是，在这些东西里面，我没有对自己提出的任何观点作出符合学科规范的论述。按照纯粹的经济学文章来要求，有不少观点并非具有可证伪性质。所以，读者不妨把这些让人将信将疑的观点和讨论，权当作小儿辩日。    说到这本集子的标题《鹰和人都吃鸡》，我要说明的是。我最不擅长的事情莫过于为自己的文章和著作起个好名字，惟一的例夕卜是在为《读书》写的一篇短文中，我借用乔治·亨利的这句话作为文章的标题，讨论的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在长期里都改变了对于人口问题的观点。由于易于上口，文章的观点也易于引起争论，所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我再次使用这篇文章的标题·不仅为了好记、上口，也为了不厌其烦地说明自己对于学术争论的态度：随笔类的东西是很难作为争论的对象的。既然我思考了这些问题，只要活得足够长，我终归要逐一做严肃的研究工作的。因此，许多观点我会回到学术杂志上面去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