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1768—2004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美）查尔斯·蒂利  页数：226  字数：208000  译者：胡位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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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4月29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传来噩耗——“她的最优秀的公民”查尔斯·蒂利（（2harles Tilly）教授与世长辞。讣告全文如下：查尔斯·蒂利，政治科学与社会学系约瑟夫·伯腾威泽社会科学教授，是一位有着超凡精力和无限学识的学者，其学术成就和持久的影响力当前无人能及，此后亦难出其右。其五十年的教学、创作和智慧灵动为哥伦比亚大学所缅怀，而各地的人们也将继续去探寻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动因。

内容概要

18世纪，西方人开创了社会运动；随后，社会运动成为波及整个世界的大众政治手段。获奖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通过定位历史中的社会运动，对当代社会运动实践的起源、社会运动与民主化的关系、社会运动可能呈现的未来等问题，提出了丰富而常常令人拍案的洞见。本书展现了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正在如何变化——涵盖了新技术和全球化的影响，磨砺了人们对于上述影响是否为“新”以及怎样为“新”的认识；追溯了社会运动的创建与演进历程，伴之以对社会运动何以丧失活力的检讨；探索了诸如“民主化何以真正发生？”等根本性的问题；考察了社会运动与身份、公民权及资本的关系，并对社会运动能否生存于威杈主义国家进行了思考。

作者简介

查尔斯·蒂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伯腾威泽（Josepkl L.Buttenwleser）社会科学教授。主要著作有：《集体暴力的政治》、《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等。

书籍目录

从民族国家到社会运动(译者序)前言第一章 作为政治的社会运动第二章 社会运动之创建第三章 19世纪的冒险活动第四章 20世纪的拓展与转型第五章 迈进21世纪的社会运动第六章 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第七章 社会运动的未来参考文献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著述年表

章节摘录

社会运动形式向国际化靠拢马尔堡的事例表明，地方的培植工作对于全国的社会运动是何等重要。这一点具有普遍性。在对印度尼西亚和斐济的匆匆一瞥中，我们发现社会运动的大规模行动、表演和wUNC展示无法简单地、全然地从一种政治文化移植于另一种政治文化（Chabot 2000，Chabot&Duyvendak 2002，Scalmer 2002b）。其原因恰恰就在于，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大多是就本地或本国的议题，向本地或本国的听众伸张诉求，除了使用众所周知的习语、展示众所周知的象征物、利用已有的组织形式外，没有更好的选择。  当然，他们既在创新也在借鉴。到了20世纪，社会运动的发展出人意料地已遍及全球，但也由此颇为嘲讽地既产生了共性，又产生了差异性。共性之产生，源于社会运动的表演——诸如示威、成立统一阵线、联合会和专项协会——为各地的诉求者提供了样本。而差异性的产生，则是因为各地的组织者以不同的方式把社会运动的策略与地方环境相结合。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当前看来非常重要。  印度是世界排名第二的人口大国，也是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最迟自1885年印度国大党成立至今，已发动了多种形式的社会运动。甘地是一个组织协会、游行、声明、运动和’WI.JNfi：展示的天才，其社会运动自成一体。他曾旅居南非20年，并成长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行家里手。在返回印度之前，他在英国稍作逗留，组建了一家从事战争服务业务的印度公司，1914年返回印度。返回印度后，甘地一方面支持英国的战争计划——将印度军队派往欧洲、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埃及和东非；另一方面，他又在扩大国大党的政治作用、促使国大党与全印穆斯林联合会（All-India Moslem League）结盟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编辑推荐

《社会运动(1768-2004)》对18世纪起源至21世纪的社会运动进行了历史的考察，篇末还对社会运动可能呈现的前景作了思考和前瞻。容是全新创作的。

用户评论 (总计13条)

