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余斌  页数：334  字数：1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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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作人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新文学作家中，就意识的复杂，思想的深邃而言，鲁迅之外，就要数他了。这样一个人，要透彻地理解他，实在是难。    周作人又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在新文化运动、新文学史上的功绩是明摆着的，其渊博的学识、散文的功夫一直受到世人的推崇。然而他在日伪时期又有过一段极不光彩的经历，对此他至死也没有悔过，即使我们不是给他简单套上一顶“汉奸”的帽子就算数，他人格上的污点也是不能回避的。    周作人一生过得基本上是一种平静的书斋生活，读书做文几乎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丝毫没有传奇性可言——找不出戏剧性的事件，甚至也没有多少趣闻轶事。这样一位传主的生平，要想写得生动有趣，有可读性，近乎不可能。    尽管如此，作者仍希望这本书能够使读者知道周作人这位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化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了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荣辱浮沉，他的是非功过。同时，他也希望通过对他思想演变大致轮廓的勾勒，帮助读者理解他何以走过了这样一条曲折的人生路。

作者简介

余斌，一九六○年出生，南京人。一九九○年在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执教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张爱玲传》、《周作人》、《事迹与心迹》、《字里行间》等。

书籍目录

新版题记一 老人转世二 家变三 读书滋味四 走异乡，逃异地五 洋学堂六 求学日本七 归来八 告别绍兴九 教书北大十 成名十一 青春期十二 迷惘十三 “自己的园地”十四 兄弟失和十五 斗士十六 “两个鬼”十七 小品文家十八 失节十九 “寿则多辱”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他大不多少，不常见面的表兄妹们在一起，不知比自己的家里热闹多少。过了一段时间，因皇甫庄的房子租期已满，两兄弟随大舅父移居到小皋埠。周作人的快乐时光仍在延续，这里最让他入迷的是娱园，这园子的主人秦少渔是大舅父的内弟，大舅父一家寄居在厅堂西偏的厅房里，他和鲁迅也便常有机会在园中嬉戏。娱园建于咸丰年问，说起来也算是名胜之地，可这时已是荒废了，扶疏花木、通幽曲径皆已不见，他的印象中，也就和鲁迅笔下“百草园”那样的菜园差不多。可是对于贪玩的儿童，这废墟却非常有趣，鲁迅笔下的百草园不正是儿童的乐园吗？其实他身边的事并不都是那么令人愉快，鲁迅就知道有人背地里说闲话，说他们是要饭的，颇感得了一点世态炎凉。他因为年纪太小，或者如他后来自己说的，“浑浑噩噩”，全然不觉。无拘无束，而一切又是如此新鲜有趣，乡下避难在他遂成了一个漫长而快乐的假期。快乐的时光过得快，不觉间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这时家里想风头已过，便接两兄弟回到家中。风头虽过，余波尚在。这一段时间里，周作人诚然是浑然不觉，家中的大人却一直在惊恐之中，四处设法探听消息，还要上下打点。为使周福清的罪案从轻发落，周家花了不少钱，还变卖了二十亩水田。周家原本家底就不厚，周福清在江西县任上被革职后，为谋朝廷重新起用，花钱捐了个内阁中书，这官是候补的性质，地道的闲官，没有什么油水，在京里的用度倒还要靠家中田庄上的出息维持。再有现在这一番折腾，周家的祖产也就抖落得差不多了。周福清犯的是科场案，在清朝是该当死罪的，往往是行贿受贿的双方都判死刑，有时要株连几十人之多。到清末，情形已有所不同，官场上多是敷衍过去，并不深究。