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楼

出版时间：2000-3  出版社：群众出版社  作者：[俄罗斯] 索尔仁尼琴  页数：626  译者：姜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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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瑞典皇家学院将197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从而使前苏联与西方之间继“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之后又一次出现了冷战的局面。从那时以来，索尔仁尼琴也由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变为“流亡作家”，其创作活动变得更为复杂，更为引人注目。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系中学教员。由于他是个遗腹子，童年金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学习上他刻苦努力，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1945年2月，他在前线被捕，按他本人的说法，是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的。从此，他被监禁在劳改营里8年。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1962年11月，《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据《文学报》报道，它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著名诗人、《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小说即刻轰动了整个前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继它之后，前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可想而知，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已没有可能在苏联国内问世了，它们同索尔仁尼琴此后的其他作品都是在国外出版的，且引起巨大的反响。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第二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当时，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自然，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去领奖。1971年，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在巴黎出版。1973年底，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的3卷本长篇小说。1974年2月，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他先到西德，后移居瑞士，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1976年他迁往美国。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回归俄罗斯。他的作品得以正式出版。　　这是一部充满了象征和隐喻的作品。“癌症楼”这一名称本身就具有象征意味，何况作者还在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中就明确交代过：“癌症楼也叫做13号楼”。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癌症之对于人体和邪恶之对于社会，同样都是致命的。“癌症楼”在作者心目中是隐喻和象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作者本人。索尔仁尼琴从流放地到塔什干治病的坎坷经历和所见所闻，构成了《癌症楼》这部小说的基本素材。作者写出了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及其同病房里的各个病人的不同命运和经历，他们性格的形成和人性的扭曲。作者写的是人生的坎坷，但实际上是社会悲剧的写照。一个个知识分子和忠心耿耿的干部被捕、流放、劳改的事实，使作者陷入痛楚的沉思，思考产生这些悲剧的缘由。结果，他发现了社会机体上的“毒瘤”，从而加以无情地剖析，把致命的“癌细胞”公诸于世了。　　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在部队里呆过7年，又在劳改营里呆过7年，之后是在流放地度日。就在这时他得了癌症，直至奄奄一息才好不容易住进了“癌症楼”，经爱克斯光照射他病情好转。但是下一步的“激素疗法”将使他“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这代价在他看来“是太残酷了”，他愤而反抗。表面上看来，科斯托格洛托夫过于粗鲁，喜欢嚷嚷，实际上他比较随和、一点也不傲慢，只是他生活中充满了不幸，以致性格扭曲、性情暴躁。作者正是通过典型人物性格的扭曲，揭露和抨击了肃反扩大化以及此前此后一次次清洗的罪恶及其对千千万万人心灵的损害。主人公对生活冷眼旁观、对历史深沉反思的态度正是作者本人坎坷经历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科斯托格洛托夫知识渊博，但他无时不把爷爷的一句口头禅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傻瓜好为人师，而聪明人甘当学生。”即使在劳改营里他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吸取知识，甚至跟同营里原来是列宁格勒大学古代语文和古希腊、罗马文学讲师偷偷地学过拉丁文。科斯托格洛托夫又有着诗人的气质，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会不知不觉受到主人公精神境界的感染，从而寄予无限的同情。请看科斯托格洛托夫是怎样谈到流放地的一条河的：“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动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这岂不是我们囚犯生活的写照!我们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恶名从这个世界悄然消失，但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们所留下的全部纪念就是通过见面、交谈、帮助这类方式互相捧给对方的一掬水。”(第二十二章)渊博的知识和诗人的气质又使科斯托格洛托夫具有了哲人的思维特点。他希望有一个道德健全的社会，他从人体的肿瘤想到国家机体上的“肿瘤”，自己宁愿待在“癌症楼”里，也不愿被“关进围着铁丝网的地方去”。　　小说《癌症楼》的全部素材几乎都取自现实生活，有其原型，就连书中写到的两条狗——茹克与托比克，从狗的名字直到通人性的习性，都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而并非杜撰，这一细节，读者只要参看一下译本前面的“作者生活照”便可一目了然。　　“癌症楼”又仿佛是透视灵魂的一面巨大的照妖镜。那些自以为是健康的人，那些在官僚主义机制下“正常”运转的各个“部件”，实际上许多都是灵魂上的病人。像鲁萨诺夫之类的官僚主义者，致命的倒不是他下巴颏那儿的肿瘤，而是灵魂上的“癌细胞”。作者通过描写鲁萨诺夫怎样从一个工人步步高升、飞黄腾达，最后成为一个相当有权势的“领导干部”，揭示出特权阶层形成的社会根源及其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的具体过程。鲁萨诺夫当年是靠告密，靠捏造事实、诬陷好人并使其遭到流放、家破人亡，靠踩着别人而升上去的，甚至还趁机霸占别人的住房。而后来，当受害者得到平反和恢复名誉，先后都回到原来的城市时，鲁萨诺夫却咬牙切齿，对反个人崇拜的人怀恨在心：“他们有什么权利现在把那些人一个个放出来？”还恬不知耻地说：“怎么能这样不近人情地作践人呢？”(第十三章)　　科斯托格洛托夫对鲁萨诺夫这类靠诬陷手段爬上领导岗位的人恨之入骨，所以他才总是那么冷嘲热讽、满口粗话甚至无礼地对待鲁萨诺夫，不仅不正眼瞧他，简直巴不得让肿瘤置他于死地。这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排解内心痛苦、反抗社会不公的一种手段。看到鲁萨诺夫在癌症楼里仍然权迷心窍、居高临下、放不下架子，科斯托格洛托夫不由得怒火中烧，决心报复。可惜的是，在癌症楼里，病员们几乎都“跟呆头呆脑的鸡似的。每一只都面临着喉管上挨一刀，可还都在咕咕哒哒，到处觅食。一只被抓去宰了，而其余的还在刨土觅食。”小说《癌症楼》里几乎通篇都是这种象征和语义双关的写法。作者在第九章结尾处，写到癌症楼里的三个同病房的病号，送一位出院等死的病友时插叙道：“这真有点像过去偶尔送出狱的人那种情景。”在作者笔下，癌症楼几乎等同于监狱，而这监狱又是终生监禁的“死牢”，因为即使有人可以从这座“监狱”里出去，“可一出大门他就又会被逮捕”。　　从艺术手法上看，作者的细腻笔触简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哪怕只读了一遍，读者也不会忘记同名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主人公是怎样把粥碗舐得光光的，而《癌症楼》里的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是怎样从签子上“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烤羊肉串的肉块的。“司机们每人吃完四五串烤肉，发动引擎开车走了，而奥列格却还在吮自己的那一串。他用舌头和嘴唇感受着每一小块鲜嫩的肉如何渗出汁来，如何散发香味，又怎样火候到家而丝毫不焦，感受着每一小块这样的肉里还蕴藏着多少未被破坏的天然魅力……”(第三十五章)　　看来，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面对死亡与癌症的态度，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生命激情，正是作者着意传达的重点之一。至于怎样传达，通过什么传达，那大概就涉及到作者独运匠心的构思和特殊的艺术技巧了。小说《癌症楼》中，梦境、幻觉以及本能的冲动等下意识活动占有一定的比重，作者还采用了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等手法，这就使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意识流”特色。作者通过对性欲的描写，揭示存在于人身上的感情是无法灭绝的真理。即使感情由于客观原因暂时泯灭，到了一定的时候还是会复苏的。在流放地，“从村子的各个角落整夜都有毛驴和骆驼在各自的围栏和院子里像吹号似地发出急切、得意的嘶鸣，表达它们求偶的情欲和传宗接代的信心。这种求偶的呼声在奥列格本人的胸中引起了共鸣。”(第二十章)即使在他多年经受劳改、流放、沉冤难白而来到“癌症楼”治病的时候，人性乃至性意识也在他身上猛醒：他开始注意女人的腿，开始想到女人，因为“他多年压根儿没看到过女人。当然也没接近过。他听不到她们的说话声，他不记得什么是女人的声音了。”(第十八章)强烈的情欲，本能的欲望，在作者笔下，成为生命力的一种标志。通过对性欲的描写，作者展示出主人公追求精神自由的心灵世界，并以此表现主人公对自己“被永远流放”的现实世界所进行的反抗。在科斯托格洛托夫头脑里，“生活的花朵”全在女人身上。作者虽然写了情欲，但并没有写淫乱。作者旨在突出的是：精神上的痛苦比肉体上的痛苦更难忍受。这就是为什么生者比死者更痛苦：“对男人战争是慈悲的，把他们带走了，而把女人留下来受痛苦折磨(第二十五章)科斯托格洛托夫是“铁丝网内”不幸朋辈中的幸存者，他感情上变得麻木了，政治热情已消失殆尽，似乎惟有与动物本能相通的性欲尚存。作者常常采用“意识流”手法，使主人公追求女性时不受理性控制的下意识内心活动得以自然流露。然而，即使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也毕竟是有区别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岂不也曾试图以理智去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行，应当设法从这种情感的浪潮中摆脱出来。不能每遇到一个可爱的女人就失魂落魄。，’(第十七章)　　在“性”的描写方面，小说作者所着力写的是心理活动。作者笔下的一切，似乎无不是象征和隐喻，暗示着人的心理意识情绪。从焦姆卡和阿霞这对青少年病号身上读者看到了性的自然萌动和主人公的心理状态，看到了他们情感的冲动和困惑。这里，同时也体现出作者对合乎自然的青春活力乃至性的欲望所给予的合乎情理的赞美。　　《癌症楼》是一部呼唤人性的人道主义作品，同时又是剖析社会“毒瘤99反思时代和历史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无疑会使读者增强涤荡社会顽症的信心。　　索尔仁尼琴及其作品是极为复杂的一个突出现象，他的社会观、道德观和文学创作的艺术特点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索的课题。目前，仅就他的文学作品来说，无疑，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继承和发扬了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传统。前苏联文艺界已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他的创作活动了，有些作家已开始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在1980年，-一位日本学者访问我国时，曾把索尔仁尼琴与列夫?托尔斯泰相提并论，现在看来，这不是没有依据的。不过，就索尔仁尼琴的深沉、阴郁、悲怆的创作基调和力度来说，我们倒是宁愿说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为接近。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充满象征和隐喻的作品。　　“癌症楼也叫做13号样楼”。科斯托格洛托夫经过二十几年的军队、劳改营、流放地的生活后，他得了癌症，直至奄奄一息才好不容易住进了癌症楼。接受放射治疗后，他的病情渐渐好转。但是，下一个疗程的“激素疗法”将使他失去性能力。在多年劳改、流放、沉冤蒙难的日子中，他已淡记了女人，当他来到“癌症楼”治疗的时候，性意识在他身上猛醒，强烈的情欲，本能的欲望，成为生命力后标志……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1913 年生于高加索基斯洛茨克市。1941 年毕业于罗斯托大学物理系和莫斯科大学函授部语文系。 同年应征入伍参加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曾商两次立功，不久因在与友人通讯中有不满最高当局的言论被逮捕，并判处8年监禁。 　　1957 年平反后住在梁赞市，在中学物理教员，同时开始文学创作。代表作有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长篇小说《癌症楼》《第一圈》等内容。1974年因不满前苏联当局而被捕，并被逐出境。先到瑞士，后移居美国。经俄罗斯总统叶昨钦邀请， 于1994年回归俄罗斯。

书籍目录

索尔仁尼琴及其代表作第一部第一章　根本不是癌第二章　念书不能增添智慧第三章　小蜜蜂第四章　病号的焦虑第五章　医生的焦虑第六章　活检的始末第七章　治病的权利第八章　人们靠什么活着第九章　Tumor cordis第十章　孩子们第十一章　桦树癌第十二章　一切欲望和激情全都复归第十三章　幽灵也一一归来第十四章　审判第十五章　每个都有自己难念的经第十六章　荒唐的事第十七章　伊塞克湖草根第十八章　“哪怕在墓道入口处……”第十九章　接爱于光的速度第二十章　美好的回忆第二十一章　阴影消散第二部第二十二章　流入沙漠的河第二十三章　为什么不过得好点呢？第二十四章　输血第二十五章　薇加第二十六章　卓越的创举第二十七章　人各有所好第二十八章　处处是单数第二十九章　硬话与软话第三十章　老医生第三十一章　市场偶像第三十二章　从反面来看第三十三章　顺利的结局第三十四章　结局也比较悲惨第三十五章　创世的第一天第三十六章　也是最后一天附录授奖词受奖演说译后记

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部呼唤人性的人道主义作品，同时又是剖析社会“毒瘤”，思考社会悲剧的缘由，反思时代和历史的作品。

用户评论 (总计37条)

•   　　索尔仁尼琴生于1918年卒于2008年，俄罗斯作家，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因在书信中批评斯大林而被捕流放，1970年凭借《第一圈》《癌症楼》等书获诺贝尔文学奖，随后因出版《古拉格群岛》被驱逐出苏联，来到美国后又毫不留情的批评西方资本主义，苏联解体后回到俄罗斯，大骂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两派。死后，因其一生不畏强权仗义执言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
  　　《癌症楼》是索尔仁尼琴以个人长期流放和癌症治疗期间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创造的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真实地描绘了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索尔仁尼琴本人）经过肉体与心灵的双重磨难后恢复自由的特殊心态，描绘了这些磨难造成的心灵扭曲，描绘了他力图驱散而又无力驱散的厚重阴霾。通过对癌症楼中医生及癌症患者的行为与内心独白的描写与剖析，审视不同的人在斯大林时期的心理变化与抉择，塑造出鲁萨诺夫、焦姆卡、舒卢宾、瓦季姆、东佐娃、薇拉、卓娅、阿霞等个性鲜明印象深刻的人物，他们背负着巨大心理负担，品尝各自酿造的人生苦酒。
