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的文本-海勒和余华长篇小说研究

出版时间：2007-11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作者：褚蓓娟  页数：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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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褚蓓娟于2003年入读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攻取博士学位。在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她选择了余华和海勒，我以为，这个题目难度很大，提示她至少要考虑以下两点：余华和海勒都是当代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作家，研究他们中的任何一家都可以最终形成颇有份量的博士论文，现在同时研究他们两个人，无疑要付出比只研究一个人多一倍的努力；再则，海勒是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的代表之一，余华是当代中国文学中所谓先锋派的一员主将，将他们置于同一个研究框架中，加以比较，自然不无道理，然而，这种类型的比较研究无疑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做不好，就会变成x加Y之类肤浅的比附，最终可能徒费心力，未必讨好。我还对她说，如果一定要做这个题目，就必须选择一个独特的视角，在较深的文本与理念层面开掘，才有可能避免事倍功半的结果。经过审慎的思索，她还是坚持要啃这块硬骨头，想到她对这两位作家已有较深的认识，况且她的理论功底也不错，更重要的是，她有不同寻常的毅力和韧性，我便同意了。　　褚蓓娟果然没有辜负我们和她自己的期许，将这个难度很大的题目做到了一定的深度。关键正在于她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这个视角就是体现在中美这两位作家身上对传统的创作观念与方法的解构性立场。从文本的细读、从同异的对比中，她看到两位作家都关注人生的苦难与世界的荒诞，然而，他们不再用传统 的眼光，而是用当代人充满疑虑、充满揶揄、极端冷峻、颇具消解力的眼光来审视这种苦难与荒诞了，于是，他们的文本中便充满了消解的张力，充满了批评家们称之为“黑色幽默”的那种意味。具体而言，他们不再像传统文学文本那样关注形象、性格、典型、深度，而是更多地关注心态、命运、自我、平面；不再像传统作家那样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是表现出所谓“零度写作”的状态。因而，实现了对传统权力叙事与主流话语的颠覆与消解。由此，褚蓓娟提出，这两位作家通过不同的书写内容和许多局部的差异奉献给读者一种“解构性文本”，并得出结论说，解构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学和文化理论，也是一种创作理念和方法。这个结论不是拍脑袋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对两位作家认真的比较研究中得出的。也许这正是这篇论文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褚蓓娟这篇论文显然是平行研究一个颇有意义的个案。由此也引发了我一点关于平行研究的感想，不妨在这里稍加申说。20余年前，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被引入国内学界，平行研究作为比较文学中一种重要的方法受到推崇，一些学者写出了对两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加以平行比较的论文，这些论文由于满足于排列同异而往往无所发明，被讥为“x加Y”模式。于是，许多人在平行研究面前茫然不知所措，以为一谈两个对象（作家、作品或其他文学现象等）的同异，就必然落入“x加Y”的窠臼。我总觉得问题不在谈不淡同异上。事实上，比较研究的论文，□有不谈同异的。1979年，钱钟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美时，曾与哈佛大学的勒文、纪延、耶鲁大学的小奈尔逊等著名美国比较学者谈论比较文学，认为“各国文学在发展上、艺术上都有特色和共性，即异而求同，因同而见异，可以使文艺学具有科学的普遍性”。这里显然将“同”和“异”作为对不同民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前提，或者说基础。事实上同异（或者说异中之同，同中之异）的探讨应该是 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如果说，影响研究以事实联系为出发点，那么平行研究就必然以同异探讨为出发点。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谈同异，而是看你如何谈同异、为什么淡同异。倘若你没有经过审慎的抉择，没有经过缜密的思考，像巴尔登斯伯格所说的那样“仅仅对两个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主观臆想把一些很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就必然将真正的同异研究变成随心所欲的牵强比附。更重要的是，谈同异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语境，有一个特定的角度。此外，讨论同异，必得有清晰的目的，不能仅止于谈同异，如果满足于罗列同异，就成了为比较而比较，失去了比较文学旨在通过不同文学的类同与对比，达到互通、互释、互补、互证，从而求得共同诗心与文心的目的。明确的语境、特定的角度和清晰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平行研究的“可比性”（comparativeness）。没有可比性的平行研究，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平行研究。钱钟书的论著中，可以说处处在谈同异，但又处处不仅在谈同异，他的任何一则包含同异的探讨都有明确的语境、特定的角度和清晰的目的。譬如在i寸沦王国维时，他联想到王氏在《红楼梦评论》中反复称述叔本华的理论，并以此为据，断言《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然而，他指出，静安“似于叔本华之道未尽，于其理为彻也”，于是进一步阐释叔本华在其《意志与观念的世界》一书中所讲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快乐出乎欲愿。