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批判

出版时间：2000-1  出版社：东方出版  作者：郜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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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文学批评史的编写工作不单是给我们增加有关文学批评及文学观念发展的基本知识，而且还要对我们现今的文艺学建设有所裨益，那么西汉时期的文学思想将显示出极有价值的一面。那个时候，在经过了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动荡之后，许许多多未曾料想到的新问题展现在人们面前。西汉的政治制度从秦朝灭亡的结局中吸取了怎样的教训?它如何在混乱中重建秩序与规范?它在寻求恢复战后疲软的经济时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它如何处理文化理想与现实需要的矛盾?它如何回望与阐述过去的文化传统?那时，人们对于学经的热衷，对于社会政治批判的喜好，对于各种可能分裂王权因素的反感，以及对于与文学相关的种种学说的兴趣，构成了那个时代人们思考文化问题、道德问题、政治问题的中心。西汉的文学观念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理论。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是政治学说、经济学说、社会学说的事，也是文学的事。我们看到，他们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某些观念直到今天还在发生影响。因此，对于西汉文学思想的研究，对于那个时候文化问题的思考，都使得我们的研究具有文艺学反思的当代意义。一如本书副标题所显示的，作者研究的内容是西汉文学思想。不过，在具体展开研究的过程中，作者选择了与时俗研究不太相同的角度与重心。本书侧重于对当时士人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追求以及共同心态的挖掘。西汉的士人们面对秦朝灭亡的一片废墟，努力寻求种种能够为当朝统治服务的方案。他们认为，一个朝代仅统治十五年的时间，其中必定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这种差错便是当朝应该避免的；人们应该寻求一种与之相反的政治、文化策略。因此，他们的文章总是力图使人们相信，秦朝统治的严刑酷治终于导致了亡国的命运，秦始皇与二世个人智能上的缺点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因而，仁政对于一个国家的统治是多么重要，统治者们与民同乐以及注重修身品德才能使王权获得长治久安。从他们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士人们都有一股积极投身当代社会的热情。在新时代的欢呼声中，特别是在统治阶层开通学问与利禄的结合之途后，他们努力使自己的一切行为摆脱纯粹个体自我的孤独状态，而使其具有更广大的意义。比如，在他们发展的独具特色的五行学说中，就努力把上述的种种想法纳入到这个框架中，以便为实现真正的文化与政治理想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石。但我们看出，他们的努力总带有某种乌托邦的性质，西汉士人在使自己的学术理论转化为社会措施时总是抱着一种急切的心情，这种心情使得他们不能正视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性质与适用范围。比如，许多赋作家总希望把赋作与治国安邦的目标连在一起。因此，在文学理念上，他们的观念是功利主义的。然而，一旦他们的乌托邦性质的理想遭到挫折，他们在创作中表达的对个体生命的感慨又极具吸引力。这种矛盾的现象不仅存于西汉这个时代，在其他朝代，许多士人也同样面临着这种文学与政治社会理想的矛盾。因此，本书希望把西汉文学思想作为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个范例来加以研究。这一研究的目标是，试图揭．示出与我们现今的文学观念相应的种种血缘关系。尽管这种血缘关系在本书的阐述中得不到历时性的考察，但希望读者会悟到其中的关联与历史的启示。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学常常远离自己的家园，常常为了一些外在的目的而疲于奔波。而在西汉，当时的人们从不把文学当作有自足存在理由的东西，他们借助文学给我们留下了一大堆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思想与权力的关系，文化信仰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我希望，本书的写作是一种试验，尝试着把西汉文学思想的缺陷、贡献，它的内在矛盾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勾勒出来。

内容概要

《经典的批判:西汉文学思想研究》侧重于对西汉士人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追求以及共同心态的挖掘。在书中，作者把目光主要集中在西汉文学思想的四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诗经》研究，《楚辞》研究，汉赋创作，乐府活动。通过这四个方面，作者把相应的人物、典籍、事件纳入到互为关联、互相发明的专题性叙述框架中，并且致力于分析与之相关的文化政策与富有代表性的言论。

书籍目录

引言第1章　导论：外倾与内省——西汉文学思想的“结”一、经典意识的形成二、变化的迹象三、文土与社会四、文学的变形五、反对的声音第2章　寻求新的意识形态——汉初六十年的文化思想一、秦朝的“以吏为师”二、汉人的政治期待三、汉初的文化政策四、学问的综合倾向五、文学理论的作用第3章　文化权威.道德权威.政治权威——汉武帝与意识形态的建设一、元光元年三问策二、为博士置弟子员三、博士职能之转变四、循吏：文化、道德、政治三合一的代表第4章　一致性的寻求——官学、私学、小学的共同目标一、官学的权力二、私学的呼应三、小学的倾向第5章　《诗经》是诗吗——先秦的《诗经》研究一、早期的《诗》观念：礼、乐、志二、“兴、观、群、怨”及其他观念三、“辞、文、意”及其他观念四、《诗》、礼之分野第6章　《诗经》不是诗——西汉的《诗经》研究一、“美刺”观念的重新崛起二、“四始”的观念三、“五际、六情”的观念四、研究的启示第7章　一种新的阐释成规——西汉的《楚辞》研究一、意图的断定二、意图的意义三、汉人的意图第8章　赋的结构——“讽谏说”的文化逻辑一、赋的“讽谏”说二、逻辑的论证三、修辞的说服四、他者的结构五、“正”者的力量六、隐藏的他者第9章　西汉经学与通俗文化——雅乐与俗乐的互动关系考察一、初衷与职能二、雅俗的混合三、乐教的失败四、俗乐的审视五、另外的问题结束语 人名、书名索引主要参考书目

