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文化前沿研究论集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社：中国社科  作者：马明良//丁俊|主编:马明良  页数：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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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集中反映21世纪我国伊斯兰教研究领域最新前沿成果的论文集，绝大部分论文已经公开发表，散见于国内各种学术刊物，只有数篇论文尚未公开发表。本论文集论文以西北民族大学学者论文为主，同时也兼收了北京、上海等国内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学者具有代表性的论文。相信，本论文集的问世，对于促进宗教学学科建设，完善宗教学理论，丰富宗教学内涵，拓展宗教学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作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马明良，青海循化人，西北民族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宗教学专业研究生导师，伊斯兰文化方向导师组组长。发表《伊斯兰生态文明》、《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战略与全球战略》等百篇论文，著有《简明伊斯兰史》、《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历程与前景》等多部专著。主持大型学术工程“伊斯兰文化系列丛书”和“《圣训》研究”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成果获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丁俊，男，回族，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伊斯兰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阿拉伯世界研究》期刊编委、中国宗教学会理事、甘肃省民族宗教学会常务理事、甘肃省阿拉伯语翻译协会常务理事。 出版有学术论著《伊斯兰文化巡礼》、《中国阿拉伯语教育史纲》、教材《阿拉伯文化基础教程》、译著《十字路口》（合译）等。参与完成上海市十五规划重点项目《大辞海》词条编撰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目前负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研究”、国家民委重大科研项目（五种丛书修订、续修项目之一《回族简史》修订与续修）等项科研任务。

书籍目录

前言导论　面向新世纪，创建伊斯兰文化研究的新体系伊斯兰文化与文明对话　文明对话与大中东改革　伊斯兰视阈中的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　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认同及其重构　“以儒诠经”活动及其对当代文明对话的启示意义　王岱舆的“天命三品”论对当今文明对话的启迪意义　穆斯林的人生理想——兼与儒家文明的对话　从《据理质证》看马德新的“回耶”对话观伊斯兰哲学思想研究　伊斯兰文明中的人文思想　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述评　再论伊斯兰教的和平观——兼及“吉哈德”理念　伊斯兰研究中的语汇问题——以“吉哈德”为例　伊斯兰人权观　乌玛观念与伊斯兰宗教共同体的构建　纳斯尔教授的“圣道伊斯兰教”观初探　纳斯尔教授的伊斯兰哲学史观述评　浅谈穆罕默德·阿布杜的“存在神学”观　从努尔西到努尔库运动——一土耳其“文化伊斯兰”概说文化比较研究　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主权观之比较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伊斯兰法文化与中国法文化的比较研究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视阈中耶稣形象之比较研究　从“真一说”看明清之际的回儒融合　儒家“五伦”思想和刘智“五典”思想之比较伊斯兰文化与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根本利益　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和谐理念　和谐社会中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　伊斯兰妇女问题文化辨析　伊斯兰生态文明初探　穆斯林生理卫生与心理卫生观念初探伊斯兰文化与中国穆斯林　对王岱舆、刘智学术地位的再认识——致杜维明先生的信　他山之石——西方学界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述评　伊斯兰教传入西藏考　西海固伊斯兰教的门宦教权体制　论法门门宦两份阿拉伯文苏菲传教凭证的文献价值及信息　陕鄂交界地区回族、伊斯兰教考述　维吾尔族jamaat群体研究　《福乐智慧》中所反映的早期苏菲　云南迪庆藏化回族调查报告伊斯兰教法研究　论教法创制与文化创新　论伊斯兰教与“神圣律法”伊斯兰法的辩证统一　伊斯兰法渊源在其文化体系形成中的作用伊斯兰教育　历史上的伊斯兰教育　20世纪河州经堂教育的两次重大突破　兰州满拉的汉文化需求——以城关区为例伊斯兰文献研究　《古兰经》注疏概观　穆圣与《古兰经》注疏　圣训花苑中的智慧花瓣

