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研究论稿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思和 李 辉 著  页数：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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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九七八年春天，我们俩一起走进复旦校园。秋天，一次偶然的闲谈，产生了合作研究巴金的念头。年底，又幸运地结识了正在等待平反、尚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的贾植芳先生，从此，在他的关心和指导下，我们开始了巴金研究。我们眼前，一个新的天地跳跃而出。三十年转瞬而过。我们最初的研究成果结集为《巴金论稿》，一九八六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大学毕业后，陈思和在高校继续学术研究和教育，李辉则在新闻界做了记者和编辑，我们开始从事不同的工作，合作研究未能继续下去。尽管如此，最初的学术研究对象的选择与延伸，依然成为我们后来各自的关注点和不可缺少的文化背景、思想背景，并以各自的写作方式，与三十年前的起步，形成了一个自然的衔接。

内容概要

　　《巴金研究论稿》由三部分构成：巴金论稿、在写作《巴金论稿》（1979—1985）的日子里、巴金新论。第一部分，为《巴金论稿》内容，只是略作文字修订或补正，基本上呈现历史原貌结构，使读者了解当初的研究状况、资料引证方式以及那一年代的文字表述与文风。为保持《巴金论稿》的大致完整，作者将贾植芳先生的序、后记，均予以保留。考虑到近些年关于巴金生平研究的年表、年谱已有多种，原书中所附的《巴金年表》则不再保留。　　第二部分，以“在写作《巴金论稿》（1979—1985）的日子里”为题，主要收录作者合作研究巴金期间的来往信件。其中最值得人们珍惜的是贾先生在此期间分别写给作者的信件。如今再读先生来信，仿佛仍坐在先生当年居住的简陋窄小黯淡的房间里，与他一起饮酒，吃花生米，海阔天空闲聊。他的信，与巴金研究有关，更与情感有关，他带给人们的不只是学理、学术训练，更是人格的感召、亲情的温暖。作者愿意以收录他的来信的方式，表达永远的感激。同时，作者还编选了一部分两人之间的往来信件，以为这一期间的探讨、沟通和友谊，留下难得的记录。　　第三部分，分别选入作者在《巴金论稿》出版之后各自撰写的关于巴金的文章。所谓“巴金新论”，其实，也是最初研究的延续。这里每人各选两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以反映出各自思考的重点和写作方式发生的变化，也可表明相互之间的关联与区别。在这些“新论”的“和而不同”中，人们可以看到研究巴金、论述巴金仍有着诸多新的话题和空间，有待于更多研究者的加入和拓展。

