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

出版时间：2009年9月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作者：朱光潜  页数：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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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新亚书院在成立之始，即有公开学术讲座的制度，学术为天下公器之精神一直为新亚人所珍贵。1977年，我们募得一笔基金，创办了“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使讲座有了永久的基础。　　新亚同仁相信，学术没有国界和大学的世界精神，同时，我们更相信中国文化之发展，必须通过学术研究，中西文化之交流。以此，“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所邀请的讲者就不局限于一地一国，且有意识地使它成为国际性的学术活动。第一讲邀请钱宾四先生亲自主讲后，我们依次邀得了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日本京都大学的小川环树教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教授主持讲演。这几位都是当今国际上对中国文化之研究有卓越贡献的学人，他们的讲堂风采固然在听家的心目中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他们的讲词，通过专书的出版更是流传久远，影响不磨。今年，我们的眼光，又从西方返回东方，我们邀请了北京大学的朱光潜教授作为1983年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讲者。　　二、朱光潜先生，笔名孟实，是中国著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谈中国的美学，是不可能不联系到孟实先生的。诚然，朱光潜三个字与中国的美学是不可能分开的。从他学生时代《给青年十二封信》（1931）这本书出版后，先生即在广大的青年读者心中建立起一个亲切而可敬的形象。先生的第一部美学著作——《文艺心理学》（写成于1931年，1936年问世）是蔡元培先生提倡“美育代宗教说”以来，第一部讲得“头头是道，醰醰有味的谈美的书”（朱自清语）。接着，他发表了《谈美》（1932）、《孟实文钞》（1936）、《谈修养》（1946）、《谈文学》（1946），并译出他的美学思想的最初来源——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此外，他还出版了《变态心理学》（1933）、《变态心理学派别》（1930）和《诗论》（1931年写作，1943年出版），同时，在英哲罗素的影响下，还写了一部《符号逻辑》（稿交商务印书馆，不幸在日本侵略上海时遭炮火焚毁了）。1948年初则出版了《克罗齐哲学述评》。这些极有分量并且在中国美学园地上播种的著作，有许多都是光潜先生尚在英、法留学，德、意游历时期的产品。在英、法留学八年之中，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大英博物馆和大学的图书馆里，一边研究，一边著述。从这些著作的质量，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先生读书之勇猛和写作之勤快。　　光潜先生于1925年考取安徽官费留英，取道苏联，进入爱丁堡大学，选修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与艺术史，亲炙谷里尔、侃普斯密斯等著名学人。毕业后，转入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并在海峡对面的巴黎大学注册，偶尔过海听课。巴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德拉克罗瓦教授讲“艺术心理学”触发了他写《文艺心理学》的念头，而在爱丁堡大学时，因写《悲剧的喜感》一文获心理学导师竺来佛博士之青睐，使他起念写《悲剧心理学》。后来，他离开英国，转到莱茵河畔，诗哲歌德的母校，斯特拉斯堡大学，完成了极具原创性的《悲剧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ragedy）的论文，嗣后并由该校大学出版社出版。去年５月，先生来函告诉我，这本原由英文写作的论文不久将有中译本（张隆溪译）问世了。　　三、光潜先生的求学和学术事业是很曲折、很不平凡的。他于1897年出生在安徽桐城的乡下，从6岁到14岁，受的是私塾教育，到15岁才入“洋学堂”（高小），在高小只躭了半年，便升入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创办的桐城中学，这使他对古文发生很大的兴趣。1916年中学毕业，当了半年的小学教员，虽然心慕北京大学之“国故”，但因家贫出不起路费和学费，只好进了不收费的武昌高等师范的中文系，由于师资不济，一无所获，幸而读了一年后，就考取了北洋军阀教育部的考试，被选送到香港大学读教育学。