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浙商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徐斌  页数：311  

内容概要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作者简介

徐斌，男，1953年生。现为浙江工商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近年出版的著作有《魏晋玄学新论》、《论衡之人一一王充传》、《旷古书圣——王羲之传》、《毛泽东在浙江》、《天地良知——马寅初传》、《王充与浙江文化精神》等。

书籍目录

第一编　悠久而曲折的历史轨迹（先秦－1978）　第一章　重负下的长途跋涉（先秦一1840）　　一、先秦筑就的工商底蕴　　　（一）越土水乡文明　　　（二）越地功利文化　　二、南宋隆兴的商业文明　　　（一）两浙都市圈的繁盛　　　（二）“事功之学”诞生　　三、明清呈现的资本萌芽　　　（一）小工商业市场网络　　　（二）在浙徽州商帮与龙游商帮　第二章　欧风美雨中得天下先（1840-1949）　　一、甬温杭率先开埠　　　（一）外商登陆与买办脱胎　　　（二）近代民营企业的创办　　二、浙籍工商阶层面世　　　（一）善闯天下的“浙江帮　　　（二）义利并举的“宁波帮　　三、江浙财团的兴衰　　　（一）世纪之交的雄起　　　（二）阶级使命感高涨　　　（三）主导经济命脉　第三章　计划体制内陷于凋零（1949-1978）　　一、工商业改造的洗礼　　　（一）手工业合作化运动　　　（二）全行业公私合营　　二、继续革命的扫荡　　　（一）封杀“包产到户　　　（二）割除“资本主义尾巴　　三、工商传统的顽强传承　　　（一）“包产到户”打而不死　　　（二）“地下经济”屡禁不绝第二编　计划经济土壤上的艰难再生（1978-1991）　第四章　社会生态的新变与个私阶层的出世　　一、统制体制的放开搞活　　　（一）农村承包制的震荡效应　　　（二）城市改革的渐次展开　　　（三）变革过程的坎坷起伏　　二、思想观念的持续解放　　　（一）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二）如何看待个私经济　　　（三）自主创业的思想依据　　三、个私阶层的初步形成　　　（一）自有资产的积累　　　（二）群体结构的组成　　　（三）立业形态的分化　　　（四）阶层意识的律动　第五章　经济人格的超常打造　　一、自主谋生的创业冲动　　　（一）创业风险的超越　　　（二）创业障碍的化解　　　（三）创业艰辛的吞咽　　二、利润最大化的追逐　　　（一）经营之道的一般途径　　　（二）争取效益的几点要诀　　三、行之有效的制度创造　　　（一）产权保障制度　　　（二）企业管理制度　　　（三）金融资本制度　　　（四）技术进步制度　　　（五）市场网络体系　第六章　社会人格的畸形发育第三编　市场体制确立中的快速崛起（1992-2002）　第七章　社会生态的市场化转轨　第八章　经济人格的积极塑造　第九章　社会人格的缓慢自觉第四编　社会转型期的脱颖而出（2003-2008）　第十章　生态的融洽与文化的觉悟　第十一章　经济人格趋于成熟　第十二章　社会人格的健康成长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宁波）中介绍该厂的情况：它是1887年中国本土资本家组织的一个公司，使用外国机器轧花。该公司取名“通久”，以资本五万元开始营业。日本大阪造的机器，包括蒸汽发动机和锅炉，还有四十台新式的轧花机，于1887年10月运到宁波。该厂生产整年不息，日夜开工，雇用工人三四百人，并聘请了几个日本工程师和技师。1891年，该厂售出轧成之花三万担。该厂营业获利丰厚，在原基础上大事扩充，资本本金亦加，添股招股，建起一座两层的大砖楼厂房，不仅轧花，还从事纺纱。官府对该公司竭力支持，除原料及成品缴关税及厘金外，其他各种捐税一概免缴。通久源轧花厂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自身的赢利与发展，而且是宁波兴办近代工厂的领头羊，通久源纱厂和随后的通益公纱厂、通惠公纱厂被合称为浙江“三通”。　　浙江“三通”之二的杭州通益公纱厂初创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889年，庞元济和丁丙、王震元等集议筹募股本40万两，向国外订购纺纱机器，在杭州拱宸桥西堍开设“通益公纱厂”。后因集股困难，乃通过李鸿章的关系，“领有公款资本甚巨”。经七年之久，1896年开始建厂，厂基面积。7000多平方米。1897年竣工。1900年《东西商报》刊载关于该厂的报道：　　同义公（按：应为通益公）一厂，系华人所开，其中有锭二万，今所用者有一万五千。每日出纱以日夜工作计之，少则一万磅，多则一万二千磅。纱工、布工男女皆有，惟整洁止用男工。所有一切工人，有一千二百人。头等纱工，每日工资洋自四角至五角，二等三角有零，生手二角；布工头等每日自一元五角至二元，二等五角至一元，三等三角至四角。所需棉花得自绍兴，未甚洁净，即在厂中轧出其子[籽]；至成为纱与布，即在浙省销售，所称为麒麟牌者是。厂已设立多年，虽连年不无起色，总不若去年（1899）获利之厚，盖适值花之进价贱，而纱价则涨也。唐[塘]栖亦有一厂，绍兴近亦添设一厂，皆同义公一家之产。①该厂开工投产后的情况正常，1899年获利甚巨，股东们曾想添股，因某种原因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