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逝的天堂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美) 康拉德.科塔克  页数：262  译者：张经纬,向瑛瑛,马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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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带给我们另一些启发：科塔克研究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巴西渔村，这个南美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后半程率先走上了现代化、全球化之路，走在了中国的前列。曾经摆在巴西社会、巴西渔村面前的社会、文化、生态、政治问题，今天同样摆在了追求现代化、面临社会转型期巨大变革的中国人眼前。工业开发对农村土地的开发与利用、传统生计方式在工业化面前的转型、城市扩张与乡村发展、工业进程与环境污染、旅游开发与商业化进程，以及新宗教的出现、新社会分层的涌现、外国人／外来移民者日益成为城市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包括亲属关系在内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等，一切都似曾相识。相同的问题在追求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中国同样涌现：工业与污染、农村征地、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都是发展过程中引人注目的问题，如何借助人类学的视角，理解并认识中国飞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新情况，或许是科塔克从南半球带给我们的一块“他山之石”。

作者简介

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196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位；196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系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系主任，1968年任教于该校。1991年因其多年来的教学工作受大学及密歇根州政府表彰。1992年荣获密歇根大学文学、科学与艺术学院杰出教学奖。1999年美国人类学会（AAA）授予科塔克教授AAA/梅菲尔德奖，以表彰其在人类学研究生教学方面的卓越贡献。
科塔克教授曾在巴西（自1962年）、马达加斯加（自1966年）和美国进行民族志田野调查。他主要研究地方文化与更大体系的整合——与抗拒整合——过程。这一方向将他早期对非洲和马达加斯生态与国家形成方面的研究，与新近关于全球化变迁、国家与跨国文化及大众媒体的研究联系在一起。

书籍目录

中文版译序
前言
致谢
主要人物
第一部分 变迁的故事
　第一章 前世：60年代
　　开始纯属偶然
　　60年代
　　马林诺夫斯基和小型项目
　　这是一个世外桃源
　第二章 今生：通往1980年的道路
　　人类学客观分析的障碍
　　1980年：“整个世界都在向阿伦贝皮开放”
第二部分 桃花源
　第三章 平等结构
　　开放的个体化社区
　　亲属关系的成本和收益
　　性别问题：大男子主义和男女不平等
　　种族关系
　第四章 渔民精神
　　船员的生活
　　在平等社会中脱颖而出
　　捕鱼地点之谜
　第五章 更大的池塘
　　保护人的荫庇
　　在外部世界游历
第三部分 悸动桃花源
　第六章 褐色的阿伦贝皮
　　职业分化
　　机动化与渔民合作社
　　从技术到财产
　　分层的兴起
　　成功的魔力和宗教的发展
　　创新和过度捕鱼之忧
第四部分 现实
　第七章 梦想之地的又一轮新日
　　土地细分
　　人口增长
　　熟悉的外来者
　　租赁生意
　　嬉皮士手册
　　嬉皮村的状况和文化
　　黯淡的象征
　第八章 不在捕鱼，就在巴西钛业上班
