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英]罗伯特·道格拉斯  译者：李静韬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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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些年，忙于做编辑，无缘静下心来写书。虽无写书福分，但得了一个坏毛病，那就是为朋友的书写序。友人、同事、学生、同行可能见我心志疏懒，常邀我作序、写推荐语，刺激我写书的欲望。我心领美意，也少有推脱。这次，蓝狮子出版人、复旦新闻系的学弟、也是FT中文网专栏作家的吴晓波要我为这部《李鸿章传》中译本作序。他告诉我，我这次作序的身份，与以往都不同，是作为原书英文版的发现者。发现这本书是在英国。1988年夏，我拿了中英友好奖学金（也称船王包玉刚奖学金），由上海去英国留学，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在英国读书，自然会得一些英国病。比如，我开始喜欢散步、爱逛博物馆、谈论天气宠物，对吃的品位和要求降低，还有爱逛旧书店。当年在莱斯特大学读书时，我和日后成为台湾传播学名教授的师兄冯建三为淘旧书打了多年擂台。几乎每个礼拜，我们都暗中较劲，策划避开对方的路线，到城里几家旧书店快速巡视一遍，夺下好书。旧书店里多有古旧书籍返潮后一丝淡淡的霉味，我们倒是乐此不疲。买完书后，两人常常凑在一起，交流经验，实则彼此炫耀，一是看谁淘到好书，二是看谁淘得便宜，玩读书人的游戏。淘书，一是需要体质好，特别是颈椎功能，得有长时间歪着头侧看书名的本事；二是相信运气。常常数小时下来，一无所获。汗流浃背，几经绝望时分，常有曙光映现。许多珍藏的好书，似乎都是在最后一刻灵光闪烁时蹦出书架的。我既是原书发现者，总得对此书的来历有所交代。根据我在扉页上的记录，这本英文版《李鸿章传》，应是1996年11月6号在伦敦West Finchley离家不远的一家旧书店购得。每得一册旧书，我都习惯在书上随手写下几句备查。兹照录如下：“李鸿章为中国近代史一重要人物。洋务、西学东渐。讨论中国现代化之路，不可不说李鸿章。”另一页上，是我在2000年补写的几行字，应是重读此书时所记：“此书（原）为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哲学部收藏，后流出。我自二手书店购得，收藏。”这本书，红褐色精装封皮，小开本，毛边，Bliss，Sands and Foster出版社1895年出版。因放在旧书店古董书架上，好像书价不菲，20多英镑的样子。书中有幅李鸿章黑白画像，一捋中堂大人的白胡须，面色威严。印制精美，应是维多利亚时代大不列颠最高技艺的印刷术。画像上，罩着一层极薄的半透明纸，用作保护。文革时，人手一册的《毛泽东选集》扉页，有张精致的毛主席像，上面也有张相似的透明纸，俗称“糯米纸”。按照现在的说法，当年曾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也应算是当时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这个待遇也不过分。《李鸿章传序》此书在伦敦家中的书架上一躺就是十来年。前几年，吴晓波送我他的新书《跌荡一百年》。十多年不见，他已是国内很出名的财经作家，一位中国近代企业史以及洋务运动的研究者，而李鸿章正是这个历史章节最紧要的人物之一。于是，我将这部书从伦敦带回北京，交给晓波。这本书对他更有用。接过此书时，我看得出晓波很兴奋。几年后，他告诉我，他已经决定将这部英语世界的第一本《李鸿章传》译成中文出版。原本想赶在2011年李鸿章诞辰110周年时出版。阴错阳差，拖到了112年。此书英文版问世那年，正是李鸿章一生的滑铁卢之年。1895年，他代表大清国与日本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遭士大夫唾弃并弹劾，被免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要职。他灰头土脸，声名跌至谷底。西太后念其早年功劳，封其为大清国全权特使出席沙皇加冕礼，随后有欧美八国之行，包括当时的五大强国——俄、德、英、法、美。1896年3月28日到10月3日，历时190天，超过半年时间。那年他已73岁。1896年8月，李鸿章由巴黎抵达伦敦。他先拜见维多利亚女王，呈递国书；后会见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在英国，他参观了许多工厂——枪炮厂、炼钢厂、船坞和造船厂、银行、电报局等。