当时一共有二十名学生，他是其中之一。这二十个学生，尽管来自不同省籍，但在学校里则一律被称为“北京学生”，他在一篇回忆的文中说，“北京学生”都有“十足的师范生的寒酸气”，在当时洋气十足的港大要算“一景”。他与朱跌苍和高觉敷还赢得Three Wise Men的诨号。先生对当时的几位老师，一直有很深的眷念，如老校长爱理阿特爵士、工科的勃朗先生、教哲学的奥穆先生。他对英国文学的辛博森教授，尤为心折，以后并进入辛博森的母校——爱丁堡大学。　　到港大后不久，国内就发生了五四运动。洋学堂和五四运动虽然漠不相关，但先生早就酷爱梁任公的《饮冰室文集》，在香港又接触到《新青年》，故而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对先生都有深刻的影响，他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用白话文写的。港大毕业后，先生曾先后在上海吴淞中学、浙江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教书。在春晖，他结识了匡互生、朱自清和丰子恺几位好友，后来，他们都到了上海，再交上了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刘大白、夏衍，由于志同道合，成立了个立达学会，在江湾筹办了一所立达学园，并由先生执笔发表一个宣言，提出了教育独立自由的主张。同时，他们又筹办了开明书店和一种刊物（先叫《一般》，后改名《中学生》）。“开明”就是“启蒙”，先生一生从事学术工作，但他并不喜欢“高头讲章”，始终不忘记教育下一代青年的责任，因此，总爱以亲切平白的文字，与读者对话晤面，在80高龄之年，他还写了《谈美书简》这样深入浅出的文章。他在青年的心中，始终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尽管他对美学有渊渊其深的修养，但他一直以散播美学的种籽、丰富人生的艺术化为教育的目标。　　先生学成返国后，应胡适之、朱自清和徐悲鸿的邀请，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研究班和中央艺术学院教书，那时文坛上正逢“京派”和“海派”的对垒，由于先生是胡适请去北大的，也就成了“京派”人物。后来，他与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等，主编了商务出版的《文学杂志》，这个杂志的发刊词就出于先生的手笔，他呼吁在诞生中的中国新文化要走的路应该广阔些、丰富多彩些，不应过早地窄狭化到只准走一条路；这是他文艺独立自由的一贯见解，也即他一早就主张百家争鸣，就反对搞“一言堂”。事实上，他身体力行，《文学杂志》刊出的文章就并不限于“京派”人物的，像闻一多、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人的文章就一样出现在这份风行一时的刊物上。　　　　四、在过去三十年中，先生的学术生涯是崎岖险峻的，学术文化界不断受到左和右的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对文艺界、文化学术到处设置禁区，出现强烈的反智主义的倾向，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无疑的，这一段漫长的时间对所有具有学术尊严与良心的读书人都是一严厉的冲击与考验。光潜先生由于在美学上的领导地位，也因此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成为批判对象之一。从１1958到1962年，大陆美学界进行了全国性的大辩论，先生的学术观点受到严厉的批判，他对待这次批判的态度则是认真而不含糊的，他不亢不卑，“有来必往，无批不辩”，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学人的风范。在整个过程中，先生的心灵是开放的，他就事论事，就理以言理，宁定而泰然；他不惮于修正自己的观点，但同时也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为了对美学有全面的体认，他且决心研究马列的美学思想；但当时一位论敌公开宣布：“朱某某不配学马列主义!”这样就更激发了先生致力马列的钻研，凡是译文读不懂的必对照德文、俄文、法文和英文的原文，并且对译文错误或欠妥处都作了笔记，提出校改意见。我们应知道，那时，先生已快近60岁了，他对法、德、英各国文字原是极有修养的，但俄文则必须从头学起，他的俄文是完全自学的，他一面听广播，一面抓住契诃夫的《樱桃园》、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高尔基的《母亲》这些书硬啃，一遍一遍地读，有些章节到了可以背诵的程度，就以这样惊人的毅力学会了俄文，使他掌握了所有研究马列的重要语言。先生所写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论文，以及他对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和《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键章节的详透注释和评估，足可以使那些死抱马列教条而无真解的论敌汗惭无地。