  　　《癌症楼》与《1984》一样被认为是一部批判极权统治的政治小说，在看此书之前我也持此观点，但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渐抛弃原有的态度。不可否认，《癌症楼》批判与控诉着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治，但索尔仁尼琴没有无情进行揭露，大战旗鼓进行宣传，而只是通过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疯言疯语与旁人的只言片语，轻轻带过，并将科斯托格洛托夫刻画为因为流放与癌症的双重折磨与迫害心灵变得极端与扭曲。索尔仁尼琴真正下大力量描写的是人物心理与语言，关注每个人物间的交流与联系，如描写医生东佐娃患癌后的心理变化、瓦季姆的壮志勃勃和消沉萎靡、鲁萨诺夫父女间的交谈、科斯托格洛托夫与舒卢宾的对话、与护士卓娅的调情和与医生薇拉间的爱情等，为作品减少了暴戾，增多了温情，特别是少女阿霞与焦姆卡的故事，截肢后的少年安慰即将切除乳房的少女，在少女无助的哭喊中“你好好听着：你是最后一个！你是最后一个还能看到它、还能吻吻它的人！以后永远也不会有任何人吻它了！焦姆卡！喏，哪怕让你吻吻也好！哪怕让你吻吻它！” “你能记住吗？．．．．．．你能记住它曾经存在过吗？也能记住它是什么样吗？．．．．．．”贪婪的抚摸与亲吻乳房，这一充满欲望的动作，竟能让读者无不黯然泪下。
  　　结尾是全书的点睛之笔。科斯托格洛托夫痊愈出院后的无所适从与辗转反复，第一次作为自由人去逛动物园与百货商店遭遇尴尬的场面，当他听到有人询问有没有某种领子号码的衬衫时，他的反应竟是“好象被人用锉刀同时在左右两侧狠狠地挫了一刀”，与流放地中艰辛的生活相比，与癌症楼中的生死挣扎相比，那“纤尘不染的小子”竟然“记得自己领子的号码”，当他第一次看到羊肉串儿，鼓足勇气花钱讨了一串，“他把士兵的行李袋放到了落满了灰尘的地上之后，用双手拿起一根铝杆，数了数插在上面的肉，共有五块，第六块只有一半；接着就开始用牙从杆子上咬下来，也不是一下子一整块，而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咬。” 医生薇拉留给他住址，满心期待他的到来，但经过辗转反侧与左右摇摆后，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选择与薇拉的爱情，一个人坐上了火车，为全书落下来帷幕，这样的结尾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与控诉，将全书提升一个档次，不再是政治立场鲜明的洗脑或是鼓吹宣传作品，而成为一部关注小人物命运呼唤人道主义的作品，引发每个读者对社会对人生反思。从这点来看，索尔仁尼琴不是一位反极权的斗士，只是一位尽自己所能纯粹追求艺术为人类传播福音的作家。
  　　而在我看来，这部作品也并非完美，选择癌症楼这样一个场景叙事给全书营造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特别是前半部分，几乎没有任何希望，如不是抱着勇气阅读很容易半途而废。书中借着科斯托格洛托夫与舒卢宾之间的讨论描绘了道德社会主义这一愿景“要向世界展示这样一个社会，那里的一切关系、基础和法律都将发源于道德，此外别无源泉！比方说：如何教育孩子，他们该接受何种训练，成年人的劳动应引向什么目标，如何安排他们的业余时间——一切考虑都必须以道德的要求为出发点。科学研究只能搞无损于道德——首先是无损于研究者本人的道德——的项目。在对外政策上也是如此！在有关任何边界的问题上，不应当考虑，这个步骤将使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增添财富，加强实力，或者提高威望；而只应当考虑，这个步骤在多大程度上合乎道德。”可能作者也认为这种以道德为准绳的理论太过理性，难以实现，又借科斯托格洛托夫之口予以否定。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索尔仁尼琴是自由的象征，但他并没有回馈这些被赋予的身份的尊重。作为拥有强烈基督教信仰的人，他认为西方精神世界恶化，他对西方民主的极端批判有时候甚至让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样感到困惑。在他看来，苏共极左思想、西方自由思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叶利钦的休克疗法毁掉了俄罗斯，他与普京在一些看法上较为相似，政治主张上有些复古，即恢复俄罗斯历史的道德与优良传统，走不依附与西方的民族复兴之路，这种政治上的飘忽不定也给他带来一定非议。
  　　索尔仁尼琴在采访中所言“一切艺术都是相似的，我谈文学的观点，通常也适用于艺术。艺术，当然，包括了文学，但是有些问题是纯文学性并不能引申到其它上面去的。很奇怪，谈起现代文学，它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大作的。。缺乏，或者说新人的缺乏。我想那是。。因为作家对达到更高的境界缺乏一种责任感。这是文学衰落的主要原因。在20世纪初，在俄罗斯还存在大师，甚至之后也存在,直到政府扼杀了他们。那些不是为了“自我表达”，“展示自己”而写作的人，不是，（我写作）因为我有一种内在的责任感。我和写作有一种神圣的关系，我在履行某种义务。他们在上帝之前的责任感已经逐渐消退了，即使和上帝无关，也是某种更高的力量或者监督者。某些比人自身更加伟大的事物。这种责任感的缺失是最主要的原因。今日的作家，他们全部都只在扮演小丑，写一些纯粹的胡言乱语。他们把贝利亚捏造成尼古拉二世的亲戚，（贝利亚是斯大林时期恐怖的“大清洗”的核心人物，尼古拉二世则是末代沙皇，行事极端残忍）,然后就围绕这个构建出自己的小说.或者把夏伯阳当作一个神秘主义者.这种胡扯是为了什么？这种例子可以没完没了的举下去。这是从人的衰落到到精神的衰落。 ”
  　　正是出于这种基于宗教信仰记录还原历史的责任感，索尔仁尼琴继承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俄罗斯文学史的一代传奇人物，他代表了俄罗斯的良知，记录了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而他的一生饱经磨难，足以烛照未来。
  　　
  　　附录：一些摘抄
  　　
  　　（8）人们靠什么活着
  　　当初事情是这样的：真主分派寿命，给所有的动物各派五十年，够了。可是人最后才到，真主只剩下二十五年还没分掉。人表示不乐意：太少！真主说：‘够了。’可是人坚持说：‘太少’于是真主说：‘那你自己去问，也许有谁觉得太多，愿意让给你。’人便去打听，他遇到了马，对它说：‘喂，马啊，我的寿命太少。你让一点给我。’‘好啊，你就拿二十五年吧去。’人继续往前走，只见狗迎面走来。‘喂，狗啊，让点儿寿命给我！’‘拿二十五年去吧。’他回到真主哪儿。真主说：‘随你的便，是你自己要这样。最初的二十五年你可以过人的生活。第二个二十五年你将象马一样干活。第三个二十五年你将象狗一样往往乱叫。还有二十五年，你将象猴子一样被人取笑……
  　　（30）老医生
  　　在这样的时刻，他（奥列先科夫）觉得生命存在的全部意义，包括他本人漫长过去和短暂未来的一生，他的亡妻的一生、他那年轻的孙女儿以及一切人的生存的意义，并不在于倾注全部心力和兴趣并未他人所知的主要活动，而在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使人生来就具有的第一个永恒形象保持不模糊、不颤动、不歪曲。
  　　就像平静的水潭里映照着一轮银月。
  　　（35）创世纪的第一天
  　　走进动物园，奥列格首先看到的是一只捻角山羊。栅栏里高耸着有陡坡和悬崖的岩壁。山羊的两条前腿正好蹬在悬崖边上，它骄傲地站着，动也不动，腿细长有力，角很奇特：两只长长的弯角像是用骨质的带子按螺旋型一圈圈绕起来的。它没有胡须，但是浓密的银毛从颈项两侧直垂到膝前，像鱼美人的头发。不过，这山羊富有一种庄严的气质，以致这头发似的贸毛既没有使它女性化，也没有使它显得可笑。
  　　（立在捻角山羊栏前、一心想看它那稳健的筛子在这光滑峭壁上走一走的人，已经感到失望了。那山羊站在那里已经很久了，酷似一座雕像，成为这峻岩的延伸部分；风一丝儿也没有，它的长毛也不飘动，简直无法证明它是活的山羊而并非是逼真的艺术品。
  　　奥列格站了5分钟，怀着钦佩的心请离开了：山羊始终没有动弹！瞧，具备这样的性格也就能经得起人生的磨难！
•   　　原文quote：
  　　
  　　 卓娅向放在墙根地板上的橘黄色采购用大提包擦过身去，从那里取出一面小镜子，接着又摘下了护士帽，把被帽子压紧了的头发稍稍抖松了一点，杭成流朗的略呈弧形的金色短刘海。
  　　
  　　 金发的微光也映照在科斯托格洛托夫粗犷的脸上。他心情平静，欣然注视着她。
  　　
  　　 “那您的奶奶在什么地方？”卓娅快照完镜子的时候，开玩笑似地问道。
  　　
  　　 “我的奶奶，”科斯托格托洛夫十分认真地说，“和我的妈妈……都在围困中死去了。”
  　　
  　　 “是在列宁格勒？”
  　　
  　　 “嗯。妹妹也被炮弹炸死了。她也是个护士。只是更孩子气。”
  　　
  　　 “是啊，”卓娅叹了口气。“有多少人在围困中遇难了！该死的希特勒！”
  　　
  　　 科斯托格洛托夫冷冷一笑：
  　　
  　　 “希特勒该死，这不需要再去证明。但是列宁格勒被围困这笔账，我认为毕竟不能只算在他一个人头上。”
  　　
  　　 “什么意思？！为什么？”
  　　
  　　 “能是什么意思！希特勒就是要来消灭我们的。难道能指望他把小门稍稍打开，对被围困的人们说‘你们一个一个地出来，别拥挤’？他是在打仗啊，他是敌人。而被围困这件事的责任是在别的人身上。”
  　　
  　　 “那到底是谁呢？”十分惊讶的卓娅悄声问道。她从未听到过类似的话，连想也没去想过。
  　　
  　　 科斯托格洛托夫蹩紧了黑黑的浓眉。
  　　
  　　 “比方说，那个人或者那些人，应该做好打仗的准备，哪怕在英国、法国和美国都跟希特勒联合起来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拿了几十年的工资，应该看到列宁格勒的突出地位及其防御意义。应该估计到未来轰炸的猛烈程度，考虑到把食品仓库隐蔽到地下。正是他们，跟希特勒一起，困死了我的母亲。”
  　　
  　　 这道理很简单，但似乎太新鲜了。
  　　
  　　 西布加托夫在他们身后角落里静静地独自坐浴治疗。
  　　
  　　 “那岂不……岂不应该……审判他们？”卓娅悄声地说。
  　　
  　　 “我不知道。”科斯托格洛托夫撇了一下本来就显得有点儿厚的嘴唇。“我不知道。”
  　　
  　　——————————————————quote结束————————————————————————
  　　
  　　
  　　（这其实应该是读书笔记，但因为标题有感想所以还是写到了评论里）
  　　
  　　
•   　　读小说《癌症楼》给人最大的印象，或许就在于作者对于现实细致入微又精到简洁的刻画。这是一个以苏联为背景的故事，其中所描写的也多是现实中的人与事，带有浓厚的时代背景与特色。如果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让一群不同职业的人置身广场，给他们同样的任务：描写身边的世界，但要用自己最熟悉的方法。画家或许会画出身边的人与景，音乐家或许会创作一首表达内心情绪的协奏曲，社会学家会就地开展调研并撰写报告，历史学家则考证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但真正兼具概括性与直观性的表达方式，或许唯有文学家的文学作品能够实现，这也是现实主义作品（仅仅指简单的字面意思而言）的存在价值之一。
  　　对于现实的精确把握与准确描写，是索尔仁尼琴这本小说能够吸引我的地方。拥挤的医院病房、靠各种证明与人事关系运作的现实世界、无所不在的物资短缺与随之而来的拥挤与插队、各种层次或身份上的不平等及其所延伸出的各种生存哲学，这些都是最具生活特色与时代烙印的存在，也是最能在我们心里留下共鸣和烙印的内容。不能否认，我们也曾经历过类似的生活，并深受其影响。即便文中最长能出现接近十个字的人名，也无法抹去这种感同身受、不辨彼此的独特感觉。“人人都看得见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生活，那只不过对不明底细的人来说是如此罢了。生活的真正趋向，不是声嘶力竭的大喊大叫所能决定的，而是由两三个彼此了解的同志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心平气和地交谈或通一次语调亲切的电话决定的。”读到这样的句子，或许也只有拥有类似背景的读者能够真正意识到作者的准确、犀利与深刻，并发出由衷的会心一笑。此时，作者不仅写出了自己、也写出了读者心中的句子，而这并不容易。
  　　在我看来，《癌症楼》在对时代与社会特点的把握上非常成功，这些既是为故事中人物服务的标准配置，也直接反映了大的时代背景与作品主题。即使在今天，其中许多深刻的描述，读来依然让人唏嘘不已。
•   　　心情很平静的读完《癌症楼》，没有出现我预期的像《1984》反乌托邦味很浓的情节，反过头来看看索尔仁尼琴，秃秃的脑门上正写着“政治犯”三个闪亮亮的大字。他在诺贝尔授奖演说里说：“艺术家的工作是不能纳入贫乏的政治范畴的，正如我们的整个生活，不管我们怎样去捕捉，其中也不会有我们的社会意识。”
  　　苏联作协高估了自己对索尔仁尼琴的认识，也高估了他的这部作品，我在这里大胆的为索氏平反，这只是一部流浪汉+爱情小说。
•   　　在这本全篇充斥着隐喻、带着明显的讽刺与批判观点的小说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过多甚至其本身几乎就成为小说表达语言的隐喻，也因其过多，便得不再隐蔽。蓄意隐藏，其意却如夜里的炽灯，理所当然地显示它的存在，且无法拒绝。你没有办法去忽视那些隐喻下作者的意语。从现实隐喻及人生及永恒的虚幻种种，人凭什么活下去，没有答案，答案却都裹藏着如同难以消退的肿瘤。
  　　
  　　也许活下去的答案才是重要的。在什么环境里活下去，什么体制，什么时代，其实都没什么好说了。一样的黑暗。
  　　
  　　予人活下去的不仅仅是欲望、激情、理想种种，它们指向的尽头都被死亡截断。
  　　
  　　隐喻背后的意语，多了，从模糊堆积描画出一个轮廓。文本下隐喻的文字凑成另一个文本，一个被隐喻所隐藏的文本，以隐喻为句式的表达。
  　　
  　　表达的是什么，像一趟开像一个再也找不到名字的站点的火车，上面载着仿佛死去的人。
•   　　 这本书故事发生的时间点十分微妙，伟大领袖斯大林去世不久，他的继承人赫鲁晓夫同志突然告诉民众领袖错了，个人崇拜是不对的，被夺走的会被还回来，大家赶紧奔向自由吧。
  　　压抑久了的老百姓们已经习惯了放弃思考抵制异端的生活，突然的光亮会刺得他们的双眼睁不开。之前的种种恶行还能骗自己只是因为体制不好，因为高压，那么当那个人不在以后又该如何重新生活呢？真相摆在眼前，真实刺痛神经，从浑浑噩噩中清醒后第一件事不会是欣喜而是愤怒，是谁让我们如此可悲？真的只是那个人么？
  　　　　处在那样一个时代不是可怕，最可怕的是你发现不知不觉间你真的相信了谎言，还努力的找借口去说服那些不相信的人们。压制他们，嘲笑他们，欺侮他们，自以为是地充当审判者把追求光明的人送去流放地。当那一页历史的大幕过去，一句对不起真的够么。
  　　　　全书印象深刻有两处：
  　　　　一是关于那个乌兹别克老头（忘记名字了，俄罗斯人的名字太难记了），在各种倾轧和不公发生的时候，他一直保持沉默，一个个无辜的善良人被迫害，被杀害，他只是看着，一言不发，一双冷眼洞悉一切却没有作为。当发现自己因癌症要死去时，他向主人公的倾诉饱含着悔恨，可世上又哪来后悔药呢。
  　　　　另一处是结尾处，科斯托格洛托夫病愈出院即将回到流放地，他要面对自己的爱情了。两个女人一个带给他肉体的欢愉，另一个给他精神上的理解。他走出医院时他还是知道自己会选择什么，对于科斯托来说没有坚强的精神信仰他也活不到今天。然而最后他什么也没选择一个人孤独的离开了。
•   　　第一次读俄罗斯那段特殊时期的书
  　　革命，战争和迫害
  　　似乎历史每次翻到这
  　　都是人性集中爆发的时候
  　　
  　　正直良知的人——牺牲，迫害
  　　卑鄙下流的人——作恶，荣耀
  　　
  　　剩下人的不值一提
  　　怕受牵连所以闭着嘴
  　　好像一群羊羔
  　　不吵不闹围观屠杀，
  　　然后温顺的等待刀子落在自己颈子上
  　　
  　　怎么做才能避免历史不断的重蹈覆辙？
  　　怎么才能摒弃人类骨子里的丑陋的习性？
  　　
  　　
  　　
•   　　2012是我读书最多的一年，即使是大学的每一年也没有今年读了那么多的书，阅读让我保持清醒的头脑，使我没有沉浸在科技互联网的信息泡沫中，那些看似是知识的信息其实不是，我们都被它们伪装的外表所迷惑，以为自己学到的就是知识，就是思想，其实不是。索尔仁尼琴说：读书不能长智慧。可是在信息量如此丰富的今天，就连看书和独立思考的空间都没有了，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是手机、电脑、kindle电子阅读器、psp、iphone，itouch、ipod等等，我们每天被电脑和手机包围着，早就没有了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顽固地被数字科技所绑架，每个人每天都很忙，忙得去做什么呢？出差、pcb layout、写c/c++代码、调试电路板、收发email。。。。。。我们以为我们很忙，不忙你还不好意思，别人认为你要是不忙得话，就不是社会的精英和成功人士，我平时和导师、朋友交流的时候，他们总会说：“我很忙，有什么事情赶快说！”，真有那么忙吗？难道连冲杯咖啡看一本书的时间都没有了？曾经有段时间我也喜欢让自己忙起来，似乎不这样我自己都不好意思。2012年我确实很忙，忙着论文，忙着毕业，忙着拍片，忙着工作。。。。。。，但还是挤出时间很认真地看了几本书，虽然阅读量不大，但对我来说却非常的有意义，让我能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群体的思维模式所左右，下面就是2012年阅读的书单，几乎每一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以后还会读，不断地有人指出我的阅读量太少、太窄，只专不全，我能读这些书很开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我们周围的诱惑太多了，以前从一本书上看到这么一句话来形容纽约：“人们激情四射地融入群体，却又保持着个人的独立，在纽约，城市每一刻都在变化，每分钟都在上演好戏，然而不要愿意，你就可以与这一切绝缘，全身心投入自己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应该坚持自己的一片天地，认真、休闲地去阅读几本好书，而不是每天两只眼睛盯着电脑和手机。
