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传说

出版时间：2009-05-01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胡缨  页数：259  译者：龙瑜宬,彭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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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内容概要

晚清民初，以一种构建民族文化身份的现代性焦虑为背景，中国“新女性”形象在中、西各种话语与实践的纠缠混合下，逐渐浮现。而作为对话的桥梁，翻译无疑为探究这一生成过程提供了极佳的视角。作者通过考察各种文体、版本及媒介方式，大跨度地并置、比较形象类型，对“傅彩云”、“茶花女”、“苏菲亚”及“罗兰夫人”等流行形象的生产、流传以至移植情况进行了有效的追踪。这些经典“传说”都将成为建构中国“新女性”的重要资源；而通过对它们的生动剖析，本书从整体上也构成了一个展示中、西文化对撞、磨合与再生，凸显想象他者与自我（再）想象之复杂关系的精彩“传说”。

作者简介

胡缨（1962—），1984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后，赴美国深造，并先后取得布林莫尔学院英语文学硕士学位、普林斯顿比较文学博士学位。2000年开始担任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副教授至今。旅美期间，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晚清女性研究，成果丰硕，除专著《翻译的传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外，更有十多篇论文收录于中、美核心学术期刊及论文集。

书籍目录

译者的话鸣谢导言  浮现中的新女性及其重要的他者第一章  《孽海花》：一个跨界传说第二章  移植“茶花女”第三章  从索菲亚到苏菲亚第四章  罗兰夫人及其中国姐妹结语参考文献索引

章节摘录

第一章《孽海花》：一个跨界传说无论是表演给自己看，还是给他人看，假装为他者都是最彻底的、解放性地（本体论意义上的）运用了语言的可选择性力量。——乔治·史坦纳（George Steiner）迷失（Disorientation）当一个人面对的世界，不再有他自己的语言与文化带来的那种熟悉的舒适感，而是通过来自外部的一种奇怪的凝视展现开来，这时他将感到一种迷失感。而晚清通俗小说《孽海花》（1905-1907）所反映出来的，正是这种迷失感。这个世界不存在沈复（1763-1838）在不算太久以前所假设的那种可靠的中心——他曾这样写道：“余游幕三十年来，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与滇南耳。”对于像沈复这样四处游历的士绅而言，“天下”或者“普天之下”的绝大多数地方都无可置疑地意味着清王朝；而其游踪所未及处，则仅仅是这个世界的边缘、所谓蛮荒之地罢了，它们虽然隐然存在，却根本不值得加以关注。

编辑推荐

《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用户评论 (总计8条)

