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历史与学术史初学集

出版时间:2003-06-30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作者:晏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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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序
类似我这样的年龄,出这样一本论文集,需要一定的理由。从我个人来说,从来没想过要出自己的论文集,尤其是有些文章,是我初入世界古代史领域时的习作,现在看来,不少文章显得幼稚,观点也颇多可以商榷之处,论断上的大言不惭,更是难以避免。而自己的所谓“成就”,也难登大雅之堂。因此,当国华兄与我谈及此事时,我当时颇为犹豫。不过,国华兄强调,此事是历史系的系列工程,为“桂园史学论丛”之一种。而世界史在华师历史系相对较弱,有意扶植,让我先打个头阵。事关集体,我只好从命。好在世界古代史的各位师长和学长都知道我的斤两,我也就不怕出丑了,把过去近20年来发表和未发表的部分习作汇集起来,编成现在的集子。因自己在此道上只是个初学者,所以模仿吴于廑先生当年编辑《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历史初学集》的先例,名之为《古代希腊历史与学术史初学集》。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吴先生乃国内世界史学界泰斗,称自己主编的著作为《初学集》,实际上是谦虚。而我在古代希腊史领域,是个真正的初学者,《初学集》之名对我来说,是名副其实。
收入本文集的习作,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探讨的是古代希腊史上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早期希腊史的。可惜这些东西大多写于我去英国之前,当时条件实在有限,所掌握的资料、理论和方法,当然还有由此做出的结论,都很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关于荷马社会的两篇和《雅典首席将军考辩》,是最近两年写的,虽然稍微好点,但其观点都还有待时间的检验。第二部分是有关希腊史的学术史的,部分是为准备《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时写的,部分是在该书完成后,有了某些新的想法后写的,大多属于研究动态介绍,说不上有什么具体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有些归纳和意见,已经稍显陈旧。可惜因为时间关系,也因为资料条件限制,我无力再进行修改,也不大可能把最近几年的新内容补充进来。最后一部分是我感兴趣的另一个领域,就是有关世界古代史著作的评论和介绍,其中收入了我写的第一篇书评《简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上古分册),以及我最近刚完成的《关注希腊人的另一半——评〈古希腊的妇女〉》。对于这些书评,我需要略做说明。我的毛病在于,不管是哪一本书,只要我写书评,总会提出一些问题与作者讨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比作者高明,更不代表我的学问大,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在读了相关的书后,有些地方不太明白,想与作者做进一步讨论。既然是讨论,就免不了有错误,所以其中的批评,并没有自认真理的意味。这一点请有关作者谅解。
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些习作是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不同的学术杂志上发表或者准备发表的。不同的学术期刊,对注释有不同的要求。即使是同一期刊,随着时间的发展,其注释体例也在不断变化,所以在编辑本书时,虽然我尽可能做了一些体例统一工作,但心中仍无把握。另外,译名统一也是一件费神费时的工作。由于目前没有权威的译名对照表,写作时大多随心所欲,不免前后不一。这次编辑时,做了一些统一译名的工作,但顾此失彼的情况,可能仍然存在,请各位前辈、师长和朋友谅解。
上述习作,如果说还有某些东西让我回味的话,那便是20多年来学界各位前辈和同行的关心、帮助,其中的每一篇习作,几乎都是在师长和朋友的帮助下完成的。1984年,我考入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师从胡锺达先生攻读古代希腊罗马史。可是在此之前,我对世界古代史的了解,说非常有限都太客气,准确地说是一无所知,因为我报考的方向是世界近现代史,从来没想到要与希腊罗马打交道。记得考《世界通史》时,其中一个填空题要求写出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西门,我竟然答不出来。承蒙先生不弃,愿意收我为徒,从此踏入世界古代史领域。胡师不仅将我引入了世界古代史的殿堂,给了我最初的学术指导,使我具备了初步的研究能力,确定了我后来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兴趣,而且从做人、治学各个方面给我全面的指导。1987年我到华中师范大学工作后,仍与先生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还,多次就有关的问题向他求教。先生当时已逾古稀之年,但每次都亲笔回信,给我的学术研究、教学工作和为人处世以多方面的点拨和鼓励。胡师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即使学生的观点与他不一致,他也只是以平等的学者身份进行讨论。而对于学生取得的进步,他总是积极鼓励。遗憾的是,胡师竟于2000年9月驾鹤西去,看不到本书的出版了。