李鸿章，这位中国洋务运动第一人、晚清第一重臣、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副王”感慨道：“天下不可端倪之物，尽在英伦!于欧洲政教，本大臣只是心领而未由目击，今日则见所见而去，尤胜于闻所闻而来。生今之世，善教发为善政，其明效大验，有若是哉。”据史料载，伦敦金融圈与商界盛宴李鸿章，耗资六千英镑，热盼中央大国开放市场，扩展商贸出口。这与80多年后邓小平重开国门初年西方对中国的眺望何其相似。李鸿章一生练兵办洋务，但仅在晚年一睹洋务之乡的实绩。他说：“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这番话，不免是用他在欧美190天的所见所闻，浇胸中之块垒。此书作者道格拉斯勋爵（Sir Robert Douglas，1838-1931），有着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殖民官的完美资历。他曾任英国驻华外交官。出使中国时，年仅20岁。后曾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汉学教授、大英博物馆东方书籍与文献的研究员。他也是一位功力独到的传记作家。他笔下的李鸿章，与梁启超的不同，是一个复杂矛盾、一言难尽的纠结体。此书出版六年后，李鸿章作古。一百多年光阴，对中国亦长亦短。当年李鸿章办洋务的困惑，今日也时时可见影子。说到底，还是围绕伟大的老问题：在中国地图上，世界在哪里？在世界的版图上，中国又在哪里？张力奋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辑2012年12月 写于北京如果以敬意和温情去看待中国历史，我们应该承认在过去两千年，中国之所以得以平稳发展，之所以“超稳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架构，是因为涌现出一大批明君贤相。明君我们不去说了，先说贤相。在这两千年帝制时期，从李斯开始，至李鸿章结束，中间有成就有声望，值得人们怀念或敬重的贤相并不少，比如汉代的萧何、陈平、公孙弘，后汉的曹操，以及稍后的诸葛亮，唐宋时期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明君贤相既推动了这种繁荣，本身也是繁荣的一个组成部分，房玄龄、杜如晦、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直至明清张居正、范文程，以及我们将要说到的李鸿章。他们都是时代骄子、国家柱石，都不同程度地推动着历史前进。他们有不足，有失误，但作为后人，应该善待先人，多看贡献多看正面或许更有意义。当然，在这两千年中，中国的政治架构并非一成不变，内阁的设置也有很大变动。说这些人为贤相，只是从广义的君臣关系而言。在这个名单中，最值得研究的是开始和结束的两位。李斯，在我们一般印象中似乎名声很臭，那是因为我们从“后帝制时代”回望历史，如果从历史事实去考察，李斯的贡献就是沿着商鞅等开启的路线一路走下来，将先前的封建制过渡到此后的帝制，或者叫做“中央集权”。李斯是帝制两千年第一位丞相，他的理论思考和历史贡献应该从“过渡时代”这个层面去考虑。与李斯情形相仿佛，李鸿章是两千年帝制时代最后的丞相，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长时期主管清政府对外通商以及交涉事务，很长时间是中国最高外交官，参与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主导洋务新政，处理晚清三十年最复杂的对日外交，是《中日修好条约》、《马关条约》中方签字人。在晚清数十年外交活动中，李鸿章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在过去“悲情近代史”叙事模式主导下，李鸿章被视为汉奸、卖国贼，好像对外妥协都不应该，好像如果不是李鸿章出面，中国的结局肯定不一样，一定不会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更不会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也不会同意让外国人租借香港、胶澳、旅大、广州湾，更不会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不会在马关议和、辛丑谈判中赔了那么多钱。