至于1963年先生撰写的二卷本《西方美学史》，则是他回国后二十年中一部下过大工夫的美学巨制；论者认为这部著作“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对西方美学的研究水平”，应非过誉!但“文革”暴发之后，这部著作被打入冷宫，而先生也关进了“牛棚”，被迫放弃了教学和研究工作。在“牛棚”时，先生说：“我天天疲于扫厕所、听训、受批斗、写检讨和外访资料，弄得脑筋麻木到白痴状态。”像朱光潜先生这样正直、清纯、温厚的老学人都受到这样的糟蹋，“文革”对中国文化学术的摧残之大之深，可以思过半矣。　　五、光潜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坚守在美学岗位上；尽管他在美学界赢得崇高的地位，但他从来没有自立门户，也不企图成一家言，他所坚持的只是博学守约和科学的谨严态度，并且要把中国的美学接合上世界美学的潮流。他相信美学作为一个专门学问，必须放在一个广博的文化基础上；他说：“研究美学的人如果未学一点文学、艺术、心理学、历史和哲学，那会是一个更大的欠缺。”在长年的美学论战中，他发现有些美学“专家”，玩概念、套公式，而硁硁拘守于几个僵化的教条，他相信这种廉价式的美学观主要是由于这些“专家”缺少美学必要的知识基础。先生认为思想僵化的病根是“坐井观天”、“画地为牢”和“故步自封”。他常把朱晦翁的一首诗作为座右铭：“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而光潜先生的源头活水则是东西方的学术传统。他认为西方的经典著作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不可盲目排斥，必须一分为二，作批判性的接受与继承，所以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孜孜不倦，继续翻译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歌德的《谈话录》以及三大卷的黑格尔的《美学》，他于80高年之后，还以两年的时间译了维柯（Vico）四十万言的《新科学》（Scienza Nuova）。这些伟大的经典著作，都是光潜先生的源头活水，所以他的生机不绝，精神常新。我们知道，只有通过对传统经典的掌握，中国美学才能站在巨人的肩上，有更高更远的视界和发展!　　讲到中国美学的发展，先生一直就主张思想的自由与解放，由于“文革”的毒害，学风败坏，邪气滋长，陷阱处处，寸步难行，温文敦厚的光潜先生也发怒了，他挺身发出“冲破禁区”的讨檄令。他要冲破“人性论”的禁区、“人道主义”的禁区、“人情味”的禁区、“共同美感”的禁区，特别是四人帮“三突出”谬论对于人物性格所设的禁区；他说：“冲破他们所设置的禁区，解放思想，按照文艺规律来繁荣文艺创作，现在正是时候了!”光潜先生所发的怒不是个人的，而是为中国学术文化的前途而发的!但丁的“地狱”门楣上有两句诗告诫探科学之门的人说：“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先生没有犹豫，没有怯懦。　　六、朱光潜先生今年已经是86岁高龄了，但他在学术的前线上还没有退下来。事实上，在他，学术只有开始，没有结束，他说：“我一直在学美学，一直在开始的阶段”，这不止显示了他对学问的炽热，也显示了他生机的丰盛。56岁开始学俄文，80岁之后译《新科学》，这是何等精神!真的，光潜先生无时无刻不在学术园地里耕耘；最近出版的《美学拾穗集》，收刊的都是他80岁以后的文字。他把此书取名“拾穗集”，把自己比拟为米勒名画中三位拾穗的乡下妇人。只有真正体认到学问之庄严与无止无境，才会有这样虚怀若谷的襟怀！去年10月19日，北京大学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为先生从事教育60周年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祝会，席上他说：“只要我还在世一日，就要做一天事，春蚕到死丝方尽，但愿我吐的丝凑上旁人吐的丝，能替人间增加哪怕一丝丝的温暖，使春意更浓也好。”　　光潜先生对美学的贡献，不止为国人所共认，在国际上，杜博妮博士（Bonnie S.Dougall）在瑞典诺贝尔基金会资助的讨论集中发表的《朱光潜从倾斜的塔上望19世纪30年代的美学和社会》，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拉非尔（D.D. Raphael）写的《悲剧是非两面谈》和意大利汉学院的沙巴提尼教授（M?Sabattini）写的《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的克罗齐主义》，都对他的美学成就予以高度评价与赞誉。令人感到最安慰和高兴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已陆续开始出版五大卷的《朱光潜美学文集》。除了数以百万言的译作之外，先生的美学著作和与美学直接有关的文学、心理和哲学著作都忠实地收进去了!这个文集反映了先生美学思想的发展行迹，也显示了这位不厌不倦的学人卓越的成就!　　七、今年3月中旬光潜先生将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讲学。香港是先生旧时读书之地，这里有他美丽的回忆，对这个阔别了61年的城市，先生必然另有一番滋味，而三月初春的香港一定会因光潜先生之来而春意更浓，欢迎先生的又何止新亚书院的师生呢！　　　　　　　　　　　　1983年2月2日