王敦书先生从1985年开始指导我的学习。王师非常重视学术史,当时我们师兄弟3人虽然在南开大学仅仅不到半年时间,但确实收获颇丰。记得王师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先问我们看了些什么书。然后就有关问题与我们讨论,向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J. B. Bury的《希腊史》与N. G. L. Hammond的《希腊史》各有什么特点?当时我们虽然都已经看过这两本书,但关注的只是史实,对作者的方法与特点几乎没有考虑过,一时不知从何答起,后来勉强回答说,Hammond似乎对古典文献、尤其是早期希腊传统采取了更加信任的态度。王师则指出,Bury书虽有注释,但无古典文献出处,不过书后的书目,不仅有一般性的通史,而且有各个时期的专题性书目,更重要的是,该书的修订者Russell Meiggs对有关书目进行了评价,对初学者很有帮助。而Hammond很少援引现代学者的看法,但在脚注中列出了有关古典文献,对于那些初入希腊史之门的读者来说,更便于他们了解资料的来源。王师对两书的点评,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自己读书时,往往相当注意某一书的基本特点,正由此而来。而我之能完成《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与王师的影响有直接关系。1997年,我有幸列入王师门墙,有更多的机会与先生接触和求教,现在又进入了王师早年非常感兴趣的荷马社会研究领域。在此过程中,王师不仅从学术上给予指导,而且将他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到的珍贵资料,全部提供给我(王师对学生历来如此,可惜我有负王师信任,其中有一篇文章到现在还在我这里)。
陈勇先生是世界史前辈吴于廑先生高足,是我博士后研究期间的合作导师。虽然他的兴趣是世界近现代史,尤其是比较现代化,与我的古代希腊相距何止千年?但在博士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从史学方法与理论上给予我多方面的指点,不少新理论如社会资本等,我都是从他那儿学来的。在站期间,为了指导我的学习和研究,陈师在教学和科研任务都非常繁重的情况下,还从各方面关心“我的”荷马社会,直接帮助我复印了不少有关资料,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与文明形成的文章。最让我感动的,是陈师利用自己的影响,说服武汉大学图书馆订购了一套完整的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虽然到得晚了点,这套书在我的出站报告中未来得及派上用场,但它给我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因此,我觉得完全有必要重复我在出站报告中感谢陈师的话:我从陈师那里学到的,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想像。
此外,在近20年的教学和研究中,我从其他师长处得益良多,刘家和先生、涂厚善先生、廖学盛先生、罗静兰老师等前辈,对我几乎有求必应。刘先生和涂先生忠厚长者,多次从学习方法上给予引导和鼓励;廖学盛先生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从来都是热心解答;罗老师对我在华师的工作、生活、教学和研究给予了全方位的关照,使我得以顺利成长;黄正柏教授多年来一直对我关爱有加,特别是让我获得了赴英国剑桥大学古典学系进修的机会,让我见识了原汁原味的西方古典学,给我的学术生涯以极大促进;马敏教授、朱英教授和向荣教授给我的研究工作多方面的实际帮助,使我能够专心学习和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美国Xavier University的George Harrison博士和他妻子Carol帮助我复制了不少资料。在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工作期间,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从头到尾修改了我的博士论文,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如果说在这20年中我还能有所进步,那也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前辈、师长在关心和指导我,我希望借这个机会,向上述各位师长真诚地道一声感谢。
在世界古代史这个寂寞的领域中,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许多朋友的支持,并且和他们中的不少人探讨过学术上的问题。如果一一列举,不免名单太长。但有几位我是必须要提到的,他们是山西大学的杨巨平教授、复旦大学黄洋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张强教授、上海师范大学裔昭印教授、南京大学陈仲丹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杨俊民教授、西南师范大学徐松岩教授、天津师范大学龙秀清教授以及我的各位师兄、师弟等。没有这些兄弟的鼓励和支持,我大概也很难在世界古代史这个又古又洋、好像离现实十万八千里的领域中坚持下来。
本书得以出版,应该感谢赵国华兄,正是他与湖北人民出版社商定了出版“桂园史学论丛”的出版事宜,而且给予慷慨的经济资助,使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责任编辑邹桂芬女士认真负责,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使本书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错误。当然,借用一句官话,书中出现的任何错误,都应由我本人承担。
晏绍祥
200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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