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出版时间：2005-07-01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周策纵  页数：523  译者：周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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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资深教授周策纵先生的力作，它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思想流派和具体过程作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对一代新式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命运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本书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幅全景的历史画面和透视的焦点，成为海外学者研究五四运动不断引用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作者简介

　　周策纵（Chow，Tse—tsung）1916年出生，密西根大学博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专长研究中国哲学、五四运动史等。

书籍目录

序　／1第一章　导言　／1一　五四运动的定义　／1二　经济、社会及政治背景　／6三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10第一部分　五四运动的展开第二章　促成五四运动的力量(卫915—1918)　／19一　国内爱国者的民族屈辱感(二十一条的影响)　／20二　海外留学生的改革热情　／25第三章　运动的开始阶段：初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1917—1919)　　／　42一　《新青年》杂志的创办　／43二　北京大学的改革　／48三　新知识分子的联合和《新潮》杂志的创办　／52四　新知识分子的改革观点　／58五　反对者的诘难和改革者的辩驳　／62六　青年对新骚动的反应　／75七　1918年5月的抗日请愿　／80第四章　五四事件　／87一　中国在凡尔赛和会上的失败　／87二　中国公众对和约的反对情绪　／92三　幻想破灭的巴黎消息　／96四　学生的特点和组织　／98五　“五四”示威游行　／102六　从东交民巷到曹宅　／114第五章　五四事件以后的发展：学生示威和罢课　／123一　政府的直接反应　／124二　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和知识分子的动员　／126三　其他城市学生的支持　／134四　总统的整纪训令和蔡元培的出走　／138五　学生总罢课　／144第六章　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工商业者和工人的支持　／150一　政府寻求与学生妥协的失败　／150二　6月2、3、4日的大规模逮捕　／153三　6月5日上海的罢市和罢工　／156四　五四事件的解决：内阁倒台和拒签和约　／162五　事件解决后政府分裂学生的企图　／170六　与事件的解决有关的一些问题　／172第七章　新文化运动的扩展　／174一　新知识分子之间团结的增强　／174二　《新青年》和《新潮》令人鼓舞的纲领　／177三　新出版物的急剧增加和旧刊物的改革　／181四　破除偶像的热潮　／186五　新的思想、社会和政治组织　／191六　新知识分子发起的大众教育运动　／195七　对新文化运动不断加强的支持　／198第八章　外国人对五四运动的态度　／201一　日本的反应　／201二　西方人的两种对立态度：同情与疑虑　／205三　苏俄的诱惑力　／213第九章　思想和政治上的分裂(1920—1922)　／220一　分裂所涉及的主要思想派系　／220二　问题与主义　／223三　社会政治活动论与文化活动论的对立　／227四　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西化　／233五　参与政治　／244第十章　社会政治后果(1920—1922)　／259一　政治和经济组织重新定向　／259二　妇女解放　／262三　教育改革　／264四　学生运动后来的趋势　／267第二部分　主要思潮的分析第十一章　文学革命　／273一　旧文学　／273二　文学作品中现实主义和白话文的提倡　／275三　对文学革命的反对　／283四　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286五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290第十二章　新思想和对传统的重估　／293一　旧思想的核心　／293二　新思想：现实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及达尔文主义／297三　新方法：实用论、怀疑论与未知论的方法及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开始　／300四　“打倒孔家店”　／303第十三章　新思想及后来的论争　／317一　疑古　／317二　民族遗产的重新评价和整理　／321三　反宗教运动　／323四　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争　／330五　科学与玄学之争　／336第十四章　结论：对五四运动的各种阐释和评价　／341一　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一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　／34l二　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派的批判——中国的一场灾难　／346三　共产党的解释——在列宁的号召下开展的一场反帝反封建运动　／350四　谁领导了五四运动　／358五　“五四”本质试析　／361六　对“五四”功过的再评价　／364七　进一步的思考　／369大事年表(1914-1923)　／372附　录　／382一　“五四”时期各派社会势力简析　／382二　参与五四事件的学校和学生人数　／387三　参与五四事件的大专学校　／389四　有关1918—1926年中国工人罢工的一些资料　／391注　释　／393索　引　／476译者后记　／521

编辑推荐

　　本书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思想流派和具体过程作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对一代新式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命运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它是海外学者研究五四运动不断引用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用户评论 (总计39条)

•   　　以五四运动究竟是什么，该怎么看，本是很难客观的事情。而这本书让我们能够有相对准确的了解与理解。其实封建上的一段话确是本书的精华：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是一次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以前的一切，似乎都汇集于睦，彼此激荡奔腾；以后的一切，似乎都由此生发，造成了种种历史的巨变……
•   　　《五四运动》勾勒出一个新知识分子从建立起联盟到走向分裂的过程。当然中间有种种的内力、外力，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世界潮流。起初新知识分子都是宣传新的价值观，针对同一种旧道德旧伦理，加上五四事件中对帝国主义对军阀政府的同仇敌忾，总之目的相对一致。而后发现新价值却是有很多种可能的，单是西方的各种主义就够难抉择的，于是他们各取所需，各执一端走向不同方向。
  　　
  　　按周先生的分法，大致是将新知识分子分为左派和自由知识分子两部分。自由派后来走向学术研究，较少涉足政治。而左派以政治革命为己任。国共两党的核心干部，包括部分其他党派的骨干，大多是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左派。
  　　
  　　曾听杨奎松在中山大学的讲座录音，讲国民党在大陆崩溃时之所以这么多人投向了共产党，可能也与国共两党相似的背景有关。有些人把国共兴替只是改朝换代，国民党已经不行了，共产党上台照样有实现自己当初理想的可能。当然，杨也说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原因。
•   　　魯賓斯坦彈鋼琴“一半音符落在地上”，這句話也可以用來形容我讀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史》的感受，它不像一般的歷史論文，“箭無虛發”，雖然在此書中他也做到了這點，但是又有不同，也許是因為五四運動時期所思考和發生的事情，很多仍是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和所要尋找的答案，也許如作者在《英文版自序》中所講的他對五四的特殊的感情（五四幾乎是那個時代知識份子的共同的情結），也許是周那種旁征博引卻不氾濫的運用史料和清晰的結構以及曉暢的語言，總之，它不僅如一般歷史論文一樣鉤沉歷史，找出線索，表明原因，給予啓發，而且還讓我代入其中，給予我，歷史學手法以外的知識，我自身很困惑而不解的問題，發現前人已經爭論，實在是應當學習和吸收的，而那些五四知識份子的為人與治學，以前也模糊的欽佩，現在則更清晰了。
  　　
  　　五四運動（周策縱在其書中的界定，即1917-1921年）主要是一場思想上的革命，在經歷了洋務運動的器物以及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的學習制度后的學習思想，目的都是要拯救中國，即，五四運動的一個主要主要努力使通過改造國民的思想來救國，這本身就是值得懷疑的事情，我覺得從思想上救國是一個需要時間的事情，在此書中周提到在五四行將結束的時候，杜維曾預測說中國或許能在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內取得其他國家用了幾個世紀才取得的思想…..進步。然而當時的中國的政治現實卻使得新思想救國這條路遠水解不了近渴，1919年知識份子的短暫聯合不久就告解體，分化成各種派別，而三十年代左傾思想的大興也表明，當時的情況下，要救國，只能靠鐵和血（救國這詞一般暗示行動者是主動的，但後來看，救國則多是被動）。知識精英或掌權者分裂成自由主義、左傾的、CP、傳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國民黨。
