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谦慎书法论文选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社:荣宝斋出版社  作者:白谦慎  页数: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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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白谦慎书法论文选》,本书收入书法史学者白谦慎发表于不同时期的论文20篇,内容涉及书法美学、书法史、书家研究、20世纪书法、海外书法研究,全面地展示了他的学术关怀和理论视野。

作者简介

白谦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赴美国罗格斯大学攻读比较政治博士学位,1990年获硕士学位后转至耶鲁大学攻读中国艺术史。1996年获博士学位。1995—1997年任教于西密执安大学艺术系。1997年至今任教于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2004年获终身教授职位。
主要著作有《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3年),《天倪——王方宇、沈慧藏八大山人书画》(与张子宁等合作。佛利尔美术馆,2003年),《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兰亭论集》(与华人德合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

书籍目录

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以傅山为例一、建立文化声望:傅山在晚明的生活二、维持生计的努力:傅山和戴廷拭三、日常生活中的书法:傅山书法的不同用途四、傅山的交往圈(一)明清政府官员(二)山西文人(三)外省文人(四)僧侣(五)侠名的地方士绅和商人五、应酬的策略(一)选择书写内容(二)书法中的序与款(三)上款与印章的功用(四)选择字体(五)代笔人(六)拖延(七)抱怨(八)保存精品六、应酬和社会精英之间的互动七、结论八大山人花押“十有三月”考释对联杂议17世纪中国艺术中的疾病、残疾与畸形引言关于身体问题的抱怨疾病、悔恨与身份危机陈述身体问题的其他因素残疾和畸形的艺术结语1886年吴大潋在吉林的文化艺术活动吴大潋在吉林的主要活动简介一些统计数字册页书法学术著作存世吴大潋在吉时期作品举例题铜柱铭龙虎石刻为尧山都护书篆书联篆书《论语》题全形拓《字说》和《惫斋集古录》《海上三神山图》《长白积雪图》余论:晚清士大夫的业余时间支配和知识结构的问题吴大潋和篆刻一、吴大潋的早期篆刻活动二、从友朋之间的信札看吴大潋的古玺印收藏活动三、吴大潋和古玺印收藏家的交往吴云陈介祺王懿荣四、吴大潋的印学研究五、吴大潋和当代篆刻家的交往翁大年(1811-1891)赵之谦(1829-1884)吴昌硕(1844-1927)黄士陵(1849-1908)尹伯困(生卒年不详)胡义赞(1831年生,约卒于1904年前后)王石经(1833-1918)陈佩纲(生卒年不详)六、结语20世纪的考古发现与书法创作一、清代的碑学和“二王以外有书”的思想二、甲骨文的发现和书法创作三、简牍的发现和书法四、敦煌遗书和其他出土文物与书法五、考古资料在现代书艺中的运用结语在现代书法的大纛下20世纪文字山水画刍议沈尹默与张充和丁衍庸先生篆刻刍议险峭而婉秀:欧体楷书与江兆申先生书法参照系的关系刍议关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陆书法研究的一些思考一、美学热和文化热下的中国书法研究二、书法史研究三、挑战书法研究方法刍议关于当代书法史写作的札记一、治当代书法史之难二、治当代书法史应注意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现象三、一些体制的因素四、当代书法研究中采用计量分析的问题五、地域书风六、艺术风格取舍的问题七、当代书法史有关资料的收集和保存问题八、加强个案研究九、介绍林丽娥的著作(《大陆“文革”后二十年书法艺术活动之研究(1977年至1997年)》十、当代中国书法史可以包括港澳台和海外中国书法的创作和研究关于当代文字环境及其相关的艺术史写作的思考也论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美国的中国书法收藏和研究美国的中国书法收藏家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书法学术研究和博物馆收藏中国篆刻在西方学术规范与体制一、从退稿说起二、学术出版物的等级和声誉三、引文与注解四、书评五、以学术与学者为中心的学术会议六、博物馆与学术界七、基金会八、学术组织九、结束语附:“兰亭会议”与学术规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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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汪世清先生带我去读书
      
      
      
      □ 白谦慎
      
      
      
