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邱涛  页数：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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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晚清时期，中央和地方权力格局的发展趋势，尤其是自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以后至清末逐步形成的两大军政集团——湘淮集团、北洋集团，与清中央皇权之间权力关系的复杂演变过程，历来是学界瞩目的研究领域，经过百余年的研究，迄今仍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对于这一领域中若干核心问题，学界基本形成一些较为系统的看法，其中尤以晚清实力督抚专擅地方行政、财政和军政权力，逐步并最终形成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内轻外重”的政治权力格局的观点，最为盛行。大体而言，目前学界已有成果的总体取向，是着重对湘淮、北洋等地方集团分享中央权力的探讨，而对于清中央政府方面的应对和举措，较少着意。　　邱涛的《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正是对咸丰、同治时期清廷与湘淮系地方实力集团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战争过程中和战后时期的权力博弈，以及在地方实力集团强力冲击原有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情况下，清廷逐步采取的反制措施的演变过程，作出深入、系统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认为，咸同年间以至整个晚清时期，中央和地方权力格局变迁的大势是：政治权力格局的发展趋势总体上并没有呈现出中央权力不断削弱、地方权力不断增强的单向度、直线式的走向，而是中央在不断受到冲击、有所削弱的过程中。

内容概要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家“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科研实力颇为雄厚，在学术界声誉卓著。    近年来，北师大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陆续完成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始终处于学科前沿。特别是崭露头角的部分中青年学者的作品，已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为了集中展示北师大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也为了给中青年学者的后续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我们组编了这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希冀在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或为专题著作，或为论文结集，但内在的探索精神始终如一。    当然，作为探索丛书，特别是以中青年学者作品为主的学术丛书，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书籍目录

绪论  一、缘起  二、学术史  三、本书的思路和突破第一章 清后期国内政治权力格局的发展趋势  一、清后期国内政治权力格局的走向    二、影响清后期权力格局演变的思想因素  三、制约清后期权力走向的体制因素  第二章湘淮集团崛起初期清中央的主要对策及其演变过程    一、咸丰六年之前清廷对湘军集团利用和压制并重的政策  二、湘军集团争夺权位策略的变化和清廷政策的调整  第三章 清廷在湘淮集团全面实施“众建督抚而分其力”的政策  一、咸丰十年以后湘淮集团进一步向“封疆藩阜之任”冲击  二、清廷与湘淮首脑在湘淮督抚藩臬的安排、使用、调动上明争暗斗  三、清廷对湘淮集团全面实施“众建督抚而分其力”政策  四、清廷全面实施“众建督抚而分其力”政策后湘淮集团的分化状况第四章 清廷在重点地区继续分化、牵制、挤压湘淮集团  一、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四年，后胡林翼、骆秉章时代湖广地区的争夺  二、清廷和湘军集团在两江地区的控制与反控制  三、清廷与湘军集团围绕鄂皖战区督抚和水陆统兵大员安排的斗争  