  　　但這並非是否定了五四運動，正如周在書中所說“據我們看來，‘五四運動’最重要的成就是思想意識當面的成就，其次才是當時社會平衡方面發生的世紀變革。”五四運動引進西方理論、重新評價國故、提倡民主、平等、科學、理性等觀念，推動新文學的發展，是在思想上對現代性的追求，經過五四洗禮的一些中國人，開始成為現代意義上的人，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如何改造自己的思想，追尋現代性，如何在精神上趨向解放，五四時期給予我們一筆十分可堪學習的遺產。當然，應當注意五四時期學習西方文化的一個特點（或缺點），如周策縱在論述1923年關於科學和玄學（人生觀）的爭論中說的那樣“事實上，論戰中雙方很少有人抓住了爭論的核心問題，即從認識論問題。論戰是因為科學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應用于人生觀而起。則是個很模糊的問題，因為人生觀的含義很不確定，而在爭論中卻沒人給他一個準確的定義，爭論開始之後，它就轉變為一場科學與玄學關係的論戰，并逐漸轉移到了其他相關的問題。因為認識論沒有得到充分討論，其他爭論不可避免地就是膚淺了”。“考察論戰的文章，便會看到，張君勱及其夥伴的論證大多根據倭鏗、柏格森、杜里舒、歐力克的理論；而丁文江、胡適及其夥伴所鼓吹的理論大都來自杜威、詹姆斯、赫胥黎、卡爾.皮爾生。這實際是能動的唯心主義與理智主義的實驗主義或自然主義之間的爭論；認識論問題也就變成了一方是直覺主義和人格至上主義，一方是實驗主義的經驗主義之間的問題。最後分析起來，這些哲學流派之間的爭論，可以理解為自由意志論與決定論之間的爭論，這是這種論戰幾乎不可能解決的問題”，質言之，兩個字：雜、亂。這種情況也出現在新文學上，就像李歐梵所說的將西方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表現主義等等一鍋煮的情況。
  　　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少了五四前輩們所身處的急迫的境遇，可以不那麼著急的去學習和瞭解無論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紙上文化，也可以不從救國那麼宏大的角度去看待西方和中國的文化，可以退回自己。
  　　其他的還沒想好，想好再添。
  　　
•   　　 作为一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一个生命经验才刚开始了不到三分之一，对于一个需要积淀和沉稳的领域，我能够叙述的好吗？对于那个我并未经历过的时代，以及对那个事件如此破碎的记录。
  　　 况且又有那么多大家经手，早如周策纵、彭明，中生代有林毓生，近年来更有杨念群、林贤治，我的资料占有量能同其中的哪个相比，且不说分析利用史料的能力。能不能剑走偏锋，寻条前人未走之路，发前人所未发？没办法，无他，只有“在史料求史识”。等到我下决心，真刀实枪开始钻空子或者说捞鱼的时候，发现事情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光资料收集，就累得半死：
  　　 人民出版社从1954年影印了全套《新青年》，1980年起再度影印，并相继影印推出了《新潮》、《少年中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觉悟》、《星期评论》、《新社会》、《秦钟》；上海书店影印了《新潮》；1954年作为内参影印了《每周评论》等。影印的期刊报纸以外，有关五四运动的资料还有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近代史所编辑的《五四运动史料汇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中央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以及《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五四运动话天津》等。除了以上，又有陈独秀、胡适、傅斯年、曹汝霖等众多亲历者的回忆。可谓汗牛充栋。综述非我所能，只有回归现场还原几个不大为人熟知的场景，“述而不作”并非取巧，知我罪我，且俟后来。
  　　
  　　 “失败”的巴黎
  　　
  　　 顾维钧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四日离开美国的，就在陆徵祥十二月一日原拟启程的前三日。顾维钧在十天后日记上记到：“我的大西洋旅程平安无事，只是航行的时间稍嫌长点，用去了十天。驻巴黎公使派参赞及领事到瑟堡港接我。我毫无困难就安抵目的地。”
  　　 仍旧是丛林时代，早已注定了翌年民国外交继续在坎坷中前行。事情接连不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外长陆徵祥因订不到随行最低人员的船票行期不得不延后数周；同月，途径日本被强行安排会见日本外相，并被安排了日本天皇对其的私人接见，陆外长在勉强会见了日外相后只能称病不出，驻日公使陆宗舆不得不因此提出了辞呈；一九一九年一月，运输中的装有绝密外交文件的公文箱在运往巴黎的途中，经过东京时遗失或被偷了（这里引用的周策纵的说法，顾维钧的说法则是推测在东京遗失，很可能是被日本间谍所窃）；同月中旬，代表团内部因为排位的反复发生龃龉；代表团内王正廷博士为南方代表，时时以南方利益事事必争；同月十八日下午，和会开幕前三十六小时，代表团得到正式通知，中国代表团被列为最后一个等级仅能派两名代表出席；最让北洋政府郁闷的是，和会现场除了当地的留学生和华人团体，更有分别前往的汪精卫、伍朝枢、梁启超等人组成“观会团”。
  　　 说来说去，最损的就是读书人，身为研究系领袖的梁启超与林长民，一个在巴黎，一个在北京，但凡一有消息第一时间以电报传回（五四学潮能持续那么长时间，有此二君的功劳，这是后话）。所以，我一直以为没有那帮学生北洋政府也未必敢在和约上签字（遑论“卖国”），学运至多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话分两头，回到巴黎和会的现场，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在“十人会”现场，中国第一次有机会辨明自己的立场，中国被安排日本之后。大会主席请阐述日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观点，牧野男爵做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声称日本尊重日中之成约，并称山东问题应在日中两国之间解决。之后，法国总理克里蒙梭请中方发言，顾维钧做出了无愧第一流外交家的发言。这里请允许我详述顾博士1919年1月28日在巴黎和会十人会议上的发言并整段引用其发言记录稿：
  　　他以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被强占的历史渊源开篇：“该租借地是中国完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是山东的一部分，该省有3600万常住居民，其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都属于中华民族。毫无疑问，大家对德国山东租借地的历史不会陌生。该租借地是德国用武力强行夺取的。”
  　　 既而提到山东在文化上和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就文化言，“……所在地的山东省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孔子和孟子的诞生地，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一块圣地”；就战略地位言，“胶州可谓华北的重要门户之一，它控制着从海边到北京的最短通道之一，也就是通过胶济铁路，并在济南连接通往天津的铁路而直达首都。”
  　　 他深知外交家的以退为进，以感谢日本的“贡献”为伏笔：“中国完全清楚英勇的日本陆海军为把德国势力清除出山东所作的贡献。”
  　　 接着话锋一转，以日方战时对德通牒“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日本帝国政府真诚地认为给德帝国政府如下两条建议是它们的责任”，其中第二条如是，“至迟在1914年9月15日，须无条件无补偿地把胶州全部租借地交给日本帝国政府，以便其最后归还中国。”
  　　 继而就 “中日协议”产生的若干条约和照会——这个日本帝国政府最后的“遮羞布”予以回击：“（协议）应当是1915年二十一条谈判产生……中国政府是在日本最后通牒后于惊恐失措中被迫同意它们的……充其量只是临时的、暂时的协约”，最后又再一次从国际法角度强化了论证：“即使一直完全有效的，中国对德宣战的事实根据情势变迁原则也已经改变了原先的形势……中国在对德战争宣言中，已明确声明根据中德战争状态，两国间以往达成的所有条约和协定都视为无效……德国也无权替代中国将山东权利转交给其他强国。”
  　　 顾维钧的据法引典，陈情说理，掷地有声。发言甫一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一齐走上前和顾维钧握手，对他的发言表示祝贺，并说整个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但是，在这毕竟是大炮、飞机、战列舰说话算数的时代，公理战胜不了强权，精彩的辩论最后还是只能以缺席拒签和约惨淡收场。顾维钧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
  　　
  　　主要参考书目：
  　　1、《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 中华书局 顾维钧 著
  　　2、《五四运动史》 岳麓书社 周策纵 著
  　　3、《一生之回忆》 春秋杂志社 曹汝霖 著
  　　4、《顾维钧外交演讲集》上海辞书出版社 顾维钧 著
  　　
  　　 “沸腾”的北京
  　　
  　　 “五四运动”发生时其实远不是中国最危险的时刻，谈紧迫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情况就要凶险的多。况且，巴黎和会虽然以拒签惨淡收场，但毕竟为1921年华盛顿会议收回山东（虽然是花钱赎回）赢得了国际上的舆论支持和法理上的依据，中国也在和会后不久入选了国联行政院，国际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运动之所以爆发，大概如美国学者格尔的说法，属于“相对剥夺感”最强之时。君不见，老练外交家如陆徵祥也做出了显然过于乐观的估计：中国作为战胜国和大国当可获得五个席位。北洋政府也不遑多让，打算一口气在巴黎和会上解决七个问题：1、解决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2、归还旅顺、威海等租借地；3、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4、归还在华各地租界；5、撤走外国驻军；6、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7、恢复中国关税自主。底线为解决山东问题。政府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平头的教授和学生，自是更加乐观。毕竟解决不平等条约，不比搬走一块克林德碑。（某D单方面简单毁约的方法值得商榷）