•   老师上课推荐用书，看看别人怎么做文章。
•   值得一读。有参考价值
•   没读完，以后补充
•   对于涉及本领域的人有一定的帮助
•   前言很讨巧，立意高，掉理论，凑新潮。可内容略显单薄，讨巧之作吧。
•   写的很深刻，研究近代史的女性形象。文字朴实易懂，讲述穿插评论、引用，部分地方还是看不大懂，如果不了解当时历史背景的话
•   对于研究文学和社会学都特别有用，属于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研究，极力推荐，值得一读。
•   　　“新”、“旧”总是一组相对的概念。今天，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自由，去选择专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在一百年前，女性面临的选择却要狭窄得多。面临民族的危机，所谓的“新女性”，首先必须承担起国家未来之希望。胡缨的著作《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让我们重回到百年前“新女性”产生的开端。从梁启超到林纾，从翻译到原创，时人对女性的急切期望令那些尚在深闺中学习诗书礼教的女子，突然背负上民族的重任，接受时代的考验。1898年至1918年的二十年间，女性由“旧”到“新”的蜕变是复杂而痛苦的。她们必须与各种传统价值诀别，尝试各种可能性，从家庭一跃走上世界大舞台。她们来不及放弃三从四德，甚至带着传统的身躯，带着苦闷与质疑，主动或被动参与到上个世纪之交的政治和社会实验之中，成为“新女性”运动的主角。在今天看来，热衷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造的女性或许早已算不上“新”，但是那一段历史，仍自有它的温度。
  　　
  　　　　从1897年梁启超笔下的中国第一位女医生康爱德的传记开始，女性的地位便正式成为民族国家的一种符号，象征着文明开化与社会进步的程度。在时人看来，康爱德被女传教士收养并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生活经历尽管充斥着殖民主义的阴影，却恰恰是中国女性快速承担起民族国家建设责任的一种途径。梁启超将女性教育视为“新民”的最佳手段，因此，中国旧女性身上的“传统”，即身居内闱而无视国家的狭隘性，正是梁启超等人极力革除的。
  　　
  　　　　在《翻译的传说》中，胡缨以翻译界的作品及译者为例，向我们展现了翻译文本对“新女性”的塑造过程。既是与传统诀别，“新女性”的形成就离不开与“他者”之间的区分。书中主要讨论了“新女性”的三重“他者”，即传统才女、男性、外国女性，与三者相对应的分别是告别、参与、趋同关系。翻译文本中夹杂的女性经历，大多包含着三者之间的相互比照，它们共同指向越来越清晰的“新女性”形象，直至最后确定。
  　　
  　　　　《孽海花》作为晚清通俗文学的代表之一，胡缨的讨论角度却从以往对男主角金雯青的关注转向他的小妾傅彩云。通过“占用”正室的身份，彩云得以成功地随夫出使，在西方世界中游刃有余，不仅跨越了语言障碍，甚至比她的丈夫金雯青更加适应全新的环境。在二者的对比中，金雯青作为旧式文人的代表，一生只关心元史的补正工作，不愿学西语，着洋服，对西方事物处处排斥；而彩云很快融入西方社会，甚至与德国皇后建立友谊，充分表明“新女性”的身体自由与思想开化与国民性的建构必须建立在对传统内闱的突破上。彩云的例子结合了从象征性的名分（主从），到外在服装（中西），以及对活动空间（内外）的多重“越轨”。以《孽海花》在当时的流行程度而言，彩云无疑对“新女性”的塑造提供了一个真实而鲜活的样本。
  　　
  　　　　作为一位不懂西文的多产翻译家，林纾的翻译活动常常受到人们的质疑，但林纾的译作对当时读者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通过优美精致的古典式语言，林纾的作品以贴近中国传统美学的特色，大量进入阅读者的视野之中。尤其是早年的与王寿昌合译的《茶花女》，更是翻译史上的里程碑。茶花女的形象，对渴望塑造思想独立、受到良好教育的新女性的人们来说，无疑是来自西方的一面镜子。林纾本人亦对“茶花女”产生自我映射，将自身对光绪帝的忠诚，以及儒家普世主义的价值观糅合到故事之中，使得作品不断向传统的价值观靠拢。茶花女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与林纾的妙笔生花是分不开的。
  　　
  　　　　苏菲亚在《东欧女豪杰》中正式被引介进来之后，关于俄国无政府主义女性的强烈兴趣便不断促使着知识分子去丰富她的形象。无论是贴近事实的传记，还是小说《东欧女豪杰》的想象性描写，苏菲亚都被刻画成自我奉献的典型。尤其是《东欧女豪杰》中苏菲亚故事的实际叙述者明卿，便直接被描绘成居于外国空间的“新女性”。经由她的视角，读者被领入处处充满西方文化象征的空间之内，电梯、壁炉、电灯，乃至书房内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都与当时国内对于西方文明的热切追求暗合。由于苏菲亚故事的流行，无政府主义的生活方式成为当时女性中的时尚，秋瑾、康爱德、张竹君即分别具有苏菲亚品质的一部分。
  　　
  　　　　如果说苏菲亚以个人行为为世人所铭记，罗兰夫人则以吉伦特党魁的身份，富于号召集体政治行为的魅力留名史册。《黄绣球》中的女主角在丈夫权威的压力下一梦觉醒，由安于传统到自我意识的勃发，以至发出“绣地球”的豪言，这梦中的引路人正是罗兰夫人。由此，罗兰夫人对中国女性的影响由一种直接却又模糊的方式展开，将中国传统女性从蒙昧状态引入世界体系，乃至超越了国家之间的区隔，共同对世界的进步负责。从梁启超为罗兰夫人所作的传记，到通俗的弹词，罗兰夫人寄托了一种全球主义之下的政治可能性。
  　　
  　　　　《翻译的传说》揭示出，20世纪初，以翻译文本对“新女性”的塑造和引导乃是女性形象转变的诸种可能性之一。在翻译过程中，那些轮廓清晰的文化偶像，作为新女性的精神引导，在文本中首先实现了女性向“国民”的改造。然而，这些存在于文本中的“新女性”，仍然只是男性视角的投射物之一，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胡缨所呈现的与其说是“新女性”的形成，不如说是女性形象陷入更加困惑迷茫之境的另一开始。与此同时，“新女性”开始大规模地从文本进入现实，那又是另一种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