内容概要

　　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的代表作《新科学》内容涉及神话、宗教、西方古代史、罗马法学、哲学、语言学等众多知识领域，在西方启蒙运动中有着极高的地位。朱光潜着重阐发的是维柯三个方面的思想：（1）“认识真理凭创造”；（2）“人类世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3）有关形象思维的思想。朱光潜认为，“维柯的最大功绩在于建立了历史发展观点以及认识来自创造的实践观点。” 维柯的这两个基本观点互相联系，成为贯穿《新科学》的两条红线。　　　　◆ 讲座及丛书概况 ◆　　1、钱宾四学术文化讲座由钱穆（字宾四）先生于1978年首次开讲，先后有李约瑟、小川环树、狄百瑞、朱光潜、陈荣捷、杨联陞、余英时、刘广京、杜维明等十余位中外大家开讲　　2、钱宾四学术文化讲座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将“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整理成系列并出版，每位演讲者一讲一书。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首次与内地出版机构在大陆地区合作批量出版学术文化著作。　　3、钱宾四学术文化讲座持人文主义教育理想，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探讨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发扬学术风范，培养文化风格，自首次开讲至今，讲座的内容与影响均获得海内外学术界之重视。

作者简介

　　中国美学家。笔名孟实、盟石。安徽桐城人。青年时期在桐城中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肄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1925出国留学，先后肄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1933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并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作协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书籍目录

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附篇一 发现真正的荷马（《新科学》第三卷）附篇二 维柯《新科学》的结论篇附录 迎朱光潜先生来新亚书院讲学（金耀基）

章节摘录

　　维柯多次强调培根对他的启发，特别是培根的《新工具论》和《学术的促进》这两部近代科学的号角。维柯有一个坚定的信条：“研究应从问题开始时开始。”这就是要穷本求源，不应把一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拦腰截断，单从其中截取一个横断面来看，既看不到来龙，也看不到去脉，这就是根本违反历史发展观点。维柯之“新”首先就在他的穷本求源的坚定精神。他的专业本来是罗马法。法学家们都明白罗马法典和由它发展出来的拿破仑法典在近代法学界多么重要。在维柯时代研究罗马法的主要有三家，即荷兰的格罗特（Grotius）、英国的塞尔敦（Selden）和瑞典的普芬道夫（Pufendorf）。维柯本来佩服他们三人的法学知识，但是指责他们都不从人类始祖亚当开始，而都从既已开化的近代人开始，所以对历史发展简直是隔靴搔痒。维柯认为历史发展的真相要从确凿可凭的史实证据中找，而远古文物制度大半久已淹没，而少数留存的也不曾经过耙梳洗剔，以致一般没有身历其境的写书的学者们大半都凭民族的虚骄讹见和学者们自己的虚骄讹见，不可能见出事实真相。维柯劝告我们应把这种书籍看作不曾存在（比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劝告还更彻底）。当时历史研究在欧洲（特别在德国）开始盛行，研究社会发展史的史学家们都特别重视古代史和古代社会，例如英国麦克佛生（Macpherson）的《苏格兰民歌选》以及西方各国关于民歌和民间故事的搜集蔚然成风，对于近代对古代社会乃至人类学的研究都产生了促进的影响。维柯的历史研究应穷本求源的观点也正是在这种影响之下形成的。当时新大陆已发现，旅游也渐发达，所以维柯也并不是言必称希腊，对近代少数民族也很注意，多次引用美洲印第安人作为部落自然法的例证。由于他个人的见闻终有限，比起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原著1877年出版。有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新译本）来，《新科学》在资料方法上还不免粗疏，而在思想体系方面终胜一筹。这两人都是使人类学成为科学的先驱。读者不妨翻阅一下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把它和《新科学》（l730年）比较一下，看同在哪里异在哪里，便会对《新科学》有较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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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学以钱穆先生字（宾四）冠名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跨时三十年，仅十一位大学问家登坛开讲，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放眼世界，以阐述、创新中国文化为己任，高屋建瓴，深入浅出，见解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