       每年暑假到国家图书馆看书,都会想起汪世清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第一次到北京图书馆(1998年更名为国图)看善本书,就是汪先生带我去的。那时看书和今天颇有些不同:古籍善本的缩微胶卷不如现在多,我需要看的清初文集大多需要从书库里提出来;看善本书要收费,收费多少和时代的先后及版本的珍稀程度有关;读者需出具厅局级机构的介绍信。我需要读的书都不是特别稀有,所收费用不高,我一天要读的书,大概花十几至二十几元就够了。只是那时我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学校无法出具厅局级机构的证明,所以,每次都是请中央教育研究所的汪先生在他的单位为我开好介绍信。
      
      
      
       汪先生是徽州歙县人,幼年失怙,家贫,靠恩师、著名画家汪采白先生的帮助,完成初中、高中学业。高中毕业后,同时考上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因考虑到经济情况,选择北师大。次年,又同时入北大哲学系。1949年后,长期在教育部的研究机构工作,专业是物理学史。年轻时,受乡贤黄宾虹先生的影响,关心乡邦文献,收集明末清初徽州籍画家的资料,加以研究,逐渐地扩大到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的画家。数十年来,汪先生有空便到北京各大图书馆的善本书室读书,离休后,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更是经常到图书馆查资料。
      
      
      
       我和汪先生通常约好在北图门口见面,办好阅览手续后,他看他的书,我看我的书。我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当场向汪先生请教。那时,我看的书都和傅山研究有关,汪先生关心的艺术家多,收集资料的范围就很广泛。阅读中,如见到有价值的资料,他便用铅笔在小笔记本上抄下,回家后再用毛笔分类誊抄。日积月累,由汪先生辑录的资料集,本身就成了新的“善本书”。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汪先生发表了许多论文,解决了不少明清艺术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说,南昌青云谱曾被认为是清初画家八大山人的隐居之地,道士朱道朗也被误作八大山人,1959年,政府还专门出资在青云谱建立了八大山人纪念馆。但是,汪先生在八十年代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考证八大山人的身世和在清初的行踪,以大量的文献证明,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青云谱也不是八大山人的隐居之地,澄清了一个很重要的史实。
      
      
      
       汪先生对明清艺术史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个案研究解决了一系列的艺术史问题,更在于他极大地提高了书画史领域的文献学标准。以往书画史的研究偏重于艺术品的鉴定和赏析,使用的文献多为书画著录、书论、画论以及书画上的题跋,在涉及艺术家时,通常也只会查阅一般史书中的传记和艺术家本人的文集。总的来说,采用的文献十分有限。但这一情况在汪先生的研究出现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汪先生使用的文献包括各类史书、文集、笔记、手稿、金石书画题跋、方志、族谱和家谱、书画著录、图录、印谱、档案等等,涉及面极广。在汪先生的影响下,我在研究傅山时,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收集所有相关的资料。
      
      
      
