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斋笔记

出版时间：2008  出版社：陕西人民  作者：章开沅  页数：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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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本无斋，何来斋名？乃因此书出版时丛书统一命名《×××（斋名）笔记》，聊以虚应故事罢了。此次再版，便仍延用此名。　　可能有人怀疑，读书人岂能无书斋？殊不知古今中外，世上没有书斋的读书人多矣哉！在下即曾长期为其中一分子。忆往昔，两代人挤住一室，或一室半，或无厅且共用厨房厕所之两小室，内人为保证两位千金做作业，常以缝纫机代替书桌，又有多少空间可以布置书房？ “文革”期间沦为重点批斗对象，大批书籍或毁于火，或半卖半送给旧书店，仅奉命搬家即拖走两大板车。近阅《堪隐斋随笔》，始知嗜书如命的谢兴尧前辈亦有类似遭遇，伤哉！　　直至1980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以外国学者来访者渐多，得以“破格”住进四室一厅的教授楼。虽然是高踞夏天奇热冬季酷寒的顶层，已成全校众多同事羡慕不已乃至略有烦言之对象。全家喜出望外，仿佛一步登天。妻子怜我历经磨难，慨然留大房一间，摆满书架，俨然书斋。书籍扬眉吐气，主人握笔欣然；思如泉涌，文似天成，其乐无穷。然而好景不常，斋名尚未拟就，忽膺校长之选。书房顿时成为办公室之外延，或可称之为全天候的接待室，电话铃声频起，不速之客常来，书且难读，遑论斋名？曾忆蔡元培先生所言：我本来是个可以做点学问的人，却从未想到会当大学校长，每天要见许多不愿见的人，要说许多不愿说的话……而现今大学校长之难当，较之五四时期更有甚焉！　　岁月如流，又复蹉跎六年。幸而上级念我迟暮，允许辞去校职，得以重操故业。自1990年起，先后在美、日、台、港等国家及地区各大学，或任教，或研究，历时已逾多载。海外萍踪，飘泊无定，虽有伏案笔耕之所，毫无书斋归属之感。且海外高校教授备课室，一概称为office（办公室），连辅导学生时间亦称office time。室内电话、电脑一应俱全，上班下班与行政职员无异，所以很难认同为传统的读书撰述之所。　　1995年夏，行云野鹤，重返故园。不久又有幸迁入学校新盖的“博导楼”，由于已属资深行列，得免“顶天立地”之憾。贤妻慷慨如故，仍为我留南向大房一间，且配以一色书架，气派更甚于前。但由于中外、两岸学术交流日多，新书增添过速，虽挖尽潜力亦难以容纳于一室。于是只有为书籍扩张生存空间，见缝插针，无空不入，连小孙女的闺房亦未能幸免。妻虽贤淑，亦有怨言：“你的书把全家最好的空间都占了。”反躬自省，颇觉内疚。过去把大批书籍堆置于床下柜顶，那是人对不起书；如今书多成灾，无限扩张空间，实乃书对不起人。平心而论，书籍固应珍惜，家人亦当爱护。为了正确处理人书之间关系，急忙把一大批书刊运往历史研究所为我保留的办公室。此室宽敞明亮，俯瞰南湖，远眺云天，景色尤甚于寒舍。一介书生，坐拥两间书屋，神游古今中外，情驰天上人间，富贵尊荣于我何足道哉！　　然而几经冥想苦思，斋名缺失依旧，其原因似在于自己有思想障碍。长期以来，我对书斋一词陈义过高：专属于己，此其一；功能单一，此其二；品位较高，此其三；主人醇雅，此其四。时至今日，前两条虽已具备，后两条则尚未入流。藏书虽多，但较杂乱，且乏珍本。至于主人，既乏师承之薪传，更无家学之余韵；治学已难大成，岂敢附庸风雅。是以踌蹰再三，斋名未定如故。此书之所以取名《实斋笔记》，无非遵从丛书体例，与群贤保持一致，非敢有所志得意满也。　　清代大史学家章学诚字实斋，他是浙江会稽人，我则源于浙江湖州荻溪章氏一系，因此决无冒充名牌促销此书之意。我之取名实斋，乃是借用荻溪章氏第十二世祖节文公的斋名。节文公字实庵，曾在山西做过地方官多年，老家曾藏有林则徐书赠给他的对联和条幅。我至今还保存他的两方印章，一牙质，曰“实斋”；一水晶，日“率真”。荻溪清芬堂章家这位老实斋（第十二世）与我这个“小实斋”（第十七世）相距约150年，手头虽有一本《浙江湖州荻溪章氏家乘补编》，但过于详近略远，自第十四世以上皆语焉不详，故不知节文公人品与政绩如何，是清官还是贪官？我借用其斋名只是由于欢喜这个实字，随手拈来，懒得动脑筋而已，与彰显祖德毫无关系。对我来说，实即诚实、朴实、扎实，别无其他深奥之意。实是做人治学的根本，应奉为一生言行准则。“东方时空”把一个节目命名为“实话实说”，大约也有此意。但当今之世要做到实字谈何容易，即使中央电视台经常标榜：“东方时空真诚面对观众”，似亦未必能够赢得全体国人的共识。不过有此承诺总比没有好，我就经常欢喜倾听这句字正腔圆的开场白，因为它至少每天都在提醒人们要诚实。　　或曰借用祖先斋名岂非犯讳？我则认为这种陈规旧矩早就应该废除。君不见英国皇室从不避讳与先世同名，如乔治六世、伊丽莎白二世之类。即使一般西方平民，大卫、查理、詹姆士等等，也往往好多世代轮番使用。例如建国前颇有名气的基督教中国内地会，其创始人戴德生，英文名字为James Hudson Taylor。我与他的曾孙戴绍曾为同龄好友，其实这位小戴的英文名字与老戴德生就完全相同。说到底，名字无非是一个符号，本人究竟是什么角色，全凭自己去创造，当然也有待于他人评判与历史检验。　　似乎越扯越远，但也不算多余。交代斋名来自何处，以示不敢掠先人之美，更不愿借前贤之光，正是为了力求做到一个实字。　　即以此为序。