四、咸丰十年至同治十三年湘淮督抚任职和清廷牵制部署情况第五章 从湘淮集团内部分化的典型案例看清廷政策的成败得失  一、王鑫事件与地方督抚控制军队的需要：清中央政府的借鉴  二、罗泽南事件与清廷通过压制政策分解湘军控制权  三、沈葆桢厘金事件与清廷分解湘军集团行政财税权的策略  四、李元度案与清廷分化制约策略的深化第六章 清廷与湘淮集团在重职重位安排上的明争暗斗  一、清廷在同治三一六年围绕湘淮督抚的一系列重大黜陟  二、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廷和湘淮集团权力斗争局面的变化第七章 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围绕财税经税控制权力的争夺第八章 咸同年间围绕军队控制权力的斗争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曾国藩很多意见，虽有利于湘淮集团，但同时对清廷、战局也都有利，因而被清廷采纳。这种情况给人一种清廷在督抚任命上为湘淮集团所控制的错觉；而实际上，清廷在督抚人员的任免上，驳斥湘淮集团奏荐的情况也很多，有的情况似乎是同意湘淮集团的推荐，而细究起来，实际上清廷自有主张，只不过双方主张相合而已。　　咸丰十一年十一、十二月间，新授安徽巡抚彭玉麟以自己专带水师、不习陆师，不长于吏治等情，自请开缺。十二月十二日，清廷上谕：“彭玉麟沥陈下情，请开缺专意剿贼一折。安徽巡抚现在简用乏人，着曾国藩于所属司道大员内，择其长于吏治、熟悉军情者，不必拘定资格，秉公保奏一二员，候旨简放。”①十二月十七日，曾国藩也奏称“彭玉麟难离水营，业于上年十二月十七日专折驰奏，请简员接任皖抚在案。彭玉麟迭次奏陈不能赴任，系属实情”。②为了掩盖双方在争夺水师方面的矛盾，清廷似乎也在考虑他们的请求，故在十二月二十日的上谕中，有“当此皖省军情万紧，着即会同曾国藩、李续宜等筹商人才，荐贤自代”这样的话。但同时又说：“提督杨载福请假回籍，行抵何处？著曾国藩催令该提督迅速回营.如果彭玉麟可以赴任，庶水师不至无人统带。”③仍然想让彭玉麟出任皖抚。由于彭玉麟确也是不习吏事，不谙陆师，而安徽军情紧急，且曾国藩也坚不令彭玉麟赴任。最后，清廷在自身安危所系的紧急情况下，不得不任命李续宜为安徽巡抚。

用户评论 (总计13条)

•   很奇怪，湘军自曾国藩后再无领袖
•   　　以前罗尔纲等史家的观点，认为平定太平之乱造就湘淮兴起，以至于督抚权重，中央已不能有效控制，而这本博士论文通过详细的史料，得出结论并非如此，清廷运用众建督抚而分其力，人员调动，厘金核查等方式，对湘淮势力无论从用人还是经济上都实现了有效控制，咸同年间督抚在一地任职年限和嘉道年间差不多，清廷能有效的对督抚用人进行控制，并能随意调动。
  　　
  　　以前认为湘淮势力督抚占全国一半，然而本书通过论证得出，所谓占一半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得出这一结论是把跨度很长的一个时期进行综合统计，而事实上除了在平定太平之乱的高潮期外，湘淮督抚占据全国督抚比例并不具有多大优势。
  　　
  　　所以曾文正公在评定太平之乱后造反清廷必不会成功，清廷早已利用左宗棠，李鸿章等对曾进行有效牵制，湘淮系远非铁板一块，而是分化的厉害。且曾文正亦不可能造反，因为是时忠君爱国的儒家观念还是深入士人之心，其忠于清廷之心，对于清廷从草莽中选拔感恩之心溢于言表，远非至辛亥年间，儒家思想崩溃，清廷新政，科举废除，以至儒家忠君观念灭绝，清廷鼓励留学，留学日本之士恰恰从日本学习引进了西方的民族主义观念，以民族国家取代天下王道，清廷遂自己埋葬了自己
•   膜拜一下楼主。
  楼主是复旦历史系的研究生？
•   "清廷运用众建督抚而分其力，人员调动，厘金核查等方式，对湘淮势力无论从用人还是经济上都实现了有效控制"
  书没有看，不过，据刘伟在《社会转型中的晚清督抚群体》一文（收入《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章开沅等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一章）的分析。
  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光绪二十年]前，清政府借整顿收督抚权力，而督抚或推诿拖延，或公开抗争，致使整顿流产。其整顿包括1.恢复军需用款报销制度，2.整顿厘金制度，3.裁撤各局办公处所，4.收回就地正法权限，5.整顿军制收军权，6.规范督抚用人权[作者分析，认为只有中央黜陟权尚能起作用，所谓“有效的对督抚用人进行控制”，只怕于史不符。]等。这些举措都未能“实现清廷规复旧制的目的，反而出现了督抚权力的再扩展。”当然，刘也认为这种权力的扩展导致的新制度（如厘金、勇营等）建立，“对清朝中央集权起到了重要的修复作用”，使其“渡过了19世纪中叶的统治危机”。“但长远看，权力下放所造成的新制度又成为导致清王朝衰落的历史缘由”。
  所以，这个翻案的论文，貌似还要有更充分的论证呢。