  　　 2002年我来上海念书，十多年过去，上海早已变化的面目全非，可是今年会家乡的时候却发现没有太大的改变，我心里暗喜那是一片净土，故乡的人还是那么亲切和熟悉，那里将是我永远的根！我们能否回到高中捧着书本的日子，今天的我们周围都被数字科技围绕着，我们有没有安静地坐下来好好思考一下这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生存法则呢？我们都不爱看书了，只有看书才能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才有心智去提高自己！
  　　
  　　2012年看书的书单：
  　　贾平凹《秦腔》 第六遍阅读
  　　索尔仁尼琴《癌症楼》 第五遍阅读
  　　亨利·福特《我的生活与工作》
  　　勒·柯布西耶《走向新建筑》
  　　《禅者的初心》
  　　《定西孤儿院纪事》
  　　贾平凹《古炉》
  　　《夹边沟记事》
  　　贾平凹《高兴》
  　　莫言《蛙》
  　　《日本古典俳句选》
  　　塔科夫斯基《雕刻时光》 第无数遍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第二遍
  　　贾平凹《废都》
  　　《乔布斯传》 第四遍
•   　　　 抛开那些熠熠闪光的伟大荣誉，抛开一向为人称道的政治意义暂且不论，这个伟大的俄国灵魂对生命价值与人生际遇的解读，带给人的触动与反思，单单只是通过癌症这一主题便展现无遗。
  　　
  　　　 ‘我这儿不是癌，对吗，大夫？’尼古拉维奇不下十遍的询问与女大夫宽心的安慰一下子就把人们带入了绝症时可想而知的境地。明知已成定论却带侥幸心理的询问，谁都知道只靠语言不能创造奇迹，“白色冷漠的死亡迟早会以一台哦被单的面貌出现”。正是通过这种对细节的捕捉，对人物心里的巧妙把握，作者一下子便将我们带入了那个脱离了生活常态的黑色世界。
  　　
  　　　　不必多想，癌症楼必定是个苦难的世界。即使未曾有过住院、手术经历的读者，也能从对痛苦呻吟、无声忍受的描写之中感受到疾病的痛楚，对于尼古拉维奇来说“肿瘤正像一道墙，把他与他们隔离，留在墙内的只有他自己。”而对于政治流放者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说，相比于死亡之凄楚，同大自然合成一体的流放之地却能激起怀乡般的依恋，多像一个荒谬的结论！在无常的生命与多变的历史面前，人的际遇与诉求竟如同寓言。这并不只是面对绝症时的心理，也是默默无声对整个社会的一种反讽，更是无穷尽的伤逝之感与命运之思。
  　　
  　　　　所以，让读者始终感慨不已的是，作者并不仅仅是描摹绝症的苦难，更是将绝症之中那一个个已被灰黑色笼罩的生命鲜活地凸显出来。人生在时空上被强制缩小以后，唯独单纯而宝贵的东西留在那里，独自芬芳。是的，他们患了不同的癌症，不是直接奔赴死亡就是要逐渐丢失肉体的美好。然而，他们并不是只能用全部精力来忍受疼痛、默默等待死亡的病人，他们并不脆弱，而是更敏感、更有声有色、更可捉摸、更有血有肉的的灵魂。
  　　
  　　　　对于有作者自传色彩的主人公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说，似乎所有的不幸都被他遭遇，他尚且年轻，但是人生的足迹却曲折无比，从军营到劳改营到流放地，直至最后拖着奄奄一息的病体走进癌症楼。他在医院门口的垂死挣扎、出院之后对一串羊肉串的渴望，这一切都在读者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那旧军装里消瘦惨淡的面容与满是疲惫的身躯。
  　　
  　　　　然而，不尽如此，我们在为他的身体担忧、为他的苦难遭遇怜悯不已之时，却似乎又被他那捉摸不定的智慧与狡黠所感染，被那那玩世不恭的态度所迷惑。他轻而易举获得了蜜蜂般小护士卓娅的亲吻，又渐渐钟情于梨花一般的女医生薇拉；他在内心深处不承认被判定的命运，便通过阅读医学著作去了解自己的疾病，甚至通过和医生对抗来逃避有副作用的治疗；他默默承受流亡的困难，却在政治变革有风吹草动之际，逐渐在心头逐渐聚集起点点滴滴的喜悦；他偷偷藏匿起曾经的军靴，违背医院命令也要为制造一个良好心情而散步。他就是这样无所顾忌，甚至于“洒脱”，以致我们有时都快忘记他是一个忍受着疼痛的重重患者了，然而现实的重力无处不在，放射疗法与激素疗法，一个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损伤着他的正常细胞，一个又要一点点剥夺他的男性能力。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对他而言，被捕又被释放的恋人必定带着难以言说的苦楚，他也在心中掩埋起那不可碰触的伤痕，然而爱欲还是那么珍贵，要纯洁地保留着，直到遇到温柔而坚定的她。可是迫害与疾病，要将这一点生命最基本的权利也剥夺掉，那么能够抗争、力图保存的只有最现实的生命本身了。
  　　
  　　　　而对于科斯托格洛托夫政治身份对立面--病人尼古拉维奇来说，癌症意味着割断与现实得意生活的一切联系。书中花篇幅那样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他患病后的心理，他的身份意识愈强烈、反差便越大，我们也有点同情这个老头子了。但他始终难以跳出自我身份的优越感，虽然有时也差点幡然醒悟，真切地感觉到了生死关头，一切了无意义，但是最终还是回归原来的自己，依旧要看别人是否和他一路人，政治风向标转向之时，便噩梦连连，害怕清算与报复。只是当老家伙坐着轿车出院，重新回到他常态的生活之中时，我们除了感受到现实世界的真正引力之外，又有谁能料想以后将会怎样呢，癌症的恶魔还会再次来袭吧？
  　　
  　　 癌症楼显然一个微缩的世界。作者通过视角、手法的转变，有时对人物的直接描写，有时又是通过对话将每个人物的命运、性格一一展现。一心将生命的价值视为奉献世界的瓦季姆，十分令人敬佩，可最终面对截肢的命运心中也充满了哀伤痛楚；割去胃的乐观病友依旧有着粗犷硬朗的快乐；而作为医生治癌一生的东佐娃大夫在得知自己患上癌症的时刻，却难以坦然相对。
  　　
  　　 在绝症面前，对生命意义的思索是一个永恒无尽的话题。“最初的二十五年你将过人的生活，第二个二十五年你将像马一样干活；第三个二十五年你将像狗那样乱叫；还剩下那二十五年么，你将像猴子似的被人取笑……”在历史的流变和生命的河流之中，仿佛必然有那些不幸与苦难，必须以善、以坚忍和博大来对待，正如作者本人“一个盜火者，双眸如矩，严以律己。”
  　　
  　　 故事中的另一些人物，比如没有病魔缠身的医生护士，也处在相同的历史之中，有担当、有责任、也有痛楚。东佐娃大夫生病以前每天为工作、为家庭异乎寻常的忙碌，却依旧尽职尽责，在医学的道路上探索，虽然能以决定者的身份来对患者进行治疗，却以对生命的满怀敬意，质疑副作用强烈的辐射疗法，只是没有选择，只能将其默默化成心中的无奈。而青春在痛苦之中慢慢逝去，只能独自啃食着自己的薇拉，却始终保持温柔善良与娴静。
  　　
  　　 有情境的小说，看着也就像是自己正在经历着故事本身，你只看人物一个个出场，言语曼妙，等他们退去之时，你也仍旧牵挂在怀：对主人公而言，除了那唯一的一串羊肉串以外， 出院那一天他又吃过写什么呢？他已经十分虚弱，又要张开所有的感觉器官去感受这世界，在发现自己无法去爱薇拉那样的伤感时刻，坐电车、走路、甚至跑步追火车，所有这些运动，又可是他那单薄身躯所能承受。我突然发现，原来在这一天追踪式的描写之中，我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主人公了。索尔尼仁琴在此完全满足了读者的心理期待，对仿若初见世界的一天的描摹，完全像是一场战争，与时间空间相战，一个新世界等你去感受，可是只有短短几小时，哪里够?爱情温暖而现实依旧残酷，与两个女人的约定，像两个温暖的巢穴，可最终依旧是个流浪者。
  　　
  　　　　当然回顾作者自身的流放经历、苦难历程，这部小说除了对生死态度的细微描摹、人物命运在宏观历史背景之下的展现之外，政治上的反思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它一向为人称道之处，关于癌症楼的隐喻与象征的分析更是多如牛毛。关注政治的作品很多，帕慕克的《雪》让主人公在对称的六边形上写诗，在三天之内通过戏剧性的故事让土耳其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宗教纷争端倪毕现，奥威尔的《1984》则完全依靠设想的政治寓言来触动人心，而这本《癌症楼》却仿佛是完全自然的真实呈现，没有刻意去预设剧烈的戏剧冲突，却已将集权时期社会的阴暗、不公之面暴露无疑。即使完全没有那种经历的读者，也会通过作者心底生出的花，对流亡这一生命形态有了具象的认识。正是通过那些自然真实、深沉厚重的文字，历史有了可触摸的质感，人们也只有通过感同身受般的深刻体验，从表面激进的话语权之中释放出心灵的力量，才能开始深刻的反思。
  　　
  　　　　我想，索尔尼仁琴先生带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力量。
•   　　摘自《敏思博客》 作者：梁淑怡
  　　
  　　 一、作者档案
  　　　　索尔仁尼琴（1918.12.11—2008.08.03），全名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是前苏联的一位杰出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在文学、语言学等许多领域都有较大成就。
  　　　　索尔仁尼琴1918年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战死在德国，母亲是中学教员。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学习上他刻苦努力，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1945年2月，他在前线被捕，从此，他被监禁在劳改营里8年。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
  　　　　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当时，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索尔仁尼琴自然没有前去领奖。
  　　　　苏联解体前夕，索尔仁尼琴获得平反，1994年，在国外流浪了整整二十年的索尔仁尼琴终于光荣地回到了祖国，恢复了俄罗斯公民身份，定居莫斯科。1997年，索尔仁尼琴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并获得2006年俄罗斯国家奖。那是在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7年之后，索尔仁尼琴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肯定。
  　　　　经过一生磨难，索尔仁尼琴终于苦尽甘来，他坐在轮椅上会见了普京总统。普京总统在颁奖典礼上说“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著作，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颁奖典礼结束后，普京还突然决定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去克里姆林宫领奖的作家。普京对他说：“我想特别感谢您为俄罗斯所做的贡献，直到今天您还在继续自己的活动。您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动摇，并且终生遵循。”
  　　　　2008年8月3日夜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病逝，享年九十岁。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我觉得，这就是索尔仁尼琴先生一生所坚持的信念。他留下的巨作包括《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癌症楼》、《古拉格群岛》等，为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内容提要
  　　　　瑞典皇家学院将197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当时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从而使苏联与西方之间继“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之后又一次出现了冷战局面，索尔仁尼琴也由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变为一个“流亡作家”，其创作活动变得更为复杂，更为引人注目。
  　　　　索尔仁尼琴于1963年至1967年间创作的《癌症楼》分为第一部和第二部，共三十六章。这部巨作最大的特点是，从绝望中透出希望！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很大程度上是取自于作者本人；再次，《癌症楼》无论从思想内涵、小说内容还是情感方面上看，结构都显得很有紧凑性，时时刻刻在挑动着读者紧张的每一根神经。
  　　　　《癌症楼》笔锋尖锐，语气深沉，抑郁，但却没有很浓厚的悲伤情调，作者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用极为人道主义的思想，始终表现出人们对生命力的向往以及即使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的病人们那种对生存的强烈渴求，表达了作者对强大生命力的赞美以及对人生坎坷的无限感慨与无奈之情。
  　　　　小说以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为主要线索，构造整部《癌症楼》。《癌症楼》里主要描写了一群受到癌细胞不同程度侵害的人，是写一群在肉体上被判处死刑的人的不同经历。作者有意无意地把不同命运的人安排在同一个病房，继而通过个体的不幸来反应整个社会的悲剧。索尔仁尼琴善于通过象征和比喻，化无形为有形，变抽象为形象，使一切他所描摹的事物，生动地刻入读者脑海。就像他用来描写死亡的句子：“白色冷漠的死亡以一条被单的面貌出现”，“裹着白色被单的死神在他前方耸立着”等等那样令人过目难忘。
  　　　　“作者写出了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及其同病房里的各个病人的不同命运和经历，他们性格的形成和人性的扭曲。作者写的是人生的坎坷，但实际上是社会悲剧的写照。一个个知识分子和忠心耿耿的干部被捷、流放、劳改的事实，使作者陷入痛楚的沉思，思考产生这些悲剧的缘由。结果，他发现了社会机体上的“毒瘤”，从而加以无情地剖析，把致命的“癌细胞，’公诸于世了。”
  　　　　《癌症楼》的故事都集中地发生在科斯托格洛托夫顺利住进癌症楼到最后获得出院这一短短的时间里面。就在短短的时间里，作者就安排科斯托格洛托夫患了胃癌，焦姆卡患了骨癌，叶夫列姆患了舌癌，普罗什卡患了心肌癌，年仅17岁的阿霞患了乳癌，甚至为此类病人服务多年，在这一领域从事深入研究的医生东佐娃最后也患了癌症。索尔仁尼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采用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手法，将处在死亡边缘的这群人的痛苦、悲哀、恐惧，细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有种哀而不伤的感觉，让读者近距离接触死亡第一线。虽然没有人直接死在病房里，但比死亡更为可怕的是等待死亡。
  　　　　癌症楼里的每个人头上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在名册上他们很少看到不治而亡者，那是因为重症患者大多都在治疗无效时离开了医院。生性好动而迷恋上托尔斯泰生命学说的叶夫列姆，在离开癌症楼时满怀生的喜悦，但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天真朴实的普罗什卡，在被告知可以出院时喜出望外，带着一纸写有拉丁文“无法手术”、而他自己却毫不知情的通知单高高兴兴地走出病房，走向死亡。这是一种多么恐怖的事情，直至死亡的那一刻，都无法知道自己的病原来是从未治愈过。
  　　　　“这是一部充满象征和比喻的作品。“癌症楼”这一名称本身就具有象征意味，何况作者还在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中就明确交代过：“癌症楼也叫做13号楼”。这是作者精心安排。癌症楼对于人体和邪恶之对于社会，同样是致命的。“癌症楼”在作者心目中是隐喻和象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癌症对人体来说，无疑是死亡的象征；邪恶对于社会，同样会像癌症一样，慢慢地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索尔仁尼琴欲通过癌症楼里奄奄一息的病人们那种顽强的求生精神来告诫人们，不要被一时占上流的恶势力打倒，坎坷艰辛的日子谁都会有，即使身患致命的癌也要“捱”住，只有保存了自己，生命之外的其他才会有其自身的意义，要勇于与腐败的邪恶势力作斗争。
  　　　　像《癌症楼》这样灰黑色调的作品，感伤的基调很容易压抑着读者的心灵，但是，如果仅因为作品给人展示的思想内容是无奈以及灰暗就认为是带有一种颓废消极的思想，那就实在有负作者的一番用苦良心了。
  　　　　当我们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去阅读像《癌症楼》这样一些背负了太多的死亡与癌症的恐惧的作品时，不妨带着一种理智和客观的眼光审视里面的世界，你终会发现，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亡，其实就在一线之间，而这，也正是这些作品最吸引人眼球的地方。
  　　
  　　　　三、个性导读
  　　　　经过了一生磨难洗礼的索尔仁尼琴，在创作《癌症楼》的时候，或多或少地渗进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小说的主人公很大程度的与索尔仁尼琴的坎坷命运相似。《癌症楼》表面看似在描写不同人的不同命运，但实际上，里面的故事人物，却无一可逃脱“癌症楼”，都有被毒害的相同命运。小说以所在的癌症楼为主要的生活场景来描写与叙述，通过人物的对话、心理变化和外貌等等的描写，充分展示了病房里的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几个人在死亡面前的不同表现。使整部小说显得深沉、悲怆。