•   “直译”是当下一种很懒很烂也很滥的译法，与“直译”这种译法大相径庭的是，《社会运动1768-2004》的译者在这本书里所展现的文锋带有中华语言的优美。先读译者序，就很有感觉了。
•   “当处于一个压制性的政治环境中时，市民社会的任务就是要制造一场强有力的，旨在实现民主的社会运动....." 为了更好的被压制和被封杀，为了更快的反压制和反封杀，请您理论化您的叛逆思想。
•   社会
•   蒂利的书都值得一看
•   开始的时候，读起来感觉有些吃力，后来慢慢看进去了就好了。
  作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值得学习研究。
  对本书翻译的质量，不是很满意。
•   初次接触他，得源于自己对抗争政治研究的兴趣。由于各种原因，书买后一直放着还没看。
•   老师推荐的，有待细品
•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买了这本书，其实也是想要深入了解社会运动的发展历程，解答心中的疑惑。但这是一本需要沉下心来阅读的专著，至今我也没有完全看完。如果你把这本书当成小说，那估计是不会往下读的。个人觉得更适合做相关学术研究的人来细细研读。
•   去年4月29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因淋巴癌病逝于纽约布朗克斯，享年78岁。而半个月前，蒂利因其在“社会运动、抗议政治以及现代国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获得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颁发的第二届艾伯特·赫希曼奖。蒂利早年的研究集中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蒂利的研究结论指出，民族国家这种形式之所以最终胜过所有其他国家组织形式，根本在于民族国家能够有效的汲取、动员国家内的各项资源，保证其在国家间的竞争(绝大多数时间是以战争的形式竞争)中获胜或至少不被彻底打败。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同时进行的，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蒂利发现，传统国家为了应对战争所进行的准备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进而促使传统国家从封建化的间接统治转向中央集权化的直接统治。一方面，战争促使国家对内的权力扩张，其目的在于扩大国家的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于是对此更为有效的直接统治成为国家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国家在汲取社会资源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与社会发生着结构性的冲突。与国家的中央集权化相对应，内部社会各个阶层也通过向抗议性的集体行动和与统治者的讨价还价，重新缔结着社会契约，并由此催生了普选权等现代公民权利的雏形。以现代民族国家的研究为切入点，蒂利敏锐的注意到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抗议政治的重大意义。传统的涂尔干社会学将骚乱、罢工、起义和革命等...非制度化的抗议政治归结为社会失范，并试图将此类社会现象解释为社会的瓦解。蒂利的理论彻底扭转了涂尔干社会学对抗议政治中组织和动员等集体行动逻辑的漠视和敷衍解释。蒂利的研究表明，是组织的瓦解而非社会的瓦解，促进了罢工等集体行动的出现。进而，蒂利认为以组织和动员为核心的集体行动，与制度化的非抗议政治同样是推动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之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蒂利重构了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宪政道路的非制度政治的一面。在中国最近十几年的知识语境中，法国大革命代表着革命乌托邦的血腥和进一步退两步式的专制复辟，而英国的宪政道路则代表着一条相对平和、稳健的渐进式路径。但在还原了法国道路和英国道路的历史情境后，蒂利的研究则表明，法国大革命留给法国国家的不仅仅是雅阁宾式的血腥和拿破仑的篡权，还有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选举和代议制等一系列以公民权为基础的直接统治方式。从而一扫路易王朝时代的封建弊病，为法国搭好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同样的，英国看似摈弃了暴力革命的发展路径其实远非一路坦途。虽然光荣革命奠定了英国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基础，社会却依旧存在着持久“权利斗争”。这种斗争导致了19世纪英国历史上最令人动容的工人阶级运动史，英国的工人阶级通过集会、游行等抗议政治的典型方式，最终促成了英国普选权的扩大和工党的壮大，成为欧洲社会民主运动的先驱。蒂利在历史社会学领域别具一格的研究，改变了传统社会学对抗议政治的偏见，更重要的是，蒂利指出了抗议政治背后对制度化政治的促进和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力。回顾过去三十年来社会运动网络藉全球化之力的迅速扩展，非民主国家的民主转型和巩固过程中，以非暴力政治为基调的抗议政治几乎成为左右一国转型的决定性力量。蒂利对抗议政治丰富的研究成果，就更值得后来者怀念和关注。羽良《21世纪经济报道》 阅读更多 ›
