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视野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社：周建渝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07出版)  作者：周建渝  页数：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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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讨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专著，是我过去一年多时间内撰写完成的。然而，其中一些论题的思考，却是近几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为研究生上课时，逐渐产生和形成的。书中个别论题，曾在近年参加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初步讨论。所有这些积累，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本书的重点在诠释。选择讨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因为它作为一部古典小说，其语言具有多种不同的性质（hetemgeneous-ness）。而文学语言越具备多种不同的性质，就越有着观念及意义上自我解构的可能性①。《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这样一部作品，由于它蕴涵了异常丰富的可诠释的潜能，因此在若干世纪之后，仍能够激起我们的研究兴趣。这样一部讲史的经典，既呈现了过去的文明，又影响着后来的时代。它在历史性与现实性之间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张力关系，成为我们今天重读经典的一个重要文本。重读经典，就是重读传统。我们对于传统的认知，取决于我们对现代生活的认知。在重读经典、重读传统的过程中，我们希望领悟到现代意义。

内容概要

　　《多重视野中的》从解构批评、“文本互涉”、“多重对话”、读者反应批评等角度，重新诠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其主要论点如下：从小说关于孔明病逝、曹操“奸雄”、刘备“仁义”、魏延“反骨”等叙述中，我们看到小说在建构某种意义的同时，逐步消解了这些意义，由此暗示出作品文字呈现意义的不稳定性，亦瓦解了文字表述似乎要导出的某种确定寓意。　　小说引入《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早期文本中的叙述模式，将之转换成“天下三分”的宏观叙述及人物与事件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显示出小说对于此前文化传统的承续。　　孙策与于吉、左慈与曹操冲突的叙述，呈现出不同意识之间的相互对峙与对话，以及小说多元化的意义。围绕吴、蜀联盟的“众声喧哗”所构成的大型对话，具有“复调”小说之特征。不同意识之间的互不相融，促成小说的开放式叙述结构。叙述人意识与小说人物意识之间持有的差异，为小说意义的呈现，提供了丰富内涵。　　毛纶、毛宗岗对小说的评点是对文本意义的重新建构。它超越了文本字面结构所呈现的意义，不可能像客观论者和还原论者主张的那样，完全回到小说文本的原始状态之中。

作者简介

周建渝，祖籍河南光山，1955年生于重庆，1971年下乡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后改为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当过农垦工人、机关干事。1978年初考入大学，先后获得学位有：昆明师范学院文学士（1982年）、四川师范大学文学硕士（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199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1995年）。曾任教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人文学科研究所副所长。出版论著有《才子佳人小说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传统文学的现代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在世界各地发表中、英、日文学术论文数十篇。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绪论一 后现代批评对小说批评传统的质疑（一）“讲史小说”与“史实”的关系（二）作者“本意”与文本“客观性”（三）文本阅读与解构批评（四）文本互涉二 后现代批评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运用三 重读《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二章 解构批评：《三国志通俗演义》文本意义之不确定性一 “天意”乎？“人为”乎？——“孔明之死”叙述之意义解构二 解构曹操“奸雄”之定论三 刘备“仁义”形象的反讽与解构四 历史叙述的反历史性——魏延的“反骨与“闯帐”第三章 “文本互涉”视野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一 “合纵连横”与“义利之辨”：《演义》与《战国策》、《史记》在叙述模式与主题上的文本互涉二 人物：项羽／吕布／关羽之叙述的文本互涉（一）从项羽到吕布、关羽（二）吕布与关羽之叙述的相互指涉（三）赤兔马的叙述功能三 谋臣的作用四 以“三”为单元的重复叙事模式五 “鸿门宴”母题的再现六 青蛇与白蛇的呼应七 预示性叙述第四章 “众声喧哗”：《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多重对话”特质及其意义一 孙策与于吉的对话二 左慈与曹操的对话三 两组对话之关系及其意义四 大型对话与“复调”小说特征（一）关于吴、蜀联盟的“众声喧哗”（二）“仁”、“术”、“智”的多义呈现及其相互对话五 叙述人的立场与小说人物对话的客观性（一）“轻佻果躁，陨身致败（二）“眇一目、跛一足（三）“悔向辕门射戟时”（四）“谁似忠心映日红”（五）“三顾频烦”与“两朝开济”（六）“曹操虽奸雄，又被玄德瞒过（七）“天数茫茫”与“三分成梦”第五章 读者反应批评：毛氏父子对《三国志通俗演义》文本意义的建构一 《读三国志法》对《三国志通俗演义》意义的建构二 回评与夹批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人物与事件意义的延伸性建构三 毛氏父子的批评视野（一）通过《演义》文本内相关人物事件的对应关联，建构特定人物与事件叙述之意义（二）通过与其他文本相关人物与事件的对应关联，建构《演义》文本内人物事件叙述之意义第六章 结论外一章《三国演义》的平行式叙述结构一 同一回中人物与人物（或事件与事件）的平行叙述二 数回或数十回中人物与人物（或事件与事件）的平行叙述三 小说整体结构上的平行叙述参考书目

章节摘录

克莉丝特娃将小说文本内的语言分作三类，直接语言（direct word）、客观型语言（0bject.oriented word）与矛盾语言（ambivalent word），并对其中的矛盾语言作了重点论述。她认为，作者使用他人的语言时，既保留原有意义，又赋予其新的意义，结果导致一词两义。矛盾的语言便是两种符号系统结合的产物。①两种符号系统的合成使小说意义变得相对化。她指出有三种方式可导致矛盾语言的产生：“风格模仿”（stylizing）、“戏拟”（parody）与“隐含的内在争论”（hidden interior polemic）。与“模仿”（imitation）相反，“风格模仿”建立了与他人语言的距离，作者在不违反所引他人语言的原意下，对其语言进一步发挥，以实现自己的意图。所谓“戏拟”，乃指作者模仿他人作品，其意图却是为了嘲弄、戏谑性地评论他人的作品、主题、作者或其虚构的嘲讽式模仿的声音，或另一个主题。作者于文本中输入的含义，与所引他人语言之原有含义相对立。关于“隐含的内在争论”，即指作者对他人语言的积极修正。虽然作者在述说，可是外来话语在其述说中不断地出现和被扭曲。他人的语言便带着这种积极修正式的矛盾语言特征，以叙述人的语言呈现出来。因此，文本是转换贯通语言的组织设置，其中可沟通的语言对先前或同时的不同言词赋予特征，而此设置又通过联结它们，来重新安排组织这些语言的秩序，文本因此具有丰富性。②克莉丝特娃并认为，矛盾语言仅出现于小说这一文类中，亦是小说结构的特征，例如自传体、争辩性忏悔、问答体以及隐含对话等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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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视野中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