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传

出版时间：2010-09-01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作者：薛毅 著  页数：280  

前言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尤其是民国史上，王世杰无疑是一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人物。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一生在教育界、政界、学术界身居高位，先后在大陆和台湾担任过重要职务。在他长达60年的职业生涯中，经历并参与了20世纪中国许多重大事件，其中一些活动对近现代中国的教育、政治、外交、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关系等，产生过重大影响。作为民国时期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民国史的认识和了解。　　作为一位教育家，王世杰一生与武汉大学有着不解之缘，他I临终留下的身后墓碑上只镌刻“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的遗言，以及表示将他珍藏的77件名人字画赠与武汉大学（这批书画现暂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遗嘱，表达了对武汉大学的殷殷之情。　　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决定彻底改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组建国立武汉大学。经过湖北省教育厅长刘树杞的一段代理校长之后，1929年5月，王世杰正式出任武汉大学校长。在办什么样的大学问题上，他提出“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他认为“武汉市处九省之中央，相当于美国的芝加哥大都市。应当办一所有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农、医，规模宏大的大学”。“十年以后，学生数目可达万人。”王世杰在履职的欢迎大会上，提出了创建新武大的五个条件，即“巨大的校舍”、“良好的设备”、“独立的经费”、“良好的教授”和“严整的纪律”。　　……

内容概要

　　《王世杰传》主要内容包括：选定与规划新校址、募集办学经费、设置学科延揽师资、重视外语学习、保护学生、与蒋介石的最初交往、跻身一流享誉中外等。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从崇阳到武昌第一节 童年时代第二节 武昌-天津求学第三节 参加辛亥革命第二章 留学英法第一节 留学英国第二节 留学法国第三章 从被聘北大教授到担任国民政府法制局长第一节 任教北京大学第二节 参与创办中山大学第三节 初人仕途第四章 创办国立武汉大学第一节 选定与规划新校址第二节 募集办学经费第三节 设置学科延揽师资第四节 重视外语学习第五节 保护学生第六节 与蒋介石的最初交往第七节 跻身一流享誉中外第五章 民国时期任职时间最长的教育部长第一节 整顿高等教育第二节 关注蒙藏等边疆教育第三节 担任中英文化协会会长第四节 经费冲突第五节 建立研究院所与公布《学位授予法》第六节 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第七节 签发《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第八节 组织大学内迁第六章 担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第一节 主管军事委员会的外交事务第二节 参事室的地位、成员和工作范围第三节 王世杰参与的外交事务第七章 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和主席团主席第一节 筹建国民参政会第二节 率团访问英国第八章 两度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第一节 首度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第二节 复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第三节 担任中央党政训练班总教官及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四节 担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第九章 参与国共谈判第一节 西安初步谈判第二节 重庆继续谈判第三节 担任重庆谈判首席代表笫四节参与国共停战谈判第十章 担任外交部长第十一章 出席1946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章 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第十三章 主政“中央研究院”第十四章 晚年岁月第十五章 王世杰的家庭与生活王世杰生平大事年表王世杰著述目录本书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参事室从1938年3月成立到1946年5月撤销，在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其首要的工作是围绕对日问题展开的。在对日本的态度上，王世杰反对妥协，亦不主张在缺乏第三国担保停战条件的情况下由列强凋停。　　国民政府虽遭受了布鲁塞尔会议的失败，但并未放弃再次召开九国公约会议的希望，试图赢得各大国的一致援助。1939年6月，根据驻法大使顾维钧的来电，英国有再次召开九国公约会议的打算，蒋介石立即下令参事室研究。6月22日，王世杰上交关于此时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之利害和方式的签呈，其中慎重分析了各国对此的态度：　“苏俄必可赞成，法国当随英美态度而定。英于此时，以臆测之，或倾向于此项会议之召集，以便津案之应付”，同时英国可依“集体之行动为之”，拒绝日本广泛要求并向日本施压；而“美国在原则上自不反对九国公约会议之召开”，但由于“中立法修改案和毕德门制裁日本案，均在议会讨论中，尚无结论”，再加上墨西哥油权问题仍未解决，对会议的召开“或不无迟疑”。王世杰还提出：　“会议如能召开，英对津案或不致退缩，我于会毕后，较易得到美国对华进一步之经济援助。”不久之后，英国在准备讨论天津租界问题时对日妥协，发表日英“有田一克莱琪协定”，声明：“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正在大规模战争状态下之中国之实际局势……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为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实质上承认了日本侵华的既得利益，牺牲中国而对日妥协。国民政府召开九国公约会议的想法无疾而终。　　抗战初期，每当战局逆转之际，国民政府内部即有妥协之议出现。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奉德国政府之命，两次转来日本议和条件，并劝中国接受。1938年1月22日，陶德曼约见王世杰，提出任何国家不应消耗国力至于极境，中国当先救住生命，不可以抗战到底。王世杰则回答：“（1）何为极境，各人看法不同，结论亦不同。（2）现代帝国主义可利用极有系统之方法，奴隶及剥削其所征服之民族，使之不能翻身，故战败者之屈服与妥协，其结果远非往昔战败国家所受之痛苦可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