•   一些资料的罗列，看不出有任何的价值和深度，徒有一个好书名。不推荐购买。
•   　　鉴于社会运动与民主化的复杂关系，中国政府以谨慎而有步骤的尝试放开的做法，并在现有阶段下采取不鼓励态度，并不失为一种明智而负责任的态度；毕竟社会运动不是公民唯一的诉求途径，也不是民主化的唯一手段。但在政治逐步退出社会领域的进程中，社会运动能不能在公共领域提升自治的能力，这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好在，蒂利通篇以史料为据，并没有涉及中国的情况，只是在言语之间传达了西方学者否定的态度，况且从他对社会运动对民主化褒大于贬的论述中，也可略见出他的看法。
  　　关于社会运动的未来，蒂利抱以了良好的期待，虽然在文末以悲观的论调阐述了他理性的结论。但我想，在多元化价值被普遍认可的当下，全面开花的结果成了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有期待就有未来，虽然通往这条路会极其的漫长与坎坷，其间不只需要坚定的信念，还要有更大的智慧创造出新的联结和“剧本”。在这一点看来，我比他更像个乐天派。
  　　
  　　关于翻译，本书还是不错的，虽然也见到诸多生硬之处，不过现在的我已经可以接受了。译者的有个做法，还是比较值得推荐的，他在一些关键词后面标注了英文，其实这样很好，毕竟很多单词是不能直接在汉语中找到对应的词语的，况且据其词源可能还包含了更多的含义，译者若是为了充分尊重作者的意思而多加翻译，难免也随之加入了自己的主观看法。所以，还是留给读者自己来辨析，反而更好。
•   　　政治变迁图景中的社会运动
  　　——读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
  　　
  　　纵观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代史，革命与战争的叙述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社会革命为中国带来了更加集权化、理性化的国家结构，对于现代中国政党—国家体制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历史从来都是复杂与吊诡的，仅仅从革命与国家的角度，自然难以全面地撇清中国近百年来所走过的路程。隐匿在民族—国家大写历史背后的，是匿名的集体行动，在推动国家形成的滚滚齿轮中，蕴藏着颠覆者的斗争的动力。在革命与战争之外，这段历史也充斥着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那么这些社会运动对于近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又有何影响呢？在此，查尔斯•蒂利的《社会运动，1768-2004》一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来解读中国经百年来的故事图景。
  　　
  　　一、 作为政治斗争的社会运动
  　　
  　　从集体行动到社会运动，查尔斯•蒂利一生所关注与研究的一个方向便是“斗争政治”的理论研究。《社会运动，1768-2004》这本书写于Tilly住院化疗期间，作者在前言中满含乐观地写道“或是作为一个病人而郁郁寡欢，或是以我一贯的工作方式开始一项全新的事业以伴我度过这段艰难时期。在朋友们的鼓励下——他们曾以果敢的态度面对生活的磨难——我选择了后一种做法。”正是在这样的艰难时刻，Tilly以他乐观的精神与坚持不懈的毅力完成了这本著作。时至今日，斯人已逝，而他留给我们的著作，以及他在面对病魔时所表现的精神，真正为我们诠释了斗争的真谛。
  　　
  　　在21世纪来临之际，社会运动这一术语已被全世界人们公认为是号角，是对暴虐权力的制约、是以集体行动反抗大规模人祸的集合令。那么，社会运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它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为斗争政治？相对于战争、暴力等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斗争形式，社会运动的出现是一个相当晚近的现象。Tilly在对历史做了细致的考察之后，认为社会运动是在1750年之后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它具有以下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首先，他是一种不间断和有组织地向目标当局公开提出群体性的诉求伸张的运动，这种运动不同于一次性的请愿、宣言或群众大会，它超越于任何个别的活动，必须是长期和有组织的。其次，社会运动必须要有常备剧目，即为特定目标组成的专项协会和联盟、公开会议、依法游行、守夜活动、集会、示威、请愿、申明等。