  　　
  　　　　（一）隔岸观火与身临其境
  　　　　诚然，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只有在电视上看到男主角或女主角得了什么不可治愈的癌症后另一方为他/她哭得死去活来，也总觉得“癌症”一词不会轻易靠近我们，更不会得什么可怕的置人于死地的癌症。没经历过就像是隔岸观火一样，不知当事人身临其境的焦急与无助，甚至绝望以及对死亡的无奈。
  　　　　《癌症楼》中有这样一件可笑的事情。病房是人们最不具有自主权的地方，同时也是最无生命活力的地方，医生具有绝对的权威，具有对病人的“判决权”，如科斯托格洛托夫所揭示的，医院其实与劳改营无异，“既然病人进了你们医院，下一步就是你们代他考虑。由你们的指示、由你们的碰头会、方针、计划以及你们医院的名誉代他作主。就这样，我是一粒砂子，同在营里一样，我又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科斯托格洛托夫经常向癌症楼的医生甚至是护士，询问给他注射的是什么，有什么作用，会有什么后遗症，甚至是稳定这种状况的同时会出现下一种什么新症状，就好像到了最后，医生们也觉得这个科斯托格洛托夫“真多问题”。而一旦病人对医生治疗方式和治病的权利提出质疑时，医生就会用“必死无疑”相威胁。
  　　　　隔岸观火的医生护士们与身临其境的病人患者，不妨换换位置试试看。从《癌症楼》里看出，一个人一旦承受癌的打击，会是多么的脆弱，那么的不堪一击，那是伴随着一种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生命的呼唤啊！我敬爱的医生护士们，请别再再用“必死无疑”来撞击病人们脆弱的心灵了！要知道，你们的话对他们来说，分量有多重！
  　　
  　　　　（二）看不到春的地方，灰霾延绵
  　　　　似乎13号楼一带，从未放晴。
  　　　　从科斯托格洛托夫好不容易“住”进癌症楼那一刻起，天空灰得就像哭过。《癌症楼》里气氛本来就令人不快。再加上“病房里人员经常变更，但从来没有人进来时高高兴兴的，都是神色据沮丧、疲惫不堪，只有已经扔掉了拐棍即将出院的艾哈曼占，经常咧着嘴笑，露出洁白的牙齿，但他只会自得其乐，不善于使别人开心，所以，说不定反而只会引起别人的妒忌。”，“在那个阴郁的新病人来到之后约两个钟头，时间是灰濛濛的下午。大家都各自躺在床上，被雨淋湿的窗玻璃透不进多少亮光，还是在午饭之前人们就想打开电灯，希望夜晚早点来临；”这样的天气，这样的环境，怎能叫人舒服，哪有让可怜的病人们看到光明啊？
  　　　　一直被癌症困扰的病人们，由始至终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不知何处是归宿，更不知何时是归期，看不到春的气息，那种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景象似乎从他们与癌症沾上边的那一刻起就不复存在。在13号楼里，陷入了极度的迷惘和困惑之中。
  　　　　记得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一句经典：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
  　　　　但是，在灰濛濛的癌症楼里似乎不管用，这可能与作者身处的纬度这一自然原因也有一定的关系吧，冬天一直缠绕这整座13号楼。经过不知多少次的爱克斯光照射的科斯托格洛托夫，虽然病情有了好转，但是，下一步的“激素疗法”却会使他“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
  　　　　鱼和熊掌真的不能兼得吗？让人们嗅到那么一丁点春的气息，随后把他打入十八层永不超生的地狱……
  　　　　天空，还是那样灰濛濛的，不曾放晴，也不会放晴。
  　　
  　　　　（三）墓墟上的两朵小金花
  　　　　在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里，得癌症的人有男有女，甚至老老少少都有，但细心一看，描写深入的，且具体形象较为生动的似乎都是男性，而女性多半是被轻描淡写略略带过。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有两个女性形象最鲜明，那就是医生薇拉•甘加尔特和护士卓娅。她们身上所发生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那个时代女性的悲惨命运。正如《癌症楼》所说的“战争对那些被它带走的人们来说是慈悲的，而留下来的人肉体上和精神上还要经受漫长的折磨，也许连时间都无法医治。”
  　　　　作品中作者向我们娓娓道来一位无亲无故的小姑娘。战争无情地带走了薇拉的初恋，她的哥哥无缘无故被捕，她的母亲也因此病逝。这种伤痛永远在她心里并留下深深的烙印，就像一把尖刀一样，在纯洁的心灵上留下一道又一道的伤痕。
  　　　　“我们只是在每天填饱肚皮、舔舔手指这方面堪称寸步不让。”就这样，青春的薇拉在各种痛苦中度过了8年。她害怕过节，并且把“妇女节”的节日卡上的祝福看成是对一个年华正在逝去的单身女人的嘲笑，而撕毁了它。“要是谁从战争的废墟中幸存归来而尚未结婚，那他就不会选择同自己年龄相仿的做妻子，而是挑些年轻的。”这也多少给像薇拉那样年龄的人带来感伤，毕竟她们不再青春，不再容颜焕发，不再年轻貌美……然而，这些女人会经常聚在一起以唱歌跳舞来证明她们还是快乐的，但这些短暂“快乐”的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悲哀的泪水，我们不得而知。所以，不难理解当薇拉遇见想奥列格这样真诚的人，她心中埋藏已久的欲望和激情又悄然复苏了……
  　　　　而比薇拉年轻的医学院女大学生卓娅，生活的重担同样毫不因为她年龄比薇拉小了整整一代而有所减轻。“卓娅今年只有23岁，可她见到的已经不少了，至今还记得从斯摩凌斯克撤退时那令人发疯的漫长路程，起初坐货车，后来坐轮船，再后来又坐货车。……她也记得战争年代这里饥恶又紧张的生活，那时人们所谈论的都是关于食品配给卡和黑市上的价格。”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灾难两个字能概括的，在各种各样的恐慌之中，人们无法安心的过日子，而大多数年轻人都过着“热乎一阵，一走了事”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利用与索取。
  　　　　对于像卓娅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既然命运都无法掌握，一切的理想也就随之成了虚无。在当时的社会中，他们失去了信仰的支撑，也失去了追求理想的动力。为了不被历史潮流所淹没，为了反抗命运的不可选择，他们表现出与社会公认的道德背道而驰的态度，以颓废、堕落的生活态度来表现他们的“脱俗”。世界的混乱、战争的恐怖、社会道德的沦丧、政治气氛的压抑等等造成了社会中人们的种种恐慌，也促成了这个时代的悲剧。
  　　
  　　　　（四）一样的癌症不一样的结局
  　　　　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有一位远离女性世界，渴望爱情，却又不愿放纵自己的矛盾心理的可爱人物形象。犹记得当他刚到流放地的时候，在他心中引起共鸣的是各个角落里传出来的毛驴和骆驼求偶时急切的嘶鸣。在医院治疗时，科斯托格洛托夫开始注意女人的腿，开始想到女人，并渴望接近她们。甚至在那些年轻美丽的女医生面前，他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情欲浪潮的冲击。他也曾幻想抚摸薇拉纤细的脖子，吻吻她的脸，曾觉得戴着白色冠冕的护士是个谜。谁知道，经过一段时间的爱克斯光照射病情有好转，继而需要用“激素疗法”治疗的时候，他害怕为了活命，而从此失去了生命的激情，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在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脑海里，“生活的花朵”全在女人身上。如果说科斯托格洛托夫拒绝爱克斯光治疗和输血让读者感觉到他的固执，那么拒绝激素治疗让他的种种古怪选择展开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真相——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为了保全性命，要把赋予生命本身的色彩、香味、激动统统付出——这样的代价又如何呢？换来的只是包括消化、呼吸、肌肉与脑细胞活动的生命，仅此而已。成为一具活动的标本。”这在科斯托格洛托夫看来是一种极高的代价！如果生命一直与病魔作斗争，没了多姿多彩的生活，那又有什么意思呢？在作者笔下，强烈的情欲是主人公生命力的标志。作者虽然写了情欲，但并没有写淫乱。强烈的情欲，以及本能的欲望，在索尔仁尼琴的笔下，成为生命力的一种标志，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科斯托格洛托夫追求精神自由的内心独白以及对失去激情的生命的一种歇斯底里的反抗。
  　　　　在《癌症楼》里，本人真的有几分佩服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勇气。要知道，对一般普通人来说，为了挽回生命，他们会毫无忌顾地把一切托给医生，相信医生。但科斯托格洛托夫不会，无论是在劳改营，还是在流放地，他已经失去了一切权利，哪怕现在只是获得决定治疗与否的权利，他也要据理力争。
  　　　　大概是出于作者的同情，小说的最后，索尔仁尼琴终于让一直充满戏剧性的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见到了希望，恢复了他生命的激情，走出了癌症楼，并顺利地去了一趟“梦寐以求”的动物园！他得到重生了！
  　　　　再来看看除了科斯托格洛托夫外也很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瓦季姆。瓦季姆的专业是矿藏勘探，所以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荒山野岭中渡过。后来，他还喜欢上地质勘探，为了顺利进行实验，他喝了不少放射性的水，使他的病情更进一步地恶化。还没受到病情多大影响的瓦季姆认为：“生命最长的人并不是活的时间最多的人。对我来说，现在的全部问题在于我还来得及做些什么。总得在世界上做成些什么才对！”而后来，由于病情一天天地恶化，死亡的钟声不断的在他耳边敲响时，昔日那怀着崇高理想，一幅雄心勃勃的架势，夜以继日地钻研工作的人，却变成了渴望妈妈以烈士家属身份四处奔跑求情能成功，并给他带来好消息的“普通人”。
  　　　　记得鲁迅先生在论及悲剧社会性冲突时则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作者索尔仁尼琴正向我们展示了一位昔日多么辉煌，多么地雄心壮志并有大好前途的未来科学家却因病情恶化而一步步走向庸俗、无知的小市民阶层之路。
  　　　　由瓦季姆的例子可见，工作的艰辛，环境的恶劣，都无法改变一个人的意志，但再高尚的人，却可以在死亡面前变得懦弱，甚至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   　　在新华书店7折买的这本书，断断续续一个月时间看完，对于我这样虽然生在70年代，但是完全生活在80后的人来说，由于对苏联的历史并不熟悉，所以读完这本书，有三点感触，1，在可怕的专制制度下，人生活的很难，自由包括精神上的自由都是一件不敢想象的奢侈品。生活在癌症楼里的人，忍受着精神与绝症的双重折磨。2，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可怕的，那些打着爱国爱党的招牌的人，他们的一个眼神，一句暧昧的话，足以让人不寒而栗，当人是野兽的时候，比野兽还要坏。可是那些特权阶级仍然在我们的国家依旧存在着，他们有他们的圈子，有他们的规则，那是我等普通人不能熟悉的.......3，那时的物质好匮乏，大家拼命排队去抢购现在看起来是那么普通的商品，这跟我们国家何其相似。　　索尔仁尼琴号称俄罗斯的良心。这是既《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后我读他的第二本书，同样是反映苏联专制制度下对普通人的迫害，但是我更喜欢《一天》。
•   　　 啃骨者对卓雅说他在被捕前和朋友们——那个帮的交往：他们向女人献殷勤、和她们跳舞、一起谈论政治，还说到——那个人。
  　　我看到这里，问我学IT的哥哥：那个人，你知道是谁么？我哥哥想了想说：是毛吧。 我又问我上高中的妹妹：那个人，你知道是谁么？我妹妹想都没想就说：伏地魔呗。
  　　
•   　　倔强的老头，对他的观点我不感兴趣，比较敬佩他的为人，文如其人，有勇气、有担当。有些感伤，也许感伤正是生活的本来面目？翻译得很好，比我以前读的复活这些俄罗斯长篇流畅得多。
•   　　看这本书之前，我对苏联是怀着近乎崇拜的感情，崇拜一种信仰，就是第一次有人想要努力实现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摩尔的乌托邦，无疑不是伟大的。
  　　但是，从那个癌症病房里，透露出来的不是一个新世界的光辉，仍是一个旧世界腐朽暗淡的灰烬。
  　　看到鲁萨诺夫抨击托尔斯泰的时候愣了一下，不用说，从小我就知道托尔斯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而在苏联的官员眼里，一代文豪竟然如此不堪，也无外乎那些的了诺贝尔奖的人们纷纷流亡国外。
  　　那样的一个国家，是不人道的。
  　　首先，遏制人的思想，那些官员，如同鲁萨诺夫，是多么迫不及待的想要把病房里的人们的思想诱导成正确的，多么可笑。
  　　他要告诉人们，流放那些没有罪的人，是合法的，是多么可笑！
  　　然后，对人的不人道。
  　　官员想要的是补贴金，而一个因暴风雪丢失一点点食物的送货员却要判处五年徒刑，官员有什么权利去指责在贫苦的生活环境中挣扎的人！
  　　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有太多要说。
  　　癌症楼里的人们每一个都患有不治之症，仿佛预示着他们每个人的悲剧，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人们得了癌症，而社会得的也是癌症，最终都要是死亡的。
•   　　首先看了封底上的介绍，说《癌证楼》是对于类似于《古拉格群岛》这种悲剧的病理性分析。《古拉格群岛》没有看，在我看来，《癌证楼》同样是一出悲剧，不论是针对那个年代，还是这个时髦的新世纪，它的悲剧性一以贯之。
  　　相对于小说人物所持的各不相同的政治立场，我更为小说人物感情、命运所打动，而这也是悲剧性的主要体现。主人公最后的“觉悟”到踏上火车，这样的选择对于两个人是好是坏？放在当下，同样不失为值得思索的抉择——主人公或许可理解为单纯和简单人生理想的象征，而薇拉，而是现实、复杂生活的象征，我在想，主人公最后的选择，是一种扭曲还是一种坚持？
•   　　金雁 秦晖：
  　　
  　　索尔仁尼琴与俄国的“分裂教派”传统
  　　------------------“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上篇
  　　
  　　倒转“红轮”：索尔仁尼琴与“俄国历史的断裂”
  　　
  　　　　不只是“伟大作家”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2008 年8月4 日去世了。
  　　
  　　　　在20 世纪以来的俄国作家，可能还包括20 世纪以来的整个俄国知识界，索尔仁尼琴都可以列入影响最大的人物之列。他以作家成名，其《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等作品无疑是苏联赫鲁晓夫时代“解冻文学”的代表作，当年他也因此成为苏联作家协会成员。他后来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而非卢图利、萨哈罗夫、曼德拉、昂山素季这类人权活动家与异见人士获得的和平奖，也表明了他的这种成名身份。
  　　
  　　　　但是，绝大多数诺贝尔奖（乃至类似崇高荣誉）获得者的获奖根据（作品或社会活动）都是他们终身成就的高峰，此后他们作为“名人”并无更大作为。而索翁则属于剩下的极少数：导致他1970 年获奖的文学作品乃至他因而获得的头衔（“著名作家”）相对于他此后的著述（如1973年起问世的《古拉格群岛》）和扮演的角色而言简直算不了什么。尽管这些著述被一些从“纯文学”角度出发的评论家认为“文学性”不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著述的震撼力远远超过其获奖前的作品。你可以不承认这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伟大的思想史文献。
  　　
  　　　　的确，索尔仁尼琴终生耗力最大、最为震撼人心并奠定了其文化—思想界地位的两部多卷本的巨著，即流亡前写的三卷本《古拉格群岛》和流亡期间几十年写作而直到临终都并未出齐的10 卷（16册）《红轮》，都很难说是“文学创作”的作品，至少索尔仁尼琴自己从不把这两部大书叫做“长篇小说”，乃至“报告文学”。他把《古拉格群岛》称为“文学性调查初探”，而《红轮》则被称作关于俄国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全景历史”。尽管从文学角度讲，这两部书也展示了杰出的语言技巧。他娴熟地使用大量从古典到民间、或雅至生僻、或俗至“粗野”的丰富表达方式，在嘻笑怒骂间抒发了他鲜明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政治立场和对众多重大问题的看法。然而，与借“文学形象”间接表达作者思想的文学作品（包括像《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样他本人的作品）不同，索尔仁尼琴虽在其中“创作”了大量生动形象的词汇或旧词新义，诸如“群岛”“土著”“下水道”“水流”“癌扩散”“犄角”，乃至“古拉格群岛”与“红轮”这两个书名，如今都已作为新的政治—社会词汇而流行，但这两部大书并未塑造什么“文学形象”，既无“主人公”也无离奇情节，它们都使用真实的人名、地名、时间、空间与事件，直截了当地对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展开讲述和评论，并在其中融会贯通了他对俄国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种种思想文化传统的褒贬和取舍。实际上，这是两部思想内涵丰富、表达方式生动的史论—政论性作品。那种为时代立言的气慨，令人想到我国宋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家写历史的两个极端