  　　 就在这时，身在巴黎的梁启超给在北京的儿女亲家林长民发了一封电报，林旋即放了一把野火——在《晨报》上全文刊登——终于点燃了“五四”的熊熊大火。《秘笈录存》所载全电如下：“惟有使订约之人负担，庶可挽回，展开新局。不然千载一时之良会，不啻为一、二人毁坏，实为惋惜。” 电文的背后，还加了一句按语：“此时舆论咸归咎于一九一八年订约之人，遂在北京发生五四之变。”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载虽稍有区别，但核心意思完全一致，巴黎和会之所以失败，全是一九一八年九月《换文》（笔者按：此处《换文》是指一战结束前夕，北洋政府在日本逼迫下签订的条约）的错。后来参加签字的三人果然成了替罪羊。
  　　 那么，北洋政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政府？仅举二事，一曰时艰，一曰“软弱”。
  　　 我要讲的第一件事要把时间退后到1926年的中秋——也就是前文的顾维钧博士第二次出任北洋政府内阁的时候，这次他担任的是财政总长。过节如过关，这是北洋任何一位财政总长都最为头疼的事情之一：政府要在这天为行政机关、教育部门（主要是大学和师范院校）、军警发放薪金，国库空虚的北洋政府自是常常发不出钱的，而卫戍部队们也就会常常拿着枪上门讨债，所以“过节”实际是“度过危机”。国库究竟空虚到什么程度？大家都知道，北洋政府的政令是不出北京和几个实际控制省份的，钱款呢？更可怜，北京的税收也要被截去大半，比如崇文门税务局的，真正可靠的只有盐务署和海关控制的税收（而这两个部门又要受到外国人的监控），又或者向以张家璈的中国银行为首五大银行借款，他们一向将政府需款视为自己操作政府的筹码。顺带一提，南方的孙文也没好过到哪，北伐前政令不出广州，税收在广州也要被刘震寰、杨希闵之流截去部分，赖以为继的只有特税（官卖烟土）和靠着“不平等条约”得来的贷款（这个在后文详述）。
  　　 于是乎，到了1926年中秋的前三天，顾博士自然也是急的团团转——总理杜锡圭总理批准并经内阁会议通过的《财务安排和薪饷支付办法》规定，行政机关发40%，教育部门70%，军警70%，这笔款约需50万元。区区此数，顾总长却硬是拿不出来，因为其任职伊始拒签了这家半官方银行提出的高利贷的借款合同。1928《中国年鉴》的记载可以印证了顾式回忆录中的述苦：“1926年6月17日至10月1日，顾维钧博士任财政总长期间，虽然只有三个半月，但下列收支报告和顾博士1926年10月14日致内阁会议的备忘录本身，亟为发人深省。尽管有巨大的障碍，现金收入只有三百五十万元（实际上纯系贷款收入），顾博士除去支出，仍能结余现金二万八千元，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再来谈谈“软弱”。事实上，正是北洋政府的“示人以软弱”才是成就五四运动成为中国近代以来唯一胜利的学生运动的最大原因。先让我们来看看家被打砸抢后又付之一炬的曹汝霖是怎么说：“到了家门口，警察厅派来了三四十名警察，队长向我请示，怎样保护法？我说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队长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有带，怎么好呢？”“卖国贼”的话或许不可信。证据学上有这么一条：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由此，作为对立方的五四学生领袖之一的张国焘肯定比私宅被烧的曹汝霖的话更牢靠。张是怎么说的？只有寥寥数语：“我和其他六位同学于当日下午六时左右被警察逮捕，拘禁在警局的监房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铁窗风味。”再对比其1924年5月21日的被捕至出狱整整花了48页描述，看来“五四”的初次经历显然没给他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有篇对警察的“慰谕”更有意思，抄在下面，人们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军警真实态度：
  　　 “近来学生罢课，商家罢市，大家兄弟昼夜四班巡逻，辛苦的了不得，本厅长很过意不去。大家兄弟到上海几年，遭过几次变乱，个个皆能守秩序，服从长官的命令，当长官的非常的欢喜，非常的相信。这一次又碰着这宗风潮，我们警察向来以保护人民生命财政，维持地方秩序为天职，望大家仍旧遵我们的章程，尽我们的天职，服从上官的命令，不要听他人的煽惑，在公时不要与路人闲谈，下公后自己休息休息，不要无故出门。我们漂洋过海，几千里路跑在此地，好容易每月赚了几块钱，养我们的妻子老小一家人家。一旦要变了主义，受了匪人的骗，小则差使撤掉，大则性命攸关。本厅长与大家兄弟相处七年之久，同生同死，真不容易。况且又是同乡居多，所以将肺腑的话告诉于你们，你们千万记在心里。再遇着学生成群结队，须力去解散他们。遇着他们拿着旗子棍子的，就赶速没收过来。如若他们不服从，就到本署报告官长，请示办法。总要和平，不要激烈。他如要骂，我们假装听不见。他如要骗，我们不要受骗。我们听他的话，要绝对的不听。如要说出非法的言语，你们就立时将他们拿住，送到署内，自有办法。这几天之内，大家要格外辛苦辛苦。本厅长心中有数，决不能辜负你们一番劳苦。特此传谕。”
  　　
  　　
  　　参考书目：
  　　1、《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 中华书局 顾维钧 著
  　　2、《秘笈存录——近代史资料专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李宗仁回忆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宗仁 口述 唐德刚 整理
  　　4、《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
  　　5、《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2期 新华出版社
  　　6、《上海罢市实录》 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3编065）陈端志 编
  　　7、《一生之回忆》 春秋杂志社 曹汝霖 著
  　　8、《我的回忆》 明报月刊出版社 张国焘 著
  　　9、《北洋裂变》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鸣 著
  　　
  　　
  　　 “不在场”的广州
  　　
  　　 有时候读书读着读着你就会发现过去所见所闻似乎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乾嘉的朴学也好，五四的整理国故也好，小辈我来重检五四现场也是。
  　　 要把五四的场景连成一条线，至少还得再凑上广州、上海的情形。然而，对于上海我却力有未逮：为什么工人对激进运动——最具工人阶级特征的部分——天生缺乏热情，与《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相去甚远？十几万人的罢工真的是学生鼓动的结果吗？我竟看到许多学生劝说工人不要罢工的史料，尤其是涉及影响在沪的西方人生活的电车、电话电报以及铁路工人的罢工，是学生特别不希望的。虽然帮会在整合分化的时期，但工人们却鲜有不在帮的，帮会又究竟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知道在后来的年份中，李立三从事工运时鞍前马后的保镖竟都是杜月笙的青帮中人。
  　　 广东的情形相对简单的多，因为除了向全国通电、喊喊口号这个时期的孙文并没有为“五四”做出什么重大贡献，或者说他对这个并不是很关心。至于原因，张国焘的回忆录里交代的很清楚（本文也被收进《孙中山集外集》）：1920年1月的一个中午，张国焘、许德珩等到上海莫利爱路孙文的寓所去拜访，孙文说：“但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号呼。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现在，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是真正的革命。”
  　　 孙文原是赞同暴力革命的一族。但是到此为止，对历史的说明仍不免太过简单。我想有必要追述孙文的“斑斑劣迹”，其如何爱国、如何伟大早已长篇累牍于国共二党“正史”——正如我们了解段祺瑞，除了知道其治下的“三•一八”开创了民国以来镇压学生第一枪，也有必要知道其是之后众多大小刽子手中“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宣布内阁总辞职、发布抚恤令、处罚凶手并终生食素”的唯一一位。
  　　择其要者整理于下：
  　　 1910年3月，孙中山与美国人荷默•利和布思会谈，建立一个“辛迪加”，以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割让满州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在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将借款转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同秘书长胡汉民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中，孙中山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州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
  　　孙中山1914年5月11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信中主要观点概括为四：1、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2、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3、国民党掌握政府之目的未达到之前，中国不可能安定；4、日本能助国民党，则利莫大焉，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规，帮助国民党。
  　　 最让人诟病的是，1915年3月15日孙中山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写信，寻求日本政府的“提携”，并将四人签署的《中日盟约》作为草案送交日本政府——条约共11条，承诺了北洋政府签署《二十一条》时力争幸免的第五号公告。
  　　 鲜为人知的还有，同年底指使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他的 警卫刘北海开枪刺杀著名报人黄远生（此事已在1985年9月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统一了看法）。
