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权全史（上下卷）

出版时间：2006-12  出版社：上海世纪（上海人民）  作者：余子道[等]著  页数：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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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以历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助。中日双方有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进行协商，提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这点正是需要中国协助的”。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关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中方使用。经过协商，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认识。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

内容概要

　　《汪伪政权全史（全2卷）》是第一部完整论述汪伪政权历史的著作。作者全面论述了汪伪政权的来龙去脉，抗战前期日军在华策划汉奸政权的阴谋，包括 华北、华中的大大小小汉奸政权，记述了汪伪汉奸政权这一日本侵华“以华制华”政治谋略的“怪胎”的炮制过程及其丑剧的一幕幕，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掠夺及对汪伪的操纵利用，抨击汪伪的投降主义理念及他们的卖国行径，分析汪伪政府以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来维持反动统治的史实，具体剖析了汪伪政权的政治军事体制，地方政权体制，警政体制和军队、特工等的组建与活动。作为一部比较全面完整的汪伪政权历史，书中还论述了汪伪政权帮凶日本分力的统制经济和财政金融，恶毒的“清乡”活动，完全受日本侵略者控制和指挥的宣传机器和新闻体制，以反动的“和平”“反共”“建国 ”为纲领的汪伪汉奸文化（包括出版、文艺、电影、戏剧等）、奴化教育和其操作下的政治思考运动等，记述了汪伪政权的覆灭和遭到历史惩罚的下场。全书史料详实，论述深刻，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书籍目录

上卷总序绪论第一编 从“临时政府”到“蒙疆政府”：中日战争初期的傀儡政权第一章 全面侵华战火下的政治诱降一、七七事变前的日本侵华政策二、侵华战争的另一手：对华政治谋略活动（上）三、侵华战争的另一手：对华政治谋略活动（下）四、日本军部和内阁策划的船津工作五、陶德曼调停：一次重大的诱降尝试第二章 华北汉奸政权——北平“临时政府”一、北平地十维持会和天津治安维持会二、日本陆军策划组建华北伪政权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粉墨登场第三章 华中汉奸政权——南京“维新政府”一、华中沦陷区初期的汉奸政权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鸣锣开场三、“分治合作”的再版：“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第四章 绥察晋地区的傀儡政权——张垣“蒙疆政府”一、日军势力向西蒙地区扩张二、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挂牌三、关东军策划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四、伪满洲国第二：“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第二编 汪精卫集团投敌第五章 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主和派一、汪精卫的蜕变及其亲日外交的破产二、从民族失败主义到民族投降主义三、周佛海和“低调俱乐部”四、艺文研究会第六章 走向通敌之路一、董道宁赴日投石问路二、高宗武暗访东京开辟通敌之路三、汪日“重光堂”密谈第七章 从重庆到河內：通敌之路上的决定性一步一、汪精卫决心“跳火坑”二、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潜离重庆三、《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四、军统特务河内刺汪第三编 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成立第四编 伪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第五编 汪伪政府的军队和特工下卷第六编 汪伪政府的财政、税收与金融第二十章 财经政策和财政税收一、汪伪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二、财政经济机构的组建三、所谓“财政独立”和“财政统一”四、横征暴敛，苛行税收第二十一章 金融、货币与公债一、设立“中央储备银行”二、“中央储备券”的发行三、改组公私银行，控制上海金融业四、泛滥成灾的债务债券第七编 “清乡”：“和平反共建国的实验场所”第二十二章“清乡”的谋划与发动一、日伪发动“清乡”的图谋……第八编 宣传政策和新闻体制第九编 汪伪汉奸文化和奴化教育第十编 汪伪集团操纵下的政治和思想运动第十一编 日本“对华新政策”与汪伪政府第十二编 战时经济体制和经济统制第十三编 覆灭前夜的最后挣扎——后期的汪伪政府第十四编 汪伪国民政府的覆灭结束语附录一：汪伪政权行政区划附录二：汪伪国民政府大事记后记

章节摘录

　　日本政府深知，不管如何，在九国公约会议上自己必然处于被告的地位。为摆脱这一困境，日本一方面坚决抵制这次会议，同时又怂恿结盟伙伴德国和意大利也拒绝参加。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日本企图凭借军事上的优势，示意德国出面调停，诱使中国政府直接与日本谈判，以对抗英美等国的“国际干涉”，进而实现体面的“速战速和”战略。　　当时，德国可谓是中日直接谈判的理想“递信员”。它不仅与日本结盟，共同的法西斯对外侵略的野心把两国的命运连接到一起；而且，它又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友好”关系。自1928年以来，一个德国军事顾问团一直留在南京，帮助蒋介石改组和训练军队，深受蒋的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担任德军总参谋部作战处长的马克思·鲍尔来到中国后，“几乎每天都受到蒋的召见”。①此时希特勒正野心勃勃地想挑起欧洲大战，准备对苏联用兵，因此希望日本在远东保存实力，以牵制苏联。由于双方的利害相同，在诱降中国的秘密活动中也就一拍即合。　　陶德曼在接到德国外交部训令以前，已经从马奈木中佐那里了解到日本参谋本部的意向，10月30日他约见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转达了德国政府愿意充当中日直接谈判的联络人的意向。陶德曼“劝告”中国不要对九国公约会议抱什么希望，称这个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中国应与日本直接谈判。同时又挑拨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警告说：“中国与俄国缔结条约，②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得她与日本成立协议比较困难了。修改中国对俄的政策是必要的”。③陈介对陶德曼的这番话很感兴趣，希望知道日本方面的条件。为早日实现中日直接谈判，以促使中国政府就范，第二天晚上，德国使馆参赞斐尔诗在南京汉口路20号寓所，以约请晚餐为名，安排汪精卫、何应钦等政府要人与陶德曼会面。据参加者目睹，当晚汪精卫与陶德曼另坐一隅，通过翻译：“款款深谈……所谈自与目前中日关系有关”。临别前，陶德曼约汪精卫赴“礼拜三晚宴会”，汪也约陶德曼赴“礼拜六晚宴会”，“用意尤为明显”。①收到陶德曼的报告后，德国外交部害怕卷入中日冲突之中，特地电令陶德曼：“目前我们并不想超出一个递信员的地位”，这使陶德曼的积极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②　　大致打探到中国政府的态度之后，11月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约见狄克逊大使，提出了日本政府的和谈条件，其主要内容是：（1）在内蒙古建立自治政府；（2）在华北设立自“满洲国”境至平津南部的非武装区；（3）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区，由国际警察管理；（4）停止抗日政策；（5）共同防共；（6）降低日本货进口关税；（7）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③广田声称，假如中国政府不接受这些条件，日本将继续作战，把战争进行到使中国完全溃败，然后再提出远较现在更苛刻的条件。次日清晨，狄克逊向柏林外交部报告了上述内容，并建议：“因为日本这些条件是极稳妥的，所以我认为向中国施加压力，使之承认这些条件是可取的”。德国外交部也认为，以这些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是妥当的，当日即电令陶德曼大使，将日本提出的条件向中国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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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力图向中国年轻一代，也向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希望中日关系向着睦邻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汪伪政权全史（全2卷）》为该文库中的一本，是第一部完整论述汪伪政权历史的著作。书中全面论述了汪伪政权的来龙去脉，抗战前期日军在华策划汉奸政权的阴谋。全书史料翔实，论述深刻，分析透彻，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