这些常备剧目往往与工会运动、竞选活动等其他政治现象的剧目形式相交叠，但是，唯有社会运动将大多数甚至全部的活动整合为持久的运动，而这一点使之与其他的政治形式相区分。第三点是Tilly独创的WUNC展示。所谓的WUNC就是价值（worthiness）、统一（unity）、规模（number），以及参与者和支持者所作的奉献（commitment）。而WUNC展示就是指借助于声明、标语、标志等形式表达诉求者的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当然，社会运动的这三个要素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的，社会运动是各个要素的融合，只有将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融入运动之中，才能创造出社会运动的独特个性。而且对于社会运动的理解必须放在斗争政治这一大的框架中理解。
  　　
  　　Tilly将社会运动称之为斗争政治的特殊形式，他指出，所谓斗争，是指社会运动的群体诉求一旦实现，就有可能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所谓政治，是指社会运动总会牵涉到政府，无论是作为诉求者、或是诉求对象、或是诉求对象的同盟、或是作为斗争的监控者。由此，研究社会运动，就必须把它放在政治斗争的视野之下，作出历史政治的分析，而不能孤立地分析社会运动。在书的开头，Tilly就指出，在社会科学中并不存在诸如牛顿定律般的普遍规律，在探寻导致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发生变化、变异并形成某种特性的因果机制时，所得出的因果关系越有限越好。就此而言，应当丢弃对社会运动所谓规律的探寻，转而寻求社会运动和其他政治类型之间的因果联系。因此研究社会运动应当把目标转向探寻社会运动与其他政治事件的因果联系上。
  　　
  　　二、 社会运动的历史发展
  　　
  　　在Tilly看来，社会运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运动有着不同的特点。在详尽考察了18世纪社会运动的产生以及初步发展的历史之后，Tilly总结道，自18世纪起源伊始，社会运动就一直是以交响曲而非独奏曲的方式演进的，每一场运动的焦点都在于不断地变换联盟、以期实现相对明确的政治变迁。到了19世纪，社会运动继续向着不同的国家扩展，并且国际因素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在20世纪和21世纪，社会运动已经开始朝着全球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与19世纪全球化强化了国家的作用不同，20世纪和21世纪的全球化侵蚀了大多数国家的国家中心权力，放任资本从一个国家迅速地流向另一个国家，并以此牟利。那么，全球化会对社会运动的发展带来哪些变化呢？Tilly首先否定了许多技术狂热分子所宣称的，新的传媒技术正在全面改写社会运动的组织和策略，而认为我们必须审慎地面对这种传媒技术决定论。Tilly认为，每一种新的传媒形式都将便利于一组特定的社会关系，而排斥了其他的社会关系。就这一点而言，技术发挥着巨大的筛选作用。其次，全球化也导致社会运动的诉求对象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在给社会运动带来了巨大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印度的钱德霍克指出，由于许多社会运动都是有国际组织组织的，而这些国际组织往往又总是规避民主的义务，所以这样的社会运动很可能会造成与民主的脱节。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南北差距的原因，大多数国际组织都是北半球的，这样很可能损害贫穷和缺乏国际联系的国家的利益。最后，全球化也可能导致老练的政治家与普通民众的裂缝进一步加剧。
  　　
  　　三、 社会运动与民主化
  　　
  　　Tilly在其另一本书《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曾经指出，西欧的民主化进程绝非“渐进”，也不可能是“自觉”的，毋宁说它源于广泛的民众抗争，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统治当局的让步。的确，如果我们说社会抗争或者社会运动对于民主化等政治变迁有影响的话，他们二者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首先，我们来看民主化对于社会运动的影响。通过对比利时、英、法、美四国19世纪的比较分析，Tilly认为四国中议会化都产生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运动诉求的政治效果，有力地推动了上述四国社会运动的形成。因为议会化削弱了委托—庇护链的作用，使政治企业家获得了新的重大机遇，政府代表统一、协调的民族利益的主张得到了强化，而议会也转化为了社会运动伸张诉求的场所。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法国和比利时相对集权的政治结构和英美相对分权的政治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即社会运动集中发生在集权的民族国家中。应为集权的政体中矛头更容易指向国家。影响社会运动形成的第二个因素是政治权利。是否拥有国家确认的政治权利，这对社会运动差异的形成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检视历史，Tilly指出，一旦政权有能力大幅度削减公民的政治权利，社会运动也就随之衰落了。以中国89学生运动为例，赵鼎新在分析学生运动兴起的原因时讲到，国家对大学生控制系统的衰落，导致了学生中权利意识的兴起，并最终导致了学生运动的发生。由此可见，民主化的确有助于社会运动的发展，事实经验也证明，社会运动都是发生在民主国家或向民主转型的国家中的。