好像近代中国的所有责任都应该由李鸿章承担，李鸿章以一人之身担负着近代中国落后、挨打、被欺凌的全部责任。人们当然有权力这样指责李鸿章，李鸿章在其政治生涯中也确实有失误与不妥，比如在甲午战争后，李鸿章或许不应该意气用事弃东洋转亲北极熊，更不应该总是使用传统中国“以夷制夷”的老路办外交。他说中国外交在那时的最大难题不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而是要有国际视野、世界意识，要让世界觉得中国不是怪物，中国与别国一个样。只有让世界各国以平等身份待我，中国才有外交可言，才有国际地位。李鸿章的认识是对的，只是历史条件的约束，有许多事情他可能知道，或许也已经想到，但是没有用。比如李鸿章的幕僚在19世纪70年代就向他详细讲述过西方富强并不在坚船利炮，并不在生物电化，而在制度，在于西方人有一个上下沟通无滞碍的议院制度。至于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也是最先详细了解的中国人，但是没有办法，中国只有经历了头破血流，只有到了彻底失败，方才醒悟，方才走上维新，学习东洋。时代局限了一个人的能量发挥，这在历史上常有。李鸿章可以做得更好，可以给历史少留遗憾。然而，历史毕竟走过，没有办法遗憾，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弄清近代中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李鸿章那一代中国人所做的事情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其实，如果从大历史视角去观察，李鸿章那代人和我们今天一样，处在一个大的历史转型期。这个大的历史转型期，又与商鞅、李斯当年的情形很相似。商鞅、李斯的转型是从封建制到郡县制，是构建中央集权统一帝国。而李鸿章和我们，处在从帝制向“后帝制”转型，连带的，就是从农业文明转向现代工业文明，从传统转向现代。这就是李鸿章和我们比较相似的生存环境。如果从这样的历史视角去观察近代中国，我们就会有很不一样的发现。我们就会觉得李鸿章那一代人可能不是旧体制的捍卫者、裱糊匠，恰恰相反，他们心中的理想是期望中国和东西洋相近、相似，或相同。换言之，他们是中国新的历史时代引领者。由此反观李鸿章办外交、理洋务，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才知道他们那一代人的不容易。关于李鸿章的研究，国内外已有相当多的成果，李鸿章的全集自其故去也不止一次编辑过。过去的研究，大致厘清了李鸿章行年基本事实，但是究竟应该如何评估，在国内外分歧比较大。许多人注意到了李鸿章思想的现代性，注意到李鸿章不是在为旧体制辩护、修补，但他究竟怎样思考中国未来，指出中国的方向，在过去的研究中注意不够。尤其是国内最近几十年将近代史高度教条化，李鸿章那些负面的帽子无论去掉多少，都无关于从根本上为李鸿章寻找到一个新的定位。英国人罗伯特•道格拉斯写的这本《李鸿章传》值得一看。这不仅仅因为英国人的第三者立场，而且在于作者的写作并没有述及李鸿章的一生，而是到《马关条约》签订为止。作者与李鸿章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对李鸿章在条约签订后所受到的委屈深表同情，以一个中立的旁观者身份，使用西方文献描述了李鸿章先前几十年风风火火推动中国进步的业绩。作者的看法，读者或许不能完全同意，但不同的意见正是学术发展所必须，也是读者兼听则明应该有的涵养。衷心祝贺这个译本的出版。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2012年9月10日

内容概要

本书出版于李鸿章去世六年前（即1895年），记录了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到签订《马关条约》近五十年的仕途生涯，是西方世界的第一部李鸿章传记，也是关于李鸿章甚至晚清历史的珍贵参考文献。
它的特点在于，史料的钩沉多于观点的陈述，作者试图通过大量的原始信息来还原一位功过参半、充满矛盾的李鸿章。他是成功镇压太平天国之乱的功臣，也是对战俘施以残忍极刑的凶手；一方面，他是思想开明的洋务运动领袖，兴矿业、建铁路、办学堂、推崇西医，另一方面，他又至死忠守于中国的封建君臣等级制度；他手腕强硬，处事狠绝，但在手下将才阵亡时，却不禁扼腕叹息、悲恸不已……
在“晚清第一要臣”这一身份的背后，李鸿章是一位怎样的“人”？本书力图还原李鸿章的原貌，而将评判留给读者。