  　　
  　　
  　　
  　　参考书目：
  　　1、《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 裴宜理 著
  　　2、《我的回忆》 明报月刊出版社 张国焘 著
  　　3、《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 江西人民出版社 杨奎松 著
  　　
  　　 尾声
  　　
  　　 《春秋公羊传》有言：“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对同一事件，不但各人说法不同，往往亲历者在不同时期说法也大相径庭，间接传闻者如我就更不必说了。我并不敢说比别人更接近事实，历史的情境本来无法完全重建。我只希望能够对作古之人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之理解，不再以“爱国”或“不爱国”作为一种道德尺度，并籍此评判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政治斗争各方的是非优劣。
  　　
•   　　 “早期的文化会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
  　　 — —L•维特根斯坦
  　　
  　　 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自1959年出版以来早已完成了其经典化历程，因其细致入微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而被誉为“海外学者研究五四运动不断引用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但历史厚重的帷幕往往需要在渐行渐远的情境下才能无碍地逼近真实，正因于此52年后的今日再读周著无疑是会存了些遗珠之憾的，比如他对学衡派及其后的清华诸子的误解与忽视。
  　　 五四，也早已因其对现代中国独具的深刻影响而成为20世纪各种文化政治势力争夺解释权的战场。1919前后的历史已是烟雨迷濛，两涘渚厓之间不辨牛马。但正如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言，“早期的文化会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要厘清学衡派及清华诸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首先要做的是廓清新文化运动留给我们的精神传统。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文试图绕过关于五四的纷纭聚讼，简要阐明追求现代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精神价值；继而论述学衡派及清华诸子的现代性意义并将其纳入到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范畴，从而形成对革命话语系统将其粗暴地打入新文化（现代性）运动对立面冷宫的一种反动。
  　　 一、五四：现代性的中国儿子
  　　 《五四运动》中，周策纵先生在进行了各方面论述之后试图如此理解五四的本质：
  　　 “五四运动实际是思想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以实现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公正。本质上，它是一场广义的思想革命，所以说它是思想革命，是因为它是以思想的变革是实现这一现代化任务的前提这一假设为基础的，它所促成的主要是思想的觉醒和改革，同时还因为它是由知识分子所领导的。这种思想革命又进而促进了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革。”
  　　 这种略显折中的“思想革命”论断仍然是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五四谱系的。值得注意的是，五四的两个方面——思想运动与社会政治运动——本质上是时间上的纵向断裂而非空间上的横向结合（即“救亡压倒启蒙”），对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向来耿耿于怀。比如胡适，尽管亲炙“五四事件”后文化运动向社会政治运动的激烈转变，但直到晚年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录制回忆录自传时，他依然满怀无奈地认为那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胡适希望的是新文化运动朝着启蒙式思想文化变革运动朝前推进，而不是变为激烈的政治运动，或许他最不愿看到的是它竟孕育出了第一批极左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同样的，九十多年来，解释五四的战场硝烟弥漫，政治或文化上的激进或保守主义以及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战斗酣畅淋漓。
  　　 世事纷扰，乱局难收，但萦绕着灰土的是不灭的精神。什么是五四的精神？与学衡派和清华学派都渊源极深的吴宓先生在《马勒尔白逝世三百年纪念•绪论》中这么写到：
  　　 “今日中国文字文学上最重大急切之问题人人所深切感受察觉者乃为‘如何用中国文字，表达西洋之思想，如何以我所有之旧工具，运用新得之于彼之材料。’旧指中国固有者而言，新指由西洋传来者而言。非古今之谓，亦无派别之见。”
  　　 显然，吴宓是想把旧的中国传统文化纳入新的现代性平台中进行生化创造。可以说在根本上，对于现代性的诉求是吴宓的文化精神，也是五四的精神，因为无论是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民主、科学、理性）还是民族-国家（救亡）诉求都可以被包容在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之中，虽然在“五四事件”事件之后二者逐渐走向互斥而最终导致了新文化各派之间的分崩离析。
  　　 近世以降，现代化渐成关乎中华文明命脉生死的根本问题，而在很多情况下现代化问题又直接被等约于东西问题。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对滚滚而至的西潮，中国人救亡图强的探索经历了“器物-制度-思想”三个阶段，而思想精神层面的现代性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以确认。
  　　 可以说，五四就是现代性精神的中国儿子。
  　　 也正是在现代性认同的精神层面上，区别于清末的“中体西用”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学衡派及清华诸子应该被纳入新文化运动的范畴中。
  　　
  　　 二、学衡清华：那是一个“被赋予新意义的旧世界”
  　　 1922年1月，《学衡》在南京创刊，由东南大学的教师梅光迪、胡先骕、吴宓、柳诒徵等人在南京编辑，上海中华书局发行，主要撰稿人还还王国维、陈寅恪、释太虚等不下百人，一时极东南之盛。在很大程度上，“学衡派”是因为受了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新思潮的刺激才产生的。新文化运动逐渐走向高潮的时候吴宓正在哈佛大学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门下求学，但他极为关注国内思想文化界的动态，甚至不惜牺牲学业著文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倾向。这是当时在哈佛的一批中国留学生的普遍心态，吴宓曾自述道：“当时在哈佛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张君鑫海表示，‘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
  　　 《学衡》创刊之后，迅速对新青年新潮诸人发起了激烈的论战，尽管此时白话文运动已是大势所趋，但胡先骕与梅光迪等人依然撰文对之进行措辞激烈的抨击乃至谩骂。除去反对白话文作为思想文化工具的主张外，学衡派学人的各种思想主张无不体现了出于新人文主义的现代性内涵质地。这就不能不提梅光迪、吴宓、梁实秋等人的老师白璧德。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精神层面宣告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总崩溃，“它揭示出社会表面的稳定、安全和物质进步，同人类的一切事物一样，都是立足于虚无之上的”（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研究》），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由资本主义精神（宗教的衰微、物质的胜利、社会的合理性安排以及科学理性的威权统治等）取得的辉煌一夜一间被证明破了产。在诗人艾略特“我不知道战争竟毁灭了这么多”的沉重叹息中，大量的诗人艺术家选择了主动退席离开世界。在西方近代文明步入困境时，无数哲人艺术家都在寻找出路。他们回首，看到了古希腊的真正的“人”的生活；同时他们遥望，找到了东方，因为过去的几千年它是贴近自然的，是伦理自制的，充满着诗意的盎然生机。而作为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的白璧德在考察了几千年来的东西文明之后认为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是东西方文化融合、建立世界性新文化的基础。
  　　 白璧德对吴宓、梅光迪等人对中国传统文明的深思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梅光迪曾如此评价：
  　　 “在许多基本观念及见解上，美国的人文主义运动乃是中国人文主义运动的思想源泉及动力”，“（白璧德的著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更是一个被赋予新意义的旧世界”。
  　　 可以说经由白璧德，吴宓等人站在了一个较之清末张之洞等人拒斥现代性“中体西用”论和五四期间北大学人的文化激进主义者更具包容更具万千气象的立场而直接抵达了现代性的最前沿，海纳百川，攸同东西。关于这一点，吴宓有过直接的论述：
  　　 “欲窥西方文明之真际及享用今日西方之最高理性者，不可不了解新人文主义”。
  　　
  　　 1923年之后，因为一系列原因学衡派日渐凋零，“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本营逐渐北迁至清华。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吴宓主其事，延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国学院导师，斯为“四大导师”，这时清华并有李济、朱自清等人，开始打造现代学术思想史上赫赫有名的“清华学派”。其后声势日煊。