  　　
  　　但是，如果反过来思考，社会运动是否有助于民主化的实现呢？社会运动对于民主化又有何影响？回顾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民国时代的学生、工人运动还是89学生运动，最后都没有能够催生出一个民主的中国，究其原因，正如Tilly所指出的，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姻亲关系，但是，社会运动与民主化在生成逻辑、实际发展和形成原因上又有明显的不同，社会运动并非必然地拥护或推动民主。
  　　
  　　就生成逻辑而言，社会运动在原则上代表了不平等和排除，而这和要求平等、包容的民主在原则上是相冲突的。对于民主的定义，Tilly认为，民主之有别于其他的政治形式，在于它不再实行数世纪以来大多数政权形式所实行的大规模不对等、高压、剥削、庇护和社会分裂，而是取而代之地建立了相对普遍和可靠地法治。所以民主化的政权形式是以相对宽泛、平等、无条件的、有约束力的协商与保护为特征的。在这里Tilly特别强调民主的平等与包容性质。而社会运动却恰恰相反，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形式，社会运动的群体诉求一旦实现，就有可能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而这一点显然对于民主化是不利的。王绍光在分析市民社会与民主化的关系时，也对平等这一重要因素做了分析。他指出，人在进入市场之前和之后，所拥有的资源是不平等的，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会造成社会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差别，利益差别可能导致利害冲突，厉害冲突会引起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而这些是不利于政治民主的发展的。很多时候，社会运动与民主化的这种因果关系往往是我们人为建构的。王绍光在《破除Civil Society的迷思》一文中，对这种现象作出了深入的剖析。针对有些学者提出的市民社会的兴起可以导致权威国家走向民主的观点，王绍光反驳道，市民社会的出现只是权威国家社会危机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它的原因。因为，市民社会的出现并在一定程度内发展，是得益于国家的松绑的，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在一个权威国家，市民社会扩展的范围是有限度的。现在中国的现实也证明，独立的工会、学生组织仍然是碰不得的禁区，更不要说政治反对组织了。当然了，这并不是说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是水火不容的，事实上，经验研究表明这二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在民主化进程中，通常是先出现与社会运动相似的事件，而后发生社会运动三要素的结合。
  　　
  　　那么民主化的实现究竟需要哪些必要条件呢？这些条件又与社会运动有什么关联？Tilly通过对西方各国民主化具体历程的总结，指出了民主化实现的四个具体步骤。首先是扩大公共政治参与的范围。第二是潜在政治参与者在资源和关系上的平等化。只要政治参与者的不平等有所减少，那么由此产生的平等化便有利于这些人广泛、平等地投入到政治生活当中。因为这样有利于刺激政治参与者立足于人们之间的无差别性而不是基于自身某些弥足珍贵、与众不同的特性去争取权利。也就是说平等化有利于促进人们更多的考虑公利而非私利，有利于社会共识的达成而非制造社会分裂。第三是公共政治不受既有社会不平等的影响。要使民主化有序进行，就要设置一道屏障使源于种族、性别、信仰、阶级和地区的不平等免于转移进入公共政治领域。第四，人际信任网络对于民主化也有着重要影响。由此可见，如果社会运动能够拓宽公共政治参与者的范围、使参与者的作用相互平等、为绝对不平等直接进入公共政治设置障碍、以及优先整合各自为政的信任网络于公共政治之中，那么社会运动无疑将促进民主化的发展。相反，当社会运动缩小了公共政治参与者的范围、加剧了政治参与者之间的不平等、把现有的不平等更加直接地转化进入公共政治领域、并且使公共政治与信任网络发生隔离时，社会运动就推动了去民主化的发生。
  　　