•   我想问的问题在于既然湘淮集团当时没有做大，后来督抚集团是怎么做大的。书中可有介绍？
•   湘淮集团通过太平天国坐大是无可争议的，同样也有东汉州刺史借黄巾起义取得了募兵和征税权力。
•   做大和能否被有效控制是两回事，湘淮系在太平之乱后，并不能做到随意支配地方财源，这本书有自己的论据，大家一看便知
•   太平平定后，募兵吧，除非是中央需要，比如平回之类，而且需要中央批准，否则湘淮系并不能随意募兵。而且总数一直被中央限制和裁减
  征税吧，中央通过整顿厘金制度，协饷调动等措施，使得湘淮系并不能有效的控制地方财政使用，一切都须经中央之手调配掌控
•   但是湘淮集团毕竟有了自己的私人军队，到哪里上任就带到哪儿，跟传统的八旗绿营不同。
•   翻案的书可谓多矣，本书没有看过，不敢妄下评论。但就过往的一些经验来看，大都不成功。就楼主提到的几点稍微做一下评论。第一，之所以在太平天国时期以及之后，汉人获得了地方权力，根基在于满蒙的军队不能打仗了，即使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也不管用了。在剿灭太平天国和捻军后，湘淮军的功绩还有西北进剿回变和中法之战。但在甲午，淮军先败于海上和朝鲜，湘军继败于东北，从此全国精锐尽入于北洋和袁世凯。在这60年中，满蒙的贵族何尝真的拥有足够的军队控制力呢，又怎能真的控制住汉族官僚呢。所谓控制，一是传统思想，这个确实比较有效，所谓忠君爱国，还没人敢像唐后期的藩镇那样跋扈。二是，孝钦的手段和有胆识的人的缺乏，这个在出洋回国的逐渐增多后，有识见和才能的人逐渐增加，但敢于担当的人依旧是少数。其实曾左二人还是非常厉害的，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就提到过他们不勾结宦官，而李鸿章则和宦官深相结纳了。自曾左死后，李鸿章是一人独步了，但借用梁启超评价李鸿章的话，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而慈禧（也就是孝钦）还是很有能耐的，其娴熟的斗争能力也是当时无有朝臣敢于推翻满清的重要原因。虽然中央在表面上控制了财权和调兵权，但事实上当时中央的财政能力并不强，很多还是地方上自己筹款，例如红顶商人胡雪岩就为左宗棠向外国人借款。至于调兵的问题则只要看看袁世凯就明白了，湘淮军是北洋军阀的鼻祖，里面遍插私人，别的人来了也管不动，中央其实只拥有名义上的控制。督抚权重是越来越不可逆的趋势，到了庚子年的东南互保，则完全自主了，清廷又何来的控制。只能说咸同年间的督抚权重没有后来的那么厉害，而不能说中央完全控制了地方，因为中央就是满清，而满蒙的军队是彻底垮了，都依赖汉人的地方武装，权力的转移是个长期的过程。
•   同意ls。
  洪杨之乱后，地方督抚权力坐大是个长期的趋势。慈禧在的时候，用拉一派打一派的权斗手腕，一定程度上还能镇得住。到了光绪年间，地方上通过搞洋务[陈宝箴、张之洞这些]，地方主义已经很明显了。以至到庚子拳变，整出个东南互保。
•   所谓的督抚用人，省级的中高层官僚任用，都需要中央批准的，而督抚只有建议之权，那是否同光年间，督抚先用了人，然后只是名义上给中央建议，然后中央必然按照督抚的建议用人，这才叫真正的地方倒持，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央往往对曾左胡等人的用人人选予以否定，而委派虽为湘淮体系然为另一派别的人物进行互相牵制。比如曾系用左系人物牵制等等。除非是一时为了战争需要，而战后也立马调动人选，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并无松动
  再说到财政，地方用银在平定太平之乱后，交与中央的钱一分不得少，而中央通过调取协饷等方式实现各省之间的综合控制，地方并无如地方军阀般独立的财政控制体系，淮系算得厉害，一半用银也来自协饷，而中央可以由此有效的控制
  无论在财税和用银上，地方都不能对中央进行有效的抗争，李鸿章任直隶那么多年是个特例，然中央一旨之下也可以撤职调离，就是到了末期，袁慰亭如此炙热，清廷放椓他也只能归隐
  太平之乱导致地方势力渐大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远未到中央难以控制，地方做大的地步，在太平之乱后，同光中兴，中央对地方的离散力进行了反扑，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得到了加强。
  拳匪之乱造就中央威信丧失，这才是地方做大，中央丧失威信的关键因素。清末新政的一系列打造近代民族国家的改革措施，又导致地方士绅势力做大，而忠君爱国意识为民族主义取代，清室遂亡
  这里面关键一个问题就是，湘淮军是否里面遍插私人，别的人来了也管不动，中央其实只拥有名义上的控制。是否中央财政能力并不强，款项运用都是地方自筹，而无关中央，而这正是本书所论述的问题
•   湘淮军和北府军一样刚开始是朝廷为控卫政权招募的新兵，但逐渐开始了私人化的过程，最后成为一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