　　更大的渔船和远距离捕鱼
　　机动化与合作社
　　……

章节摘录

　　分歧出在哪里呢？普通渔民和不成功的船长们，安于用运气来解释一些船长比其他人捕鱼更多。“有些船长运气好，他们不管在哪里下锚都能捕到鱼，”一个普通渔民说。实际上，说到运气的这个人不想承认一些船长比其他人做得好，也不想承认人们在捕鱼、生活方式和对渔民协会的贡献上的差异，表现了不同程度的成就。普通渔民和不成功的船长看不出船长之间的差异。他们认为，虽然一些船长似乎现在比其他人运气好，但他们所有人还是平等的。　　这些人将成功归于运气，拒绝承认成就大小的差异，与最成功船长们的想法有极大不同。那些属于群体（1）的最成功的船长们，有完全不同的侧重点。他们强调个人价值的体现，商业头脑，以及努力、计划、管理和再投资的回报。　　成功的船长们并不吹嘘他们的成就，但却承认一些船长比其他人要优秀。托梅解释说：“捕鱼量最大的船只捕鱼最规律。那些船长出海最久，他们的船员工作最努力。”托梅像我之前一样将船长分为三个群体。“一流船长”指的是年轻、努力工作的船长兼船主（如托梅），或是给渔民协会作出贡献最多的渔船合股人。托梅给成功所下的定义，也揭示了另一个主题：对捕鱼位置的准确判断（见下一节），这会和捕鱼技术混在一起。　　从托梅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二流船长”的困惑，他们“目光短浅”，没有“一流船长”对渔民协会的贡献大。在这一分类上，他还加入了以前成功的船长们，现在“不再能看清捕鱼点的位置”。他们大都是德高望重的老船长，十五或二十年前都属于“一流船长”一类。　　托梅认为，“三流船长”是所有年龄段中从没成功过、永远也不会成功的人，主要因为他们灌了太多朗姆酒。他们大都不是船主，捕鱼对他们来说只是个任务，他们在船与船之间换来换去，对其他船员没有忠诚可言，有时也替其他船干活。由于醉酒或疾病，他们经常错过捕鱼，其他船员也是彼此彼此。除了托梅认为群体（2）“目光短浅”，他对成功的决定因素和同侪的分类，与我的想法一致。　　不成功船长和普通渔民的观点则有所不同。他们眼中运气或机会这样的成功因素，只能解释短期差异。长期来看，好运不会对每个渔民厚此薄彼。客观分析还是支持成功船长的观点。真正决定长期产量差异的因素，是一些体质和人格特征，是这些因素，使得有些船长成为优秀渔民。　　……

用户评论 (总计19条)

•   还没有读，很期望看到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巴西。
•   粗略翻了下 ，应该不会失望啊 被女神借走了。。。
•   非常具体 生动
•   说的是巴西，其实我们也在经历。
•   　　长久以来，书写民族志的人类学家之间形成了某种不成文的规矩：和旅游局对着干。
  　　既然旅行的核心诱惑在于“差异”，那么宣传机器的首要任务就是，制造差异和惊奇的公共符号，以迎合这种极具消费能力的诉求。
  　　现代个体感知到的“自我”，是灵魂脱壳的。它比此前任何时代都渴望脱离肉身，拘囿于各种必然性、粘着在特定场域中的肉身。也因此，现代自我是饥渴的，为了给昂贵的可能性和幻觉自由买单，它挥金如土。
  　　这不是传统人类学家干的事吗？大老远去马达加斯加的丛林、太平洋上的海岛，不就是为了逃离本文化的桎梏吗？他们的罪过，不就是没有“发现”异文化，而是重新“发明”传统吗？
  　　事情要从六十年代的内部意识形态斗争说起，好吧，故事太长，直接翻到最后一页，人类学家矫枉过正，把地方文化中的“同”推向前台，“异”拉回幕后。本书就是此类民族志的典范。
  　　我们看不到巫术禁忌、诡异的婚姻制度，复杂的象征系统，我们看到的是在外部世界变化的大图景中，理性计算的行动者成王败寇的案例，听起来怎么有点像MBA课程。
  　　如果你读得仔细，你会发现流畅的叙述（流畅的叙述是卖点，但必然是以破坏事实为代价的）中时不时地，跳出一些概念和事实，像骨头卡在喉咙里，不吐不快。多妻婚姻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孩子的教父母和亲生父母之间有很强大的性禁忌？为什么不能接受分娩时做外阴切开手术？这些是否有助于理解当地人（经过某种认知-动机-行为）的心理机制，当村民之间贫富差距拉大时，为何嫉妒完全指向外来者？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大量涌入的财富来自外界，这不足以解释他们为何“无视”（或者不可言说）内部差异，仇富心态完全可以超越身份划分，事实上为了疗治普遍的红眼病，有些村民甚至动用了巫术。