作者简介

　　陈思和，1954年生于上海。1982年1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巴金研究会会长等职。著有文学史专著《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学术传记《人格的发展——巴金传》，文学批评集《笔走龙蛇》、《鸡鸣风雨》、《犬耕集》、《草心集》、《献芹集》等多种。主编有《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多种。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部分 巴金论稿序（贾植芳）小引：一个简短的说明〔上篇〕第一章 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第二章 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第三章 巴金与欧美恐怖主义第四章 巴金与法国民主主义第五章 巴金的爱国主义思想〔下篇〕第六章 巴金的文艺思想第七章 巴金创作风格的演变第八章 巴金与俄国文学第九章 巴金与西欧文学第十章 巴金与中国传统文化后记第二部分 在写作《巴金论稿》（1979-1985）的日子里怎样认识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大雪覆盖下的火山——论巴金关于工人题材的创作记文化生活出版社贾植芳致陈思和书信（十封）贾植芳致李辉书信（十八封）关于《巴金论稿》写作的通信简要的说明陈思和、李辉往来书信（四十九封）第三部分 巴金新论《随想录》：巴金晚年思想的一个总结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精神的接力与传承——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理性透视下的人格——读陈思和著《人格的发展——巴金传》望尽天涯路——关于巴金思想与精神的历史叙述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巴金论稿　　〔上篇〕　　第一章 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　　巴金的思想，是丰富多彩的，他的思想的发展，经历了长时间的、痛苦的过程。这条思想发展的河流，从“五四”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余年间，始终没有停止它的运动，或急或缓，总在不断地向前流去，流去。这条河流里，出现过多种溪水，而人道主义则始终是它的主流。我们可以说，人道主义是巴金接受其他思想影响的基础，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制约着他的整个思想的发展，自然也决定了他的整个创作倾向。我们只有深入地了解了巴金的人道主义，才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他的思想发展的关键，也才能够准确地理解巴金这个新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性的作家。所以，在全书之首，我们将用较大篇幅论述巴金的人道主义，以求为后面的论述做好铺垫。　　一、丰富的内涵：仁爱、忠实、友谊　　巴金的人道主义尽管受到过西欧社会哲学思潮人道主义（Humanism）的影响，但那只是他以后研究西欧社会运动的副产品。严格地说，他的人道主义并没有西欧人道主义思想那么具有系统性和理论性，它只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而产生的一些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在客观上，巴金向往一种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的理想社会，每个人都能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都能恢复做人的尊严，不受压迫，不受欺侮，也不侵犯他人，彼此和谐、互助地生活；在主观上，他探索着自己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有利于他人的人，他同情别人的不幸，理解别人的痛苦，希望能用自己温暖的手揩干每一个人的眼泪，甚至愿为别人的利益作出自我牺牲。这种思想无疑会鼓舞他反抗一切摧残人性的专制制度，与之进行不懈的斗争。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讲，还促使他在寻找一种新型的人生观、道德观，来取代旧传统的人生观与道德观。　　这些思想，正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体地讲，这是在封建家长制度行将崩溃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巴金的青少年时期，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也就是在封建家长制的旧家庭，巴金的具有丰富内涵的人道主义得以萌发、形成；反对专制的要求，才从幼小的心灵滋生，最终发展为充满战斗性的政治思想。　　巴金为什么要狂热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呢?原因正是他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感受到了这个制度背后的吃人本质。他的家庭是一个大家庭：“我生在一个古旧的家庭里，有将近二十个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姐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当然，其真正的特点不在家庭成员的众多上，而在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历史与现状。首先是旧礼教的迫害。旧礼教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封建家庭的家长们为了维护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与特权，必须按他们的面貌来培养自己的继承者，而旧礼教正是这样一种教育工具。在这个精神枷锁下，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丧失了灵魂和前途。巴金的大哥就是这样一个牺牲品。因为他是这个大家庭的承重孙，很早就被封建教育培养成为一个暮气沉沉的大少爷。他有理想，有爱情，也有才气，可是在不到二十岁时，被父亲用荒唐的拈阉的方法娶了一门亲，接着又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的负担，在封建家庭内部种种倾轧、中伤以及他个人的不幸遭遇打击下，一度发狂，最终自杀。