  　　 应该说“清华学派”并非一个严谨的学派，而是对清华园中一批具有共同的情趣风貌（“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何兆武）的学人的笼称。但无疑其中活跃着中国最耀眼的一批文化保守主义大师。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与前述学衡派精神上是血脉交融、相互融通的，包容了更为丰富前沿的现代性。比如王国维，早在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中以叔本华、尼采而打通了用西方现代思想资源研究传统文化的道路，而叔氏尼氏正是西方现代思想的滥觞，正因此，刘再复先生在《共鉴五四》中一再认为因把《红楼梦评论》作为新文化运功的滥觞；又如梁启超，1919年他行走在战后的欧洲大地，战争的所带来的毁灭深深震动了他，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政治改良立场而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立场上沟通中西，并因此与胡适共同倡导“整理国故”运动；再如陈寅恪，如何兆武所言，浸淫德国兰克学派多年的他无疑是具有深厚的世界观和哲学理念的，他的“中学为体”没有了纲常伦理，而更多的是现代情怀下的“怀乡” ……
  　　
  　　 追寻第一历史的道路上布满了藩篱，而越过重重关山森林，我们看到了流动在所谓“保守”“反动”的学衡派及清华诸子血脉中的汩汩现代思流。在保守的帷幕之后，其实是一个被“赋予了新价值的旧世界”。这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具有融和东西骨气端翔的崭新世界而绝非弥漫着沉沉暮气。
  　　
  　　 三、无地彷徨和另一种精神
  　　 行文至此，我们便可以获得学衡派及清华诸子之于五四的价值。五四精神就是谋求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启蒙与救亡路径有别，却都是中国人的现代性追求。但无论是启蒙（民主科学理性）还是救亡（民族-国家的建立）都是近代意义上的现代性，学衡清华诸人却超拔了五四精神，达到了更高层级的现代性，使其更加丰饶动人、淡定从容。
  　　 然而，罗素有句话击中了中国近现代的核心，那时候他正回顾自己1920-1921年对中国近一年的访问：“我热爱中国人，但是很显然，为抗击凶恶的军国主义，他们的大部分文明就必须被摧毁，他们看来只有被征服或采用他们敌人的各种劣习，别无选择。”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诞生在二十世纪苦难深重的中国真是大不幸，他们寄希望于中国传统文明自我的生化不息以渐进过渡到现代文明，但军国主义败坏了一切。在民族-国家的绝对意识形态（此后更将于阶级意识合流）之下，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将无地彷徨。这不是哲学学理上的合理逻辑，却是符合历史落轨的洞见。
  　　 但他们的坚守，对于后辈如吾侪岂非又是一种精神援手的大幸，当我们仍然面对着一个具有显著前现代特征的政权？
  　　 ——“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
  　　 ——“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至望河清”
  　　 前者是陈寅恪先生的哀叹，后者却是胡适先生的乐观。坚守，这也是一种精神。
  　　
•   　　页二十七
  　　胡适《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就二十一条，1915年）：……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责任，就是读书，不要被报章的喧嚣引导离开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让我们严肃地、冷静地、不顾骚扰、不被动摇地去念我们的书。……
  　　……胡适被同学们指责为“卖国贼”……
  　　
  　　页五十八
  　　陈独秀（文科学长就职演说）：曰百家平等，不尚尊一；曰提倡通俗国民文学。
  　　【按】：前后矛盾。
  　　
  　　页六十一
  　　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乃觉今日最危险者，无过于青年学生。
  　　
  　　页六十四，注
  　　辜鸿铭：Demo-Crazy
  　　
  　　页六十九
  　　林纾致蔡元培：
  　　1、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
  　　2、……3、……
  　　4、马班之书，读者几人？
  　　5、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于科学。
  　　【按】：马班之书，读者几人？马班之书，读者几人？
  　　又及：历史之讽刺，但凡现在认为因反对某某而产生的运动，若细考之，若回到历史的现场，你会发现其实所反对的东西如此之孱弱，仅仅是一个名目。——譬如白话运动中微弱的反抗，又如一战对德宣战，据《中国心灵》，对德宣战后反而中国方面出资出力保护在华德国人员。
  　　
  　　页八十二，注二
  　　在那几个星期中，一些中国留日学生组织了“诛汉奸会”，对有亲日倾向的中国学生发出警告和威胁。据郭沫若后来回忆，当时他因为与一位日本女子在一年半以前结了婚，便被认为是“汉奸”。他曾与1915年参加过“回国”运动，但此次却很消极。
  　　
  　　页九十六
  　　当林长民收到梁启超发给国民外交协会报道巴黎和会决定吧青岛转让给日本的电报后，……
  　　【按】：我还是同意冯老师关于五四运动实际上是研究系、进步党利用舆论导向、发动无知学生，进行对当权的安福系的政争这一结论。外交会议谈判细则是国家机密。
  　　
  　　页一零五
  　　（五月三日晚七时北京各大专院校临时紧急会议）接着便是一阵鼓掌和万岁声，全场顿时呈现凄凉悲壮的景象。
  　　页一三四
  　　注一
  　　（迎接释放的被捕学生）……回途一路高呼”学生万岁！“
  　　【按】：万岁。
  　　
  　　页一零六
  　　杜威：……计划得很周密的……（提前是因为）学生们怕他们的运动会被误认为被政党利用，他们希望作为学生团体独立行动。要使我们国家14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
  　　【按】：14岁。
  　　
  　　页一百零八，注二
  　　一件颇具讽刺对比意义的事是：他（陆宗舆）也和曹、章一样曾任过京师大学堂的助教（1902年）。
  　　
  　　页一一七
  　　曹的父亲患半身不遂，这时正坐在东廊下，由一婢一僮陪侍，一块石头飞进来，由那婢女挡住，打在她的背上，曹父未被击中……就在他们准备撤离返校时，5名不肯屈服的学生爬上了墙头，打破了玻璃，跳入宅内。……卫兵……没有抵抗便让学生们打开了前门……放过了这几个人（曹父等），让卫兵把他们带走，只把屋内一些燕窝、银耳等物摔了满地、踩得粉碎，捣毁了许多家具，并放火烧房。
  　　注一：跳入的五人据说为：傅斯严、蔡镇瀛、匡互生（后为上海立达校长）、杨晦、易克嶷、江绍源
  　　注二：孙伏园回忆：”……撕破了彩色丝被，叫喊着，……此人即是江绍源。“江后来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和作家。【按】：如此教育！
  　　注三：放火的争议：……但学生们对此加以否认，宣称是曹的家属放的，为的是伤害学生，或为销毁有关曹的卖国行径的秘密文件……有的说是电灯意外破裂引起的。政府后来似乎采用了这个借口，以便释放被捕的学生。……据匡互生说，火是一些激进的学生故意放的。周予同说，一些学生用随身携带的燃料烧着了房子。……
  　　
  　　页一一八
  　　这当儿（约5时左右），一些学生发现章宗祥和丁士源和著名的日本记者中江丑吉（中江兆民之子）都在地下锅炉室里。他们立即把章打倒在地。丁冲出去叫警察，后者也不愿干涉。章躺在地上装死。当看到起火时，感到迷惑的学生们怕做得过分，许多人散开去……中江丑吉和一些警察趁机扶起章，逃进临近一家油盐店的黑屋子里。在那里又被一批学生认了出来。他们把他拖到店门口，还把店里的皮蛋摔在他身上。……
  　　注二
  　　但只有中江试图帮助和保卫章，多数在曹宅打他的人以为他是曹汝霖。
  　　页一零九：当时有一位同盟会会员把章宗祥的照片交给了这些学生，以使他们能够辨认出章。
  　　【按】：可以闻到一股浓浓的50年后的味道。“迷惑“。
  　　
  　　页一二零
  　　北大的一名叫郭钦光的学生3天以后在市内的一家法国医院死去，死亡的原因多数人认为是在事件中受伤和紧张过度所致。
  　　注一：……在事件过程中曾因用力过度而吐血，三天后在医院里听到学生们遭逮捕镇压的消息后，吐血更多，悲愤而死。
  　　【按】：页一三四：5月12日，1000多名学生举行了追悼在五四事件中牺牲的郭钦光烈士的公众纪念会。
  　　页一四七至一四八：市学联5月27日决定，……鼓动所有商人5月31日那天，在他们的门前挂起白旗，以示参加郭钦光烈士的追悼仪式。
  　　
  　　页一二零
  　　在之前一直比较温和的警察和士兵大概是因为上司到来的缘故，突然改变了态度，他们向空中放了几枪。
  　　页一二一
  　　……这个曾为北洋军队筹措到所有军费和军火，他通过它的同伙可以指挥数十万大军，但自己的房子受到青年学生聚众袭击，竟没有一个人为他开一枪或尽一臂之力。
  　　【按】用学生作政争的工具多么有利！学生被认为是弱势的、不可侵犯的，人数多，无知、易被利用、易激动、逃避责任。
  　　
  　　页一二五
  　　注二：林纾……同情抵制日货，但认为这种抵制最好与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并行，并认为外交事务最好由北京政府来管，而不是靠学生罢课。
  　　
  　　页一三七
  　　1918年集体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到年底时大部分又陆续返回日本。
  　　
  　　页一四一
  　　在法庭上他们断然否认应对火烧曹宅和殴打章宗祥负责……他们还坚决否认是受任何政治势力所指使的。
  　　
  　　页一四九
  　　他们承认青年时与安福俱乐部斗争的一股强大的势力。
  　　【按】从此，（实际应从义和团开始）学生被利用，大者两次。
  　　
  　　页一七一
  　　……大约100多名支持运动的学生破门而入，抓获5名被收买的学生，经过审问，要他们作出书面声明，交待与反动集团策划的阴谋，然后把他们锁在理科校舍以示惩罚，当晚他们被警察释放。……地方法院对他们提出起诉，指控他们非法审讯。……极大愤怒。一位有名的律师，进步党成员刘崇佑自愿为学生辩护……
  　　
  　　从略……
  　　
  　　页二五一
  　　（孙中山）看来不愿意接受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观点，认为后者更为典雅
  　　注二：五四事件之前，孙中山的所有著作都是用文言写的，但在之后他的讲演几乎都用白话文。
  　　【按】政客
  　　
  　　页三零二