  　　
  　　　　几篇小说使索尔仁尼琴成为“伟大作家”，而《古拉格群岛》又使他成为异见人士的代表与“反抗极权的斗士”，二者都已使索翁名满全球。但是耗费索翁生命之火最多、也最为他自己重视的，还是那部至死未出齐的《红轮》。由于在中文世界《群岛》已脍炙人口而《红轮》知者不多，有必要予以强调。
  　　
  　　　　《群岛》与《红轮》这两部大书虽然并非合乎“学术规范”的“史学”著作，但是俄国—苏联历史上的确有个很有意思的传统，即文学乃至美术都对历史特别在意，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小说与苏里科夫那样的画家就不用说了。甚至斯大林时代官方御用史学的最大一部作品，多卷本《苏联内战史》也是由斯大林指定的官方文豪高尔基领衔组织写作的。
  　　
  　　　　把《内战史》与《红轮》做比较是十分有趣的：两部书都历时数十年。由于按领导人的意图反复加工，《内战史》第一卷1938年出版时高尔基已经去世，1960 年最后第五卷出版时斯大林也死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时苏联即便是官修史书也已经变了腔调，斯大林时代这部小说家领军写成的大部头“历史”也就过气了。
  　　
  　　　　而《红轮》则是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反思不断深化也迁延岁月，该书第一卷《1914年8 月》和第二卷《1916 年10 月》分别于1971 和1984 年在巴黎出俄文首版，第三卷《1917 年3 月》上下两册俄文版于1986年也在巴黎由YMCA 出版社推出。但奇怪的是，后者不是首先出单行本，而是作为《索尔仁尼琴全集》的第15、16 两卷问世②，因此销路并不大。该卷的俄文单行本直到2000 年才在俄罗斯国内出版，英文版迄今尚无。全书10 卷16 册的计划虽然早经公布，但包括笔者在内，很多人一直觉得索翁有生之年已无法写完（最近听说居然写完并出版了，但第3 卷以下各卷尚未及见）。然而，书中的一些篇章和主要观点的缩写文章一发表便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他为第3 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于2007 年二月革命纪念日重刊后更是洛阳纸贵，受到普京政府的高度评价。普京甚至把该文作为文件发给政府官员们“学习”。但是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对它的批评也是汹汹如潮。
  　　
  　　　　于是，《内战史》与《红轮》虽然一个是御用的官方“文化工程”而另一个是自由思想者的泣血之作，一个动员了以国家财力为后盾的庞大写作班子而另一个则是完全的个人著述。前者刚一出版就已经“过时”，而后者尚未出版就已经产生巨大影响。然而对比如此鲜明的两部大书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是高度入世的文学家参与社会变革、并在变革中总结历史的结果。
  　　
  　　　　1917 与1991：都是“西化”惹的祸？
  　　
  　　　　如果说《古拉格群岛》是对斯大林极权现实的深刻揭露，那么《红轮》则是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够在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历史反思。就前者而言，索尔仁尼琴的作用是举世公认的。尽管所谓“一个人用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的极权制度”的说法太过夸张，但是仅从当年苏联当局可以容忍萨哈罗夫等人留在国内、却要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来看，极权制度显然认为他更危险。但就后者而言，评论就分歧得多。无论是传统的“苏联派”史学，还是自由主义史学，都很难认同索尔仁尼琴的历史解读。
  　　
  　　　　而无论是批判现实，还是反思历史，索尔仁尼琴的关切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他对俄罗斯未来的看法。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索尔仁尼琴让许多人大为失望。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普京时代的“右翼强国梦”向导致民主进程的“倒退”和以斯拉夫主义反对“西化”的某种“保守”倾向与索翁的思想有某种契合，而他在临终的几年与普京也有许多相互捧场的表现，于是我国的一些舆论便大肆宣传“索尔仁尼琴悔过了”。
  　　
  　　　　其实了解索尔仁尼琴心路的人都知道，他当年就是从斯拉夫—东正教传统的角度反抗苏联体制的。早在1970 年代他就与当时异见人士中代表自由主义与“西化”倾向的萨哈罗夫发生过著名的“索—萨论战”④。今天的索尔仁尼琴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化保守立场，抱怨俄国的“西化”。如果说他在极权体制崩溃十几年后发出一些“今不如昔”的批评可以被理解为对斯大林时代有某种新评价，这个“右派斯大林”体现的也不是列宁更不是马克思的传统而是沙皇的传统。在索尔仁尼琴的观念中，列宁比斯大林坏得多，斯大林当然也比传统沙皇坏（但或许比“西化”的叶利钦“好”些？）。而普京则被索尔仁尼琴寄以复兴旧俄传统的厚望，因而十分看好。
  　　
  　　　　基于这样的认知，晚年的索尔仁尼琴不仅对“十月革命”一如既往地深恶痛绝，而且对导致了“十月”的1917 年二月革命同样反感。20 年前他为《红轮》第3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与2007 年他为该文重刊写的序都是同样调子，即极力反对“激进主义”，同时指出导致激进思潮的社会弊病至今仍存，如果不通过变革（他语焉不详，但显然不是列宁或叶利钦式的——在他看来两者都是“西化”的——变革）除弊，“革命”的幽灵就仍在徘徊。
  　　
  　　　　在这篇文章中，索尔仁尼琴认为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都是“西化”影响下毁灭俄罗斯传统的一丘之貉，前者几乎与后者同样激进，并且直接导致了后者。联系他的其他论述，我们看到他实际上给出了打破“左右”和“主义”界限的俄罗斯历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东正教—斯拉夫派—普京的“俄罗斯道路”和赫尔岑—列宁—叶利钦的“西化”道路。导致建立苏联的1917 年革命是“西化”之祸，埋葬苏联的叶利钦改革也是“ 西化” 之祸。那么被1917 年否定的晚期沙俄和被叶利钦否定的晚期苏联岂不都成了“俄罗斯传统”的象征？而叶利钦与普京这前后相承的两人如果截然分属“两条路线”，又何怪列宁与斯大林也有区别：前者当然是十恶不赦的“西化”派，而后者如今似乎暧昧地具有了某种“斯拉夫特点”。这种论点与十年前笔者提到的剧变后俄罗斯褒奖斯托雷平的言论一脉相承，也与我国近年来把五四、启蒙和1949 年乃至“文革”串起来一并予以否定的保守主义很相似。
  　　
  　　　　俄国历史进程的“断裂”
  　　
  　　　　然而这个看法与苏联时期把二月革命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十月革命”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固然冲突，但也与后苏联时期自由知识界主流否定十月革命却自认为是“二月民主”继承者的态度大异。如果说1990 年代索尔仁尼琴此说在当时文禁初开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并无多大影响，那么在普京与自由民主派矛盾日深的今天，在普京与索尔仁尼琴互相赞赏而共倡“保守”的情况下，这种说法似有逐渐成为主流与官方话语之势，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把“二月”与“十月”一锅端地予以否定，既不为“十月革命”的继承者俄共所接受，也受到“二月民主”继承者今天俄国的自由民主派的反驳。作为反对党的自由主义者亚博卢联盟领导人亚夫林斯基就指出：1917 年二月俄国的专制君主制由于不能适应进步而崩溃，在不经暴力和流血的情况下人民选择了民主，开始建立一个现代的、欧洲式的宪政国家。尽管后来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毁灭了她，但二月民主的精神到1990 年代再造辉煌，这不是普京政府所能逆转的。让我们庆祝二月自由的节日，绝不放弃“二月主义”的旗帜。
  　　
  　　　　而支持普京的“以俄罗斯的名义团结基金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则反驳说，“1917 年二月不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它在短短几天内毁灭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而是此后一切不幸的根源。至于维护“十月革命”的俄共主张，由于无新意影响渐小。倒是一些左翼民粹主义者既不满索尔仁尼琴的保守主义解释，也不满亚夫林斯基的自由主义解释。如谢尔盖·舍林就认为，索尔仁尼琴与亚夫林斯基双方都出于精英立场，夸大知识阶级的作用。而他认为1917 年俄国的命运是普罗大众决定的。但是，舍林同样没有对“二月”与“十月”做出区分。
  　　
  　　　　显然，如果说在1990 年时对1917 年革命的争论焦点在“十月”，那么时过境迁，今天“1917 年”问题的焦点已经是“二月”。不管是二月、十月都肯定的左派，还是二月、十月都否定的保守主义观点，在看到“二月”与“十月”的连续性方面其实是一致的。而像亚夫林斯基那样区分两者、肯定“二月”否定“十月”的观点，的确面临解释的困难。笔者十年前的文章已经指出：1917 年二月的剧变直接原因虽是战争引起的危机，深层原因却是“专制主义市场化”的斯托雷平改革积累的民怨。
  　　
  　　　　剧变很快变成对斯托雷平改革的清算和恢复“公社世界”的浪潮，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
  　　
  　　　　但是，二月以后俄国的发展就完全是连续的而没有“断裂”吗？如果像索尔仁尼琴所说，包括二月、十月在内的1917 年革命就是一场急剧的“西化”而且并未逆转，那么几十年后叶利钦再来一次“西化”的根据何在？如果列宁是“西化”的罪魁，彻底否定了列宁的叶利钦为什么就不是“传统”的救星呢？其实索尔仁尼琴的叙述已经暗示列宁以后俄国似乎又回到了“传统”，而且尽管索尔仁尼琴本人并未明说，但那些把沙俄、苏联都看作“伟大国家”（列宁与叶利钦则都是瓦解“伟大国家”的罪人）的保守主义者都理解为变化似乎发生在列宁与斯大林之间（由此才引申出所谓索氏“悔过”之说）。但是这种说法虽然与赫鲁晓夫以后的苏联官方观点有点类似（只是赫鲁晓夫褒列贬斯，而今天的保守主义者褒斯贬列），却没有什么根据。如今绝大多数人都看到列、斯体制基本一致，差异只是枝节。
  　　
  　　　　如果断裂不在二月、十月间，也不在列、斯之间， 那么它在哪里？ 这是总结1917 年历史的一个关键问题。今天的中国同样存在“保守主义”把“文革”与“五四”、1911 年与1949 年一锅煮的问题，存在以所谓传统和“西化”来解释历史的文化决定论史观。而最近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更带出了左派政府是否必然极权化的问题。1917 年的历史应能提供一个借鉴。九十年后回头看，1917 年的“二月民主”无疑是俄罗斯现代化转型的重大事件，但它之后的历史进程也无疑发生了“断裂”，这断裂并非发生在当年的十月，但更不是在列宁到斯大林之间，而是发生在1918 年1 月。其内容也不是从“姓资”的民主革命转变成了“姓无”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废除民主（很大程度上废除的正是社会主义者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当时也为他们所主导的民主，而非“资产阶级民主”），代之以专政。
  　　
  　　　　如今的保守主义者（索尔仁尼琴今天也基本属于这一翼）认为，过分“民主”会损害自由乃至导致专政，这并非全无道理。像德国人在魏玛末期民主选举出希特勒就是例子。就俄国而言，1917 年底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胜的民粹派如果执政，他们以后会不会以转型期混乱为口实而改变其此前“社会民主党化”的方向、重返“人民专制”的民粹派老套，也是难以预断的。
  　　
  　　　　但无论如何，后来俄国实际发生的进程并不是这些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废除宪政，而是列宁们推翻民选议会、实行极权。因此说“二月民主”就会导致“一月极权”是没有根据的，把二月革命与列宁极权在“西化”“激进”的概念下混为一谈，也是极不严谨的。
  　　
  　　
  　　
  　　中篇
  　　
  　　　　“向后看的反专制”：索尔仁尼琴的“文化保守主义”与俄国知识分子的“分裂派”传统
  　　
  　　　　索尔仁尼琴如此指责“利欲熏心的美国资本家”
  　　
  　　　　不过，索尔仁尼琴毕竟以激烈批判极权制度而不是批判“西方民主”闻名。因此他的政治保守主义与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相比并不算典型。索尔仁尼琴反对“西化”并非反对自由民主，而是反对他所谓的物资主义、世俗化、消费欲、追求经济增长、城市化等等，即主要是从文化保守主义出发的。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唯物主义”的斯大林专政也是“西化”的祸害。这在东欧异议知识分子中其实不算稀奇，著名的捷克民主派代表人物哈维尔也有过所谓“东方的官僚与西方的经理是一丘之貉”的说法。但领教过古拉格生活的索尔仁尼琴当然不认为这两者真的就一样。相反，他在很长时期内激烈批判西方的一点就是：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在极权制度面前永远是软弱的，它天然的绥靖倾向使其不可能战胜极权主义，甚至会助长乃至可能臣服于极权主义。而这才是最可悲、最糟糕的。
  　　
  　　　　当年索尔仁尼琴刚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对美国工会发表了一篇大骂资本家的演讲。他宣称苏联尽管人民贫困，但镇压异见者的手段是世界一流，而这正是“利欲熏心”的美国资本家向苏联输出“警察技术”的结果。他激烈指责美国资本家“为了赚钱可以完全丧失良心”，他们为了与极权统治者做买卖而不顾道义，与苏联领导人共同制造了慕尼黑式的“缓和”骗局，而在缓和的烟幕下苏联正在迅速扩张地盘。索尔仁尼琴还特别提到：列宁的一生大半在西欧而非在俄国度过，他对西方的了解甚于了解俄国。当年他就料到资本家会这样因唯利是图而鼠目寸光、自掘坟墓。而这种“资本家的劣根性”由来已久，不仅对苏联是如此，当年对希特勒他们也是先一味绥靖，纵容其坐大，等到羽翼丰满的纳粹大举进攻，“资本家”们却束手无策。索尔仁尼琴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许多民主国家和一个极权国家苏联合作打败了德意日极权国家。然而，如果当年全世界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尚且不足以战胜德意日，必须要联合极权的苏联，那么今天怎么办？他的问题是：1930年代时极权主义只统治了世界很小的地方，但现在极权主义（苏联阵营）统治了半个世界。当年极权国家统治很小地方的时候，世界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尚不能打败它，需要“联合一个魔鬼打败另一个魔鬼”，那么，现在极权国家控制的区域已经远远超出30、40 年代，民主国家又应该何以对付呢？
  　　
  　　　　索尔仁尼琴因此寄希望于美国“工人阶级”，他宣称要“干涉美国的内政”，呼吁美国工人起来抵制“利欲熏心的资本家”把美国引入歧途。
  　　
  　　　　但是索尔仁尼琴实际上当然对工人运动并没有什么兴趣。他的这番话其实不过是反映他与美国工会在价值观上发生了“保守主义共鸣”。众所周知，在美国历来是右翼民粹主义比左翼民粹主义更有市场。当年著名的麦卡锡主义，曾被我们这边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其实稍微了解当年事态就不难发现：麦卡锡议员的社会基础并非资本家，而恰恰是美国下层。
  　　
  　　　　在某种意义上麦卡锡主义运动犹如美国版的“义和团”（当然远没有我们的义和团那样极端和得势），其特点是煽动下层民众大抓精英层中“出卖美国”的疑似“亲共”分子。与共产国家做生意的资本家、与苏联集团国家有外交往来的政客乃至卓别林那样的文化富豪，都在“美国人民”的压力下惶恐不安，而美国的工会倒不仅没感到压力，反而在麦卡锡运动中推波助澜。美国的工会比商会更反共应该是关于美国的一个常识。再往前追溯，极右种族主义在美国也是一种民粹现象，从独立前因统治者阻止“人民”进攻印第安人而激发的所谓“培根起义”，直到后来的三K 党和20 世纪初迫害华工的风潮，都是“穷白人”的运动，而资本家倒是对廉价华工持欢迎态度的。
  　　
  　　　　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把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索翁与“三K 党”这样的恐怖组织扯上什么瓜葛。但是当今天人们对索翁的所谓“反西方”倾向津津乐道时应该注意的是：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反西方”实际上比许多“亲西方”人士更难以容忍当时的苏联体制。他对美国精英的指责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类似美国左派，毋宁说更类似于麦卡锡对美国精英的指责。
  　　
  　　　　回顾“索—萨论战”
  　　
  　　　　但是索尔仁尼琴当然也远远不是麦卡锡这类人可比。他在美国工会面前大骂美国资本家，但他对西方的批评其实不限于一个“阶级”；早在此前两年，他就宣告“西方文明在各个方面将陷入绝境”。只不过他所讲的“西方文明”首先就包括马克思主义。1973 年9 月，索尔仁尼琴发出了《致苏联领导人的信》，据说正是这封信导致苏联当局最终决定驱逐他。但是，这封信在当时苏联异见人士群体——从萨哈罗夫那样的自由主义者到麦德维杰夫那样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中同样引起了强烈批评。
