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年代的秋千

出版时间:2007-12  出版社:宁夏人民  作者:徐江  页数: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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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起点与终点:从0到0(代序)     人们习惯上,把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的整个1980年代,称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启蒙年代’”。本书所记述的,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与事。     与约定俗成的1980-1989这一“八十年代”的时间界定略有不同:我以为1990年由于召开了世界瞩目的北京亚运会,且在这一过程中,被人为赋予了上一个十年那种集体性的狂欢氛围,而呈现出了更多的“八十年代”气质。所以,作为沟通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一个重要年份,文化上的1990年,似以归入“八十年代”的集合更为贴切。我们在本书中谈及的“1980年代”,始终是指1980-1990这个长达十一年的时段。这是一上来就要申明的,以免误会。     以个人视角、跨文体的写作方式,对众说纷纭、寄托着各色人等复杂情感的启蒙年代做一完整、复调的概括性梳理,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所谓历史,本就是由无数个呼吸着的微弱的“我”、无数个搭载了心跳或死寂的“瞬间”粘合而成。启蒙的1980年代当然也无例外。它是活体的,而非概念。这方面我认同司马迁,而非剑桥式的通史理念。所以,本书所提出的这一百多条目,固然是因为它们在当时环境中所起过的无可取代的作用,同时也因为它们在同一类型历史元素中所具的代表性。     感谢老同学戎爱军和诗人杨黎,他们在我写作中所给予的关心和鼓励,是这本书早日问世的动力之一。还记得两年前戎爱军来津,我俩各守着一碗单调的白米粥,大谈特谈的情景。像她这样能忍受我的拖沓、始终对这本书进行着命运敲门般催稿的编辑,是配得上“高贵”二字的。杨黎兄和我算是诗坛的一对诤友。早在开写伊始,他便为促成此书问世的事情劳神颇多,在我看来,他的友谊属于世间最可贵的那种。此外,由于年代渐远,在核正细节和资料过程中,劳动了身边太多的朋友,他们的身份各异——作家、学者、诗人、公务员……但对此工作所做的支持,无一不让我感受到温暖,以及物化年代大家对文明的殷殷之情。在此一并深谢。     若干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近乎小说体的《乘滑板车重访八十年代》,里面一些描述,约可视为本书遥远缘起的一个证物,择其主要罗列于下,以作为对更趋理性的本书一个有趣对照,请允许我祝各位阅读愉快。     最后,请看这段引文吧——     “断断续续总能听到些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有关它的文化,还有带书卷气的时尚。     各方面的理由似乎也很服人,比如说人文精神、治学态度、社会上人的心态以及自我约束力等,今天的人纵向比较起来,表现好象大多都处于弱势。‘辉煌的八十年代’,不少我这个年龄、在八十年代开始或度过青春岁月的‘小中年’或‘老青年’提起这个话题,都流露出温馨无比的神情。于是有一天忽然冒出个念头:如果派一个现在的年轻人,乘滑板车样式的‘时间机器’回到二十年前,他会有些什么样的感受?     首先,这人会和那个时代彼此觉得古怪吧。不妨想象有这么一个小间谍V——当V踩着他那个怪玩意儿宝贝准时出现在一座城市夏季的街头时,他会遭到路人的白眼和指指点点。他的花褂子、大裤衩、锔过的半黄不黑的头发、手链、MP3随身听甚至吸引了交警的好奇。(这城市的马路上车速不快,车辆也不算多。)终于在一个街角,V被几个带红箍儿的人叫住,盘问了一番,又检查了他的古怪的时间机器,耽搁了半天,才被勉强放行。     V强压下刚才的郁闷,因为他这次出差要在这个‘八十年代’的城市多呆几天,所以他开始着手给自己安排住处。他想找一个带空调的旅店或一处短期出租的民房。转了半天,发现这个要求太奢侈了,只好找了家床位都是四人一间有黑白电视有老式台扇的招待所。电话每层楼共用一部,放在临楼梯口,据服务员说这样的条件就算不错了。厕所和公共浴室都设在走廊尽头。浴室供热水有固定的时间限制。安顿好之后,V觉得有些渴了。他跑到招待所一楼的柜台想买瓶饮料。他发现没有可乐,没有酸奶,没有冰红茶,只有几瓶颜色可疑的本地汽水。打开一瓶灌下去,感觉像是喝了治咳嗽药水。柜台上一只收音机始终响着,能听到一对叫姜昆和李文华的相声演员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地讨论各地方言……     来到‘八十年代’的第一天,V是在新奇和不适中度过的。他发现他的许多不适来自他的‘形而下’,跟文化好象关系不大。但也不能说全无关系。比方说,当他招待所的同屋晚上纷纷回来,兴致勃勃地靠在床上看那只能收三个频道的电视里一部叫《排球女将》的日本电视剧时,他觉得这部剧把打排球的拍得傻透了,可那些人还爱看。他不知道这该算是文化上的问题还是生活上的问题。     受够了夜里同屋们的磨牙放屁吧唧嘴,第二天一早,V打定主意,一定要尽快完成自己对这座城市和这个年代的访问。他先来到了一座大学的中文系,听了两节外国文学史。课堂里除了坐在前排记笔记的,大部分学生恹恹欲睡,后排有几个在下面偷看卡夫卡和迪伦马特。讲台上,教师正盛赞高尔基的《母亲》。一个学生课间好奇地询问《日瓦戈医生》什么时候能被正式译过来,教师严肃地说:‘这书是反苏的。’还有一个女生问老师,加缪的东西怎么找。教师回答,‘他是哪国的?’对了,那女学生穿得挺朴素:T恤文化衫,深蓝牛仔裤,一双松紧体操鞋,扎的‘马尾巴’还显得有些‘土’,V有些吃不准,如果她蹬上松糕鞋、穿上露肩吊带装会是什么样子。     V溜出教室,在校园里闲逛,路过布告栏,看见几个处分决定:一男生因使用‘热得快’烧坏桌子并险些引起宿舍火灾而被警告;另一个因为在食堂还了女生一耳光遭处分;一女生因为和男友同居被劝退。处分决定旁有大幅海报:周六放映——谢晋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两个小男生感叹:什么时候能看到陈凯歌和田壮壮!学校的广播喇叭开始响起来了,V听见三个熟人的嗓音——张行、邓丽君、费翔。路过一间男生宿舍窗外,他往里扫了一眼:几个男生正盯着在桌上的一块发声音的黑色砖头,V纳闷了两秒钟,明白过来,那砖是早年的录音机。     下午的时候,V一直在街上闲逛。满街的克莱德曼弹奏声。他去了书店、邮局、音乐厅和百货商店。书店乏善可陈,书不让顾客翻看,只能隔着柜台伸长脖子,去认书架上的书脊。邮局门口没有磁卡电话,里面没有特快专递,打电报和公共电话的人各排了一个小队。音乐厅门口贴着周末消夏晚会还有刘晓庆电影的海报,售票处没人,窗口写着:办团体票请每天上午10:00来。百货商店里感觉好一点,不象二十年后那样人头攒动,可那里没有的东西又太多:没有影碟机,没有戒烟帖,没有游戏软件,甚至没有电脑!这一切令年轻的V感到厌倦和乏味,他出了商店,想去打一辆出租,可街上找不到,最后还是坐了一趟公车,又走了一刻钟,才回到自己的住处。     路上他随手买了一份报,看了看日期,此时大约是八十年代中期,距能听到罗大佑本人唱的磁带、看到张艺谋执导的电影还要有一段时间。崔健的摇滚尚没有出现,中国足球队刚刚开始他们冲击世界杯出线的苦难。他又看了看身上带的时空导游手册,那上面写着,他即将与一个叫迟志强的演员难听的歌声相遇。他会在大学礼堂的一次讲座上看到学生们像追逐‘零点’或萧亚轩似地索要一个忧国忧民作家的签名。他将爱上路上见到的一个姑娘,在他尾随她并试图与她搭话的瞬间,姑娘突然大叫‘流氓’,在见义勇为的路人帮助下将把他扭送公安机关……V一惊,提起他的滑板车时间机器,飞快冲下了楼,逃向自己的时代……”