周福清的案子原本也有可能从轻发落，一开始审他的苏州知府便是想含糊了事，说犯人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不想周福清倔脾气犯了，没一点人情世故，他在公堂上振振有词地说他并非神经病，有意思的是，还历陈某人某人，都是买通关节中了举的，也并未问罪。这下上面很尴尬，想含糊了事也不能了。只好向上汇报，依法办理。最后判的是“监斩候”，也就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周福清从此就一直押在杭州府狱中，八年后才总算获特赦出狱。直接受到牵连的，是周福清之子，也即周作人的父亲周伯宜，他被剥夺了当年参加考试的资格，而且还被革斥了秀才的名分，今后也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对于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这等于是宣布他永无出头之日了。家产荡尽加上名声扫地，前程无望，周家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周家的子孙从此必须习惯在困顿与屈辱中度日了。糟糕的是，祸事一桩接着一桩。不知是否与心情的压抑有关，周伯宜突然病倒了。一日，他坐在北窗下，突然大吐起血来，正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也不知吐了多少，很是吓人。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部小书是不许（“通俗易懂”的体例限制），不甘（不愿只是敷衍事迹，重复“公论”），不能（做不到对传主的透彻理解）的“三不”产物。之所以还拿出来重印，一是因于那一点“不甘”，虽非出诸我喜欢的形式，七折八扣的，多少还是留下了一点自己的思考，就算半生不熟，也是一种理解。二是有些朋友读过之后以为还算可读，对周作人可知其大概。他们大多是周作人的读者，并非专家，其判断让我相信，以十来万字的篇幅，对周作人生平做尚不算公式化的交待，这书也许对传主不无普及之功。　　——余斌

编辑推荐

《周作人》是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用户评论 (总计16条)

•   本书本来是余斌教授为中外名人传记丛书写的，对象是中小学生，因此写的浅显易懂，没有复杂的学术讨论，评价也很中肯，努力做到深入人物内心去探索周作人复杂的内心，挣扎，苦闷，苦中作乐的精神。周作人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颠倒黑白的时代，经历了很多不该也不能是一个读书人所能左右的事，很无奈，也是历史和文化人的悲哀。
•   读过后，让我迅速找来关于周作人的书来看。挺好。
•   较止庵的周作人传更简洁易懂
•   对于并非研究或需深入了解的文学爱好者而言，这一本传记足以了解周作人的周边。能够较为真实、客观反应周作人在中国文坛上的影响及文学史上的低位，也能使读者对民国文学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促进民国文学在当下社会能更更客观，更被重视地一步步展开。现今已是能更为客观地对待30年前那些人们轻易无法客观看待文章了。
•   比较满意。有压痕，不知是哪里造成的。
•   这本书全部都在写周作人的家族生平，无聊到死，好像把周先生的祖宗都说个透就是不谈周作人
•   真的很希望有更多更多的人来读这本书（我也一改吝啬把书借了出去，甚至不计较弄脏外皮）。 的确未料到余斌老师的《周作人》会给我带来如此的震动。最初决定阅读，是在一次偶然的翻阅中觉得那文字平实却透着引力，十分合我“口味”。一旦开始认真阅读……可能由于开始就知道最终的结局，所以读到他年轻时的抱负，他大师级的文化水准，以及与鲁迅的手足之情，更是忍不住去想他的失节，之后的被“封杀”，一路上心情都压抑而复杂。如果……历史没有如果，但仍让我惋惜到心痛。不是想帮周作人辩解什么，只觉得我们需要正视的勇气，政治上可能极难，但文化是要先行的。
•   拿过手就很有质感，不错的书！