内容概要

清代大史学家章学诚字实斋，他是浙江会稽人，我则源于浙江湖州荻溪章氏一系，因此决无冒充名牌促销此书之意。我之取名实斋，乃是借用荻溪章氏第十二世祖节文公的斋名。我借用其斋名只是由于欢喜这个实字，随手拈来，懒得动脑筋而已，与彰显祖德毫无关系。对我来说，实即诚实、朴实、扎实，别无其他深奥之意。实是做人治学的根本，应奉为一生言行准则。

书籍目录

卷一  历史寻踪  1  我的家庭历史  2  我的学术生涯  3  我的人生追求     4  《荻溪章氏家乘》初探卷二  师友杂记  5  中小学老师    6  忆黎澍   7  忆东老    8  诂经谭史，言传身教——纪念钱基博先生诞辰100周年  9  忆贝德士   10  忆庆华  11  忆旭麓   12  “林章配”  13  忆时岳  14  徐迟之死  15  忆郑君里  16  永远的友谊——怀念田中正俊教授卷三  海外学记  17  北美萍踪  18  访美日记（1979.9.29—11.6）  19  芝加哥会议：两岸中国学者第一次正式会晤  20  对日索赔会  21  《革命评论》因缘  22  东京学人  23  京都族群  24  宫崎家族  25  “合宿”种种  26  访目日记（1979.11.7—22）  27  韩京十日（1991.6.13—22）  28  马尼拉印象   卷四  域外寻史  29  日本天水町黄兴题诗  30  孙中山致黄芸苏亲笔函  31  唐绍仪手书山田良政墓志铭原稿  32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版本问题  33  《容星桥逝世纪念册》    34  《山东革命先烈碑传录存》  35  布斯文件（Boothe Papers）   36  晚晴园实实   37  居正有关土地改革的设想  38  李宗仁致居正函  39  日本镌刻《海国图志》相关版本  40  《旅美三邑会馆简史》  41  追寻北美华工的足迹  42  新加坡白氏公会    43  贝德士文献  44  《贝德士手稿选辑》  45  《西文东方学报论著举要》卷五  辛亥期刊  46  《旧学》——《汉声》闰月增刊   47  《萃新报》   48  《东浙杂志》   49  《浙源汇报》  50  《天义报》     51  《衡报》    52  《革命评论》  53  《新世纪丛书》    54  《觉民》    55  《克复学报》    56  《女报》临时增刊及其他    57  《日新学报》第一篇    58  《海外丛学录》第一期   59  《常昭月报》    60  《爱国报》    61  《京都日报》   卷六  史料拾零  62  赵凤昌藏札  63  张謇赠通师毕业生诗  64  旅通韩人金泽荣  65  严修赞张謇    66  黎元洪私档  67  杨东莼谈社会历史调查  68  《盛世危言》版本补遗  69  许寅辉撰《客韩笔记》  70  王先谦自批《虚受堂文集》  71  劳乃宣同情农家疾苦  72  庐山图书馆西文藏书  73  庐山图书馆中文藏书卷七  治史偶感  74  因诗悟史  75  史学寻找自己    76  治学不为媚时语     77  历史的公正  78  历史的公正（续）    79  史学与政治    80  “头是×姓物”  81  对话与理解    82  历史的复杂性    83  “拉贝”现象  84  广义的对话    85  贵在通识  86  集团·群体·中间层次  87  离异与回归  88  境界一追求圆融