内容概要

  在当代历史上,真的曾有过一个文化生活极其辉煌的1980年代吗?我认为没有。我们只有过一个对文化理解的质朴与饥渴同样惊人的1980年代。有关它们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和咀嚼,不少是后来被中年人(也正是那一时代的青年)放大的……  ——徐江    《启蒙年代的秋千》描述的是1980-1990年之间的中国内地文化。对1980年代文化时段里那些有代表性的切片,或善或恶,或喜或悲,都在“当代文化的演进”这一大前提下,给出的个人评价。  人们习惯上,把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的整个1980年代,称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启蒙年代’”。本书所记述的,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与事。

作者简介

  徐江,诗人、作家、文化批评家。生于1967年,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居天津,专事写作。  1991年创办著名同仁诗刊《葵》。2001年起,应邀陆续成为诗歌网站“个”、“唐”、“诗江湖”等论坛驻站诗人。徐江也是我国上世纪未出现的一个新兴文艺批评种类——“文艺酷评”的主要代表。2005年获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世界诗人》(混语版)评选的“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称号。  著有诗集《杂事与花火》(澳大利亚原乡出版社)、《我斜视》(青海人民出版社)、《哀歌·金别针》(中国华侨出版社),随笔集《爱钱的请举手》(人民文学出版社),批评集《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大出版社)、《十诗人批判书》(时代文艺出版社)等。有作品被译为英语、韩语、日语、西班牙语等文字。