•   　　 1922年，周作人开了一个叫“自己的园地”的专栏，他在发刊词里说：“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范围就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有本了他个人的自觉，用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在我看来，这段话也能概说周作人的一生，大多时候都在“自己的园地”里耕种和收获的一生。读他的小品文，平实淡雅，很难看出写于战火缤纷动荡不安的岁月，他似乎有一种“能力”，抑或说是“天性”，就是隔绝外界的纷扰，不理会当世主流价值观的评说，只是把心思和力量都放在“自己的园地”里，勤力耕种，这是他一生成就的源泉，也是他一生悲剧的根源之一。
  　　
  　　 小时候被送进三味书屋读“正经书”时，周作人就不是主流价值下的“好学生”，他一边读着“之乎者也”，一边已经另有所爱，当然，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兄长鲁迅的影响。他们看有图的画书，描画儿，读仙山鬼怪的故事，在百草园里徜徉，这些在大人看来都是“无用”的经历，却给了他独特的知识储备。
  　　
  　　 如何说童年看闲书的经历还源于一个孩子追求趣味的天性，那么进了位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后，周作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学堂的功课只求应付，其余时间里，他都按自己的意愿和志趣展开：读鲁迅介绍来的新派书刊，学外语，读文学书籍，他读《天方夜谭》，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换了中国的背景翻译出来，改名《侠女奴》发表在一本杂志上。此后又翻译爱伦坡、柯南道尔的小说，还自己进行小说创作。当时，即使在新式学校里，科举依然是社会上的主流风气，被视为“正途”，家里也曾写信催促他回家参加“县试”，都被他拒绝了。余斌在《周作人》里说：“似乎从断文识字起，他的进行着两种学习，一种社会、家庭、学堂里要求的，从三味书屋到水师学堂，都是；一种他按照一己的意愿志趣展开的，随兴致所至，没有特定的范围，却又一以贯之的线索……那些学堂里的正规课程，他很快便抛在脑后了，而他自学得来的东西却成为塑造他的人生观、他的修养以至他的个性的重要部分”。
  　　
  　　 到了日本以后，周作人开始了比在南京时更加自由的“自学”。他本是官派来日本学习土木工程的，但这个“正业”在他的生活中根本没有位置，他到东京后进了日语学习班，断断续续一读就是三年，“拿文凭”这样的概念似乎从来就没在他脑子里存在过，到离开日本时，他也只有一个法政大学的预科文凭，是在日本的六年里用一年去断断续续读书拿下的，其余时间，他都是和鲁迅一起，读书、译书，搞文学创作，筹办文艺杂志。他还通过广泛又系统的阅读，真正地开阔了自己的眼界。
  　　
  　　 从周作人的求学时代，已经能体味出他的性情不趋“时势”的一面，懂得自己的志趣在哪里，并努力在这个领域研究深入下去，专注于自我。只是在他悠然宁静的外表和生活状态下，其实有着比普通人更大的学问“野心”。
  　　
  　　 回国后，辛亥革命爆发，哥哥鲁迅情不自禁加入到革命的浪潮中，周作人则对外界发生的一切始终保持着“冷眼”，在举国欢庆的1912年1月，他写下《望越篇》《望华国篇》，在一片乐观中发出“逆耳”之声。民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县教育会主席，工作中，他一方面把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叫做“公事”，应付了事；另一方面，他开始了对儿童问题的理论研究，在教育会的刊物上发表相关文章，这虽属于工作范畴，但因为是他兴趣之所在，因此被他称之为“自己的工作”和“私人的事”。两种不同称谓，足以看出周作人对“自己园地”的专注与维护。唯有“自己园地”里的种种，才是值得他终生追求的事业。
  　　
  　　 周作人一生大多数宁静内敛，在“自己的园地”里过着读书写书译书的日子。《周作人》一书共十九章，大多也都平淡祥和，唯有两章例外，这从标题也能明显分辨出，第十一章《青春期》，讲述的是新文化运动及五四时期，周作人连续发表《人的文学》、《论黑幕》、《平民文学》，成了新文化运动旗手式的人物；第十五章斗士，讲述的是从1924年秋天女师大风潮，到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期间，周作人以笔为武器，和北洋政府和《现代评论》对峙，那时的他，甚至比鲁迅还慷慨激昂。
  　　