  　　人类学民族志区别于民俗学的地方，或许在于阐释的深度，这往往意味着人类学家需要有做“理论”的胃口。追根究底，缺乏一定的理论装备来帮助探测他文化的核心“症候”，我们能做的只是以己度人，而做人类学的原发性冲动一定是对封闭自循环体系的恐惧吧。
•   　　阿伦贝皮位于巴西巴伊亚州，因其原始的自然风貌和华丽的异邦想象，曾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吸引了大批嬉皮士来此建立世外桃源。当然，让这个巴西小村庄出名的既不是米克·贾格尔也不是詹妮丝·乔普林，而是一本叫做《远逝的天堂》的书。作者康拉德·科塔克于1962年作为哥大民族志调研项目的一员来到阿伦贝皮，没想到这次偶然的到访激起了这个大三学生的好奇心，在往后的四十多年中，作者携妻子多次回访，最终写成了这本教科书级别的历时性民族志研究力作。
  　　
  　　这是一部更接近社会学的人类学著作。对偏远、非主流、异域文化的静态考察，让位于多层次的动态刻画。四十年的叙述跨度，让科塔克的视野不只聚焦于翻译奇异的风俗，而更注重研究地方文化与更大体系整合中所发生的交融与对抗。从六十年代的平等社会，到七十年代的嬉皮士浪潮，从八十年代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直至90年代后的全球风险社会，这个叫做阿伦贝皮的社区不断变换着她的标签。面对形形色色的外来冲击，阿伦贝皮有接纳也有抵抗，表现出一种积极的自我调适过程。
  　　
  　　60年代，当科塔克初到阿伦贝皮时，“社区的经济差距不大，权利分化也不明显，人们心里还保持着彼此之间都是亲属的想法。”尽管村庄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很大，她依然远离了巴西的权力结构。在这个层面上，阿伦贝皮接近经典人类学的研究范本，异域风情，自给自足，相对封闭。然而70年代的发展与动荡席卷了一切：城市中产来此度假，嬉皮士大量融入，捕鱼业也进入机动化时代，村庄被迫开始了她第一波的调适。当时的科塔克不无怨怼地说：嬉皮士与其他数以百计的过客、度夏客和永久居民一道，将外部世界的文化模式引入阿伦贝皮，与此如影随形的还有新的恐惧、渴望和不安全感。面对艰难的调适过程，村庄人开始诉诸宗教，并创造出一种排外文化。本地人开始使用“中产阶级”和“富人”之类的词汇，并将此投射向社区的外来人口。怀着对于过去平等岁月的留恋，当地人对创造外界财富的游客、嬉皮士、度夏游客、工厂做工、外来渔民产生了一种自发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一直延续到80年代，社会财富继续增加，传统的平均机制消失，嬉皮士潮退却，冒险家们成为了永久居民。然而村民依然没有接纳这些曾经的闯入者，他们将嬉皮士归于窃贼，将之放置在正常的生活之外。污名化的想象构成一种政治学上的话语框架：首先是“标注“嬉皮士为靶子，然后将社区堕落”归因“为他们的盗窃行为，最后”引导“本社区成员将之边缘化。于是，以往的个人越轨被归入社会疾病，个人偏常上升为群体政治。
  　　
  　　作者笔下的公共领域也在萎缩：普通女性从来都被排除在公共空间外，”能够最大限度接近公共空间的女性是女商人、小女孩、酗酒者，以及精神病人。“之前，集体洗衣时间还可以被看做一种信息交流平台，80年代，就连这种日常生活的政治都变成了各自用井水分开洗衣。男性主导的公共空间也濒临消失。从前，渔民们一起在泻湖洗澡，在酒吧集会，在教堂畅聊。后来，泻湖因为工业的进入而发生污染，渔业自动化和捕鱼多样性使得出航时间错开，教堂则被一些酒鬼占据，所有的一切都在慢慢拆毁当地的社会生活。一方面，社区精神衰落了，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也开始兴起，人们更多为自己考虑，不再转向传统社区寻求帮助。
  　　
  　　村庄内并非没有积极的信号。以巴西钛业为代表的工厂吸纳了年轻的劳动力，为当地人提供了收入较高的工作，并提高了当地的教育水平和代际流动速率。国家公共服务的介入和统一标准的制定使得社区卫生改善，生育下降，儿童夭折率降低。特别是科塔克后期对于电视的研究显示，巴西电视不仅提高了部分居民的社交技巧，促使他们形成向上流动的愿望，更启蒙了对社会问题的自由主义观念。阿伦贝皮的受众绝非媒介环境学派批判的那样对娱乐文化照单全收，而是积极将媒体上新出现的观念和信息融合到个性化的生活当中去。