  　　李大钊：……我们现在固然不能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
  　　页三零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的译者大多数后来并没有皈依马克思主义。
  　　
  　　页三一三
  　　注一，郭沫若
  　　发表过一本包含21首短诗的诗集，其中颂扬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名字有55次，万岁的口号出现了27次（两次是俄语），其中20次是指两位领袖，却从未指过人民。
  　　页一九八，注一
  　　当时在日本学医的郭沫若曾写了一首题为《匪徒颂》的诗，作为对这种诬蔑（学匪）的抗议。【按】《匪徒颂》：……饿不死的马克思呀！……
  　　
  　　页三六零
  　　中国的非共产党历史学家甚至被禁止得到《新青年》和早期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周报》。
  　　
  　　从略……
  　　
  　　【按】以下三句可做五四运动之反思
  　　页三二二
  　　吴稚晖：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们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页三四七
  　　蒋介石：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太危险了！
  　　页二五八
  　　邓中夏对左舜生说：”好吧，让我们在战场上再见。“
  　　
  　　
  　　好罢，让我们在战场上再见！
•   　　——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一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派的批判：中国的一场灾场；
  　　——共产党的解释：在列宁的号召下开展的一场反帝反封建运动；
  　　周纵策《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五四”本质试析——五四运动实际是思想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以实现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公正。本质上，它是一场广义的思想革命，所以说它是思想革命，是因为它是以思想的变革是实现这一现代化任务的前提这一假设为基础的，它所促成的主要是思想的觉醒和改革，同时还因为它是由知识分子所领导的。这种思想革命又进而促进了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革。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目的是维护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实际上自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所有重大的改革和革命都是由这个目的所引起的。
  　　任何试图概括五四的言说，都是摸象之举，也是背对世界于洞穴看世界的投影之举，尽管如此，五四还可以说成继1911年辛亥革命——完成了政治革命——之后而兴起一场文化大革命，而这场文化大革命注重观念而没有注重制度建设，最后成为一场流产的民主思想乌托邦幻想。
  　　虽说几十年后民族独立了，个人却没有得到解放，杜威当年在华讲演的“民主的四个要素”：政治民主、民权民主、社会民主、经济民主”最终只是给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已。亦如当下的上海世博会，没有能够给世界一个崛起的中国的普世价值，而只是一种炫富的展示。
  　　“其孜孜致力的社会转型至今尚未完成”——“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西化”，在很大程度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彻底随着苏俄的瓦解而整个世界变成以西方为世界的中心了——糟糕的是仅仅为“开左灯转右弯”的高增长的经济发展而进一步“西化”却没有“民主”的制衡与重返东方和谐理念的普世价值，在目前的东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汇中，只是看到汉语的输出与孔子学院的数量增加，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负面文化的几何叠加而成为社会的普遍信条，当年五四的生气勃勃精神已经风干为文化之祭。
  　　
•   　　 “争取个人解放、宣扬民主和独立思考的不懈努力，虽然后来遭到来自强调服从组织活动思潮的阻挡，但其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能低估的。”看到这句话时，我突然很激动啊，说到心坎里去了。长久以来，五四运动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意义，一定程度上歪曲和夸大了它本来的面貌。科学和民主，是他重要的内涵所在，也许我们现在明白了，但是却没有在现实中感受到。另外，五四运动又一次证明了思想上的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前提，知识分子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在任何时候都不容忽视。
•   　　从宏大叙事到回归现场
  　　
  　　——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四运动研究出版物综述
  　　
  　　杨琥
  　　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与社会政治运动，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自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以来，对它的评价和研究就从未间断过。迄今为止，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已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重点课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根据研究内容与研究视角的变化，可以把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五四运动研究史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宏大叙事革命话语：1949—1978
  　　
  　　 从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是五四运动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此一时期关于五四运动的专著，20世纪50年代初就出版了华岗的《五四运动史》、贾逸君的《五四运动简史》、洪焕春的《五四时期的中国革命运动》、王可风的《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等10余种。其中，华岗的著作于1951年出版后，多次再版，产生了较大影响。论文集则有1950年出版的《“五四”卅周年纪念文辑》和1957年出版的《五四运动文辑》，前者主要收录了1949年“五四纪念”之时各地报刊发表的回忆与纪念文章，后者收入1950年至1956年报刊上代表性文章12篇。1959年五四运动40周年前后，五四运动研究掀起一个高潮，出版了多种专著和资料，如《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五四运动回忆录》、《五四运动文选》、《五四运动在山东》、《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和《光辉的五四》等。其中，由中央编译局编辑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是较有分量和价值的一种，该书共三辑，每辑分为期刊介绍、发刊词辑录、期刊论文索引三部分。三辑共介绍了五四前后100多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至今仍不失为五四运动研究的重要参考书。1963年，由丁守和、殷叙彝撰写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出版，该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内容、五四后各种社会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论争的情况，作了系统的考察，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研究水平。
  　　 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受现实政治的认识影响，偏重于对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领导权以及十月革命影响、马克思主义传播等政治因素的阐述，对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本身的史实则较少研究。
  　　
  　　扩大视野开拓领域：1979—1999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四运动研究同其他学术领域一样，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尤其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港台及国外学者研究五四运动的著作在大陆翻译出版，为学术界研究五四运动开拓了崭新的学术视野，大陆学界开始受到海外学术界观点、方法的深刻影响，从而使五四运动研究呈现出一种国际性的研究特点。
  　　 这一阶段的研究，表现在以下几个突出的方面：
  　　 1.关于五四运动的学术研讨会规模大、次数多、层次高、影响广泛。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召开了大型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10年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又举办了以“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1999年，北京大学举办了主题为“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学术讨论会。这三次会议的论文均结集出版。