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罗伯特•道格拉斯爵士（Sir Robert Douglas） 译者：李静韬 等罗伯特•道格拉斯爵士（Sir Robert Douglas，1838-1931），英国驻华外交官、汉学家。曾任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中文教授、大英博物馆东方书籍和文献管理员。19岁时被国王学院录取，开始研习中文。翌年考取了驻华领事的资格，并于1858年来华，在英国驻华领事馆任汉语通事。道格拉斯爵士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擅长传记写作，曾为《英国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撰写人物传记。其大部分著作都与中国有关，代表作有《李鸿章》（Li Hungchang）、《中国》（China）、《儒家与道家》（Confucianism and Taouism）、《中国故事》（Chinese Stories）、《中国社会》（Society in China）、《1506-1912年的欧洲与远东》（Europe and Far East 1506-1912）等。

书籍目录

序一张力奋 序二马勇 自序 第一章 李鸿章的出生以及他的家族史——李鸿章的母亲——李鸿章的童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三合会——洪秀全——太平天国的胜利——李鸿章第一次效力于朝廷——崭露头角——被任命为福建道台——杭州和苏州的失利——进攻上海 第二章 常胜军——华尔——中外会防局——上海周边——华尔之死——俄国人的建议——白齐文——白齐文与杨坊的争执——戈登领命——李鸿章与白齐文的对立——太仓诈降——对太平军战俘实施的酷刑 第三章 程学启的恶行——戈登辞职——与白齐文日渐紧张的关系——外国侨民的叛变——诛杀诸降王——阿思本上尉眼中的李鸿章——清帝于收复苏州后颁布的圣旨——皇帝的赏赐——与戈登和解——李鸿章的通告 第四章 戈登驰援——程学启中弹身亡——遣散戈登的军队——管理江苏——哈里•巴夏礼爵士对李鸿章的回应——收复南京——迁移苏州洋炮局——阿思本舰队 第五章 江苏的乱象——李鸿章的治理——“捻匪”之乱——被任命为湖广总督——战胜捻军的愿望——最终的胜利——致信戈登——总督的策略——对海军上将凯帕尔的所作所为——升迁——陕西之战 第六章 天津教案——导火索——被任命为直隶总督——镇压反对洋人的示威活动——陈国瑞——处死天津教案中的罪犯——扶摇直上的仕途——治理直隶——遭到御史的弹劾——孝女——轮船招商局 第七章 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与秘鲁和日本的协议——台湾困局——争端开始——日本侵略台湾——北京谈判——日本人的要求——威妥玛爵士的调停——拜谒黄陵——皇帝和皇后殡天 第八章 云南勘探队——马嘉理被杀——威妥玛的要求——总理衙门漠视——受命与威妥玛进行谈判——威妥玛离开北京——李鸿章再度被委任为谈判代表——天津请愿书——李鸿章赴烟台——《烟台条约》 第九章 稳固天津防御——军队暴动——意外遇险——水雷实验——开采煤矿——第一条铁路——轮船招商局——运输云南铜矿——饥荒——新炮艇——伊犁问题——戈登来访及其提议 第十章 视察旅顺港——直隶的迷信教团——御史的攻击——丧母——告假奏章——再任总督与大学士——慈善堂——朝鲜事变——日本领事馆遇袭——放逐前摄政王——李关于日本入侵的奏章 第十一章 东京困局——德璀琳介入——福禄诺协定——攻击谅山——福禄诺信笺——李的幕僚答复——福建水师的厄运——短暂的和平——朝鲜又起波澜——中日条约——占领大连港——拆除在京天主教堂 第十二章 李的外国雇员——李的中国雇员——程启东——张佩纶——盛宣怀——何守泽案——笃信西医药——中风——皇帝的关怀——李家小姐的婚姻——丧妻——七十寿辰——广受欢迎——接见英国和平协会代表 第十三章 李的沉浮——与日本的争端——中国的最后通牒——高升号的沉没——牙山、平壤、鸭绿江之战——旅顺港陷落——德璀琳的使命——张荫桓、邵有濂的使命——被指派为帝国特使——丁汝昌自杀——李的使命——遇刺受伤——康复——签署条约——回顾一生 大事年表 专名一览表 译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尽管中国政府被迫向侵略者妥协并赔偿，但他们却绝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个事实，因此，撰写条约的条款用的都是一种非常隐晦的方式。