  　　
  　　随着科塔克与妻子贝蒂造访次数的增加，阿伦贝皮渐渐接纳了这对熟悉的陌生人。“虽然我们就是这场中产阶级和外国人侵入未经察觉的序曲，但我们早已为当地人所吸引，休戚与共，并因之而融入了他们更深层的社会历史当中。”
  　　
  　　与奈吉尔·巴利在《天真的人类学家》中时不时的自嘲不同，科塔克自始至终都带着一种研究者特有的较真。面对陷入僵局的对话，年轻的科塔克脑海里浮现的榜样是马林诺夫斯基。换做奈吉尔，估计会直接引用马氏那部激起众怒的《一部地地道道的日记》，对人类学家的普遍困境再作一个注脚。四十年后的2004年，当年的本科生已经成家立业，连子女都成了人类学者，人类学本身也在经历着裁汰与整合，科塔克却始终以不疾不徐的语气描述着他笔下的社区。很多早期的采访者都去世了，然而正如书中一位重要研究对象阿尔贝托的女儿所言，A vida continue（生活还在继续），社区依然在向着未来的各个方面，伸展着她繁茂的枝叶。
  　　
  　　书的封面上印着这么一句话：人类学找寻的并非传统，而是变迁。很难用简单的情绪话语和学术框架来描述阿伦贝皮这四十年的的命运，殖民话语、仪式抵抗、身份政治、风险社会，都是强有力的解释维度，但也只代表看待这个过程方法的一个侧面。变迁带来的强权和赋权彼此缠绕，受害者和得益者相互掺杂，就像所有的个体化和现代化一样，复杂性代替了单纯性。科塔克是对的，在追寻事实的道路上，天堂的远逝不可避免。
  　　
  　　
•   　　http://gcontent.oeeee.com/2/bd/2bdc625250f89f62/Blog/bea/4b66ba.html
  　　
  　　
  　　小渔村“被全球化”
  　　 发展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全球化到底能不能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带来福祉？这些问题谁都无法给出准确的解答。
  　　 有人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发展的受害者。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阻碍资本流动的国家边界被消除了，人们的生存资源在自由贸易的世界中更易于被掠夺，他们的生存权则遭到了更迅速和残酷的否决。
  　　 但是君不见，乡间的小路慢慢地变成了高速公路，新的楼盘一天天在农田上拔地而起，打工仔变成了小老板，富士康跳楼案例再多也抵不住全球追捧N ew iPad的狂热，整个社会仍然大踏步地前进着。如果说发展令穷人受害，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农民工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即便是在城市边缘的城中村勉强落脚，也要成为城市当中的新一员？
  　　 这不是一种发展的悖论吗？
  　　 这种生存与发展矛盾交织的社会形态，到底隐含着怎样的文化密码？美国人类学家康拉德·科塔克对巴西的一个小渔村巴伊亚州的阿伦贝皮进行了长达四十二年的跟踪考察，见证了这个天堂般美丽的边远村庄卷入全球化的全过程。他的这本《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或许能给我们为全球化发展而纠结的难题带来一丝清新的思绪。
  　　 科塔克师从著名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从1962年开始，直至2004年，先后九次前往阿伦贝皮进行民族志调查。该书从渔业兴衰、旅游业繁荣、嬉皮士文化入侵、工业污染、电视信息爆炸等诸多方面，详实地记录了阿伦贝皮四十多年来的社区发展和变迁，尤其是对于这个处于世界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小渔村如何“被全球化”的轨迹追踪，令我们可以从全局的视角，洞悉一个社区文化变迁的全过程。