他的悲剧深深刺激了巴金。巴金是那样地爱他大哥，但他发誓决不重蹈大哥的覆辙，去做封建礼教的殉葬品。其实，在巴金这一家族里像大哥那样成为旧礼教殉葬品的青年何止一个?巴金的三姐，就是像《春》里的蕙一样让人用花轿抬到一个陌生的人家做填房妻子，忍受公婆的折磨，一年后就死在医院里；巴金的一个表姐，受了礼教的毒害，甘愿到她从没见过面的亡故的未婚夫家里去守节，葬送了自己的青春。这一桩桩血腥的事例不断刺激着巴金，正如他在谈到离开家庭时所说的：“我离开旧家庭不过象摔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的悲哀只是因为还有几个我所爱的人在那里面呻吟，憔悴地等着那些旧的传统观念来宰割。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已经用眼泪埋葬过了不少的尸体，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完全是被腐旧的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的一时的任性杀死的。”在巴金以后创作的小说里，这种感受也一再被提起。　　除了青年男女在礼教迫害下的血泪史以外，巴金在这个家庭里还看到了地主阶级生活方式与精神道德的堕落史。巴金在回忆录里，多方面刻画了他父辈一代人是如何靠了祖上的遗产过着挥霍元度的堕落生活，以及当他这一房的家长早逝后，其他房的叔父们互相倾轧、欺诈的黑暗内幕。作家悲愤地写道：“父亲一死，我的家庭生活渐渐变得苦痛了，他的死仿佛给我拨开了另一只眼睛，使我看清楚了这个富裕的大家庭的另一面目。对于我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我看见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同时在我的渴望着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压迫像一个沉重的石块重重地压着。”　　剥削阶级一方面荒淫无耻地追求肉欲，另一方面又对劳动人民敲骨吸髓，以维持其挥霍无度的家业。少年时期的巴金虽还没有直接认识到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的社会本质，但从李家大院的角落里，他也看到了一些悲惨的事件：六十多岁的老书童赵升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沦为乞丐，冻死在街头；一个仆人袁成在外国烟馆里被警察接连提去两次，不久死在门房里；另一个老轿夫被人诬为偷东西，在一个晚上用一根裤带吊死在大门里面；从小照顾巴金长大的丫头香儿和女佣杨嫂也都先后病死了……。劳动人民悲惨的遭遇激动了巴金，使他认识到，社会上存在着“上人”与“下人”的对立和不平等。他愈是与“下人”待在一起，就愈讨厌“上人”中间的种种虚伪与礼仪。于是，他下决心，在这阶级的对立中站到“下人”的一边，做人民的朋友。“当这一切在我的眼前发生的时候，我含着眼泪，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说我不要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巴金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形成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方面：站在维护人的尊严与自由的立场上，反对剥削阶级中尔虞我诈的虚伪的人与人的关系。于是，也就产生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另一方面：追求美好的生活理想，追求一种以爱、忠实与自我牺牲为基础的人生关系。这些思想，也同样是在他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并且成熟起来的。　　巴金的“爱”的观念来自于他的母亲的教育。在封建家庭这个黑暗的王国中，有一线光明始终照耀着巴金幼小的心灵，那就是他的母亲，在她身上充满了中国女性传统的美德：慈爱和温柔，在那以纲常名教为泥土筑起来的王国里，妇女即使是贵族出身，也同样受着封建伦理的束缚与欺凌。在这样的大家庭里做媳妇，其苦处是不难想象的。这种受欺含屈的家庭地位，使她思想上有了比较民主的倾向，对婢女和仆人也比较接近、宽和，这使巴金从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促使他母亲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另一原因，是她除了受过一定的封建文化教养外，一度还和外国教会有过来往。作家后来回忆过：因成都四圣祠医院的一个英国医生治好了巴金二妹的病，于是“母亲和那几个美国女教士后来做了朋友”。　　我们不能断定他母亲是否阅读过《圣经》，但她那种不为传统旧习所束缚的勇气和意识，不仅高于当时一般的旧式妇女，也高于一般的封建思想浓厚的男子。甚至高于她的丈夫——她丈夫在她死后就断绝了与外国女医生的来往。　　巴金深深地爱着他这位具有人道思想的母亲，他从她那里继承了她性格中最宝贵的部分——“仁爱”：“她很完满地体现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人，不管他们贫与富，她叫我去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助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这位母亲不是将“仁爱”作为一种空泛的理论，而是在平时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中，这样教育着孩子。有一次，巴金的三哥为了一点小事向丫头发了少爷脾气，事后被母亲批评了一顿，告诉他：“丫头和女佣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从巴金以后的思想道路来看，不管他接受了哪种思想学说，它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人类之爱”。他渴望爱，追求爱，企图把爱分给别人。这棵“人类之爱”的繁茂大树的根底，正是他的母亲给培育的。

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把这本《巴金研究论稿》呈献给读者时，其实我们把已经淡化了的激动打捞出来，为历史存一份记录，为我们各自新的研究和写作，再添一把薪火。　　对于我们，人文探索与历史叙述，依然充满诱惑，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　　——陈思和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