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与商的博弈

出版时间：2009年3月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美】凡勃伦  页数：251  译者：惠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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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读者发觉这几页的序言都是对凡勃伦（Veblen）的一些散乱的论述前提的印证——正如大家所知，凡勃伦的这本书及其他书都是基于这些前提的——那么读者将会大为不悦；然而，理解一点这些前提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有助于读者对凡勃伦其他著作的认识。首先，我将对该书做一些总体性评论，然后，为读者介绍该书的内容概要，最后，我将评论该书几个章节的具体内容。在本序言的末尾，我的论述将会与凡勃伦达到基本的一致；在最后几段的论述中，因为凡勃伦的某些观点对当今的实际状况来说已无关紧要，故做了相应的处理，这或许会使该书有几分逊色，然而，些许的不足不会影响这位天才分析家的基本观点。

内容概要

　　高等教育，是凡勃伦的《美国高等教育》一书的主题。凡勃伦认为，大学活动已经本末倒置，学术与科学成为金钱的附庸。大学的管理日益同金钱价值观念相一致，大学把越来越多的空间用于可用的、实用的、也就是市场化的计划和理想中，而很少用于“随意的好奇心”的运动中（除了理想的市场地位之外，好奇心实质上也是为拥有商品化的学术成果的学者们极为关注的学术自由），但对学者们而言，“随意的好奇心”的运动才是其内在的价值。针对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几乎都被证明了的作为“商业文化的”“思维习惯”具体体现的学术意义和方法，凡勃伦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解释的途径。

作者简介

　　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1857—1929），美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一个挪威移民家庭。先后就读于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曾在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密苏里大学和新社会研究学院等校任教。重要著作有：《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899）、《企业论》（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1904）、《德意志帝国和工业革命》(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915）、《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1919）等。

书籍目录

再版序言前言第一章　序言：大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第二章 大学董事会第三章 大学管理及其政策第四章 大学声望和物质设备第五章 大学教职员第六章　学者的命运第七章 职业培训第八章 概要与得失汇总比较译名对照表译后记

章节摘录

　　牧师式统治实质上属于美国大学史前的事情。然而在这种统治模式流行时，很少有学校能够按正常渠道被评上大学级别。甚至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大量中等教育机构，包括二流学院中规模较大者（尽管数量在逐漸减少），都仍然处于牧师的指导之下；这些学校传统的管理者几乎都持有鲜明的教会立场和倾向，其学术成就退居其次。不过，这些事实无需特别关注，因为这些学校处于大学领域之外，自然也不在探究范围之内。　　在过去的30年里，也就是当作为高深学问发源地的美国大学逐步走上正轨的时候，董事会里出现了大量的世俗人员替代神职人员的现象，这一现象十分普遍。尽管在历史比较悠久的大学里，其章程中明文规定神职人员须在董事会里保持较大比例，这一渐进的世俗化变革仍然声名狼藉。这一世俗化变革与社会上占优势的思想潮流完全协调一致，几乎受到整个社会毫无疑义的认同。董事会中，替代神职人员的世俗人员，是商人和政客；这就等于说，替代神职人员的完全是商人。结果，现在大学政策事务上的支配权最终落人商人手中。　　人们所声称的世俗化变革的理由在于如下思想倾向：这些大学机构的财政事务需要相关经验丰富的人来管理；典型的现代大学是一个拥有巨额资财、并需为此设立配套机构，因此必然经常需要大量精明的财务人员来料理的机构。同时，董事会里拥有一批有钱人，有利于应对紧急情况，这些有钱人一般也多为商人。虽然这种乐观自信的根据未曾公然显示，但是，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或可仰赖董事会中有钱人以大学的名义处理其资财，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上，无论何种情况，贫穷者与没有丰富的商务经验的人在董事会中根本没有地位可言。如果万一这些没有金钱基础的人成为董事会中的多数派，或即便成为拥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派，所有关注这一情形的人都不免为此有几分担忧。惟一的例外可能是这种情形：按照惯例，董事会需拥有相当比例的神职人员：　　所宣称的这些理由对那些乐于相信这些理由的人来说，无疑是具有说服力的。若不加深思，乍一看，它们也的确让人感觉似乎更加可信。事实上，这些商业性的董事会通常很少运作，甚至对大学机构事务通行的监督性工作也很少过问，它们所做的就是在那些需要花费大学收入的几个学院目标之间进行有关资源配置方面的总体性指导；那就是说，它们支配着预算支出。这就可以说，决定大学组织的大学人群体，在决定是否可以运用学校资财行事的主要事务上，主要考虑学校的金钱受益；也就是说，他们在金钱方面的监督将演变成对学院工作总体性的一种干预，其好处在于，董事会中的这些有关成员有资格在非专业方面作出判断。除此之外，像有关这个机构的投资、收入和支出等实际运营管理，都要受一些固定官员的操纵；他们单方面支配这些事务并对其负责，好像他们需要这样，也必须如此。甚至机构账目审核一般也都由大学的这些官员主持，他们与董事会没有直接联系，即使有也只不过一种形式上的直接联系。另外，董事会或更常见的一个管理委员会将正式审查由大学财务官员及其秘书按时提交的一张张和一捆捆凭单；如此殷勤监管，以至于任何有幸浏览过一个大公司账目的人，都不免会对此极度赏识。　　就大学财政事务及其相应的管理而言，典型的现代大学完全可以毫无损害地省却诸如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委员会或其他冠以什么名称的委员会的运作。为如此不寻常的提议争取到发言机会是不大可能的，但除了这一不可克服的困难之外，不难证明，这些商人董事会对大学任何实效性目标通常毫无价值。确实，除了相反的固执的偏见持有者之外，一般人应该很容易看出“在任何学术事务中，董事会都不起实质性作用”这一事实，它们惟一有效的功能是在那些非商业性事务方面，在其能力与日常兴趣范围以外的事务方面干预学院管理。　　董事会——理事委员会、董事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同窗会等，不论其形式和名称如何，它们都是牧师支配学校的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并无实际意义的组织，当时，它们在强迫大学人遵从教义正统观点和惯例方面或许起了一些作用。那时，维持这种宗教性学院的资金通常不得不通过求助一贫如洗的宗教圣会来获取；这些宗教团体像强健的乞丐一样将到处乞讨资金以应付学院的日常开支。因此，只要董事会主要由牧师组成，董事会就是服务于金钱目的的；然而，自从董事会的局面因牧师为商人所替代而被改变，它们已经不再发挥任何作用，只是毫无意义地胡乱干预其并不通晓的学术事务。它们得以保留下来的惟一理由，似乎在于其对那些公司式组织与管理习俗的毫无原则地一味退让，就像商人在“联合股份有限责任开发公司”中所发现的，联合有助于个人利润的增长。

编辑推荐

　　大学教育是一种“商品”吗？学术研究是一门“生意”吗？90年前，作为一个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批评家，凡勃伦借着《学与商的博弈：论美国高等教育》抨击美国大学的结构和作用，攻讦诸多学者屈从于商业利益、秉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他认为对金钱的狂热追逐理应让位于对知识、对学术的不合追求；认为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一道使学者们陷入了一种难以摆脱的危险境地，从而使得“博学的统帅”们难以形成真正的学术事业；认为真正的大学应该致力于“随意的好奇心”，而这便是凡勃伦关于高等教育的理想所在，一如陈寅恪先生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90年前的美国高等教育弊病丛生，那么，90年后的今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