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上下）

出版时间：1900-01-01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傅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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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按《辞海》“考据”条，考据或称考证，是“研究历史、语言等的一种方法。根据事实的考核和例证的归纳，提供可信的材料，作出一定的结论”。清代乾嘉时期，众多学者在音韵、训诂、校勘、辨伪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垂诸久远的成就，考据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学术风尚。十九世纪考据渐趋衰落。至二十世纪，学者或承乾嘉余绪，或受西学影响，加之材料的扩大和方法的精密，又有重要的文史考据成果不断问世。《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套装上下册）》以发表年限为准，以作者生年为序，共收入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末的考据论文一百六十余篇，或可俾读者略窥二十世纪中国学者的文史考据成绩于一斑。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套装上下册）》可以证明的第一点是：考据自然不是治文史的惟一方法，却是永远富于生命力的方法。考据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几乎是富于戏剧性的。它的作用一度被夸大到了极点，一度又被贬抑到了另一个极端。但正如陈垣先生所说，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小序》）。尚谨严与博证，戒浮夸与臆度，这样的学术态度和在这样的学术态度指导下所获得的学术业绩，是任何时代都不会失却其独立存在的价值的，也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　　三、《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套装上下册）》可以证明的第二点是：二十世纪的考据是自有特点的，也是在不断进步的。清代学者的考据成绩是卓著的，但同时也受到了当时知识水平的局限。二十世纪以来的优秀学者，掌握了更丰富的材料和更精密的方法，在考据中时能度越前贤，纠正讹误，更新结论，从而推进了各有关学科的发展。就材料而言，从考古资料到域外文字的取资，都比清代学者更为广泛；就方法而言，学者受各种科学理论的习染，也比清代学者更注重严密的逻辑和详确的辨析。

书籍目录

《永乐大典》考九旗古谊述《论语》郑氏《子路篇》残卷跋八卦释名董小宛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汉唐宋起居注考火葬考元也里可温教考西汉石刻文字初探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义古籍多虚数说杨家将故事考信录《汉书》所据史料考《春秋名字解诂》补谊“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玉豁生年谱会笺》平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红楼梦》考证释祖妣甘石《星经》源流考“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读《太平经》书所见《诗总》考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法家流变考论吃菜事魔与墨家者流跪坐蹲居与箕踞--殷墟石刻研究之夷夏东西说释两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大乘起信论》考证耒耜考九族制与《尔雅·释亲》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现在所见的杨东来评本《西游记》杂剧不是吴昌龄作的《明史》编纂考略关于徐一夔《织工对》《通志·七音略》研究--景印元至治本《通志·七音略》月说鱼驾头考火把节考两关杂考五言诗起源说评录姜白石议大乐辨《水浒传》与天地会清初东北流人考太史公书名考周王歆钟考秦权使用及辨伪楚郢都考中国祖庙的起源唐蕃会盟碑（821-822年）考释徐梦莘考套版印刷法起源于徽州说宋代制举考略爱薛之再探讨北朝之鲜卑语花蕊夫人宫词考证释您、俺、咱、噜，附论们字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火药的发现及其传播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斡脱杂考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商鞅变法考《鲒琦亭集》谢三宾考亭林诗文用南明唐王隆武纪年考陈衍《秋柳》诗解辨正“何当”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 下

章节摘录

　　吾国先秦时代，星辰知识已极发达。由观察日月之躔离，分周天为十二次，又分黄道附近恒星为二十八宿，以定天空宿次。由观察岁星之周期运动，进而考求荧惑、镇星、辰星、太白之行度，知其绝异于不移徙之列宿部星，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配之，谓之五星。考其所以发展之由，要有二端：农业渐次兴盛，农人皆有以“中星”定季候之习惯，当时历法家搜集历年观察天象之成绩，以实行其“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之计划，星辰知识日益丰富，一也。春秋以后，五霸代兴，七雄并起，兵革频繁，饥馑疾疫相继而作，国多忧患，信好机祥。术数家乃创“五星失行，州国受殃”等说，以干时君，其事虽属迷信而天文观察则渐臻精密，二也。关于天文星象之记载，或论农时，或言灾异，见于先秦经籍者，不一而足。惟欲从而整理之：写一先秦天文学发展史，则颇非易事耳。　　先秦天文专书，在汉代有传本，为《史记·天官书》所征引者，有甘公、石申夫二家星占术。邵雍《皇极经世书》云：“五星之说自甘公、石申始。”顾炎武《日知录》云：“今天官家所传星名皆起于甘、石。”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史记》八书采《礼记》、《大戴礼》、《荀子》、《贾谊新书》等书而成。至《天官书》，钱少詹大昕以为当是取甘、石《星经》为之。”诸家所云，非必经意，然甘、石之书为吾国天文专籍之滥觞，说当不诬。所遗憾者，甘、石书原本早经失传，难以深考。术数之书，颇多后人附益改窜，东汉人所见之甘、石《星经》已非西汉初之传本，六朝、隋、唐以来传世者，更无论矣。吾人欲从后世典籍中搜辑《星经》佚文，决不能得战国时甘、石之原本也。炫奇之士妄以为甘、石星说尚散见于汉以后典籍之内，且有以后世天文学知识为传自甘、石，绝少进步者。以此研究先秦天文学，则多附会，纂述汉、魏、六朝天文学之发展史，则多抹杀之论。二者皆失其平，要非述学之旨也。　　阮元撰《畴人传》，叙录上古以来，洞晓天官，甄明象数者，凡三百人，以穷中国历算学之源流。惟占候术数家，例不着录，为司马迁、陈卓立传，而遗甘、石、唐都，至于天文一科有数典忘祖之嫌。窃谓欲明古代天文学史，不宜轻视术数。甘、石二家在先秦时代，尽力天文观察，开汉代天文学之先河，固堪景从，即后世托甘、石《星经》之名，附益改窜之天文说，苟其年代可以稽考，源流可以疏通，亦足见时代之进步，未始无学术史上之价值也。不揣谫陋，谨按各时代之甘、石星说，沿波讨源，略加疏证，后儒臆说穿凿失真，则为之纠缪质疑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