  　　
  　　　　索尔仁尼琴在信中提出，“西方世界和全部西方文明”正在走向“总崩溃”，但它并非由于苏联的成功，而是由于其自身的危机所致。其一是追求“无止境的经济进步”导致灾难，他因此主张“经济增长不仅不必要，而且有害”。其二是城市化，他认为当时苏联城市人口比例占到一半，这已经是“反自然”“反人性”的，尤其是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更是祸害。其三是意识形态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当局强调苏联是马克思主义堡垒的说法相反，他认为这种“反宗教的无神论”在西方信者众多，在俄国其实没人信，只是当局在把这种“西方的邪恶”强加于俄国人民。索尔仁尼琴认为如果不改弦更张，苏联将会因为“追随西方文明”而崩溃。除了指责苏联当局中了“西方文明”的毒（请注意：他这里并不是指责赫鲁晓夫之类“修正主义者”接受西方的“和平演变”，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而恰恰是指“大半生在西欧而非在俄国度过”的列宁们把西方的“革命”祸害引进了俄国）外，索尔仁尼琴指出国家的第二个大危险是与中国冲突。他认为“崩溃”中的西方已不足虑，而中国才是俄罗斯的头号劲敌。在他看来，苏联在与中国争意识形态正统方面太强硬，而在领土这类实际利益冲突中太软弱。
  　　
  　　　　西方在堕落，中国是威胁，那么俄国人有什么可学的呢？索尔仁尼琴认为某些“听取警告”而拒绝走“西方道路”的“第三世界”国家似乎是可学的：他们保留手工业，不追求“西方技术”，他们不追求“不断增长”，不搞工业化、城市化等等。但是显然，索尔仁尼琴认为最应该学的还是俄国过去的传统。这当然不是列宁以来的传统，甚至似乎也不是1917 年以前沙俄时代的传统——因为1917 年以前俄国人已经“西化”得很厉害了。索尔仁尼琴指的是东正教，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东正教，那是特指“古老的、具有700 年历史的谢尔盖·拉多涅斯基、尼古拉·索拉斯基的正教，还没有被尼康歪曲的、没有被彼得大帝搞成枯燥无味的俄国正教”。
  　　
  　　　　这样的东正教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拉多涅斯基、索拉斯基都是14 世纪的隐修士，号称“最受尊崇的罗斯农民神甫”，他们“既勤奋，又能吃苦”，不仅精通宗教典籍，而且“自己做饭，亲自动手做蜡烛”，乃至从事“普通农民的劳动、生产和经营”，他们带领门徒开发并定居在“祖国最北方”远离尘嚣的净土，于是有了后来旧教的“北方崇拜”。而且有趣的是他们似乎都与权势、包括主流东正教会的权势不睦，他们“果断拒绝了罗斯东正教最高权威授予的加封和赏赐”，并因此“威信和荣誉迅速提高”。那么，索尔仁尼琴借助这一传统资源究竟主张什么？
  　　
  　　　　第一，他要求俄国人停止工业化和城市化，如果不能回到农村，至少应该限于“分散的小型工业”和“很少有两层以上高楼”的小城市。城市里不应该禁止马车，但应该禁止汽车；不应该修地铁，而应该建林荫道与街心花园。
  　　
  　　　　第二，他要求俄国放弃“ 西方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主张用东正教拯救俄国的心灵，但应该公正地说，索尔仁尼琴并非如一些批评者所说要以东正教取代马列主义成为“国教”并取缔异端，他明确地说并不要求政府支持宗教，而只是要求政府不要镇压它。
  　　
  　　　　第三，取消列宁式的（索尔仁尼琴从来不把苏联体制仅仅归咎于斯大林）全面专政，但是索尔仁尼琴并不要求民主。他从1917 年“二月民主”只存在了8 个月出发，认为民主“也许”不适合于俄罗斯，俄国人也没有这种要求。他说俄国“也许”只能实行专制制度，但应该是“爱”的，而不是阶级斗争的专制；是“道德”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专制。他并不一概拒绝民主，但他并不欣赏“西方民主”，而认为应该从“罗斯宗教会议、诺夫哥罗德谓彻、哥萨克人选举和农村公社集会”中继承俄国式的“民主传统”。而他认可的“好专制主义”非但不是苏联式的，甚至也不是尼康和彼得大帝以后中央集权官僚制的沙俄专制主义，而是更早以前、贵族时代的分权的专制主义。他认为从“莫斯科末期和整个彼得堡时期”（即沙俄开始中央集权化）以后，尽管大帝国的扩张日益强劲，“专制制度”却衰落和趋于灭亡了。然而，俄国知识分子与专制制度斗争了一百多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更残酷的专政）。因此俄国也别再搞什么民主了，彼得大帝以前俄国人还根本不知西欧为何物的时代那种含有“俄式民主”成分的“好专制主义”就不错。
  　　
  　　　　第四，他要求俄国放弃“世界革命”的企图，关心“发展国内，而不是国外”。俄国应该实行孤立主义，放弃军备竞赛，停止争夺霸权，不再控制东欧并支持别国的左派势力。甚至在国内，索尔仁尼琴也反感“西化”了的欧俄发达地区，而主张以“纯净的”西伯利亚作为俄国发展的未来中心。按照索尔仁尼琴“西方的堕落、中国的威胁”的世界图景，他并不担心西方会侵略俄国，因为“腐败”了的西方自顾不暇正处在“崩溃”过程中，应该防止的是不要让那种“腐败”继续传染俄国（据说苏联时期其实已经被传染得够呛，但似乎还有点“传统”可以挽救？）按照他的设想，俄国不需要与西方争斗，但要尽量远离西方，最好能大量移民西伯利亚。但不是以苏联时期那种工业化和城市开发的方式，而是以传统的哥萨克与村社移民的方式，把人口由西向东转移。俄国人都跑到西伯利亚，一方面避免了传染上“西方的堕落”，另一方面又可以抵制中国可能借人口优势向西伯利亚扩张。岂不一举两得？
  　　
  　　　　与他对西方的担忧主要是“文化腐蚀”不同，他认为俄国面临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中国。而对中国，他的态度是“意识形态给他们，我们不要；但土地一点也不能让”。
  　　
  　　　　先知的光荣与愤怒：从“索萨论战”到“回归之旅”
  　　
  　　　　索尔仁尼琴的这种主张乍看上去实在是莫明其妙的乌托邦，因此不仅苏联当局不能容忍，当时苏联的左右两派异见人士也为之一片哗然。自由主义者萨哈罗夫、民主社会主义者麦德维杰夫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反驳他。但是索尔仁尼琴自从不久以后流亡西方以来三十多年，实际上一直坚持类似的思想，并且终其余生几十年来一直在用《红轮》这部大书来使之系统化。而在美国，他的这一套理论虽然曲高和寡，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主流思想界都很少有人支持，然而他声誉既高，创作也很顺利。这当然主要是由于自由民主国家本来就是价值多元，而且美国人也不需要俄国人向他们宣传“自由主义”，他们更想听“新鲜”东西（包括别国已经是古董而他们听来很新鲜的东西），事实上自有俄国流亡者以来，自由主义者如米留可夫、社会民主主义者如唐恩等人一直就不如大骂西方“物质崇拜”的现代性批判家如别尔嘉耶夫等人来得吃香。但是，索尔仁尼琴那种在军事上俄国应该以中国而非以西方为敌的说法的确也无碍于乃至有利于西方在冷战时期的利益，尽管这种说法是以批判西方的口吻说出。
  　　
  　　　　然而星移斗转，到了三十多年后索翁衣锦荣归时，他当年的预言几乎都与现实相反：西方并没有“崩溃”，而苏联倒是“崩溃”了。中国倒是“崛起”很快，但并不是像他当年想象的那样在文革式意识形态氛围下，而恰恰是在市场经济与向世界（首先当然是向西方）开放的背景下。这种“崛起”也并未导致索翁当年预言的中苏战争，相反，倒是“剧变”先消除了中俄对峙，然后在普京时代随着俄西冲突的重现，中俄反而渐行渐近。苏联崩溃后的俄国转向民主宪政，并非像他所说的“二月民主”那样仅能维持8 个月，而是至今已延续了17 年。当然其中的确充满艰难坎坷，而且如今还出现了所谓的“普京倒退”，但却不是退向他当年设想的“彼得大帝以前的贵族传统”，而恰恰是更像彼得大帝以后的中央集权，加上保留下来的一些“西方民主”成分（如多党制）。倒是“贵族传统”在索翁指责的叶利钦时代有所萌芽，但普京时代却被“总统全权代表”“联邦区”之类的中央官僚制完全淹没……
  　　
  　　　　而年已八十多岁的索翁依然故我。1994 年索尔仁尼琴高调举行了隆重的“回归之旅”，他远道从海参崴坐火车横跨欧亚大陆，历时近两个月到达莫斯科，沿途一路宣讲他当年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提出、二十多年来又在《红轮》中不断强调的那些观点。
  　　
  　　　　在这次“布道”中他对苏联极权制度的抨击仍然如故，并没有一些人所说的什么“悔过”。相反，他在途中最轰动的一次活动是在西伯利亚向当年“苏维埃政权最凶恶的敌人”、被布尔什维克处决的白军首领高尔察克将军遇难地献花致敬。但是索翁对当时掌权的叶利钦政府和“民主派”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样的回归之旅使各方都很尴尬：左派不满他大捧高尔察克，右派不满他没有肯定民主变革。
  　　
  　　　　最终在到达莫斯科时，索尔仁尼琴向人群发表了从来不以他为然的麦德维杰夫认为是唯一一次“掷地有声的致词”：“俄罗斯今天在各方面都处于深重的大灾难中，哀怨之声遍布四野。政府未能履行对公民的责任，国家走向一条虚妄、艰难和曲折的道路……谁都没想到，摆脱共产主义的出路竟充满如此之多的痛苦……”然而按麦德维杰夫的说法，没有一家报纸全文刊登了整篇讲话。“甚至连以上内容，都是我在数十份报纸——从《共青团真理报》到《自鸣钟报》，从《真理报》到《苏维埃俄罗斯报》中寻章摘句整理而成的”輥輰訛。俄罗斯的“新儒家”？
  　　
  　　　　显然，索尔仁尼琴并不仅仅是个“伟大作家”，他甚至主要并不是个作家。索尔仁尼琴也不仅仅是个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其实他在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几乎与在官方社会中一样孤独。尽管由于他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坚持抗争的道德勇气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即便是著文批评索尔仁尼琴乌托邦的萨哈罗夫与麦德维杰夫等人，也是在承认他杰出贡献的前提下与他争论，但是到了极权制度结束以后，人们对他仍然以“道德优势”居高临下地批评几乎“一切人”就越来越不耐烦。但是另一方面，索尔仁尼琴身上的“俄国知识分子”特征，乃至他的精神谱系，如我们下面将要归纳的那样，又是他们中或多或少都具有的、因而是带有共性的现象。甚至不仅仅是他们，索尔仁尼琴极力谴责的“西化派”乃至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还没有变成官僚之前，也都多少具有这种特点。从专业知识的角度看，索尔仁尼琴的许多主张不仅是乌托邦，而且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荒唐的乌托邦。但是索尔仁尼琴既不是个胡思乱想的狂人，也并非独修得道的先知，他实际上是俄罗斯知识之树上的一只硕果，他的思想与价值观其来有自，他的伟大与他的缺陷也都与这颗大树有关。
  　　
  　　　　从文化传承的意义上，我们可以以索尔仁尼琴一类人和我国的“新儒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梁漱溟先生那类人，不是借儒家经典做敲门砖谋取权势和利益者）相比较。他们既不认同“左”的极权主义，也对“西方”的自由社会多有批评。他们甚至持有很难说“左右”的现代性批判观念，对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经济增长、物质消费等等轻则不以为然，重则厉声申斥。他们以本土、本民族文化安身立命，对外来文化，尤其是强势的所谓“西方文化”多少持有反感。但是他们也不是“本土”的东西就一概拥护。实际上对于“本土”的文化演变本身他们也持一种形式上似乎很“复古倒退”的立场：
  　　
  　　　　索尔仁尼琴的精神家园是尼康以前的“旧教”，尼康乃至彼得大帝以后俄国似乎就不断在堕落。儒家的精神家园则是“三代盛世”，三代以下就已经礼坏乐崩、世风日下。尽管实际上正是尼康以后俄国才在不断强化专制集权的条件下出现了霸权意义上的“大国崛起”，但索尔仁尼琴并不喜欢这种妨碍“精神自由”的极权帝国（当然同时他也嫌西方的“物质自由”妨碍“精神自由”）。类似地，尽管秦皇汉武以后。中国也在法家的专制集权下建立了强大帝国，但儒家反感这样以“霸道”取代“王道”：“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以至于毛泽东后来有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之说。
  　　
  　　　　俄罗斯在尼康以前、中国在秦以前是个什么时代？何以后来的“知识分子”那么怀念那个时代并视之为自己的精神家园？那时当然没有近代的自由民主文明，但是那时也还没有中国的“暴秦”、俄国的伊凡“雷帝”那样的大一统集权专制。那是个众多贵族各自“保护”着（当然也可以说是“奴役”着）各自的附庸，犹如“家长”各自保护着（也可以说是统治着）“子弟”的时代。中国古话叫做“封建”（不是后来所谓“地主向佃户收租”那个意义上的“封建主义”），而俄罗斯叫做“波雅尔”（自治贵族）。孟子所谓“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就是这种社会的特征。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种状态的一大问题就是帝国整合困难。古今强大的霸权国家既有皇权专制的，也有自由民主的，但极少有贵族林立的。然而醉心于高尚精神的“旧教”信徒与讨厌“霸道”的古儒君子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贵族社会与皇权专制社会都没有自由平等，但是贵族与附庸构成的通常是个稳定的熟人社会乃至亲缘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和“信息对称”“重复博弈”的行为规则使“父父子子”式的和谐相对容易维持。而大帝国是个陌生人群体，天高皇帝远，“君臣”难以产生“父子”式的温情。理论上一切人都是皇帝的附庸，附庸与附庸之间似乎比贵族与附庸间要“平等”，然而附庸也有受宠与否之别，而统治庞大陌生人社会的皇帝不像管理小采邑的贵族，通常都不能直接理民，而必须通过受宠的奴才（官僚）来控制不受宠的奴才。然而人之常情是：受宠的奴才虐待不受宠的奴才，往往比主人虐待奴才更厉害，因为前者有狐假虎威之暴，却无损及己物之惜。
  　　
  　　　　所以尽管功利主义的历史进步论通常认为皇权官僚制帝国要比贵族社会“进步”，但是生活在皇权官僚制下的人们怀念贵族时代的温情（如古儒所谓的“三代盛世”），其实并不难理解。这还是从日常伦理的角度，如果从“精神自由”的角度看那就更是如此。中国先秦、古代希腊与印度列国时代这些从“百家争鸣”中产生的“轴心文明”都是贵族时代的事，到了皇权帝国就要“罢黜百家”了。因此索尔仁尼琴指斥尼康的官方东正教枯燥无味与古儒谴责焚书坑儒一样是很自然的。
  　　
  　　　　至于自由民主时代固然没有专制的暴虐，但“理性异化”形成的“冷冰冰的关系”也会使道德家们怀念温情脉脉的时代。民主时代固然不会“罢黜百家”，但世俗化氛围也会让人怀念旧时的宗教激情。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复古的理想主义”都有存在的土壤。
  　　
  　　　　俄国“新儒家”的特点
  　　
  　　　　然而两相比较，俄罗斯的“旧教”要比中国的“新儒家”势头大得多。这是因为两国的“文化”形成有几大不同：
  　　
  　　　　首先是叔孙通、董仲舒以皇权专制下的“官方儒学”来改造古儒已经两千多年，而尼康在皇权专制下搞“官方东正教”取代“旧教”只是17 世纪的事。仅此一点就使俄国旧教的遗存力量（所谓分裂教派）大于中国的古儒（“反法之儒”）。
  　　
  　　　　其次，尽管儒是否宗教一直有争论，但即便主张有“儒教”者也承认儒家比“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要世俗化一些。而东正教则是基督教各分支中最少世俗化的。宗教热情（贬义地也可以说是偏执）要比儒家强烈许多。儒家面对逆境只求“穷则独善其身”，而俄国分裂教派的拼死抗争可以说是惨烈惊人。
  　　
  　　　　再次，更重要的是：导致中国“罢黜百家”的中央集权化过程（所谓周秦之变）完全是个华夏文化本土内生的过程，而导致尼康宗教改革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化，其几轮大潮都起于外来影响：先是蒙古征服带来的“鞑靼化”，莫斯科大公统一罗斯诸国起初完全是作为蒙古金帐汗代理人狐假虎威的结果，继之尼康统一教权又是打着引进拜占庭希腊礼仪（乃至引进希腊僧侣）排斥本土“旧礼仪”的旗号，最后彼得大帝改革更是一场所谓的“西（欧）化”运动。这样的一种专制集权过程显然容易使民族情绪成为本土反对派的精神动力。索尔仁尼琴可以把反抗极权看成反“西化”保“传统”的事业，然而在中国，从来没人说“秦制”是夷狄强加的，而“西化”似乎只与自由民主有关。
  　　
  　　　　这样，如果说在中国毛泽东所言“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有些夸大其辞，实际上董仲舒以后制度上的“反法之儒”与言论上的“反儒之法”都几乎隐没，而法家化的官方儒学（所谓儒表法里之学）几近“独尊”，那么俄罗斯的“儒法斗争”——分裂教派反对尼康宗教改革的运动则不折不扣地持续了几百年，它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近代化进程， 影响着俄罗斯人的心灵，并产生了一种“天生反对派”传统——俄国式的“知识分子”。
  　　
  　　　　如今英语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
  　　
  　　　　一词源出俄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但在俄语中该词的本意与英语有所不同。按别尔嘉耶夫的说法，“知识分子”就是指那种未必具有高深专业知识但却坚执思想信念并怀有救世情结的一群人輥輲訛。俄国农民学开创者佛图那托夫甚至说： 俄国的“农学家”首先是献身于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他们甚至不一定要受大学教育，只要完成高中学业便足够了，与农民打成一片的精神要比高等教育更为重要輥輳訛。这些说法都表明俄国所谓知识分子原来并不包括工程师之类的技术专家， 它几乎就是指今天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言。这个概念，正是在三百年的分裂教派运动中形成的。