欲愿者，欠缺而又所求也。欲餍愿足，乐即随减。故喜乐之本乃亏也，非盈也。愿足意陕，为时无几，而怏怏复未足矣，忽忽又不乐矣，新添苦恼与厌怠、妄想，百无聊赖矣”。接着，他征引佛经、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意大利人魏利、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康德、中国文人稽康与史震林等人类似而又不同的说法，加以辨析，旨在说明人心厌足，餍即成厌的道理。由此看来，木石姻缘未就，并非“悲剧之悲剧”，倘“宝黛良缘虽就，而好 逑渐至寇仇，‘冤家’终为怨耦，方是‘悲剧之悲剧”’。钱钟书称赞王国维于“西方哲学，本色当行，弁冕时辈”，于叔本华哲学也曾“口沫手胝”，但对叔氏的理论却未能尽其道，彻其理，因而对《红楼梦》的解析就难免“附会”之弊，最终导致“强合则两贤必至相□”的结果（参阅《谈艺录》中华书局本，1984，第348-52页）。钱钟书著述博大精深，像这样精彩的比较研究在在皆是，不胜枚举。钱氏的范例告诉我们，平行研究不可避免要讨论同异，倘若我们能将这种讨论置于一个具体明晰的语境中，怀抱求取共同文心、诗心的目标展开讨论，我们就能使这样的同异研究具有所谓的“可比性”，并取得有意义的学术成果。　　平行研究突破了影响研究只讨论渊源、影响、原因、结果的樊篱，将比较文学从只强调“事实联系”的狭窄领域引导到超越事实，甚至跨越学科的广阔世界，从一个角度看，这应该是其一大功绩，然而从另一角度看，这又未尝不是其一大弊病。当今比较文学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在向比较文化的方向发展，比较学者动辄跨文化，甚至跨文明，更遑论跨学科，他们关心的已经不再是文学问题，而是漫无边际的文化问题，比较文学因此丧失了其文学研究的本质特征。造成这样的后果，我想，平行研究标举“跨学科”研究是不能辞其咎的。然而，对平行研究这种双刃剑的性质，在20年前我撰写《比较文学概论》时是缺乏认识的。后来，我逐渐悟出了其中的问题，在一些文章中，明确主张将比较文学限定在文学本体的范围内，反对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化。我提出，不论做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抑或跨学科研究，比较学者都必须以文学问题为出发点，以文学问题为归宿，将文学的研究贯穿于研究过程的始终。我甚至主张大体厘定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界限，将一般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mdies）作为比较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我的这个主张得到了一些比较学者的赞同，当然 也有一些学者不以为然。在过去的20余年中，我一直关注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以为作为一个新学科，不对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做出相对明确的界定，它的健康成长就难以保证。也许有人会说，与其争论诸如“什么是比较文学”之类的理论问题，不如去做具体比较文学的实践。这话从一定角度讲不无道理，然而，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在“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尚未明确之前，怎么能做得好呢?事实上，从今天比较文学界的现状看，许多人都在讲比较文学，做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似乎也确然成了一门“显学”，然而，许多人还没有真正弄清譬如如何做平行研究等一些基本问题，许多冠以比较文学的论著还很难说是真正的比较文学论著。这样看来，弄清这一学科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方法依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当然，事物之间、概念之间并非泾渭，确定性只是对不确定性而言。即以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这两种方法而论，两者往往有密切的关联。影响研究固然侧重事实联系与历史脉络，但未必不做审美评价，反过来，平行研究固然强调比勘同异，求取共同的诗心和文心，但未必一定要舍弃历史的脉络。以余华和海勒而言，余华说自己没有读过《第二十二条军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受“黑色幽默”的其他作家和整体氛围的影响，或者受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蓓娟这本书的附录中就记录了余华不否认自己“读过一些”其他“黑色幽默”作家的作品；我记得有一次与澳大利亚一位乔伊斯学者和余华一起聚谈时，他也明确地承认卡夫卡、福克纳等西方现代派作家对他的影响，因此，我们完全可能在进行平行研究的同时，将他置于当代中西文学交流的历史语境中。再说，我虽然主张将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分开来，但我毫无割裂二者之意。我只是希望跨学科和跨文化研究不要走得太远，仍然能够固守文学中心、文学本位的理念。我以为，强调对比较文学基本理论的探讨与界 定，强调将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分开，对一般文学研究者依然是切合实际的。当然，在那些鸿儒巨擘面前，任何定义都会显得苍白。譬如，对钱钟书这样学贯古今中外的旷世奇才来讲，还有什么必要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呢?事实上，他的研究早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进入整个文化与学术研究的无限境界了。韦勒克在一篇文章中说，比较文学其实就是文学研究；钱钟书始终不承认自己做的是比较文学，他的学术视野无疑是整个人类的文学与文化，他的全部著述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在对像他这样的学术大师表示无限崇敬的同时，也能像褚蓓娟那样，在有限的、明确的比较研究中做一些具体而微但结实且富有意义的工作，为平行研究提供更多一些可供参阅的例证。　　蓓娟的这篇论文答辩之前曾八易其稿，现在又做了进一步修订，即将出版，在这个时候，我写了上面一些也许并非毫无瓜葛的感想，与蓓娟共勉。是为序。　　刘象愚　　丁亥年盛夏于京师