  　　 对于我们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而言，阿伦贝皮就是一块“社会变迁的活化石”。正如译者张经纬所言，相同的问题在追求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中国同样涌现：工业污染、农村征地、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冲突，如何借助人类学视角，理解并认识中国飞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新情况，或许是科塔克从南半球给我们带来的一块璞玉。(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被污染的海边天堂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阿伦贝皮面临着糟糕的公共卫生、营养不良和较高的婴儿死亡率，即便如此，它仍是科塔克眼中的“桃花源”。那个时候的小渔村，虽然有着大男子主义、男女不平等的性别问题，但整体上来说，仍是一个具有平等价值观、没有社会分层的淳朴社区。依靠风力进行捕鱼是阿伦贝皮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开放的经济等级，令那些勤奋、有商业智慧的阿伦贝皮人很容易获得较高的成功机会。
  　　 最令科塔克吃惊的是，几乎没有人具有政治身份。村里只有一个政府任命的警察，领着很低的薪水，却连政府提供的左轮手枪都不敢使用。科塔克这样回忆着这个“寒碜”的警察：“他没有逮捕过任何人；监狱一直空无一人，除了偶尔会有游客获准在里面睡上一晚。”这在如今，放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
  　　 然而这一切在六十年代末开始发生改变，直到八十年代，天翻地覆的变化发生了。(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众所周知，1968—1974年间巴西出现了年均增长11%的经济奇迹。作为与大城市毗邻的阿伦贝皮，从1965年开始就在社会关系和处事方式上受到了外部世界的诸多影响。随着巴西经济的爆发式增长，阿伦贝皮的人口也在逐渐膨胀，交通状况改善，建筑业和旅游业逐渐兴起，带动了当地经济的繁荣。但发展的后果则是给当地带来了众多的外来的嬉皮士和工业污染。(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巴西钛业从1967年开始就加快了在阿伦贝皮附近铺设公路的进程。这家由德国拜耳公司控股38%的公司，承担了铺设阿伦贝皮通往外部世界道路的大部分费用，让更多游客更容易来到这里，但他们也是阿伦贝皮的污染之源。巴西钛业排出的硫酸亚铁和硫酸，渗进了泻湖，倾入近海，令靠海维生的阿伦贝皮人的生计岌岌可危。随后的媒体报道，促使国家和公众舆论对工厂施加压力，直到1980年巴西钛业制定更有效的污染控制办法，泻湖污染的事情才告一段落，但硫酸已然不断排入近海。六十年代的阿伦贝皮，男人们打渔归来，把渔具卸下之后，一起去泻湖洗澡，悠闲地在教堂门口抽烟闲聊；而在1973年夕阳斜照下，被污染的泻湖已经没法让男人们一洗疲惫，渔民们从返航的渔船上走下之后，便各自分散回家了，只有一些老男人和酒鬼在教堂门廊前流连往返……
  　　 与此同时，巴西钛业也为阿伦贝皮人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七十年代的阿伦贝皮人，不是驾船出海捕鱼，就是走在去巴西钛业上班的路上。不仅如此，建筑业和旅游业的兴盛，也为当地人创造了更多渔业之外的就业机会。科塔克注意到，到1973年，大多数渔民把他们十多年前种的农田卖掉，用这些收入扩建房屋，招揽游客。渔监局对机动化渔船的推广，也让越来越多的当地人放弃风力渔船，改用机械动船。渔业技术的变化也引起了船长和船员关系的变化，进而影响到阿伦贝皮社会分层的出现。
  　　 等到1980年，科塔克再次返回阿伦贝皮的时候，那个昔日平静的小渔村，已然变成了一个喧闹的旅游小镇。曾经依靠大海自给自足的渔民们，感受到那一年的全球能源短缺危机，他们不断抱怨着汽油短缺带来的旅游和商业的下滑，这是科塔克感受到的强烈的“第二次文化冲击”。
  　　 电视的意义
