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变迁与中俄关系的演变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作者：高飞  页数：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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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外交学院是一所教学与研究型的大学。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中国国际法学会这两大全国性的学会均挂靠在外交学院，为我院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学术上的支撑。《外交学院学术丛书》的出版无疑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首先，丛书的出版适应了中国的外交学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进入黄金时期的需要。外交与国际关系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特别是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际形势大变化，中国国内形势大变化，中国外交大发展，国内国外大互动。这种形势推动中国的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所谓“黄金时期”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需求大。对于外交学、国际关系等研究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之旺盛。世界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中国和世界的变化相互影响，这在国际关系中提出了很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中国正在崛起，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中国面临着许多的机遇，也面临大量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需要我们这些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提出一些好的点子。中国发生的事情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的崛起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如果说过去世人对中国的看法不是很重视的话，今天则不然，几乎所有的问题，世人都想了解中国的意见和立场。如何让世界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这就需要了解中、外双方，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国学者应当能够对此作出贡献。

内容概要

　　中苏关系从友好结盟到恶化对抗，再从缓和改善到重归于好，充满了戏剧性的复杂变化。其中固然存在客观因素，但进行冷静反思，应该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　主观原因造成的，而意识形态问题首当其冲。1989年小平同志在会见戈尔乔夫时说，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他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回过头来看，双言讲的都是空话。那些争论，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对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过去50多年来的中苏（俄）关系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外交学院青年学者高飞所著《政治文化变迁与中俄关系的演变》一书。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对两国关系进行核理和分析，从中探讨研究发展中国外交的经验教训，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

高飞，外交学院副教授，博士。历任该院外交学系外交学与中国外交教研室主任，科研处副处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秘书长。
　　教育和访学背景：1990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2003年获得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哈佛大学、莫斯科外交学院、法国巴黎十一大学访学。
　　主要学术成果：《百年中俄关系》（合著）、《外交学译丛》（主编）、《外交理论：从马基雅维利到基辛格》（合译），以及学术论文《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评中国外交的策略调整》、《学习、认知与中国安全观念的创新——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俄双边关系案例研究》、《中国和平发展的俄罗斯视角》、《俄罗斯离WTO有多远：俄罗斯入世的历史、问题与前景》、《朝共体系的历史流变与现实意义》、《1950－1960年代中苏关系演变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探索》、《浅析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政治文化视角》、《当代外交学研究现状分析》、《技术进步在外交中的地位与作用》、《进化论与国际政治》、《信息革命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影响》等。

书籍目录

前言第1章　政治文化的概念与理论　第一节　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　第二节　政治文化的体系、单元与结构第2章　社会主义阵营体系与单元政治文化的对立统一：中苏同盟的建立　第一节　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文化体系与结构　第二节　历史传统造就的中苏民族文化特征　第三节　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文化认同矛盾及其解决——中苏结盟第3章　体系与单元政治文化矛盾凸显：中苏分歧与冲突　第一节　中苏分歧的政治文化成因及变质　第二节　中国对苏联的地位威胁和政策挑战　第三节　苏联追求苏美领导世界及其对中国的伤害第4章　政治文化冲突解决模式的失效：从意识形态的论战到国家关系恶化　第一节　国际共动宾　论战传统与中苏大论战　第二节　中苏国家关系的恶化　第三节　从意识形态的论战到国家关系恶化的政治文化解释第5章　体系与单元政治文化的重塑：从军事冲突、国家对抗到关系正常化　第一节　中苏国家关系的全面对抗　第二节　中苏国家定位的疏离　第三节　政治文化变迁与中苏关系的正常化第6章　建构合作的文化：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　第一节　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转变　第二节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第三节　从国家的友好到人民的友谊——中俄互办国家年结论附录　1949－2008年中俄（苏）关系大事记参考资料附录一附录二后记

章节摘录

二、中苏结盟前的政治文化准备：无产阶级政党体系一单元认同矛盾的解决为了解决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族利益双重认同的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无产阶级的国际任务和本国的“民族”任务在理论上结合起来。具体地就是强调无产阶级的国际任务和本国的民族任务是一致的。民族主义一般都具有一种内化能力，即要求对外在的文化体系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民族”的形式。苏联党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主要体现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中。1920年，列宁在回顾十月革命时说：“三年前当我们提出关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及其胜利的条件问题时，我们总是明确地说：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这个胜利就不可能巩固；只有从国际的观点出发才能正确估价我们的革命。为了取得巩固的胜利，我们必须使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国家或者至少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经过三年残酷而激烈的战争无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①进攻波兰失败以后，列宁认识到民族主义力量强大，不能依靠武力输出革命，客观的环境使他不得不对苏俄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在对外政策上，苏俄政府努力调整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紧张关系，确立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强调尽快与西方国家签订贸易协定，甚至不惜为此作出让步。以和平共处为前提，斯大林后来提出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一方面提出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苏联一国建成，同时也强调苏俄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的一致性。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斯大林强调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对反对派进行了驳斥：“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不知道前进的目标，我们就不能前进。没有前途，没有即已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就不能有把它建设成功的信心，我们就不能建设。没有明确的前途，没有明确的目标，党就不能领导建设。谁低估了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决定意义，谁就是帮助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谁就是培植投降主义。”同时，斯大林再次强调苏联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一致性观点：“削弱无产阶级战胜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意志，既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势必延迟国际革命在世界各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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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变迁与中俄关系的演变》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