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研究集刊（第二辑）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社：浙江大学  作者：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 编  页数：585  

前言

　　“中国”的词称起源甚久，其概念的应用始于商代卜辞的“中商”，即殷商时已有“中国”意义的称谓。①商代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常与方位、方国相对而称。②在先秦古籍中，“中国”词称的总数甚多，其所含的意旨约略有五种，而以指称为诸夏的领域为范围者最多，五种意旨的基本意义，都指出了确定的领域，即说明在秦汉统一之前，“中国”词称的共喻定义已非常明确，主要的表示是同族类的性质及同文化的教养。自秦汉以后，两千年朝代更替，各以朝代为国名（号），但“中国”之自号称呼至近代仍未放弃。③笔者于多年前讨论夷夏观时，也曾约略论及“中国”的称谓及其意旨，但未多细论。④

内容概要

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宋学源流与中国近世社会，并以此为题获得了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的立项支持。为了推进海峡两岸同仁对此领域的研究，去年4月，宋学研究中心依此项目，联同浙江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所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在杭州召开了有关宋学与宋代社会文化的学术研讨会，本期集刊就是这次会议论文的选编。本辑收录了北宋的中国观——以“中国”词称为主的讨论、论两宋理学家的圣人史观、宋代社会自由度评估、略论司马光民族观的继承性与创造性等研究成果。

书籍目录

北宋的中国观——以“中国”词称为主的讨论论两宋理学家的圣人史观宋代社会自由度评估略论司马光民族观的继承性与创造性论张载的“气质之性”及其谱系的开展——由分解与圆融二义为诠释进路从“春秋学”转入“易学”——北宋“金陵王学”(1021—1067)的“天学”构造洛学与永嘉元丰九先生的“违志开道”略论北宋前期的制度革新论北宋皇后的丧礼唐宋变革期的一个面向——从“律合格式”到“敕令格式”再论宋太祖誓约：“不诛大臣、言官”北宋熙宁间地方行政一瞥——以杭、台二州对日僧成寻之接待为中心之考察两个同财共居大家族的演变历程——宋代司马光家族与姚氏家族研究宋代禅宗僧人的行脚及其困境论盟誓背景下北宋对辽策略的恐惧心理北宋陕西路气候变迁论妈祖信仰在宋代的嬗变及其成因从吃大蒜到吃辣椒——宋代以来四川的人群变迁与主要辛味调料的改变沈括与医药学南宋状元策试析苏学嫡传苏伯衡——兼论蜀学对浙学之影响略论北宋尚意书风对明代书家之影响宋中兴高孝光宁四朝实录修纂考南宋社会文化学家王应麟仕履系年考释南宋“制造御前军器所”与“御前军器所”考辨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宋代家族史研究述评后记

章节摘录

　　这种把道德本体化、终极化的思路，集中体现在宋儒在伦理道德方面主张“天人合一”的一贯思想.这里的“人”并非指“常人”，尽管儒者大多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实际上能与天合一的人只能是具有庄严崇高地位的圣人。事实上，道德的本质不过是以善恶评价为基本方式来寻求满足人的需要的最佳行为方式和品质的一种文化现象。它的特点是以善恶评价的方式来把握世界，这只不过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多种手段中的一环，而中国古代思想家却将之作为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大加渲染。另外，道德是具体历史的范畴，道德起源于人类协调社会的需要，而社会的和谐和有序最终又源于生理、安全、归属的需要，所以道德首先是一种人类自身为维护和谐、有序的社会而加以利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更非宋儒所界定的那种终极目的。这样，道德也具有了功利的意蕴，而并非仅仅作为一种人道的原则而存在。道德的最根本原则应是人道与功利结合的原则，人道原则规定道德追求的最佳目标，功利原则规定了道德追求的最佳行为方式。儒家圣人观念最严重的缺憾一是不认为道德是具体历史的范畴，将以血缘宗法关系为轴心的封建道德悬设为宇宙本体，圣人弃欲人理，与理为一，抛却丰富多彩的感性人生，将其挤压成一件道德标本。二是没有体察到道德的功利价值，即如何以合乎人性的伦理规范去协调社会价值取向与人们的行为方式，片面地以道德为道德，存天理、灭人欲，不顾个体的特殊性而一味要求统一和服从，竭力主张“学以至圣人”，实际上则导致个体道德自律水平的降低，因为以圣人为圭臬，标的太高，常人难以企及，故只能流人虚伪。而赋予圣人太多太强的创造力又必然导致漠视个体的创造力，在圣人面前，个人的创制显得实在微不足道，因而民众非常合乎逻辑地沦为历史上的群氓。新儒家巨子唐君毅也觉察到这一点：“圣贤之道，只有一自上而下之自觉地重实现的精神，而缺乏一如何使凡人之精神，以次第上升之客观路道。”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