       和汪先生一起去看书,通常都在暑假。不是暑假的时候,我便通过书信来向汪先生请教,汪先生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1992年下半年,我在研究中发现傅山在清初曾经得到一个名叫魏一鳌的官员的很多帮助。1993年1月18日,我去信向汪先生请教。2月下旬,汪先生在北图查到了魏一鳌《雪亭诗文稿》的抄本,从中抄录了一些重要的资料寄给我,使我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长篇论文《傅山与魏一鳌》的初稿。从1993年至2000年,汪先生写给我的信共有二十余通,短则一页,长则可达四至六页,信写在四百字一页的稿纸上,字迹工整清晰。这些信大多是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如2000年9月19日给我的信长达六页,其中三页是回答我关于清初几个文人的生卒年问题,另外三页则是汪先生在北图善本阅览室为我抄写的晚明文人顾起元《嬾真草堂集》(万历年间刻本)中的《白下游草序》和《金陵诗草序》。这些资料大都在拙著《傅山的世界》中引用了。汪师母沈家英女士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汪先生每天早晨起来便是写信,回答人们的问题。其中部分信件已经由《安徽日报》的鲍义来先生整理编成《汪世清书简》(共969通信札,67万字,内部发行),很多信件等于就是篇幅不一的论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收进此书的只是汪先生一生中所写的带有学术性的信札的一部分。汪先生多年和旅美八大山人专家王方宇先生通信,讨论八大山人研究问题,但王先生去世后,他的家人居然没有找到汪先生的信。汪先生也多年和居住在澳门的学术前辈汪宗衍先生通信,这些信件也不知所终。汪先生生前不知花了多少时间、精力甚至钱财来帮助别人。以上面提到的他在2000年9月19日写给我的信为例,为了回答我的问题,他需要到图书馆去查书抄书,然后写出他对问题的分析,抄写原文,仅写此一信,起码就得花他一个上午的时间。可以说,他寄出的每一封讨论学术的信,都蕴含着他很多的劳动。1993年寄到美国的普通航空信邮资是2元,厚些的信,还会贵些。随着邮资的调整,2000年9月的那封信,邮资为6元6角。虽说汪先生是教授级研究员,工资不低,但向他求助的人太多,加在一起,当是不小的开销。而汪先生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无偿的。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在学术的探求中,享受着无穷的快乐。对他而言,能看到晚辈学子在他的帮助下取得进步,那就是最好的回报了。1994年,汪先生收到我的论文《傅山与魏一鳌》的初稿后,来信予以充分肯定,我在备受鼓舞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先生由衷的欣慰。
      
      
      
       2001年6月到北京,照例和汪先生通电话,请他为我开介绍信,并约好见面的时间。那天早晨在国家图书馆见面时,发现汪先生比一年前消瘦,而且汪师母也陪着先生来了。这可是头一遭,不同寻常。图书馆还没开门,我们在馆外等候,汪师母把我拉到一边,偷偷地指着汪先生,又指指喉部,轻轻地说了个“癌”字。我闻后大吃一惊,汪先生的身体一向都是很好的啊!图书馆开门后,汪先生带我去办完手续后,便离去了,没有留下看书。原来他化疗后,身体虚弱,汪师母不放心,才陪他一起来为我送介绍信。几天后我去看望汪先生,问他身体如何,他淡淡地回答,没事,就和我谈起了学术上的事。此后,汪先生在中医的调理下,身体恢复得很好,我们以为他完全康复了。
      
      
      
       2001年以后,我就再没有和汪先生通过信。因为,为傅山研究所做的资料收集工作基本结束,我已进入了写作的阶段。同时,从美国打长途电话到国内的费用降低了许多,我如有问题,就打电话给汪先生,隔洋聆听他的教诲。记得大约在2002年12月底或2003年1月底,我打电话给汪先生拜年,同时告诉他,我和一位老朋友准备研究一部清初的书信集,2003年的暑假,我要陪张充和女士回国在北京和苏州办书画展览,到北京时,我要去向他请教书信集的研究。汪先生听后很高兴,说他熟悉这部书信集,里面有很多写信人和收信人是徽州人,他的乡贤。汪先生认识张充和女士,汪师母又曾是张充和的姐夫周有光先生的同事,展览开幕时,他们会去参观。可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不久,非典开始肆虐,张充和诗书画展的计划被迫取消。也就在这时,汪先生癌症复发,住院不久便于5月3日去世。临终前,他还为不能完成已经答应为台湾石头出版社撰写的《梅庚年谱》而感到遗憾。
      
      
      
       汪先生辞世整整十年了。近年来,在各方面的努力下,汪先生的书画史论文集、书信集、《石涛诗录》、《艺苑疑年丛谈》(增订版)、《明清黄山学人诗选》等先后问世。《汪世清全集》(包括他的物理学史论文、徽学研究论文和一些杂著、诗词等)和《汪世清辑明清书画史料集》也在编辑之中。这些都差可告慰汪先生在天之灵。如今,到国家图书馆去读善本古籍,不再需要介绍信,读者只要带着身份证件办理借阅证就可以看书。越来越多的古籍被拍成了缩微胶卷或扫描,借阅方便,也无需支付费用。这些都是可喜的进步。可是,在我身边却少了一位可以经常请教的前辈,在我们的学术界,则更少了他的那种纯粹、专注、诚恳和慷慨。
      
      
      
       2013年4月25日于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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