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射

出版时间:2009-11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若建  页数: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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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2年杨庆堃先生与何肇发先生一起,在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招收社会学专业社区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首次正式招收社会学的硕士研究生(当时还有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招收社会学专业研究生)。1982年初我有幸成为杨先生与何先生的学生,在三年的学习期间,杨先生多次给我们授课,并且参加了我们的毕业论文答辩。  杨庆堃先生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影响是不小的。据先生回忆,现在流行的“社区”一词,就是当年他读书时,几个同学在宿舍中讨论“Community”如何翻译时的灵感。

内容概要

本书从社会学视角介绍和解读了当代中国若干事件和部分社会群体,虽然是学术图书,但作者努力让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有兴趣的读者,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书中揭示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遍及华北和华东广大地区的两大谣言,从宏观社会的背景来分析谣言产生的原因;对“大跃进”和“四清”运动作了独到的分析,相信能帮助后人辩证地了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用比较多的篇幅对社会变迁中的一些特殊群体进行了剖析,如基层右派、四类分子、当代的女工、第一次出生高潮的同龄群、偷渡者等,在社会变革中,正是这些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写出了真正的历史。

作者简介

李若建,男,1956年8月生,福建厦门人,当过知青、工人。1981年毕业于华东工程学院计算机系,获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获硕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山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与社会发展、当代中国社会变迁。

书籍目录

社会变迁的折射  “毛人水怪”谣言初探    一、谣言研究的宏观视角    二、集体行为和集体记忆的视角    三、谣言的起源    四、谣言传播过程的意识形态化    五、集体行为、集体行动与社会控制    六、讨论  “割蛋”谣言研究    一、大规模谣言研究的视角    二、谣言的内容与传播    三、相关的集体记忆与民间话语    四、导火索:被误读的政治宣传    五、点燃导火索的一贯道    六、讨论权力与人性  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    一、反右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二、庶民右派的若干特征分析    三、庶民右派的获罪    四、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  “大跃进”的社会基础    一、平均主义的乌托邦    二、不诚实的社会氛围    三、传统生育观念导致的人口压力    四、结束语  经济体制因素与“大跃进”的形成    一、问题的提出    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影响    三、农业合作化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影响    四、城乡分割体制的影响  公共食堂研究    一、为什么以公共食堂为研究平台    二、公共食堂的产生与消亡    三、社会各阶层的反应    四、权力与人性  人往高处走    一、社会流动渠道的改变    二、精英队伍的高速扩张产生的机会与后果    三、非制度化的精英更替带来的祸害    四、向下流动者的回升欲望    五、讨论  荒唐背后的理性    一、“大跃进”时期教育的两大特点    二、升学的压力与升学率的上升    三、干部群体的扩张与对教育需求的膨胀    历史需要反思  永远的迷团:“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    一、损失人口估计    二、高死亡率的地区分布特征    三、人口负增长的分布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家庭、婚姻与生育研究    一、家庭数量与规模    二、婚姻    三、生育    四、妇女健康与生育    五、生育补偿估计    六、婚姻挤压  人口大流动    一、流动人口基本情况    二、流动人口的构成    三、流动人口的部分成因    四、流动人口的安置与归宿安全阀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一、粮食产量问题    二、粮食消费问题    三、粮食流通    四、讨论  “四清”运动的潜功能    一、“四清”运动及相关研究概述    二、“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农村基层干部的行径    三、“大跃进”后期对基层干部的清理    四、“四清”中对基层干部的批斗    五、以阶级斗争为纲    六、结论与讨论:社会控制的困惑人在变革中  中国的坎坷一代    一、年龄分层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二、第一次生育高潮出生人口的经历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三、历史给第一次生育高潮出生人口的礼物    四、没有结束的曲折  从赎罪到替罪    一、引言    二、作为贱民阶层的四类分子    三、讨论:制造贱民的社会  昙花一现:困难时期的精简职工与下放城镇居民    一、大招工    二、大精简、大下放    三、谁是下放者    四、被精简与下放者的出路    五、遗留问题  香港的中国内地非法移民与非法入境者问题    一、法律上的含糊    二、1951~1980年的非法移民    三、1981年以来的非法入境问题    四、讨论  重生的女工    一、女工变动基本情况    二、女工的群体更替    三、新女工群体    四、讨论:世界体系视野下女工群体的命运

章节摘录

  “毛人水怪”谣言的传播过程中,相当一部分民众行为可视为一种“集体行为(collectivebehavior)”,其中大量的是非理性行为;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在表面的非理性背后,却是理性和功利的,可称为“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集体行为和集体行动在中文中只差一个字,但是含义却明显不同。因此,本文分别把民众的相关行为从集体行为和集体行动两方面来剖析。  集体行为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社会学概念,往往用于描述群体性的非理性行为。这种行为的特点有:①感情上冲动、动摇、兴奋,可能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放弃在正常情况下的法律与道德的约束,做出越轨甚至犯罪行为。②在接受事物时存在暗示性和轻信性,对传闻缺少理性批判精神。对权威敬畏,对命令盲从,容易被一些平时有号召力的人所利用。③对情况夸张,在是非判断上偏狭,很难接受真情或者正确的意见。有研究指出产生集体行为的三个条件是:①社会文化因素的诱导;②情境性猝发因素,也就是一些突发事件;③煽动者的煽动。  集体行动的概念来源于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于1965年出版的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集体行动被认为是广泛存在的、团体追求共同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是理性的,是可以得到解释的。  根据福柯的观点,在古典时期,人们的疯癫意识与非理性意识一直没有分开过。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程度与古典时期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因此,民众行为明显带有传统社会的一些非理性成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一直存在着社区内部的共同利益,这种利益有时表现为对外来人的敌意与内部的守望相助,这些在“毛人水怪”谣言传播过程中均得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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