  　　 只是这两段时光都是短暂的，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内部分裂，逃过北洋军阀的学生们最终却死在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中，而中国的社会现实依然如故。周作人很快又把目光投注在“自己的园地”里了，他本来就一直对人生对社会有一种悲剧感，还是宁静的书斋生活最适合他。而对社会的失望，又让他自然而然把注意力转向自我，转向记忆中点滴平淡的美好。余斌写道：“周作人即使在五四的高潮时期也对群众运动存着一种恐惧，担心那洪涛大浪会将个人的声音淹没，对于他，个人的东西才构成自己真正的家园。一个像他这样视写作为生命的文人，这个人一面当然要寻求表达，而唯有文学艺术才能容纳个人化的内容。他写过诗，又曾经想写小说，可他自认没有这方面的才具：诗的情绪偏于浪漫，诗的语言倾向于浓烈；散文则其性质是家常的，语言与诗相较是平淡的，他觉得他的境界更接近散文而不是诗。至于小说，与散文相比，更倚重想象，周作人觉得那也非他所长。不宜诗，不宜小说，而又贪恋文学的个人况味，他自然而然地走向散文了”。于是，一系列文学价值极高的散文诞生了，《乌蓬船》、《故乡的野菜》、《北平的春天》、《风的话》、《雨的感想》、《娱园》，文字“平淡冲和”，和笔战中的周作人“简直判若两人”，和各种宣传各种“主义”的文章也有着相当的距离。
  　　
  　　 谈周作人，不得不提抗战时他失节一事。他也曾消极抵抗，而后或因为懦弱，或因为糊涂，或因为家事拖累，不管动机如何，总之是下水了，先是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学院院长，再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慰问侵华日军中的伤员，督导“治安强化运动”。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集体流亡大西南，周作人的这一污点，没有借口，永不能洗刷。或许在他心里，保护自己平安有稳定的生活来源、能继续在“自己的园地”耕种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民族大义的底线也可以跨过去。
  　　
  　　 周作人的失节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不管愿不愿意，他都只能待在“自己的园地”里了。周作人曾自嘲“寿多则辱”，我倒觉得，和很多知识分子相比，他被“养起来”，被迫只能在“自己的园地”里写文章译书，其实倒是一种幸运。从1949年到1966年，他写下了回忆鲁迅的系列文章，翻译了多部书稿，完成了四十余万字的《之堂回想录》，大多数的日子里，生活都还算清静。而那些争前恐后改造自己、49年后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毫无建树的知识分子，倒是真正的“寿多则辱”了。
  　　
  　　
•   　　刊于《现代快报》2011-01-02 文/陈嫣婧
  　　
  　　南大余斌教授近日重版了他的旧作《周作人》，在那么多的周氏传记里，是字数最少的。像周作人这样的大家，写得多往往比写得少容易，懂得舍弃无疑是这本传记最大的好处。但简洁并不意味着简陋，特别是在剖析传主复杂性时论及的某几点新颖之处，虽点到即止但细究之下也有不少值得人味的地方。
  　　
  　　曾经，与周作人在北大做过同事的温源宁这样描述他：“周先生总是温文尔雅，静若处子，说话有如窃窃私语，走路几乎像老太太……”这么一个文质彬彬的学者，恐怕很少有人会把他与“变旧造新”（唐孔颖达疏《诗经•大雅•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句：“作人者，变旧造新之辞”，其族内叔祖就此为他改名）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与之相比，他的兄长鲁迅却给人留下冲锋陷阵，身先士卒的印象，精神气质上似乎更近于热爱新事物的青年人。余斌指出，这可能与周氏兄弟在家中的排行有关，鲁迅是老大，责任心自然重，做的事情多显然也更具行动力。周作人身为二弟，从求学到工作，个人到家庭，无不得到长兄的悉心照顾，操心的事少了，他那要自由，要潇洒的心理，也因此得到了莫大满足，再不必如兄长一般在现实生活的疲于奔命中消耗他的生命力了。再者，周作人是学者而鲁迅是小说家，论说文字与小说语言何者更能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也同样影响了写作者的心性。作为思想家和学者的周作人，看人看书看自己，多是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心态；而小说家鲁迅，因创作与现实的距离隔得太近，纵然写起杂文，也是事事管己，样样关心的。