章节摘录

　　伊斯兰文化与文明对话　　文明对话与大中东改革　　朱威烈　　伊斯兰世界在抗议和反对“文明冲突论”的过程中提出了文明对话的主张，美国在伊战后提出了全面控制和改造中东的“大中东计划”。本文从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文化、改革文化和政治文化三个层面分析归纳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美国“大中东计划”出台前后，开展改革初期的文化观察点和当前处境，旨在引起我国学者的关心和兴趣，推动、深化和提高我国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工作。　　从“文明冲突论”到文明对话　　文明对话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冷战结束后美国塞缪尔?亨廷顿教授“文明冲突论”的问世。　　亨廷顿的论文《文明的冲突？》在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上一发表，便引发了广泛而长久的批评和争论，被认为“是继20世纪40年代坎南提出‘遏制’思想之后另一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它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1996年，亨廷顿为“对该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又编写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学界认为，亨廷顿的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在国际舆论界与学术界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尤其以第三世界和中国为甚，因为“他特别担心的是儒教文明（实际上是指中国）与伊斯兰文明（主要指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可能联合起来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亨廷顿的一文一书，前者政策性色彩浓重，后者侧重于提出一个“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和范式”，是一本国际政治学专著。虽说我们中国学者大都不同意他的结论性阐述，即：“这种合作的最突出形式是儒教一伊斯兰教的联系，这样的联系已经出现，对西方的利益、价值和权力提出挑战”；但是，“文明冲突论”客观上毕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更何况，它的主要观点，如“西方与伊斯兰之间几个世纪以来的军事冲突不可能减弱，而且可能会更加激烈”，“文化上的差异，也就是基本价值观和信仰的差异，是第二个冲突的根源”，“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的冲突是文明之间的冲突”等，都已经反映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实践中。从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把安全、经济、民主列为对外战略的三大支柱，并提出在海外推行民主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三大目标之一，到小布什政府明确提出“大中东计划”，不惜财力、人力、物力欲将伊拉克打造成中东民主国家样板的努力，都不难看出“文明冲突论”对美国全球战略所具有的指导意义。　　伊斯兰世界，特别是其中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朗，面对着伊斯兰文明和文化被歪曲，穆斯林形象被丑化，国家和社会遭遇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它们在不断抗议和反对的同时，也频频提出文明对话的主张，借助各种平台和场合，通过正面阐述伊斯兰教的宽容、和平、正义和兄弟情谊等教义内涵，以争取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理解和认同，这无疑是一种积极且具有建设性意味的举措。因为各种文明之间虽确有差异、矛盾和冲突的一面，但同时也有交流、融合、共荣的另一面。生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绝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都主张用对话代替对抗，用和平发展代替军备竞赛。为此，阿拉伯国家曾举办过多次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2006年12月中阿合作论坛也将在北京召开中阿文明对话学术研讨会，伊朗前总统哈塔米还将2004年定为“文明对话年”。　　二　对“大中东计划”的因应　　当前，就信众人数、地域范围和影响深广而言，世界上主要的文明文化，是三大块，即美欧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东亚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拥有57个（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约12亿穆斯林的伊斯兰文化。从实际情况看，“文明冲突论”的主要对象和文明对话的相对固定一方，应该说是伊斯兰教、伊斯兰国家，再局限一些，是伊斯兰文化中的主体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大家知道，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其国家安全战略已确定为反恐、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全面控制改造中东。虽说小布什从第二任期起，策略上已出现调整，不再沿用初期那种“新的十字军战争”、“要么与美国站在一起，要么与恐怖主义站在一起”的思维方式，而是采取了区别对待政策，除了继续把叙利亚、伊朗当作对立面，表示要继续与之斗争外，对其他阿拉伯国家则是有肯定、表扬，也有鼓励、诱导。小布什总统在2005年的美国国情咨文中说：“从摩洛哥到约旦再到巴林，充满希望的改革已经处处生根。沙特阿拉伯政府可以通过扩大本国人民的自主权来展示其在地区的领导作用。为中东和平开辟道路的伟大和自豪的埃及现在能够在该地区带头迈向民主。”事实上，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全面控制和改造中东的战略已经展开，其最重要的战略方案便是实施它的“大中东计划”，宗旨是民主改造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制度。美国始终不同意欧盟、阿盟都主张的首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再谈改革，而是坚持中东国家开展改革不能把解决巴以问题作为前提。而且，即便是它代表四方委员会提出的路线图计划，也是将巴民族权力机构改革作为先决条件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2003年初提出的“大中东计划”在遭到阿拉伯国家几乎一致的拒绝，认为“改革不能从外部强加”之后，已作了调整，2004年6月在美国佐治亚州召开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已经将其易名为“旨在进步和共同未来的大中东和北非地区伙伴关系”和“八国集团支持改革计划”两份文件。这被阿拉伯学者视同为“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1919年6月）、“二战”结束前后的《雅尔塔协定》（1945年2月）和《波茨坦公告》（1945年7月）那样的国际性协议，是“冷战”结束以来发达国家第一次对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作出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很显然，“大中东计划”反映了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战略正在从利用武力更迭政权的单边主义，转向多边合作，借助西方“软实力”来推动民主改造中东的进程。因此，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改革已经不仅仅取决于它们的意愿，而是一件关系到中东、北非地区前途以及国际现有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发展的全局性大事。　　客观地看，阿拉伯国家包括它们的官员、学者和民众对自己目前的处境是清楚的，它们也有进行改革的愿望。曾担任埃及教育部部长十余年的侯赛因?巴哈丁博士在他委托我们翻译出版的《十字路口》中说，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是屈从现状、甘于沉沦，还是超越挫折、奋发图强，阿拉伯民族应走向何方？他的回答是改革。因为“改革作为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里，适应时代变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一种必需，它不仅是我们应该接受的现实，而且应当成为我们处理当前和未来各种问题的纲领”。这些年来，在阿拉伯国家的媒体上，在各种研讨会场合或与当地各类人士的接触过程中，改革是一个被广泛而且高频率谈论的话题。它们虽然仍会较多地强调改革的障碍主要来自美国单边主义的负面影响，如伊拉克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问题至今由于美国的双重标准而尚未得到公正、全面的解决，但是，讨论和研究毕竟已涉及文化层面，即基本价值观和信仰等方面的问题。　　三　阿拉伯世界改革初期的文化观察点　　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的中东历史表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一直处在向现代化过渡、转型的阶段，伊斯兰教信仰和民族主义始终居于重要地位。　　这里，仅根据我这些年的了解，围绕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对话，谈几点管窥蠡测所得，或叫做观察点。　　1.关于宗教文化　　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在改革过程中，都面临着重新构建其主流宗教文化的任务。众所周知，伊斯兰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历来都是伊斯兰教，现在和今后也依然如此。因为没有伊斯兰教，就没有阿拉伯民族、阿拉伯标准语言文学和阿拉伯文化；没有伊斯兰教，也就没有伊斯兰国家、伊斯兰世界和伊斯兰文化。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可谓是独树一帜。因此，不了解伊斯兰教，就很难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交流与沟通，更遑论推动它们的改革了。在伊斯兰教的主体民族阿拉伯人的崛起、发展、衰落、振兴的漫长历史阶段里，伊斯兰教从来就是他们的旗帜、口号和精神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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