  　　 2.资料整理工作成效显著，一大批新史料整理出版。其中，综合性史料有《五四时期的社团》、《五四运动回忆录》、《五四爱国运动档案史料》、《五四爱国运动》（1979年增订再版）；专题性史料有《新民学会资料》、《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五四时期妇女文选》，以及各省市整理的有关五四运动在本省市情况的资料专辑等。此外，五四时期的重要期刊《新青年》、《新潮》、《建设》等均影印出版，有关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的文集大部分也经整理出版。这些资料的出版，为五四运动研究开拓新领域提供了史料依据。
  　　 3.引入、译介了一批港台、海外有关五四运动的专著。1988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率先翻译出版了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1989年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代表性的有微拉·施瓦支著《中国的启蒙运动》、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冲突》等。进入90年代后，三联书店于1997年出版了陈万雄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1998年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之际，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魏定熙的《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最值得注意的是，周策纵的巨著《五四运动史》一书，先后有两个译本面世（《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集中描述五四运动的成因、社会支持力量和发展经过，探究了1919年5月4日的五四学生运动如何扩展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爱国运动；下编探讨了五四运动在政治、社会、文学和思想方面的影响，对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以及五四时期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都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该书资料翔实、论证客观，它的翻译出版，对大陆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4.涌现了一批学术研究论著。学术界这一阶段的五四运动研究，无论从广度或深度而言，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通论性的著作有汪士汉的《五四运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本关于五四运动的专著；彭明的《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初版，1999年再版）是建国以来关于五四运动史料最翔实、论述最系统的一部著作，该书对五四运动前的阶级背景、国际形势和五四学生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各种社会思潮都一一作了系统介绍。与此同时，有关五四运动的专题性研究也取得进展。其中，刘永明的《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分析了国民党人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作用和历史地位；欧阳哲生的《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论述了五四新文化与传统儒学之关系；朱志敏的《五四民主观念研究》则对五四时期最著名的口号之一——“民主”的观念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此外，萧超然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李龙牧的《五四时期思想史论》等书，也都从某一侧面深化了对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伟大的开端1919—1923》一书，用很大篇幅考察了五四运动的原因、过程以及当时的思想争论，阐述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关于五四运动，提出了著名的“救亡压倒启蒙”说，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争论，而且也影响到国外五四运动的研究者。
  　　 此外，1999年还出版了一批有关五四运动的画册，如丁守和主编的《五四图史》，廖大伟、马军编的《五四运动》等。其中值得重视的是由陈平原、夏晓虹主编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一书，从具体入微的描述与考辨入手探讨五四运动，以图释史，图文并茂，是一部独特的五四运动史著作。
  　　
  　　转换视角回归现场：2000—
  　　
  　　 2000年以来的五四运动研究，一方面，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路向与研究框架；另一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化，出现了新的趋向。
  　　 就前者而言，2001年出版的两部论文集就是典型：一部是沙健孙和龚书铎主编的《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该书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否定五四运动的观点，从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历史经验、历史意义等方面重申了五四运动对现代中国的意义；另一部《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即是1999年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会议的论文集，该书涉及问题广泛，但主要仍从文化、思潮层面出发研究五四运动。与此相类似，近年出版的一些著作，如张宝明的《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欧阳军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高力克的《五四的思想世界》、欧阳哲生的《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等书，尽管讨论的范围大大扩展，考察的问题更加深入细致，但研究视角、方法和理路仍不外乎从观念到观念，相对以往的研究，缺乏较大的突破和整体的更新。
  　　 在上述著作出版的同时，出版界关于五四运动也推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著，其一是陈平原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其二是罗志田著《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这两部著作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分别于2005年、2006年出版。陈书以一场运动（五四运动）、一份杂志（《新青年》）、一位校长（蔡元培）、一册文章（章太炎的白话文集）以及一本诗集（胡适《尝试集》）等作为切入焦点，主张 “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在从事“现场”叙述的同时，追寻现场“周围”和“前后”的情境与语境。这种研究，不同于以往宏大叙事的研究，而是着力于细节描写和语境刻画，丰富了对历史过程的认识。罗著尽管不全讨论五四运动，但其“上编”就后世史家极为关注的“问题与主义”、五四运动前后胡适与中共的关系等为探讨的重点，对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士人（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地位、政治追求、文化关怀以及心态转变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以往研究中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与结论，深化和推进了五四运动的研究。
  　　 从以上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出，学术界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研究角度也逐渐多元化，相信随着90周年纪念的到来，一批新的成果即将推出。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   　　 五四运动到底是不是文艺复兴，到底是不是启蒙运动，众说纷纭。我坚持认为不是。
  　　
  　　 说它是文艺复兴，文艺的事情五四运动的确作了不少，但是，这个过程中复兴了什么呢？白话文，新诗，还是绘画?甚至文艺复兴的精髓之处即对人自身的重视，都没有认识并坚持下来，就匆匆地被集权主义借口集体主义所代替了。
  　　
  　　 说它是启蒙运动，也牵强。我到是认为五四运动“开启了现代思想的蒙昧时代”，各种希奇古怪的理论，竞相比试，但是结果确实是传统的力量战胜了现代，无论是蒋还是毛，都试图标榜自己接过了五四的旗帜。更加流氓的毛胜利了，所以就有后来的五四开启了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领导运动的怪论，并作为其合法性基础之一。思想启蒙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表现。“五四”作为一时代的插曲，定性为运动是否言过其实？从时间来看，太短，顶多是埋下了自由，民主，法制的未发芽的种子，这可以从后来的各个狗屁政党们彼此高喊自由，民主，法制，满肚子男盗女娼得到证明，何况这自由民主的种子时隔近百年依然萌而不发，也颇耐人寻味。从过程看，这个所谓的启蒙运动就象中国的举国体制的体育，不过是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升斗小民不过就象听八卦新闻一样，知道了几个人，学会了几个词。从结果上看，无论是制度，还是思想，中国没有任何的改变。马主义进到中国，无非是适应了传统的中国的中央集权的一元文化传统，和“儒外法内”的制度。当然，五四的怀疑一切的思想被保留了，变成了打到一切旧。可惜，怀疑打倒成了压倒一切的主流的结果就是，最后成了群氓式的狂欢，最后是暴君借暴民实现个人野心式的人民专政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