出于这一考虑，其中的词句都显得非常古怪，值得在此引用： “就台湾发生的船民遇害一事，中日两国政府达成了以下一致意见，见证人为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条约即日起生效，双方应各尽条约规定的义务：中国首先向此次事件中被害的日本国难民之家属支付抚恤银10万两，日本在台军队将于12月20日全部撤走，在此之前，日本在台因兴建道路和房屋共花费40万两白银，届时清政府应如数奉还这笔费用。日本撤军后，这些道路和房屋仍可为台湾人民所用。”诸如此类。 如果说中国政府急于在官方文件中掩盖妥协的真相，那么，他们更渴望在最高程度上阻止国人了解他们对日本的屈从。《京报》对这次谈判只字未提，在这一时期的《京报》上台湾仅在一篇常规综述中被提到过一次，“日本蠢蠢欲动，欲与台湾生蕃作战，各水师哨卡应提高警惕，巩固防卫”。几个月后，带着古怪的民族自负，清政府颁布了一道圣旨，赐予当地武官荣誉和赏赐，表彰他们在与被日本征服的生蕃的战斗中获胜——这种指鹿为马的例子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绝非偶见。尽管《京报》对台湾争端未发一言，李鸿章却在他管理直隶过程中多次在奏折中提到此事。1874年春，皇上和太后宣布他们要去拜谒祖陵，皇陵位于直隶境内，李鸿章有责任督察当地，平整从北京到皇陵的八十英里的道路。4月10日，浩浩荡荡的皇室队列自皇宫出发，据《京报》记载，在第一个休息处，李鸿章献上了各种水果和黄花鱼——一种据说只有在每年4月才能见到的鱼，在各种美食没有端上皇帝的餐桌之前，当地百姓也不得进食。李以相似的方式，在沿途各地侍奉皇上，他用配以佐料的蔬菜刺激皇帝和皇太后的胃口。 李鸿章的责任并没有随着皇帝回宫而终止。由商人承办的骆驼和大车队从出发时就一再延误行程，李总督必须设法解决这一问题。沿途还出现了几个告御状的人，其中的一些还提供了言之确凿的证据，这也说明当地法度松弛。但最终这些人还是没有被免除原定的惩罚。每一个告御状的人都被痛责一百大板，还被拘押了起来。李还以律令残酷地惩罚了另外的犯人。

后记

译后记许多普通人眼中的李鸿章是“开明的封建士大夫”，虽然大力兴办洋务，创造了中国史上五百多个“第一”，但他一味维护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中法新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史实，更是深刻影响了几代人对于他的看法。以上看法不难理解，历史教科书也是这么定的调子。那么，曾直抒胸臆“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李鸿章，最终建立了他年轻时的宏图伟业吗？晚年的他为什么自嘲为大清朝的“裱糊匠”？今人看李鸿章是隔着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距李鸿章已有一个世纪之遥（2011年是李鸿章辞世110周年）。暂时让我们回归李的时代，即使是与李鸿章政见迥异者，也对他抱持颇高的评价：梁任公曾专为他作了一部大传，称“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革命党人孙逸仙也曾上书李鸿章，赞叹道：“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在清末士人被迫“睁眼看世界”的情势下，进士出身的李鸿章，作为清廷重臣和主要的外交官，后半生都在与洋人打交道。英国传记作家濮兰德曾描述李：“他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到的每个人投以感激优雅的微笑。”与濮兰德浮于表面、太过浪漫的印象有所不同，本书的作者道格拉斯站在中立立场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和严肃的评价：“虽然他（李鸿章）具有超凡的能力、绝佳的机会，但是他不能从桎梏了他和他的同胞无数代的狭隘、顽固、变态的体制中解放出来。他对西方世界的所见所闻，都没有丝毫动摇他对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信仰，也没有改变他在面对其他国家时，以天朝重臣自居的心态。”翻译这部传记，使译者有机会从局外人的角度，更清晰地看见百年之前的一个中国人的故事：李鸿章善于审时度势，率先兴建近代工商业；不乏政治抱负，个性冷静老练，决事干脆，手段时而圆通，时而狠绝，具备成为一代干员名相的资质。