  　　
  　　
  　　
  　　
  　　下篇：
  　　
  　　　　“近卫军”与“彼得”间的徘徊：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困境
  　　
  　　　　“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
  　　
  　　　　俄罗斯文明的早期即所谓基辅罗斯实际上是沿古商道“瓦良格人到希腊人之路”形成的一系列城邦，统一时间很短。基辅罗斯虽然从拜占庭接受了东正教，但是在很长时期内这种“旧教”的内外部形式与拜占庭的希腊正教有很大差别。在内部它保留了早期东斯拉夫人多神崇拜的许多成分，各地的仪式也不一致，显得很多元化，在外部它尚未建立拜占庭式的政教合一体制，不仅教会独立于王权，教权也并不统一。蒙古征服后的鞑靼化时代，莫斯科大公虽然借助金帳汗的授权开始兼并统一东北罗斯，但蒙古人素有宗教宽容传统，无意支持统一教会。而且在蒙古人未征服的西北地区兴起的诺夫哥罗德并未鞑靼化，它后来发展成强大的诺夫哥罗德商人共和国，由谓彻（城市贵族议会）执政，其体制与邻近波罗的海地区的汉萨同盟诸邦相似，都没有皇权专制。在信仰方面诺夫哥罗德则不同于汉萨同盟，而属于东正教文化圈，但她信仰的也是多元的“旧教”。诺夫哥罗德因此在政教两方面都成为莫斯科统一罗斯过程中的劲敌。
  　　
  　　　　1453 年拜占庭沦陷于穆斯林，东正教的中心转移至罗斯地区，同时莫斯科也强大起来，逐渐摆脱金帐汗附庸的地位，又经过长期战争，终于在1478 年灭掉诺夫哥罗德，摧毁了那里的谓彻制度。俄国由贵族制（习称等级君主制）向中央集权帝国（习称专制君主制）过渡。1547 年伊凡雷帝始称“沙皇”，开始雄心勃勃的大扩张。这一时期东正教也出现“改革”，但与大约同时西欧的“宗教改革”是摆脱教皇控制完全相反，俄罗斯的“宗教改革”是要统一教权。宗教首领提出“第三罗马”理论，即“罗马城是第一罗马，拜占庭是第二罗马，莫斯科是第三罗马。两个罗马陷落了，第三罗马已经崛起，第四个罗马永远不会有”。所谓第一罗马系指罗马教皇，第二罗马系指拜占庭大牧首，二者都是信仰者心目中的世界宗教统一权威。“第三罗马”当然也是同样意思。莫斯科大牧首既然自命为继罗马教皇和拜占庭大牧首之后的世界宗教领袖，当然不可能允许罗斯内部有其他宗教权威。可见宗教改革与俄国当时的世俗改革一样，是以建立中央集权专制中心为己任的。
  　　
  　　　　到17 世纪，俄国的宗教改革进入高潮。尼康大牧首通过希腊僧侣全盘引进希腊礼仪，废除“旧教”原有的斯拉夫多神教痕迹与礼仪多元化现象，统一并强化教权。尼康改革得到沙皇全力支持，尽管尼康后来尾大不掉，被沙皇清除，但是就如我国的商鞅被杀而变法确立一样，1667 年宗教会议确立了尼康新教的独尊，只是在尼康的教权统一之上又增加了教权服从皇权的规则，俄国实现了一元化的政教合一。
  　　
  　　　　1667 年会议开始了对旧教（官方贬称“分裂派”，旧教徒自称“旧礼仪派”）的大规模镇压。而旧教徒的反抗又与当时俄国的各种矛盾相交织：由于宗教改革与中央集权化相表里，传统贵族（波雅尔）反抗沙皇特辖制与军功贵族（作为中央集权支柱的官僚化贵族），因而很多波雅尔同情旧教，许多波雅尔“叛乱”与同情波雅尔的宫廷事变，例如彼得大帝时的近卫军“叛变”、皇太子被杀都有旧教背景。由于俄国的农奴化过程也是这一时期同步进行的，许多不愿为奴的逃亡农民都是旧教徒，俄国这一时期集中发生的三次“农民战争”，包括著名的普加乔夫、斯捷潘.拉辛等实际上都是旧教徒分裂运动的另一形式。大规模镇压导致旧教徒四处流亡，因此当时俄国的“盲流”与抓捕“盲流”的“禁止流浪法”也有宗教冲突背景。许多旧教徒逃亡后无法务农，只能到处做买卖糊口，由此导致后来俄国工商业者中旧教徒比例高达65%，旧教因此被一些学者看成“商人的信仰”，也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反对派商人”。但是分裂派运动影响最大的是形成了一个以信仰为生命，而且常常是有些“偏执”地与官方意识形态及官方权力对着干的思想者群体，即“知识分子”。分裂派运动是知识分子前史，它本身不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但无疑分裂运动的二百五十年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形成、特点、思维方式、行动准则、都打上了明显的烙印。当代东正教神学家叶夫多基莫夫认为，俄国知识分子是从一种独特的宗教式的源泉中汲取营养——分裂运动，18 世纪的反教会潮流，19 世纪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20 世纪的革命运动似乎都只有从这独特的源泉出发才能理解，“这些多样的甚至变质的形式表达了对绝对者的永恒的牢固的渴望以及纯粹是神秘本性的灵感”輥輴訛。许多知识分子即便并非旧教徒，甚至是无神论者，也同情于分裂派。普希金、莱蒙托夫这样的文学家，巡回画派大师苏里科夫等人都是如此。有人说：在当时状况下，“渴求精神生活的人们，可惜只有一条路：分裂运动”輥輵訛，无神论者普列汉诺夫称之为“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它以“教权主义”和宗教民主为其出发点。“俄国的宗教运动虽不完善、也不正确、比较狭隘，但却是一种特殊的人民自我教育机制”輥輶訛。赫尔岑也说，“向后看就是向前进”，这是一种俄国式的思维。
  　　
  　　　　历史最悠久的异见抗争
  　　
  　　　　彼得大帝即位后以“学习西方”著称，但正如尼康改革以“希腊化”来强化专制一样，彼得一世也是以“西化”来摧毁古罗斯贵族传统、实行严酷的独裁。他对分裂教派的镇压进一步强化。1715 年，彼得大帝颁布“告密法”，在全社会发动对“异端”的检举和迫害，同时建立宗教管理局，实行“宗教国家化、牧师警察化”，并多次派兵抓捕旧教徒，甚至连他的近卫军与皇太子都成为这种严厉政策的牺牲品。此后，1730 年俄国颁布法令规定旧教徒的财产没收，本人发作“划桨手”苦役；追捕旧教逃亡者，对旧教徒的工商业实行重罚；1735 年又规定禁止流亡海外的旧教徒回国，等等。尽管沙皇末期在世界潮流影响下出现了宗教宽容的趋势，但可以说直到1917 年以后，俄国对旧教的排斥一直没有真正停止。
  　　
  　　　　然而，在世俗专制与官方教会的长期打压下，分裂教派运动并未在俄国大地上消失。据研究，直到20 世纪初，俄国仍有10%左右的人口属于分裂教派，工商业者中更高达65%。事实上，就连后来无神论者发动的俄国革命，都是旧教徒在经济上支持的。金雁在最近的文章中曾指出：号称“打倒资产阶级”的俄国革命能够爆发，很大程度上是俄国“资产阶级”中的旧教徒的功劳。当时工商业者65%的人都是这些人，他们反沙皇很积极，虽然他们跟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可是他们把大量的钱和物拿来支持反沙皇的政治派别輦輮訛。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些职业革命家以什么为生，搞革命的资金从哪儿来，很少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是革命最关键的，没有钱怎么搞革命呢？其实钱就是来自这些分裂派。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分裂派的很多人发财后资助文化事业，像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就是分裂派干的，还有博物馆等等。布尔什维克影响最集中的几个大工厂，普梯洛夫厂、索尔莫沃厂等，厂主都是分裂教派，他们允许组织工人赤卫队，所以才能将力量做大。
  　　
  　　　　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叫莫罗佐夫，是俄国最著名的“纺织大王”，旗下企业集团有工人达5 万之多。1905 年他既痛恨沙皇专制，又感到革命可能会以暴易暴，焦虑不能自拔，竟然自杀了。遗嘱把所有的家产捐给反对派。遗嘱的执行人是高尔基的夫人。于是各个反对派争相笼络高尔基，列宁更是极力和高尔基搞好关系。于是高尔基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金主”。高尔基控制着分裂教徒大量资金，由他的夫人来执行。其实《真理报》在地下状态时，都是由分裂教徒的钱来资助，才能够延续下来。这就是后来高尔基对十月革命抨击得那么严厉，说了那么多激烈的“不合时宜的话”，但列宁始终给他留面子的原因。可是现在很少人提到这一点，因为分裂教派和唯物论者、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并且由于反对中央集权，后来在苏联时期受到比正统东正教会更严酷的镇压，可是当初如果没有分裂教派在经济上的的大量赞助，真的不可能有俄国革命。
  　　
  　　　　分裂教派：索尔仁尼琴的精神家园
  　　
  　　　　索尔仁尼琴是以世俗知识分子身份出现的，他从未明确过他的教派立场。但是从他的著述看，他无疑具有强烈的旧教情结。除了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明确提出要靠“还没有被尼康歪曲的、没有被彼得大帝搞成枯燥无味的俄国正教”来建立俄国人的精神家园外，他主张以“纯净的”西伯利亚为俄国发展之本也带有旧教流浪者与“北方崇拜”的明显痕迹。而更为明显的是他在三卷本《古拉格群岛》中第2 卷，即叙述“群岛历史”的那一卷中以索洛维茨修道院作为开端，并配上许多历史照片做了浓墨重彩的描述。而我们现在知道，在苏联时期的劳改营体系中，索洛维茨群岛既不是条件最恶劣的，也不是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那么为什么索翁如此重视它？答案很显然：历史上索洛维茨修道院正是分裂教派的“圣地”“北方崇拜”的象征和众多旧教殉难者的成仁处。
  　　
  　　　　索洛维茨修道院位于荒凉偏僻人烟稀少的北极圈附近白海中的索洛维茨群岛。当地原属于诺夫哥罗德贵族共和国的边疆，共和国覆灭后不愿臣服于莫斯科的遗民逃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所在，以旧教信仰为精神支柱，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他们的“精神自由”。很快它就有了“教会巴比伦”之称。诺夫哥罗德遗民用过去经商积累的财富和经济独立将自己在北方的组织作用传递下来，使修道院同时成为经济重镇，地盘也不断扩展，控制了从摩尔曼斯克到西卡累利阿的整个北方沿海地区，靠几大盐场、靠贸易、捐献、领地收入而财源滚滚。修道院长起初由诺夫哥罗德任命，后来因两位院长耐不住寂寞离开了后，修道院就自己选举院长。它不服从莫斯科教会牧首的教会权力和沙皇世俗政权。在莫斯科的眼中这是个“藏污纳垢之地”。拉辛起义失败后许多人也逃到这里。在宗教改革高潮中，1668 年起修道院在沙皇军队的围攻下坚持了8 年，最后因叛徒出卖了经由烤房的暗道，修道院才被攻破。此后这里成为沙皇当局流放各种异端人士和“危险分子”的地方，旧教分子、秘密协会成员、十二月党人乃至普希金的舅舅都曾流放此地，实际上它就是沙皇时期的“古拉格”。但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流放犯们仍然实行自治。修道院的最高权力机构是12 名长老组成的宗教会议，其次是所有修行的人参加的“黑衣修士宗教会议”（即谓彻）。修士（17 世纪为350 人）实行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岛上有600 名工人和几百名士兵，有免费的图书馆、医院、学校等，也有世俗的民选政权，修道院与世俗社会通过“专门的书面文件——劳役合同”进行来往，修道院掌握司法权，但由米尔民选代表参加审判。直到1903 年这个“流放者乌托邦”才被撤销。
  　　
  　　　　索尔仁尼琴显然在索洛维茨寄托了极为丰富的象征含义。它明显地体现了索翁本人“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的特质。在1994 年索尔仁尼琴的“回归之旅”中，他不从美国直接飞回莫斯科，而是绕道令他神往的西伯利亚，从当年“古拉格群岛”中最恶劣的“岛屿”所在地科雷马地区的首府、俄罗斯极东北地区的马加丹入境，坐飞机到海参崴，再从海参崴坐火车历时近两个月到达莫斯科。如此长途长时间旅行在支付费用的传媒商是一次大型的推销造势活动，在索翁本人则是他向俄国人民的一次大规模巡回“布道”，途中每个较大城市他都会停下，在盛大的欢迎集会上进行宣讲。
  　　
  　　　　“回归之旅”中的“北方崇拜”
  　　
  　　　　如前所述，在这次“布道”中他最轰动的活动是向白军首领高尔察克将军遇难地献花。与邓尼金、弗兰格尔等人失败后流亡国外成为白俄侨民不同，高尔察克作为地位最高的白军领袖是在祖国赴死的。但耐人寻味的是：他对“西方民主”的看法却与处决了他的布尔什维克有些类似。当时一些反布尔什维克武装（如捷克军团）同情被列宁驱散的民选议会（全俄立宪会议），高尔察克却对此嗤之以鼻。被列宁驱散的立宪会议代表在西伯利亚建立的“流亡议会”不久也被高尔察克所驱散。而击溃高尔察克军队的固然是红军，直接推翻其政治统治的却正是这些流亡民主派。当高尔察克最后退到伊尔库茨克时，正是支持立宪会议的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在该市发动起义，迫使他辞职下台。他向当时控制西伯利亚铁路的捷克军团寻求避难，反感他实行独裁的捷克军团却把他引渡给了伊尔库茨克的民主派当局。很快红军又摧毁了该当局，高尔察克落入红军之手并立即被枪决。
  　　
  　　　　而索翁在对高尔察克深表敬意的同时并没有对当时同样受到布尔什维克镇压的民主派有同样表示，因为这些民主派在索翁看来太过“西化”，也太过“现代”。他们颠覆了传统的俄罗斯。如前所述，索翁认为“二月”与“十月”是一回事，对布尔什维克的暴政，“二月民主”要负很大责任。而在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民主派不仅自己软弱无力，还从背后给了高尔察克这样的“英雄”一击。在索翁看来，充满贵族气质的高尔察克将军并不是暴君，二月革命后他曾是第一个向民主派临时政府宣布效忠的旧俄高级将领。他说：“我不是为这种或那种政体服务，而是为被我视为高于一切的祖国服务。”1917 年6 月临时政府时期的塞瓦斯托波尔苏维埃解除高尔察克黑海舰队司令职务，他也服从了。只是在布尔什维克1918 年1 月发动政变废除宪政后，他才起兵反抗。也正是高尔察克接纳了“流亡议会”，但这些民主派议员们在内战的关头却还热衷于辩论，“互相争吵”，给“英雄”添乱。因此，索翁认为高尔察克解散他们是正当的。
  　　
  　　　　而且，人们知道高尔察克在战前曾经是俄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北极英雄”，作为海军军官和北冰洋航线开拓者，他在极地探险与科学考察方面成就卓著。很多人认为如果不是卷入政治悲剧，他本来可以作为“天才的北极科学家”传世。而对于具有“北方崇拜”传统的分裂教派而言，高尔察克这种经历就更了不起。因此索翁对他景仰有加是不难理解的。
  　　
  　　　　相形之下，索翁对民主派就很不客气。在“回归之旅”中他对当时掌权的叶利钦政府和“民主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且由于当时旧苏联已不存在，这种抨击俨然成为这次“布道”的主调。1994 年俄罗斯正处于转型危机的深渊，当局备受抨击也并不稀奇。但索翁的抨击还是特别“深刻”：与《红轮》中的说法一样，索尔仁尼琴当时的抨击也追根溯源：“我们的灾难始于1917 年2 月。毁灭这个国家的不是什么共济会员，而正是我们的父辈与祖辈。当时，一个繁荣的国家在我们的默许之下遭到摧残。”然后便从1917 年的民主派骂到了1990 年代的民主派，从戈尔巴乔夫、盖达尔直到当时的总统叶利钦，从“公开性”到私有化，从民族政策到公共交通，都被他骂得体无完肤。
  　　
  　　　　这样的抨击并没有改变本来仇视索翁的左派与苏联时代“爱国者”对他的态度（索翁也无意博取他们的好感），但却使原来热情欢迎他回国的“民主派”十分尴尬。民主派作家瓦西里·阿克谢诺夫说：“读了索尔仁尼琴最近的谈话，我感到十分痛心。本来，他每迈出一步，从他脚下都应喷涌出俄罗斯所需要的鲜活水泉；而他却一味地向接纳他的改革人士泼污水。”格里高里·巴克兰诺夫则说：“一个离开俄罗斯20 年的人如今终于回来了，什么都要责骂一番。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尽管如此，当局还是给予了索翁以很高的礼遇。
  　　
  　　　　然而，千篇一律的抨击很快失去了新鲜感，索翁似乎“不善于使听众在超过五六天的时间里持续关注他的演讲和发言”。随着旅途的延伸，舆论由轰动归于平静，随行追踪报道的记者纷纷散去，继续随行的只有资助方的摄影师和节目主持人。而且由于新意渐失，摄影镜头也只得“越来越多地转向壮丽的俄罗斯自然风光”。回归之旅的后半段已经很少见诸媒体报道。所摄纪录片后来播出时反响也相当冷淡。
  　　
  　　　　从利哈乔夫到索尔仁尼琴：新俄罗斯“国学“的演变
  　　
  　　　　回国后的十年间，尽管索尔仁尼琴仍然抨击不断，但影响无疑越来越小。叶利钦后期的俄罗斯开始弘扬文化民族主义和反对“西化”，但并没有怎么借重索翁。承接这一趋势，普京上台伊始就隆重推出了俄罗斯“国学大师”德·谢·利哈乔夫教授的“俄罗斯真理”輦輲訛。利哈乔夫也是着重在尼康大牧首和彼得大帝以前的古典罗斯文化中寻找“传统”宝库。与索翁一样，利哈乔夫也希望把“传统资源”古为今用，因此也与索尔仁尼琴一样，对1917 年以后的“专政”和1917 年以前上迄彼得大帝的沙俄中央集权专制都不看好，而主要从彼得大帝以前的“传统”去“寻找家园”。
  　　
  　　　　但是利哈乔夫的“今用”是支持叶利钦当时困难重重的自由化改革的，而且他的“反西方”意识与东正教激情都不突出。因此他的视野包括了从罗斯文明初创时的“勇士”与小邦时代直到尼康—彼得大帝以前的漫长历程，尤其重视蒙古人征服以前罗斯诸公国的“自由”时代的遗产（如《伊戈尔远征记》《罗斯法典》等），而并没有太重视此后的东正教分裂教派。他也与一般“斯拉夫自由主义”者那样惋惜本土自由传统被急于“赶上西方”的彼得大帝集权化改革所破坏，有一种被别尔嘉耶夫调侃为“彼得大帝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批判情绪。但他更多地归咎于彼得大帝本人而不是归咎于“学习西方”，更不会有“彼得大帝是第一个叶利钦民主派”的想法。
  　　
  　　　　不仅如此，利哈乔夫的“斯拉夫自由主义”实际上认为灾祸来自“东方专制”。他最为深恶痛绝的是“鞑靼化”。他虽然对彼得大帝直到列宁以“西化”方式搞中央集权专制毁灭“俄罗斯的”本土自由传统不满，但对于彼得大帝以前的罗斯古典文化，利哈乔夫还是强调其与西边、而非东边的联系。
  　　