章节摘录

　　1948年冬天，如同千千万万进步学生一样，我辍学进入中原解放区。革命改变了整个中国，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本想当个跨马佩枪、文武双全的战地记者，却不料被中原大学校方看好我这个三心二意的“理论人才”，被留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从此与历史建立不解之缘。以后中原大学随军南下，我又隶属于该校新创办的教育学院历史系。1951年秋中原大学与华中大学合并，两年以后正式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我便在这个学校的历史系教了一辈子中国近现代史。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者，确实是心口如一地献身革命。革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当然革命也不容许个人有自己独立的人生选择。　　因此，我常说，是革命为我选择了职业，而职业使我从家族的历史走向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我又常自我解嘲：我的职业像包办婚姻，通常应该是先恋爱后结婚，我却是先结婚后恋爱。我是在担任历史教师以后，才逐渐增长了对于史学研究的兴趣。　　1954年以前主要是应付教学，试想，一个只读完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要独立地为大学本科生，甚至为在职中学历史教师（有些人相当于我父亲的年龄）开课，而且经常是每周3门课、13个课时，那是多么勉为其难。不过，也许是由于我的运气太好，教学从一开始就得到较佳反映，无论是本科生还是比我年长的中学教师，大多乐意听我讲课。这样才逐渐增强继续教学的信心，并挤出一点时间进行若干结合教学需要的课题研究。　　初期的研究往往是赶潮流，侧重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与太平天国史。1960年以后转入辛亥革命研究，特别是张謇研究。1960年以前，我发表论文较少，与外地同行学者的联络更少，可以说是僻处乡野，孤陋寡闻。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使我得以聆听一些著名历史学者的教诲，也使我结识外地一批才思敏捷、学有所成的青年隽秀。1963年，承蒙杨东莼先生的关切与提携，经学校同意把我借调到北京，名义上是协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实际上是享受带有进修性质的学术休假。在北京一年多期间，主要是研究张謇，利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收藏的《近代史料信札》和原来在南通搜集的《张謇未刊函札》等相关原始资料，对照《张季子九录》、《张謇日记》等已出版书籍，做系统的史料长编与笺注工作，然后在此基础上写成20多万字的书稿，这就是迟至1986年才经中华书局出版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一书的原坯。北京之旅使我大开眼界，不仅得以利用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丰富藏书，而且得以向许多全国知名的师友经常问难切磋，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一个新的起点。　　但是，北京作为首都，又是一个政治极为敏感和人际关系相当复杂的地区，而我对此毫无察觉。1964年秋天，名为学术讨论而实为政治批判的意识形态讨伐渐形紧锣密鼓，一向谨小慎微的杨东老唯恐我们年少气盛，有可能以文字惹祸，曾多次说及这些学术讨论实质上就是阶级斗争，并以自己的老友孙冶方等知名学者受批判为活生生的例证。对于这些好心的劝喻我却漫不经心，仿佛与自己毫无关系，只知道埋头从事张謇研究。不料有天《光明日报》记者突然前来约稿，希望我对戚本禹评论李秀成的文章发表一些意见。我与《光明日报》关系比较密切，而且这位记者与我谈得又很投机，所以便连夜赶出一篇题为《不要任意美化，也不要一笔抹杀》的文章寄给该报。没过几天《光明日报》就刊登了这篇急就之作，但却在上半版同时刊登了署名任光(即吴传启)的批判文章，直指我是反马克思主义，以折中主义手法为叛徒辩护。不久，中宣部即通知湖北省委，内定我为重点批判对象，回鄂接受批判，同时通知各地报刊不得发表我的文章。既动员参加学术讨论，又不容许为自己声辩，我这才体会到“学术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的厉害，也才体会到东老谆谆告诫的苦口婆心，但一切都为时晚矣！　　这种挨批的角色一直延续到1966年，而由于有此前科，我在“文革”中受到更为严重的冲击，学术研究随之长期停顿，蹉跎岁月达十年以上。 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前不久，人民出版社林言椒编辑不甘于．一寂寞，悄悄鼓励我组织两湖与川、黔部分学者编写《辛亥革命史》大型专著，这才又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重操旧业。幸好“文革”不久就收场了，《辛亥革命史》编写组的同仁情绪很高，日以继夜地全力投入编写，而且其他各地相关学者也给以许多关切与帮助，这部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终于在1981年10月以前全部出齐，成为对辛亥革命70周年的一份厚重献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并且提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新学风。学术界和其他各行业一样，人们备受压抑而又积蓄甚久的积极性，像埋藏在地下的泉水一样突然喷涌而出。这也是我一生之中精力最为旺盛而成果也最多的时期。继合编《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之后，又陆续出版了《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等专著，还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许多论文。从1979年秋天开始，我又多次应邀前往美、欧、澳、亚许多国家及地区开会、讲学和访问，1990—1993年更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加州三所大学任教和研究达三年以上，在促进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特别是辛亥革命研究领域的中外学术交流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丰硕成果。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实斋笔记”是本书作者的文学著作；书中所述之言读后我深有感悟。对历史人物的描写也很好。其中对宫崎一家的友谊与评述写的头头是道。我觉得此书值得大家一睹为快。此致。忠实您的回戈。
•   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