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

出版时间：2007年6月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许纪霖  页数：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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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整整个世纪之中，在一片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之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礼崩乐坏的大乱世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抛到社会上，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人社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知识权力和舆论影响力重建社会重心。这个“知识人社会”是自由的，也是独立的，但其根基是不牢固的。它一方面失去了与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与政治的制度性关联也是脆弱的。更重要的，无论是学院，还是媒体，都缺乏体制性的保障。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在身份上依然是自由浮动的游士，在心态上更是没有安顿下来，总是要依附在某个阶级、党派或社会政治力量身上。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是一个奇迹，是座建立在沙滩上的象牙之塔，当战争、内乱和革命纷至沓来时，终究倒了。曾经辉煌过，却没有熬过乱世。

作者简介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

书籍目录

导言：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Part 1 公共领域理论  查尔斯·泰勒 现代社会想象  李丁讚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蔡英文  公共领域与民主共识的可能性Part 2 近代中国的精英转型  史大卫  调停、代言、压制：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地方精英  卜正民  家族承续性与文化霸权——1368-1911年的宁波士绅  邓若华  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精英转型——以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为个案的考察  斐宜理  中国革命中的知识精英与底层教育  章  清  晚清中国“思想界”的形成与知识分子新的角色探求Part 3 公共空间与知识分子  三谷博  近代日本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发展  李仁渊  晚清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江南为例  方  平  自律性交往场所：清末上海公共领域的空间拓展  白永瑞  从庆典到抵抗：五四时期天安门集会的由来  王鸿泰  青楼名妓与情艺生活：明清间的妓女与文人

章节摘录

　　从1977－1978年间县府申报的18个乡的地方精英调查表为抽样调查的个案来看他们的职业构成情况，除了没有经历资料记载的19人外，余下的170人在地方政府中任职（包括参议员、国民党三青团队长、县府科长、区长、指导员、乡镇长、乡民代表会主席、保甲长等）的有66个，在外地担任行政职务的有12人，两者相加占总数的45.9 ％。可见，1927年以后与政权联系紧密的精英成为地方精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遍布了县参议会等民意机构、党团人员以及区乡镇行政机构。排在第二位的是从事教育文化事业的精英，有5。人，其中包括大学教授、国民学校教员、校长、改良私塾塾师、保校校长、画家等。民国后期教育文化工作者仍然能在地方精英群体中占有较为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教育背景对精英地位确立的重要意义。其他还有律师8人，医生、工商业者、记者、编辑、会计师、其他技术人员共26人，地方军队长官6人，从事慈善事业和领导人民团体的有4人。

编辑推荐

　　要了解知识分子，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他们的政治边缘性和社会游离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他们的文化核心地位。事实上，这两种趋势在历史上是同时发生的：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文化影响力的提高。为什么这两种看起来似乎是悖论性的现象会同时发生？个中又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为什么掌握了舆论权力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后依然被边缘化？所有这些问题，正是《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所要讨论的。

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本书收录了三篇论文与科举或晚清教育相关。首先是卜正民（TimothyBrook）的《家族承续性与文化霸权》，以宁波鄞县为例探讨了科举的作用以及家族如何使其子弟获取功名。可以见到，在中国，士绅地位不能世袭，功名家族来说是重要的，家族不惜资助后进子弟读书以使其获取功名，维持其家族的士绅地位。在另一方面，士绅还承担政府命令的公共福利活动，弥补政府地方管理人员的不足。科举对士绅的作用以及士绅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便突显出来，也就说明了大小传统的差异及两者之间的联系。不过，作者更多地注意到了大传统的力量，因此将家族重视功名现象归因于功名与权力的联结。一些家族为了要培养士绅或维持士绅地位，尽量让有前途的后进子弟有机会读书。曾国藩便说，富或贵的家庭不能延续长久，衰败快速，宁愿子弟念书使家族维持耕读之家，从而使家族长久延续。左宗棠也告诫自己的后代，读书是为了明白圣贤道理，不要虚务一个功名。次篇是章清《晚清中国思想界的形成与知识分子新的角色探求》。作者提到晚清士人在推行白话文的同时，出现了分裂为“我们”与“他们”的情形；一边是希望以古文应付新时代的士人，一边是希望以白话教育老百姓的士人。作者考察吴汝纶、梁启超、严复等人的辩论，为清末士人提供了更微观的视角。被划为所谓的洋务派的这些士人，事实上分别着重了皇权与人民，而最终是以解决国家危机为目的。尽管严复崇尚古文，梁启超使用“新文”，但他们都想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第三篇是李仁渊的《晚清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作者以晚清著作《钏影楼回忆录》为主，考察了清末的识分子地位的变迁。作者更多地反应了人民与科举之间的关系，而非仅考察上层的视角。因此，作者说“科举是由官方认可的社会地位，而这又是累积文化资本得来。”“文化资本在科举制度下，经由政治权威认定，转化成社会地位的基础，而从此得来之社会地位，…有助于下一代累积文化资本。”作者认为，政府透过这种机制的运作，确保了文化阶级对中央的拥护，而下层阶级在一定门槛限定下，只要通过考试都有机会打入支配阶级，向上爬升。作者的研究对现行将科举作为钳制士人或仅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研究起到了填补的作用。正如同费正清、费孝通与余英时等人所说的，中国一直存在着上下不同文化传统，科举显然不是只是上层阶级的统治工具。清政府设立学堂的招生问题，更突显他们说法的解释力度，也是前人留下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   本文集汇集了论市中国知识分子（或士大夫、文人）与公共空间之关系的最佳作品。大多数作者为海外任教的汉学家或华裔学者。其中也收录了查尔斯泰勒的一篇文章。可惜的是，泰勒关于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的文章没有收录。
•   华东师大的许老师在这方面的确是个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