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论衡

出版时间：2002-8-1  出版社：北京师大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  

内容概要

　　历史学系是北京师范大学最早形成的系科之一，由1902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第二类”分科演变而来。1912年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1928年单独设系。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历史系并入后，办学规模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师资力量得到进一步充实。　　在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者，如李大钊、钱玄同、邓之诚、朱希祖、王桐龄、张星娘、楚图南、陈垣、侯外庐、柴德赓、白寿彝等先后在我系辛勤耕耘，奠定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坚实的基础。　　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系已成为国内历史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目前，历史学系拥有2个本科专业，7个硕士点，5个博士点21个全国重点学科，是全国高校中最早设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和最早享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历史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历史学系现有9个教研室、3个研究室和1个文物博物馆，在聘教授21人，副教授23人，讲师4人，其中既有国内外知名的教授何兹全、赵光贤、龚书铎、刘家和、顾诚、黎虎等，也有一批崭露才华的中青年学者。80年代以来，相继担任系主任的有白寿彝、龚书铎、唐赞功、郑师渠、晁福林、朱汉国教授等。　　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北师大历史学系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80年代初，历史学系对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在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成果获得了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近20年来，历史学系教师出版学术著作30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00余篇。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历史学系众多教师参与编写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被译成英、法、日、俄、西班牙等多国文字。国家主席江泽民等发来贺电、贺信，予以高度评价。龚书铎、顾诚等一大批教师的学术论著荣获国家、教育部、北京市或学校科研奖。　　本文集选编的只是北师大历史学系教师的一部分论文，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百年来历史学系的学术发展状况。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历史学系广大教师和北师大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存此一并表示感谢。

书籍目录

前言上　　编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历史动力学说之检讨谈史学遗产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凡农业与中国文化《中国史》自序应该怎样正确处理传说时代的史料《商君书解诘定本》自序汉代社会与汉代思想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汉初"布衣将相"浅论《水经注写景文钞》序宋代百家争鸣初探宋辽之关系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爱薛之再探讨《明季史料题跋》节选明代必里卫考明清两代的内阁制度章学诚之志例驳议《四库全书荟要》的编修《桑园读书记》节选《清代通史》导言王西庄与钱竹汀《近代二十家评传》自序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序美国的"新移民"与文化测验《圣鞠斯特》绪论柏林会议与西方列强对非洲的瓜分下　　编我所认识到的辨证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联系儒家孝道与家庭伦理的社会化正统论与中国文明连续性司马迁生年考辨读《庄子·徐无鬼》札记礼让与禅让--论周代"让"的社会观念变迁秦封泥的考古学发现与初步研究汉代的领尚书事述论试论班固及《汉书》中阐发的为国举贤才的用人思想客家民居特征探源--与汉魏晋北朝中原宗族聚居、大宅、坞堡关系论南朝襄阳的晚渡士族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唐代的选人与官阙论庆历荫补新制琉球民族与华夏民族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明代生员层的经济特权及其贫困化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长城：碰撞与融合的界碑清代回疆法律文化刍论姚莹交游述略鸦片战争前后的诗关于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之我见--兼与杨其民等同志商榷从粤筹三厂迁鄂看派系之争对洋务企业发展的影响康有为和廖平的一桩学术公案儒学与梁启超文化思想的演进……

章节摘录

　　个人对农业是一完全外行人，但生长农村，差不多前半生的生命都在农村度过，因此对于农村生活略有所知。　　讲到中国社会，不能说它完全是一个农业社会，大都市大工商业从战国后，两千年来不断向前，那能还说它是农业社会，但中国文化却可说确是一个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农业有它几个特征。从此等特征下产生了我们中国文化之许多特点。　　农业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从事农业定要外在条件，如天时、气候、温度、阳光、雨量、风，以及土壤、养份、河流、灌溉等。所谓天时、地利、物产，又必有许多动植物能和农业配合。这些条件都是外在的，中国人总称之日天，天给与了我们这些条件，但还得我们人的力量迎上去。农业是一项勤劳的工作，所谓粒粒皆辛苦，来处不易。我们中国古人所称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一个农村观念，一种乡下人想法，但实有它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中国古圣先哲则不过将此农村乡里人观念中的那一番真理，拿出来加以指点与发挥。　　若使没有外在条件，我们的人力就无所施。若使我们没有自身内在条件，一切天赋也就不能发生它应有的作用。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天人合一，或者也可说上帝同人类是一体的，也可说自然和人文是一体的。所谓一体，则只是合而为一之意。　　在此观念之下，我们的农业人生又有两观念随之而生。此两观念，须相互配合，不可偏废。一日乐天知命。外面自然条件所给与我们的，这是天意所在，我们该乐受。但又该知道天所给与我们的那些自然条件有限制，我们应知命。所以在乐天知命那句话之后，我们还该有一句话，即是尽其在我。该要善尽其在我内边自身的条件，才能与乐天知命那句话相配合。我们不该把此两句话分开，单讲乐天知命固不够，单讲尽其在我也不够。　　进一层说，我们人类一切的聪明智慧能力等等，也都是上帝赋给于我们，而此一切所赋也有限，一定还要靠外边条件。如此说来，尽其在我，也就是乐天知命。两句话本来讲的是一个道理。在乐天知命一句话之中，本已包有尽其在我之意。而在尽其在我那一句话之中，也已包有乐天知命之意。此两句话，相包相融。我们不能像一般宗教家，太信任了，拿大部份责任都交给于上帝，我们也不能像一般科学家，太偏激了，认为我们人类可凭自力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实际此项所谓改造与战胜还是有限度的。而且人类本身也即是一自然，不凭自然，何来改造，何来战胜。这些都是中国人的看法，实际上，这一看法乃从农业人生中来。从此看法中，建立起一套文化体系而又加以不断之前进，成为一传统，以直至于今日，所以我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农业人生之文化。　　继此还有第二点，农业人生和其他人生不同之点。农业人生必然常与生物为伍，因此在农业人生中，必然极富生命意义。也可说，农业人生乃与其他生物为朋友，做搭档。农业人生的对象则都是有生命的。农业人生，乃与其他生物相依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