  　　
  　　 可叹的是，时至今日，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中国依然没有办法，并拒绝任何新思路和普世价值，哪里跌倒哪里躺着，两耳不闻窗外事，自我陶醉，自我麻醉，自我意淫，又坚持了一百年！
  　　
  　　
  　　
  　　
  　　 书写的很流畅，虽然厚，但是读起来轻松。更好的是，作者力图客观，全景地展现整个运动，没有在意识形态上纠缠，并清晰了梳理了五四运动作为思想运动和中国各政治力量的关系。
  　　
  　　
  　　
  　　
•   　　开卷有益，呵呵，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发现自己遇见好东西之后的反应多年以来都比较弱智，基本上都是很真诚地手足无措。
  　　每读完一本好书，都觉得自己收获大啊，见识长啊，自信也暗地里噌噌往上窜，通常上窜高度不免超出了知识增长的幅度（人这东西真TM没救了）。但想到读此等好书之前的景况，不觉汗下——连此等好书都未读过，竟还敢那样招摇过市，呸！
  　　闲话不提，本书真该让所有中学以上学生列为教辅，则中国人才智力水平估计可普涨0.5个百分点，呵呵。在古狗上查作者周策纵，其中一条《中国万事以"自由教育"最急》——“尤其是新闻与出版都在一党控制下，学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没有比较便没有选择。这种教育，有时比不教育还坏，因为重新教育或者再教育是最不易收效的工作。让中国赶快来促进自由教育吧，我们再也不能拖延了！”点击本条后，很遗憾，打不开网页。
  　　虽然本书的结论此前在他人转述中约略闻及，但从头至尾跟随作者梳理历史，还是令人时而血脉贲张，时而扼腕叹息，时而豁然释怀，时而切齿暗骂。
  　　回顾吾国千年以来思想之繁荣，全在中央集权式微之际，远追百家争鸣，近及新文化运动，悲夫国运不脱此窠臼。
  　　略检一二收获：
  　　1、 梳理出留日、欧（法）、美的学生在所在国的大致活动，及回国后，使中国受到的不同影响。
  　　2、 在国内正统课本讲述之外，尽可能客观还原五四原貌，尤其清理出政治思潮与党派力量的参与过程和演变，对国内有意歪曲篡改之处逐一点出。
  　　3、 理出了五四之所以为一划时代事件，其前与其后明显之不同。
  　　4、 国内学界口径略宽后，作为对此前30余年猛批胡适的反弹，自由主义者显然又过高宣扬了胡的作为和作用，宛如新造一神。本书则做出客观梳理，对当时一甘知识界人物之局限并不讳言，令人信服。
  　　读罢掩卷，究竟收获何在？自度比先前又多几分了解我们的命运，然走出宿命之路，迢迢。
  　　06、8、10
  　　
•   非常好，收了
•   边啃面包边阅
•   殇心…
•   我还边喝茶边阅文学史呢…你平衡了吧…
•   赞一下。正准备读这本书来着。
•   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很多想法缺乏史料的支撑，还不算成熟。。。如果不仅仅停留在包容现代性的粗大层面上来理解学衡派，或许可以粗略认为五四新文化阵营—学衡派—清华诸子对现代性的要求构成一种正反合的关系
•   五四运动致力的社会转型至今尚未形成——是说它的影响已经衰减了，还是说它作用太局限，没有可能延续？如果一切始于五四，内容是完成新价值观的提炼，是否后来不允许再采用相同相似运动形式是一种反讽？
•   哈哈，LZ对“共产党的解释”实在精辟，所以历史课一直误导我正确认识五四运动，直到十几年后有了自己独立的认识。不过历史老师也有局限，他们只是照本宣科，从未跟我们讲过五四的真正精神。
  今天看了《十月围城》，突然觉得那时为一个理想中国而牺牲的人真可惜，他们的牺牲并未真正换来民族的觉醒。
•   我们是陈胜吴广，他们是项羽刘邦
•   嗯，LS很精辟。只是催化剂
•   54和64……
  不敢多言 怕跨省
•   五四，就是一场学生运动，不过他们中间的精英后来到了欧洲，最后又到了苏俄，或者说受了法国与俄国的影响，后来开创的自己的革命模式……
•   准备复试 查书~看到小学弟的书评~ 不错不错~哈哈
•   我搞了一本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80年版。还没看完。另外我还有一本五四时期的社会状况。
  不过我倒是赞成另外一种看法：五四前，思想革命已经开始，而五四后，走上了暴力救亡的道路，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从那时候起，一流的人才去搞政治了。而在五四前，一流的人才经商的多。
  现在官方淡化五四，我想本意不仅仅是淡化学生激情，还有这个因素吧。
•   胡绳的那本我有，也浏览过，政治挂帅的意味很浓，不过比他同时代的书要好一些。
  相对比而言，更赞成看国外学者的研究作品，虽然有的很偏颇，但和我们被灌输的一些东西融合起来，也许能窥见历史的大概罢。
•   有一个基本的逻辑：
  A：给我一个真相。
  B：给我一个真相。
  A与我有利益关系，B没有。
  A已经证明说过至少一次谎言，B没有。
  如果A和B所说的真相有共同部分，我当然都相信，如果有不同部分，我信谁？我当然信B了。
  真相部分如此，理论部分依靠自己的判断。
•   我认知和楼主也一样：从初中、高中、大学，渐渐的对五四都产生了一种近乎逆反的心理，毕竟接触到的多是所谓的“正面”评价角度。
  直到最近看网上一些人对五四90年的评论文章，才渐渐重新认知五四、学习五四。
  尽管五四的结果让人唏嘘不已，但是新文化运动是难能可贵的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突破。
•   这就是当下国内吊诡之事，官方宣传的皆反对，官方禁止的则不择渠道了解深入。多看些东西，心中自会有明断
•   莫有深入民间的运动成果。莫有成长的机会。
•   不足是分析深度还未够。
  ?
•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的国情..(我知道这话听着很教科书)，但是较之于文艺复兴，要想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将新文化运动席卷开来，确实不能与在欧洲小国家开展启蒙运动的难度相提并论。况且时间又及有限，新思想要想尽快得到推广只能使之迎合大多数无产者迫切想要翻身闹革命的心态，这样显然难免造成歪曲。不过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想看这本书。
•   修竹说的不错。小国寡民 的优越性
•   五四是民族主义情绪大爆发造成的，和民主和科学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新文化运动），五四之后，中国甚至走向了民主的对立面——集权专制。
  五四的历史地位无疑是被夸大和歪曲了的
•   五四运动割裂了传统，没有传统的积淀，一切从头开始行吗？文化从来都只能改良（批判继承），不能革命，我以为
•   从小到大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使我们的思维都被固定化了。这种影响的危害很多时候甚至于不教育。
  但是，危及的只是自身而已。所以能多了解我们的命运，已是最重的意义。
•   中国万事以"自由教育"最急
  ◎ 周策纵
  中国自古以来的思想家，对于处理国家事务，应该以什么为最急都曾经过一番深思远虑。由于资源有限，他们必须考虑："富"和"教"两者应以哪一件为先？若用现代话说：就是"经济"和"教育"建设哪样为先的问题。大致说来，他们多半主张，先"富之"然后"教之"。
  至于现代中国，自从十九世纪中期以来，被西方强国和日本一再打败，一般政治改革者和革命者都认为中国过于"贫"、"弱"，如何使国家变得"富强"，成为第一紧要问题。
  记得1960年代初期，美国最出名的中国问题学者费正清(JohnK.Fairbank)和赖希和(EdwinO.Reischauer)教授等人要我替他们合著的《东亚文明史》下册《东亚：现代转型》(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一书的扉页上题字，我便写了"富国强兵"四个字。因为我们都认为，这可代表近一百多年来东亚各国改革的共同目标，尤其在中国如此。
  大概要到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知识份子才迫切感到，"贫"、"弱"之外，还有个"愚"，所以特别觉悟到"教育"的紧要。固然以前也有人这样想到了，但这以后才特别迫切。所以严复在1902年就说：我国现在所最患的不是"愚"、"贫"、"弱"么？凡是可以医治这"愚"、"贫"、"弱"的，我们都应该去做，而治"愚"尤为最急。为什么呢？因为使我们"贫弱"而不自知的正是这个"愚"。严复这个观察真是敏锐极了。他在以后八九年间都努力提倡以"教育"救国。接著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也在这方面努力过。
  可是中国局势迫切，而教育收效缓慢。病急求医，只好快刀理乱麻。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在伦敦去看严复，严说："中国的民品太劣，民智太低，即使有改革，除了一弊，又会生出另一弊端。为今之计，惟有急从教育上著手，或者可以逐渐更新吧"。孙中山却答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你是思想家，我却是实行家呀。"这次对话不但有趣，也很可说明近代中国知识份子所面临的难题，和所采取的解决办法。
  到了民国初年，正当五四时期，许多知识份子觉得经济建设比教育更迫切。例如陈独秀就说过："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直至1948年我初到美国才发觉：即使有了同样的物质环境，若是人的知识不够，经济和高度文明还是建设不起来。所以教育仍应为先。中国教育本来发展得很早，可是多不是"自由教育"。学校多事官办，图书文物都由政府垄断。
  为什么单有教育还不行，必须有"自由教育"呢？
  "一言堂"的教育，尤其是新闻与出版都在一党控制下，学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没有比较便没有选择。这种教育，有时比不教育还坏，因为重新教育或者再教育是最不易收效的工作。让中国赶快来促进"自由教育"吧，我们再也不能拖延了！
  原载BBC，作者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历史学家
•   旻鱼喽啦·在加油，自己明白一点，就有一点乐趣，单纯的求知之乐也挺好。
  林小蒸，呵呵，以后打不开的都找你，今天写一东西，把其中一点用了一下。
•   我从小上历史课只是在背书而已，并不真的理解五四运动精神，直至今天才有觉察。那种求进之风是今天的学生不可能做到的了，因大家早已不记得自由是怎么一回事。
  赞同LZ观念，这种书确实该列为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