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社会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章清  页数：309  字数：2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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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术与社会》解析对“学术社会”的建构，表明读书人力图通过重建知识的庄严，重新确立了读书人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传统的发明”，主要检讨传统文化在近代的遭遇；第二编为“思想界的解析”，主要汇集了一组讨论“思想界”的文章；第三编则集中关注“学术社会的建构”。

作者简介

章清
1964年10月生于四川。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获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专业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8年于复旦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胡适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等书，涉及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论文有30余篇，主要有《近代中国留学生发言位置转换的学术意义兼论近代中国学术样式的转型》(《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传统：由“知识资源”到“学术资源”——简析20世纪中国文化传统的失落及其成因》(《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等。

书籍目录

总序
自序
引论
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亚文化圈世界的形成——略论近代中国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困局
一、国家·社会·个人
二、“省界”意识成为聚集的基础
三、“业界”所表征的“亚文化圈”
四、“中等社会”及其阶级意识的萌芽
五、“五四”的参照意义
六、结语
第一编  传统的发明
传统：由“知识资源”到“学术资源”——简析20世纪中国文化传统的失落及其成因
一、“经典”的意义及其在晚清的境遇
二、《新青年》对“经典”的征引
三、“知识资源”与“学术资源”
四、“经典”的失落与反传统
近代中国留学生发言位置转换的学术意义——兼析近代中国知识样式的转型
一、留学生在本土的文化养成
二、边缘人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
三、进入本土文化的不同渠道
四、知识样式转型的历史脉络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一、科举改革与“策问”：对新知之接引
二、“策问”、“经世文编”及其他
三、“策问”中之“中史”
四、“策问”中之“西史”
五、余论：晚清中国之另一种“历史记忆”
第二编  思想界的解析
晚清“思想界”的形成与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问”
一、“思想界”的表述
二、“思想界”的要素
三、读书人表达方式的转变
余论：隐然已在的“思想界”及其他
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
一、报刊所呈现的“思想版图”
二、读书人晋升的阶梯
三、大学·刊物·社会
四、政治·思想·学术
余论：“思想界”的另一面
“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
一、《新青年》作为“中心”的确立
二、“阅读”报刊：成长的阶梯
三、阅读《新青年》：金毓黻的故事
四、来自学生的“声音”
余论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
一、审视思想界分裂的“后见之明”
二、《新青年》的“分裂”，抑或陈独秀的“出走”
三、政治歧见：一个目标，两条道路
四、“我们”与“他们”：思想界的联合战线
五、阶级意识的提升与中国社会的重组
第三编  “学术社会”的建构
“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
一、一群读书人与他们的多重身份
二、“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
三、推动学术事业的展开
四、对公众事务的介入
五、“出山要比在山清”
六、“身份认同”与“权势网络”
七、“权势网络”与知识分子角色的依附性
1930年代：“国难”与现代中国学术的成长
一、“国家政权建设”与教育学术
二、“国难”与《独立评论》的创刊
三、如何使学术教育成为建国的力量
四、学科规划之例证：心理学及其他
五、知识阶层的动向
六、小结

章节摘录

　　前已述及，创办《时务报》使梁启超名重一时，部分即在于其“语言笔札之妙”。对此梁本人后来也有所论述：“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文体问题在当时确是见仁见智，章太炎对此就提出尖锐批评：“文辞之坏，以林纾、梁启超为罪魁。（严复、康有为尚无罪。）厌闻小学，则拼音简字诸家为祸始（王照、劳乃宣皆是。）”在章看来，“人学作文，上则高文典册，下则书札文牍而已。”高文典册固非人人所有事，书札文牍则未有不用者。“然林纾之文，梁启超报章之格，但可用于小说报章，不能用之书札文牍，此人人所稔知也。今学子习作文辞，岂专为作小说、撰报章，而舍书札文牍之恒用邪！”这里也道出了报章杂志流行后所引发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办报者如确立面向公众的理念，便不能不考虑表达方式当如何配合。　　这方面，严复与梁启超的争辩，值得作为典型的事例进行分析。日本学者小野川秀美曾以达尔文与赫胥黎来比喻严复与梁启超，认为推动“启蒙”更有力的是梁启超。所谓更有力，很大程度便是由两人写作方式的区别所造成的。1897年梁启超在《与严幼陵先生书》中谈到了这个问题。那时，梁刚走上办报之路，其为文遭到严复的批评，于是梁作了如下的解释：“启超于学，本未尝有所颛心肆力，但凭耳食，稍有积累，性喜论议，信口辄谈，每或操觚，已多窒阂。当《时务报》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犹矜持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以后，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又日困于宾客，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又常自恕，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这段文字之所以值得征引，便在于梁启超对于在报刊“匆迫草率”发表的文字，也不无遗憾，然而，考虑到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于是又不免“自恕”。而在回应严复对其《古议院考》的批评时，梁又明确指出报刊之文不过是“为中等人说法”：“《古议院考》乃数年前读史时偶有札记，游戏之作，彼时归粤，倚装匆匆，不能作文，故以此塞责。实则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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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编著的《学术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者书人新的角色》围绕着“学术与社会”展开，关注的重点则是“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涉及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史实重建”的论文，主要基于“自由”与“自由主义”进行“概念史”分析，二是立足“西学东渐”揭示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关注近代知识的转型。    第一编为“传统的发明”，主要检讨传统文化在近代的遭遇，既试图对传统加以恰当的区分，也从不同侧面说明传统作为“记忆延续”的基本资源，如何被“发明”。    第二编命名为“思想界的解析”，主要汇集了一组讨论“思想界”的文章。    第三编则集中关注“学术社会的建构”。所谓“学术社会”来自近代中国读书人的自诩，显示的是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