  　　在Tilly看来社会运动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促进民主化的发展，也有肯阻碍其发展。检视49年以前，中国轰轰烈烈的学生和工人运动，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社会运动不但没有促进民主化反而最后促成了政党—国家体制的形成。当然，中国政党—国家体制的形成，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远非笔者所能概括。但正如Perry在《上海罢工》中所说，“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变革中，工人骚动起了重要作用。在一个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国度里，尽管工人相对较少，但工人往往以出其不意的或是自相矛盾的方式对现代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当时的社会运动确实对后来的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恐怕是不容置疑的。
  　　
  　　晚清以来，国家权力逐渐碎片化，社会抗争与不满蜂起，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工人运动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工人运动的确兴起确实扩大了政治参与，但它最后并没有导致民主化的实现。究其原因，首先，这种工人运动一开始便是一种分裂性的运动，并没有促进参与者在资源与关系上的平等化。很多学者已经指出，民国时期的工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工人中间按照地域、性别、技术等级存在着广泛的分裂。但这并没有阻碍他们的集体行动，正如Perry所指出的，反而促进了他们的集体行动。以上海为例，对于下层的非技术工人而言，他们在艰难的生活与工作中逐渐发展出了青帮这种封建帮会，而其集体行动也往往是由青帮所领导与动员的，后来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中，青帮为国民党所利用。而中上层的技术工人往往易于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动员，最后成为了中共建国的重要力量。其次，这些工人运动，并没有将社会不平等阻碍到公共政治之外，反而将激烈的政治斗争引入到了公共政治当中。例如，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青帮操纵的罢工有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例如，1932年，青帮在法商电车公司发动的罢工，其罢工的真正的目标就是交通部。当时交通部由汪精卫改组派控制，改派与CC系势同水火，而控制青帮的杜月笙与后者更为接近。
  　　
  　　综上所述，正如Tilly在《社会运动》所提到的，终其一生所关心的主轴就是牵涉不同政治行动者的社会运动。Tilly核心的研究场域是民主制与现代民族国家，用他的话说，就是影响制度形式的重要动力，即斗争政治。回到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是一部腥风血雨的革命史，也是一部动荡不安的社会运动史。然而遗憾的是，这些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并没有最终带来一个民主的立宪国家，反而迈向了全能主义的政党—国家体系。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讲，这些社会运动的分裂性、以及将不平等过多地带到公共政治的讨论过程，使得当时无法形成一个宽松、包容的社会环境来实现民主化。这一点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最终走向全能主义国家的原因。
  　　
  　　四、 参考文献
  　　
  　　1、查尔斯•蒂利 社会运动，1768-2004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2、王绍光 破除对Civil Society的迷思 选自周雪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 1992
  　　3、裴宜理 上海罢工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4、斯考切波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   社会革命为中国带来了更加集权化、理性化的国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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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以认为处在“国家”与“革命”的矛盾抉择中的毛泽东时代，是理性化的国家结构。刘、周到一直在建设理性的国家结构，可是克里斯玛的毛，是要理想和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