书籍目录

起点与终点:从0到0(代序)第一章  风景与风俗建国门煎饼译制片与配音迷评书喇叭裤书市球迷德育演说家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天津火车站可口可乐北魏胡同桂风米粉店西安的公共汽车中关村广场从侯宝林到马三立广州站的蚊子北京亚运会第二章  文学和作家(一)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王蒙 张贤亮巴金叶永烈与科幻小说金庸朦胧诗北岛顾城舒婷台湾现代诗知青文学第三章  影像和偶像(一)中国女排容志行《排球女将》电视剧《霍元甲》“通俗唱法”李宁“天皇巨星”中国电影资料馆与北影洗印厂谢晋老导演们第四代导演高仓健与山口百惠《上海滩》施光南刘晓庆“85新潮”与劳申伯来华《父亲》和《上访者》第四章  思考者与学人王元化厉以宁朱光潜/宗白华王梓坤江平谢冕/徐敬亚刘小枫翻译家与编辑家第五章  文学和作家(二)重写文学史寻垠文学食指与严力张承志先锋小说(一)琼瑶和三毛汪增祺与阿城的乡俗小说第三代诗歌运动先锋小说(二)台湾现代诗:管管、夏宁、陈克华王朔海子之死第六章  影像和偶像(一)“威猛”来华《话说长江》与《洵殇》高加赫与吴天明林兆华第五代电影候德健李行《红高粱》吴宇森罗大佑“西北风”齐秦崔健《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张楚等七章  读本与读物《超越自我》外国文艺丛书诗苑译市市尼克松《领导人》《中国哲学简史》弗洛伊德热《麦田里的守望者》《情爱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三联学术文库汤因比《人·岁月·生活》萨特热马克斯·韦伯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卡夫卡加缪、迪伦马特、黑塞《百年孤独》走向末来丛书《伊甸园之门》《丑陋的中国人》《读书》杂志《山坳上的中国》《第二-性》《日瓦戈医生》与《跨世纪抒情》米兰·昆德拉《布赖顿硬糖》不是后记