  　　 在1973年，阿伦贝皮就拥有了第一台电视，一个叫露米妮塔的本地女人买来一台电池供电的电视。那一年，科塔克第四次来到阿伦贝皮，他记得，每晚聚在露米妮塔窗前的人们，对着那台不断闪烁着模糊不清的黑白图像的小盒子，议论不停。这些巴西渔民和中国第一批电视用户一样，面对这个神奇的小盒子兴奋不已。《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的作者郭建斌在2001年去云南独龙族村寨进行电视研究的时候，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那时候的独龙村民家很少有电视机，主要是在村委会看电视，独龙族人对电视颇有新鲜感。当他2011年底再去的时候，很多人家都有电视机了，并且还有V C D，使用水轮机自己发电，什么时候想看都可以看。全世界的发展故事都有似曾相识的前世之缘。
  　　 这个南美渔村的电视使用情况也大体如此，1977年，巴西国家电力系统接通了阿伦贝皮的电力设施。科塔克敏锐地留意到，电气化的实现和电视机的到来，让阿伦贝皮人有机会参与到全国性的交流体系当中去，他们可以通过电视频繁接触外界信息和城市文化，阿伦贝皮人心目中的“想象的共同体”，随着信息爆炸，逐渐生成。在那之前，当地人很少有人明确意识到他们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需要交税、参军、填写政府表格。
  　　 科塔克发现电视在阿伦贝皮具有两大作用，激发对知识的好奇和渴望，以及提高认识外界社会并与之交流的技巧。1984年，他着手电视调查的时候发现，阿伦贝皮人认出迈克尔·杰克逊比认出巴西总统候选人还要容易。电视也让村民们可以更加熟悉城市和全国规范，在和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更加自信。娜迪亚就是一个例子：1984年的她只有一台收音机，与人交谈时非常腼腆害羞；1985年，她家购置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再遇到科塔克的时候，像换了个人似的，显得非常开朗、自信。科塔克认为电视并没有隔断娜迪亚和世界的联系，反而提高了她的社交技巧。这个观点延展到我们对于互联网的认识也是一样，早期的互联网研究认为网络会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而在如今，没有人会否认网络的社交属性。
  　　 个人选择的力量
  　　 作为旁观拉尔贝克四十多年的科塔克，又如何看待席卷这个巴西渔村的全球化进程呢？
  　　 在科塔克的印象中，八十年代的阿伦贝皮比1973年要更大更干净些。那时候，老朋友的儿子杰米中学毕业长大成人。他是一个铁杆电视迷，在巴西钛业谋得一职，薪水很稳定，常看电视的他关心1980年的美国大选，关注圣保罗的罢工新闻。他和其他年轻一代阿伦贝皮人认为在，巴西钛业工作是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渔二代”为现在的生活感到骄傲。
  　　 1980年，科塔克即将离开阿尔贝克的时候，他不知道旅游业的吸引力还能维持多久，他担心污染会毁掉这个令他魂牵梦绕的天堂，他不知道下次故地重游时，村妓朵拉能否建起自己的房子，阿伦贝皮曾经最有钱的托梅能否东山再起。
  　　 而到2005年本书第四版出版的时候，科塔克则更加积极地肯定了阿伦贝皮人在全球化进程做出的个人创新的重要价值。他认为这种个人选择的力量，能够对“外部信息加以自己的修正、诠释、加工、抵抗或排斥”。正是这些不断适应变迁的个体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或许旧的天堂已然消逝，新的梦想还在不断涌现，正如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乌尔里希·贝克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失控的世界里，过自己的生活”，也许才是正途。
•   越來越複雜……
•   基本看不下去
•   目测你们俩是故意的。
•   居然点了四个没用～大家都看出你的软文太水了啊，哈哈哈
•   竟然有4个没用了。哈哈。
•   我还点了个有用呢。。。
•   我也点了个有用呢。。。话说张经经老师使用标点的手法和我如出一辙。。。
•   在“和”字前面断开？
•   三个句号收束作结，啊哈哈。。。
•   。。。好吧
•   一路看來都挺好滴，就是最後一句 “在一个失控的世界里，过自己的生活”——cynical了，三觀呢～～
•   @涂尔干CANTON 个体化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