  　　　　在罗斯文明起源问题上，利哈乔夫是“诺曼说”的支持者。此说认为北欧海盗（或曰“勇士”）即瓦良格人建立了最早的罗斯国家，即基辅罗斯留立克王朝。沙俄时代作为反对派的自由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倾向这种说法，而保守的皇家史学和后来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正统史学都反对“诺曼说”，认为北欧海盗只是斯拉夫王公的雇佣军，对“我们的”罗斯文明没影响，甚至把诺曼说指斥为西方人贬低斯拉夫的“阴谋”。而利哈乔夫恰恰力主
•   　　这书的新译本（《癌症楼》）据说也不错，但我看的是荣如德先生的译本《癌病房》。我觉得这个译本已经完全满足我对作者的理解和想像，我不期望更好的版本了。——而且从我对照过的片段看，我也相信这个译本可能更好一些。
  　　顺便说一下，书里的主人公给我的感觉，特别让我想起北岛。
  　　
  　　贴一篇若干年前的笔记：
  　　《癌病房》是最近三年惟一让我真正震撼的书。 为了这本书的缘故，我还曾专门向书的译者荣如德老先生写信表示感激，感激他译出了一本让我如此激动的书，感激他传神的翻译。
  　　 这个时代成长的人，对这本书的感觉会逊色许多。书的作者本身也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书中他通过主人公奥列格在百货商店买衣服的遭遇，就说出了这一点。奥列格的态度就是他不能去阻止人们遗忘，只能自己去坚守住这些记忆。所以，虽然他渴望爱情，但在自己和自己的一代人背负的沉重的历史面前，他以极度谦逊的姿态退出了这一种生活。
  　　
  　　 全书最震撼的情节之一就是奥列格和叶丽扎薇塔的交谈，他们回忆去他们共同居住的1935的列宁格勒，基洛夫被暗杀，全城四分之一的人被放逐。叶丽扎薇塔问，“您不记得吗？”
  　　 “不，我记得。但可耻的是当时这没有成为我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奥列格又说）“惭愧”，他轻声说道，“为什么在灾难还没有临到我们自己或我们的亲人头上时，我们就不当它是一回事。人类的性格为什么是这样的？”
  　　
  　　 我们的历史，谁来书写？我们的罪恶，谁来记忆？
•   　　 生命如同一条流入沙漠的河。
  　　 随着河道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且变化莫测；河流方向便也因此飘忽不定，最终流入沙漠，不晓得前路于何方，甚至不知道下一科是否会干涸。
  　　 《癌症楼》追问了两个问题：“活着的代价是什么？”，和“我们凭什么审判别人的生命？”
  　　 故事发生于医院当中，主角之一是一群被疾病隔离在世界之外的人。当生命之河即将流入沙漠之时，他们对待过去以及未来的态度各不相同。另一个主角是医生，在癌症楼里，他们掌管着生杀大权，他们凭着职业操守和专业知识审判着病人的生命。
  　　 故事里的医生们，以东佐娃为代表，都是职业操守和专业技能顶尖的人物。面对这病人的痛苦，他们需要做出判决：化疗、截肢，还是就这样让病人平静的死去。在预见病人科斯托格洛托夫之前，在东佐娃自己被疾病侵袭之前，她对于病人的生命给出的判决是不惜代价的活下去。东佐娃认为，对于医生（审判者）而言，没什么比病人的生命更重要，活下去意味着一切，意味着保留了拥有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的可能性。在他眼里，生命是至高无上的，值得为之付出任何代价的：一条腿？一个乳房？失去性能力？不足道哉。
  　　 病人当中，有几个人值得一提。
  　　 前面说过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曾经当过兵，后来因为一些荒谬的原因，被“诬以叛国”流放到了边疆的蛮荒之地。在哪里，他面临的是无休止的劳作，微薄的收入，永远不得翻身的前程。但毕竟在苦难的边缘，尚有一丝温情的会议，因此这些苦难未能打倒这名硬汉。后来他得了癌症，九死一生的来到了癌症楼。原本他是打算死在这里的，可经过了两周多的放射治疗，科斯托格洛托夫地病奇迹般的被控制住了，他重新能够体验在阳光下散步的温暖，甚至癌症楼使他暂时离开了无休止的命运。他活了下来。但对于科斯托格洛托夫而言，生命的代价却是沉痛的，放射治疗使他失去了性能力，当然“利比多”还在。重生的希望，让他不再满足于永远背负那无休止的命运，是的，他和薇拉.汉加尔特恋爱了。生死离别、不可能实现的誓言、飘渺的国家荣誉合谋差点就杀死了汉加尔特心中的爱火。在他的初恋男友死在战场上之后，虽然她仍旧频繁的出入社交场合，可以她却迷失在了寻找“爱”的意义的途中。直到她遇见了曾经历过人间一切苦难，而又懂得珍惜那怕是一丝一毫幸福的科斯托格洛托夫。于是她便觉得世界上只有他是可以依靠的。是啊，他是硬汉，曾经的苦难，永无休止的沉重命运，甚至癌症都未能击倒他，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比这更坚强的人么？这世界上难道还有比这更值得依靠的男人么？于是她爱上了他。薇拉（汉加尔特的昵称）给了科斯托格洛托夫以前没有过的生命体验。在癌症楼里面，科斯托格洛托夫脱离了无休止的命运，和苦难边缘的一丝甜美，而从薇拉身上感受到了甜蜜的憧憬，和对幸福的妄想。可是，生命却让他付出了性能力的代价，当然，“利比多”还在！在他即将出院的时候，薇加邀请他到她家去住，并一起生活。而他是那么的爱薇加，纵然他有一万条理由去见薇加，可是他爱她，他没有权力判决薇加同他一起背负那沉重的命运，因此他选择了离开。从此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生命之河流向了沙漠，身体活着，精神却死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是时代的反叛者。面对世界的荒谬，选择呼喊，付出了被流放的代价。舒卢宾，时代的顺应者。面对同样的荒谬，选择了沉默，付出的代价是迷失。同样的时代，两个人选择了不同的行为，只因选择时的背负不同。科斯托格洛托夫面临选择的时候他几乎一无所有，因此他可以付出他的所有；而舒卢宾则背负了家庭，他不忍付出家人的生命，因此只好选择在荒谬中生存下去。对于舒卢宾而言，生命的代价是沉重的，曾经拥抱过真理，现在却“被迫”当埋葬真理的帮凶。可是，真的有人强迫他么？舒卢宾难道不能选择和科斯托格洛托夫一样的大声呼喊，然后被流放么？可以的，只不过他不舍得付出家庭，作为交易代价。也许舒卢宾早在心中呼喊过千百次，可这千百次，他最终强忍着都闭紧了嘴巴，把真理强吞到了肚子里。舒卢宾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家人，为了孩子，可当孩子最终叛变他的时候，他迷惑了。生存的代价太大了，舒卢宾再也无力去背负，于是他得了癌症，最终选择了死亡。我不想说，死亡对于舒卢宾而言是解脱，因我无权审判别人的生命。
  　　 普希金说过，作为人类，我们只能选择扮演三种角色：暴君、奴隶和叛徒。舒卢宾当了一辈子的奴隶，最后却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叛徒，面对真理而选择沉默，是最大的叛变。与之相对的，鲁萨诺夫，当了一辈子的叛徒，事实上却是命运的奴隶。一辈子靠出卖别人升官发财，最后身困癌症楼的时候，他却发现政治局势不是它能够控制的，“上面”的大人物们自己命运难保的时候，他的生活便也风雨飘摇。这些观念偶尔在他的脑中闪现，而又立刻被他的“爱国热情”扑灭，最后他信心慢慢的走出医院，去面对那个他越来越不熟悉的世界。鲁萨诺夫，真理的叛徒，权欲的奴隶。
  　　 东佐娃一直是医生，也一直是审判者。故事的最后，她自己却也被癌症的阴影所笼罩。此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轮到了审判者接受审判。但在接受审判之前，她必须首先对自己做出审判：选择活下去，那就必须接受别人的审判；或者选择死亡。若是审判别人，东佐娃会毫不犹豫的宣判别人活下去，哪怕活下去的代价是失去他最宝贵的东西，甚至遭受放射后遗症的折磨。但轮到她自己接受审判的时候，她必须思考：活下去的代价是什么，她之前又有什么权力去审判别人的生命？活下去，对东佐娃而言，就会变成癌症楼的囚徒，就会失去审判者的地位，就会违背自己做出审判一直信赖的职业操守——是的，东佐娃一旦接受治疗，就再也无法拯救别人的生命了。可是，她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一意孤行的治疗，让本来应该死去的人活过来，到底算不算是“拯救”呢？也许自己命不该绝，有朝一日会被救活，到那时候，在科斯托格洛托夫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会不会在自己身上重演？躯壳活着，精神却死了？自己是否也想他一样坚强？有勇气去背负命运？对于自己而言活下去的“代价”，究竟将会是什么？而自己会否认可别人对于自己生命的审判权？东佐娃在拜访了自己的老师之后，坚定的对自己做出了审判：去接受该接受的一切。审判者必须开始寻求关于审判本身的答案了。
  　　 活下去的代价是什么？
  　　 我们凭什么审判别人的生命？
  　　 没有答案，需要的仅仅是不断追问——因为荒谬的不是任何一个人，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甚至不是任何一个时代，而是人类的本性。
  　　
•   　　每个社会都有其思想基础。譬如西方的基督教义，后来的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以及我国千年来所尊崇的儒家思想。
  　　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崇尚市场的自由，其基础是个人的理性，即每个市场的参与者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做出选择，而每个人都作出这样的选择之后，整个社会就会处于最优状态。历史的过程证明，这样的最优状态是达不到。其原因并不是所谓的市场的缺陷，而是因为作为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并不能在所有的情况下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或者，选择在短期内是有利于自己的，然而长期的结果却是难以预知的。这种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导致了华尔街金融机构的接连倒闭。
  　　于是我们把目光投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似乎应该是《资本论》。然而事实上，《资本论》用大量的篇幅进行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却几乎没有涉及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的方案。而对于社会制度来说，我们并不能够单单秉着“非此即彼”的原则来进行尝试。在某些学者的著作中，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国家或者集体的理性是要超过个人的，因而集体做出的决定要比个人做出的决定更有优越性。然而历史的实践很遗憾的告诉我们，事情似乎也不是这个样子。集体往往能够表现的比个人更加疯狂，更加无理可言。
  　　于是苏联、中国以及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人们，便成为这种集体狂热的牺牲品。在历史过去之后，就会有人对当时发生的事情进行思索，索尔仁尼琴便是其中的一个。
  　　在书中，作者向人们展示了那个时代将要过去时苏联人们的生活状态。癌症楼的患者们，都是怎样被那些集体性的活动所影响。作者用了大量篇幅对当时的制度进行控诉，然而令我惊异的，作者却在大力的描写东佐娃等医生崇高的道德修养和职业操守。直到有一章，作者用奥列格与舒卢瓦的对话，向我们揭示了作者心中的社会主义形式。那便是“道德社会主义”。
  　　只有每个社会居民都是道德的，那么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实现！首先，在民主集中制的条件下，必须保证代表们都是道德的，这样其作出的决定才能够符合人民的利益，其次，在计划调节经济下，也只有社会成员是道德的，才会使得信息完全公开并且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分配。
  　　然而现实是，让每个人道德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一个人成功，那么所有人都会认为自己也有能力成功，并且，如果自己没有成功，便认为是社会的不公平。然而，如果有一个人是道德的，却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可以和他一样道德，甚至，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应该向他学习。于是，资本主义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占据绝对优势，社会主义之所以也要搞市场经济，并不是制度上的优劣，只是因为，我们为了自己要比为了别人容易的多。
  　　然而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是什么呢？个人认为，有两个。一个是理性，一个是道德。因为理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出更好的选择，因为道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为别人着想。理性的提升需要科学教育，而道德的提升则需要道德教育。而道德的教育相比之下要难得多，正如作者提到的，人是生物性的，达到这个状态需要成千上万年。毕竟，趋利避害是动物的本能，而以前的年代，我们便是像动物一样胆战心惊的活着。之后，有的变成了人，有的还是动物。
  　　改革开放一来，我们一当遇到了问题，便经常归其于所谓“制度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然而这个世界上，何其有完善的制度？当袁世凯有了枪的时候，代表们不依然要顺从于他？我们观察美国，总是认为其制度如何如何完善，然而在道德层面上就没有差距了么？又，美国的制度绝对也不是完善的，无论多么精致的金融衍生品，在金融危机之下都有可能带来毁灭性的结果。不是因为他们设计的不好，而是因为有的人没钱却去花钱，花钱却不还钱。这不是制度问题，而是道德问题。
  　　诚然制度对于约束个人行为是有效果的，然而我们绝对不能把希望寄托于此。特别是在现行的制度条件下，制度的制定者和改变着会拥有巨大的权力。我们与其苦思一种完美的制度，不如提到人民的科学素养与道德水平。人民自己也应如此，毕竟，如果你个人都是处处为了自己，你又有什么资格来斥责那些贪官污吏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一系列关于极权主义的阅读为我铺平了通向《癌症楼》的道路。这样一本反映俄罗斯民族性的作品，拿起它并坚持读下来，需要勇气和极大的耐心。
  　　 经历过斯大林主义的俄罗斯人，背负的苦难不必我们中华民族轻。癌症楼里的人和事，病患的，医生的，护士的，无不唤起脑中《寻找家园》《亲历历史》《1984》中的细节，以及听过的，发生在祖父祖母那辈人身上的故事，而这种种荒谬可笑的事儿，在今天仍然披了身新衣，继续上演。
  　　 很遗憾这么迟才去接触堪称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和犹太文学一样，也许，正是因为太多的苦难，方能将人性的棱角突出地映照在粗糙的纸张之上，让全世界的人籍此感受那些被放大了的人性。
  　　 各类苦难堆积在癌症楼的地板上，咯咯吱吱直响。一点一点地了解，在广袤的苏联大地上，因为癌症这个沉重的词语汇聚一处的人们，他们的背后，又积聚了几多心酸和惆怅。他们念叨着“熬过一切，活下去”一一放弃了自己曾经视若命根的大半条腿，利比多以及虚幻的理想。
  　　 很难去评判，谁的苦难更为深重些，是大半辈子没有获得正常人资格的奥列格，还是为了一点点幸福放弃了现今颇为珍视的道德的舒卢宾，还是治疗癌症几十余年而今却必须接受自己患癌的东佐娃？是单纯可爱，一心要读大学的焦姆卡最终失去的那条腿，还是瓦季姆那个被死神胁迫而放弃的梦想？
  　　 每个人都身患癌症。
  　　
  　　 又及：今日阅读木心，《哥伦比亚的倒影》中引Oscar Wilde的一番话“思想产生在阴影里，太阳是嫉妒思想的，古代，思想在希腊，太阳便征服了希腊，现在思想在俄罗斯，太阳就将征服俄罗斯。”极权主义的太阳嫉妒思想，恣意消灭思想，而索尔仁尼琴应即是那灰烬中的炭灰。
•   跳出圈子
  独自生存
  谈何容易
  不如游离
  冷眼旁观
  大隐于市
  伺机而动
  还能怎样
•   好真诚
•   其实挺想听你说说这书哪里好。你知道，你写这么多，可没一句是关于这本书的
  我喜欢这书的程度可能一点不亚于你，尽管我目前只读了三遍
•   看来你很喜欢贾平凹啊，你所列的关于贾平凹的书除了《古炉》没有读完，其他的都是快速流畅的读完的。。。
•   奥列格带有自传性质...
•   大拇指！
•   灰常好看，里面的爱情太感人了。和政治讽刺无关的一部小说
•   你有么？
  我想看...
•   ……不借，哪天给你买一本吧
•   这样好么？
  我书非借不能读.....
•   我不喜欢把书借给别人
•   这本书怎么会和政治讽刺无关？
  读这本书的时候稍微结合当时苏联的时代背景就会发现，书中无处不在隐射后斯大林时代的各种特征，不管是人物的性格还是命运，都具有那个年代苏联的烙印。私以为本书是了解斯大林集权统治的非常好的著作，作者站在一个非常有些有肉的人性的基础上去看当时整个苏联的体制和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
  书里面很多讨论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也还在讨论，比如说Roussanov的诗人女儿和Diomka讨论 民众是需要诚实而并不美好的真相，还是当权者就有权利选择人民的知情权，给出一副欣欣向荣的谎言然后说那会是明天的真相。
•   换位想想，一切都是那么合理！
•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道德和制度一样是有限的。万事万物都无完美的终极，只是在追求更好的罢了。
•   是静静的改变还是暴烈的革掉?
•   @eipoz 现在觉得非外力不可为也。不一定是暴力，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刺激才行。。
•   舒卢宾推崇的是‘道德社会主义’罢，这大概是索氏的立场
  作为一个大俄罗斯主义者，索尔仁尼琴归根结底对西方这套自由民主骨子里是不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