然而，不幸的是，李鸿章毕生都在为一个庞大、颓废的帝国服务，囿于出身、平生际遇和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了解近代世界总体趋势，不可能阻止清王朝走向覆灭，也不可能为一个弱国争取国家间的“平等”待遇。李鸿章为后人留下的，只能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的惋叹。最后要说明的是，道格拉斯虽然曾作为汉语通事（他1858年来到中国，曾在英国领事馆担任汉语翻译；1865年，返回英国，后在大英博物馆中文藏书部担任主任；1903—1908年，任伦敦皇家学院汉学教授），但正如作者在序言中坦承的，撰写一位中国政治家的传记，对于一个西方人是有一定难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也发现原著中有个别常识性问题，确因文化差异而产生，在相关地方已有较为详细的译注。另外，对于书信、奏折、谕旨等史料的处理，译者采用的方法是查找原文，再由文言文翻译为白话文，同时加注原文出处；并没有直接引用原始的文言文，目的是让读者的阅读更顺畅。全部译文分工如下：序言至第七章由李静韬翻译，第八、第九章由陈薇薇翻译，第十至第十三章由郑毅翻译，李静韬统校。李静韬2012年隆冬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外界看来，中国的政治家从来都只是以公众人物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除了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外，李鸿章从未被看作一个个人。我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收集资料，并以此为据，希望在本书中向读者还原李鸿章生活的原貌。    ——罗伯特·道格披斯 本书作者    道格拉斯是一位功力独到的传记作家，他笔下的李鸿章，与粱启超的不同，是一个复杂矛盾、一言难尽的纠结体。一百多年光阴，对中国亦长亦短。当年李鸿章办洋务的困惑，今日也时时可见影子。    ——张力奋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辑    李鸿章那一代人和我们一样，都处在一个大的历史转型期。如果这样去观察，我们就会觉得李鸿章可能不是旧体制的捍卫者、裱糊匠。恰恰相反，他的理想正是让中国和东西洋相近、相似，或相同。这部《李鸿章传》值得一看，这不仅因为英国人的第三者立场，还因为作者以一个中立的旁观者身份，使用中西方文献描述了李鸿章先前几十年风风火火推动中国进步的业绩。    ——马勇 晚晴历史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园近代史研究员    这是一本来自外部的传记，因为角度、高度以及参照物的不同，那些描述和评说会显得独具慧眼、别有意味。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这种来自彼岸的“第三只眼”来打量我们自己，需要浸淫另一种文化的笔去发掘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心灵。除了真实和客观，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书籍还带有“过来人”的清醒。    ——赵焰 著名作家、《晚晴有个李鸿章》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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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传:一位晚清在华外交官笔下的帝国"裱糊匠"》是西方世界第一部李鸿章传记，尘封一个多世纪，首度与中国读者见面！早在1895年，一位英国驻华外交官罗伯特•道格拉斯爵士即为尚在人世的李鸿章立下此传，探索在“晚清第一重臣”的身份背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以客观视角，挖掘最丰富的原始史料，从当时的奏折、信件、报道中打捞吉光片羽毛，留下一部后世史家无法绕过的、了解李鸿章及晚清风云的珍贵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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