内容概要

　　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作者是两位很有代表性的作家，海勒开创了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创作的先河，余华堪称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家里的领军人物，两位作家小说文本中的人物、主题、叙事方式都呈现出有别与传统文学的个性特征，体现了颠覆现实主义“客观真实、表达”“心理真实”的解构观念。　　《解构的文本：海勒和余华长篇小说研究》分为两个层次，在对小说文本多角度分析阐释的基石上，提升出其解构主义创作方法论的意义。　　第一层次，通过对两位作家长篇小说的细读，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了他们差异中的共性。　　第一，不同历史语境中两位作家遭遇了本质上相同的时代的“无序”，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作家对现实的认识，促使二者选择背离传统的创作路径；第二，对经典解构和宏大叙事质疑之后执着对荒诞世界、苦难人生的书写，以“黑色幽默”方式表达出缓解苦难的解构性特征；第三，从对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描写中表达对“大写人”的意义的消解；第四，从时间、重复、反讽、悖论等叙事策略上进一步体现对小说主体意义的消解。　　第二层次，通过两位作家小说文本的个案分析，从他 写作思路和创作观念中，阐释和论证解构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　　海勒和余华在创作实践中为我们建构了这样一种解构主义的创作类型，即表现为三个方面特征，第一，在文本创作中表现为对既成的权力叙事和主流话语的某种叛逆性，对主体意义的解构性。与传统文学相比，它表现为关注心态而非形象、关注命运而非性格、关注自我而非权威、关注平面而非深度、关注琐碎而非英武的反驳传统姿态。第二，在写作姿态上表现为黑色幽默式的零度情感状态。作家以转移读者视线的方式把令人恐惧的、触目惊心的事实淡化为现代社会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以此稀释和消解故事带来的恐惧和悲伤情感，暗示人无能为力的被动生存状态。第三，在文学观念上，表面为艺术上的前卫性和先锋实验性。具体表现在对已有文体规范和表达模式的破坏性和变异性上。

作者简介

　　褚蓓娟，安徽巢湖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先后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清华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重要观点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多次摘录或转载。参编《新编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教程》、《外国文学新编》等高校教材多部，参译《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等。

书籍目录

序导轮第一章 背离传统创作的路径：解“合法化”第一节 颠覆性思维方式探源一 “理想模式”的坍塌二 “深度模式”的削平第二节 创作生成的历史语境一 时局的动荡二 “文革”的无序三 犹太性第三节 先锋的实验一 同源影响二 反现代的冒险三 走向“黑色幽默”第二章 解构的文本第一节 解构经典一 传统经典二 红色经典第二节 质疑宏观叙事一 颠覆英雄主义理想二 淡化爱国主义精神第三节 消解存在之“重”一 存在之“重”二 “黑色幽默”第三章 主体的消失第一节 强势群体一 强势群体的表现形态二 强势群体的特征第二节 弱势群体一 弱势群体的表现形态二 弱势群体的特征第三节 消解“人”的意义一 人本精神的失落二 人本理性的质疑第四章 消解主体的叙事策略第一节 叙事时间一 叙事时序二 叙事重复第二节 叙事人称一 有效的距离控制二 多维的叙事视角三 悖论及其反讽结语附录一 余华答作者附录二 海勒大事年表参考文献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