  　　
  　　但是，如果说学者的气派只是旧文人的行头，是封建势力的残余就错了。相反的，周作人的独善其身，恰是他“变旧造新”的体现。1919年，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新青年》上发表《人的文学》，这是略知现代文学史的人都耳熟能详的。窃以为这是他第一次开诚布公地大写“人”字，最大可能地拔高存在的意义。文章的着力点不仅在于文学，更在于人，文学中的也好，现实中的也罢，人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人道主义是当仁不让的载体。这对于重视群体意义而漠视个体价值的传统中国文化观而言，是真正的大逆不道，也是本质上的变旧造新。
  　　
  　　可是这文章里的主张，在新文化及此后的中国文化变革中，又得到了多少拥护和延续呢？文学多大程度上被还给了个人？浅近地说，文学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个人的自由？民族的自由？人性的自由？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若要拿这一主张去对照国情，都只能对比出一个不切实际的妄想。加之《新青年》的散伙，各种复辟专制的轮番上演，曾经的友好同仁因分属于不同的党派而先后被杀，在周作人看来，“利己而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理想生活”在文学中的表现尚且十分有限，如要落实到中，可真正成了一种“理想”而非“现实”了。
  　　
  　　周作人对维新思想的信仰遭遇到现实的强暴之后，他对当时现状虽然悲观，但个人主义在他本人身上的体现，却并不见得有所削减，反而变本加厉。他所坚信的“利他即是利己”以文学作为载体本无可厚非，因为两者都是理想化的、理论性的，但如把它挪移到生活本身，忽略人的现实处境，甚至将之与自身的贪婪怯弱本性苟合起来，企图混淆视听，那么这理论不但与写文章无益，更是害了它的创造者和践行者。
  　　
  　　周作人在抗日战争中附逆失节的事，一直以来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其根本也在于此。在这一点上，鲁迅的头脑毋宁是最清醒的，他对中国的现状也非常失望，对战争的胜利亦十分悲观，但这并非个人苟且偷安，贪生怕死的护身符。大义当前，知识分子怎能抱着事无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行动力在鲁迅身上一以贯之地体现，而过分发达的大脑却终是连累了事事皆被照顾优待，最终成了又一个钱谦益的周作人。
  　　
  　　周作人坚信新时代的象征便是以人为本，这在当时无疑是最前沿的科学了， 然他自己选择的道路，难道就能因着这以人为本的思想而避免赵孟頫，钱谦益之流的命运了吗？更何况外族侵略不比朝代更替，士大夫的风骨节气，古往今来何曾变过？树人不旧，作人不新，人生何其复杂，在“品”的高低上，即便是今人，又多大程度能跳出传统的评价圈子呢？
  　　
  　　（刊出之题目有改动）
•   我写的是余斌的《周作人》，自然只看书里给我传达的东西，这和钱理群等人的研究当然是有差异的。我的大学老师哈迎飞教授是研究周作人的，她的著作有五百多页，拿出来真是能砸死人，只是余斌本人并不希望通过这些学者的思想来写他的文章。如果要以周作人的研究成果来看这文章自然是失败的，区区一千多字与一本本专著如何能比？只不过我认为书评还是因基于所读之书的特征，方能写出评的价值吧。
•   照你的意思，不是依附余斌，就是依附学术咯？
•   我认为我也并非没有梳理，仅仅依附呀
•   不要争了，一本小书而已，二位不值得费这个功夫
•   这文章本来也是经他改过，只是观点还是我自己的。这小书其实并不怎么样，只是既然出版社委托我写，总要尽心罢。实话说我并不喜欢这种利益加人情的关系，只不过碍于很多放不开的原因，不得已而为之也是有的。自从当了书评人以后有多少文章是自己喜欢写的，愿意写的？少得可怜了，，，当然这并不能成为我立意不新写得不好的理由。
•   “周作人是学者而鲁迅是小说家”这句话不妥。鲁迅也有《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