章节摘录

建国门    建国门这个地方对于1980年代意味着什么?我没看到过这方面的文字。也许对于许多人来说,建国门就是建国门,无论他们住在北京还是别的城市,那地方充其量就是一个地名、一个公交和地铁车站汇集的地方而已。    这地方有中国最早建成的一批公路立交桥中的一座——建国门立交桥。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立交桥在内地的许多城市可都是稀罕物。它一方面象征了一个城市的建设是否具备了“现代化”的规格,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那座城市的财力。关于建国门立交桥,有两点可作谈资。    一、建国门立交桥的最初设计理念是将自行车、行人与机动车进行分离的,但进入1990年代以后,机动车数量飞速增加,那条曾经专门为非机动车设计的道路,已经成为了机动车的辅路,自行车和行人的利益被忽视掉了。这大概又能从一个侧面向人们证明,许多事情确实不能用“新的就比旧的好、就比旧的合理”来判断。    二、有一种观点指出,立交桥和环路的建设破坏了“德胜门和建国门观象台等具有历史文化代表性的景观”。    这第二点可能更能吸引我。因为自从1985年到北京上大学,我无数次地经过建国门,但真的对“建国门观象台”没有印象,德胜门那个倒是知道。记忆中,建国门这地方令我念念不忘的有两点。一是地铁。从积水潭坐地铁到建国门,比从积水潭坐地铁到北京站更快,下车的时候站内也更清静(现在随着建国门地铁站成为中转站,这种清静已彻底成为历史)。出了站穿过一条小巷,同样就到了北京站。大学四年,很多时候我都是选这条路去北京站回天津的。    再就是书店。建国门附近有一家书店——中国社科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在那里你能买到一些感兴趣的偏学术类书籍。北京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大的、货仓式的图书市场或书城,不少相对专业性的书籍需要跑到一些出版社自办的书店去买。大一点的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还好说,小的只好由你自己去摸了。其中稍好找一点的是西四的电影书店,建国门中国社科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就算偏冷门一点的。与之类似的大概还有在魏公村中央民族学院(现在叫民族大学了吧)的书店,在那里能找到些别的地方难见的民族或宗教类书。    不同的记忆里,建国门故事的剧情是不同的。建国门有时会让我想起“蒸蒸日上”这个词。记得某个秋天,我跟一帮同学去那儿附近的饭馆吃饭,突然听到身后诗人桑克在喊:“看,盖起来了,盖起来了!”他指的是建国门那儿正在施工的一幢高楼。众人看看那座楼,又扭过头看看桑克,异口同声呵斥:“关你屁事!”        煎饼    因为是天津人,从出生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都在天津度过,我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天津的事。先说我在那个年代天津城建的一个亮点——天津南市食品街——上吃到的煎饼。    改革开放快三十年,不少其他地方的人终于除了“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外,还知道了“天津煎饼”的名头,这也算是对我故乡理解的一个小小进步。    不过大部分人可能还是以为“天津煎饼”是搁白面做的,尤其是在北京开始吃“天津煎饼”的人们。他们吃的其实不叫煎饼,而是张贤亮小说《绿化树》里的主人公——劳改犯章永磷偷吃的糨糊饼!在我看来,有一阵北京街头小贩清一色贩卖的这种白面糨糊“煎饼”,绝对是对“天津煎饼”的污辱。    纯正的“天津煎饼”是不放白面的,也不屑掺玉米面,而是清一色的绿豆面!而且所配的辅料也极简单,就是葱花、面酱。到1990年代,受流行的饮食习惯影响,还要撒芝麻、孜然,加抹辣酱、乳腐等,花样是层出不穷、日益丰富,但是大家都忘了一点:那样一来,吃煎饼的人就再也品不出绿豆面的香味了!好在摊贩们往绿豆面里掺玉米面和白面的浙渐增多,许多没尝过老吃法的人也不讲究这个。    虽然叫“天津煎饼”,可我是到了初中的时候,才第一次吃煎饼。那时天津的南市食品街刚刚建成,簇新的城墙一片夺目,里外聚集了不少饭馆和小吃摊。我也跟着家里人去逛。当时,我还从未见过把油条包到薄饼里的吃法,而且薄饼在摊的过程中还要另行打入鸡蛋,一切都觉得新鲜。1980年代初期,城市的小商品经济可没有农村方便——早点一般都是国营店经营。在天津,都是清一色的豆浆、豆腐脑、锅巴菜、大饼、油条、油饼这屈指可数的几种,连卖包子、馄饨的都没有,卖煎饼的个体摊位就更少见了。煎饼摊儿的出现是在南市食品街建成以后,才慢慢地、一点一点、不被人察觉地悄悄出现在街上。至于馄饨摊、煮方便面摊,还有傍晚至午夜时分的砂锅排档的出现,则还要等到1990年以后。    饮食的丰富与否折射着时代,也折射着人的心态。我最早吃过的纯正“天津煎饼”,只放一个鸡蛋,后来到1990年代,渐渐开始流行搁两个。这一来说明大家开始讲究营养了,二来,显然人们能用于早点上的花销也在增多。这说明个人经济水平有所升高。不过个人的体验,如果是纯绿豆面煎饼,两个鸡蛋多少还是会影响味道。我还吃过一种山东做法的大煎饼,原料彻底是杂面,跟我理解的“津味儿”已全无关系。    纯绿豆面的“老煎饼”,现在做的人越来越少了,就像上海朋友所说,那里卖早点的,已很难再见到旧时代的“糍饭”,只能从台湾口味的“永和豆浆”这路快餐店里的“咸饭团”中,依稀找一点变味的安慰。天津大部分煎饼摊如今都开始往绿豆面里掺其他面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可以理解,纯绿豆面成本高,价钱一贵,那些不明就里的顾客来得少了,反而影响到销量。    也有一两家认死理儿的老师傅,恪守着不掺杂面的规矩。我家附近就有一户做煎饼的小摊儿,每天早晨需要排队,十到二十分钟不等。轮到我了,一句“老吃法”算是招呼,和老板彼此淡淡一笑,然后看他慢悠悠地把绿豆面糊在平铛上铺开,鸡蛋被小木刮子敲碎、铺开,缕缕细细的白气从铛上升起,然后静静等着他放上油条或薄脆,再包、抹,直到一套正宗煎饼的完成。等的那一刻,我和他都不会去想这“固执”的做法能坚持多久,他为口粮而劳作,我为口腹而等待。民间之物何必奢谈什么文化,只在那得自岁月的自生自灭的等待中,享受短暂的怡然。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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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历史上,真的曾有过一个文化生活极其辉煌的1980年代吗?我认为没有。我们只有过一个对文化理解的质朴与饥渴同样惊人的1980年代。有关它们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和咀嚼,不少是后来被中年人(也正是那一时代的青年)放大的……     ——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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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年代的秋千(共2册)》由徐江主编,描述的是1980-1990年之间的中国内地文化。该书作者对1980年代文化时段里那些有代表性的切片,或善或恶,或喜或悲,都在“当代文化的演进”这一大前提下,给出了他个人的评价。本书相当程度上——起码在言说方式和阅读层面,似乎会给人以诗人徐江个人成长史的感觉,是他个人成长中的看说听读唱念做打,是诗人成长中的文化背景的夫子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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