章节摘录

秦朝的统治毕竟太短了。一个朝代仅经十五年的时间就宣告结束，与之前有八百余年历史的周代相比，让人觉得汉代的建立是直接承继周朝而来的。为什么秦朝能够统一中国?为什么统一之后就如此迅速地灭亡?这些问题是汉初人们思考的焦点。我们看到，汉人讨论政治的一个共同特点即是依据秦朝失败的教训来为自己的道德统治理论寻求现实的支持。自汉初始，道德一词终于成为政治史中极具吸引力的概念。早期对秦朝政治的评价是从陆贾开始的。《史记·陆贾列传》云：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日：“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这种评论史事的模式即是以过去的经验作为论证的依据，因此，对于《诗》《书》的强调，对于道德仁义的强调就不会流于“空言”的危险。在现存的《新语》十二篇文章中，其评价政治的立足点便是道德。第一篇《道基》就有明确的立场：“夫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故圣人防乱以经艺，工正曲以准绳。”这种观点在其余的各章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表现。《新语》中除了强调道德仁义在巩固政权中的重要意义外，值得一提的是对士人与政治关系的议论：人君莫不求贤以自助，近贤以自辅。然贤圣或隐于田里而不预国家之事者，乃观听之臣，不明于下，则闭塞之讥归于君；闭塞之讥归于君，则忠贤之士弃于野；忠贤之士弃于野，则佞臣之党存于朝；佞臣之党存于朝，则下不忠于君；下不忠于君，则上不明于下；上不明于下，是故天下所以倾覆也。①这种递进式的议论对士人与国家兴亡之间的关系就有了直接的论证，尽管这种论证没有内在的逻辑依据，比如，为什么“观听之臣不明于下”会导致“闭塞之讥归于君”的结果，但这一论证对于秦朝残害士人的做法无疑是一种反抗的声音。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刘邦反对知识的观念与做法，陆贾的论证就更具现实意义了。史传说陆贾上《新语》，高祖每称善，其中可能暗含着高祖采纳陆贾某些主张的意思。在《手敕太子文》中，刘邦就明确教导太子要多读书。②但是，陆贾的描述大都停留在抽象的议论和告诫式的主张上，一些需要深度分析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评述中远不如后来者来得深刻。《新语》强调的大都是道义上、心理上乃至人格上的问题，它不像贾谊的《新书》那样，能够就具体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并且，这些解决方法也没有放弃道义方面的努力。而在贾谊的《新书》中，对秦朝灭亡的评价、对汉朝政治的建议与构思，除了着眼于道德仁义外，还涉及到其他具体问题，对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所涵盖的范围极为广泛，如请封建、谏铸钱，对时俗、阶级、匈奴的种种议论都可见出他政治见解的精到。特别是，对于汉初政治的两种主要矛盾——中央与诸侯王的矛盾以及帝国和匈奴的矛盾，贾谊均提出与时俗完全不同的主张。在《数字篇》中，他充满激情地评论道：臣窃惟事势，可为痛惜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大息者六。……进言者皆日“天下已安矣”，臣独日“未安”。或者日“天下已治矣”，臣独日“未治”。恐逆意触死罪，虽然诚不安，诚不治，故不敢顾身，敢不昧死以闻。夫日“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无知，固谀者耳，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下，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横决，国制抢攘，非有纪也，胡可谓治!和《过秦论》一样，贾谊把对个人内心情感的挖掘与历史见识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他的文字读来令人心潮起伏。在《亲疏危乱》中，他就直接提出诸侯王的隐患：“诸侯王虽名为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宰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非立，汉令非行也。”在《匈奴》篇中，他也就匈奴侵边问题提出具体措施。《史记·贾谊列传》云：“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正因为在政治实践中所遭遇到的种种挫折，我们在他的赋里不仅读到生命无常的悲凉凄切，而且更多一层历史的厚重感。如果说秦朝历史遗留给汉人的“遗产”是经济上的破碎与精神上的种种压力，那么，汉代土人的目标就不仅是要恢复一个完整的社会，而且还要医治人们心灵的创伤。秦朝给人的心灵创伤是一种深刻的反知识分子运动。在先秦的诸子学说中，尽管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学说对“智性”的贬斥，如庄子对知识的消解，韩非子对《诗》《书》的压抑，但如此诉诸法律的手段来摧残士人命运却从未发生过。秦朝的反知识分子运动因为其统治的短暂性给汉人的印象尤为鲜明，人们自然要寻找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上述陆贾的评论即是一例。我们看到，贾谊在他的评论中努力把汉代士人对于秦朝的抱怨重新阐述为一种关于历史发展与政治思想的理论，强调仁义对于国家统治的重要性，试图把自己的仁义价值观与历史发展的规律联系起来，希望让他的统治者看到文化与政治相结合对于一个政权的重要性。所以，文帝“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其道所以然之状”——正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由来——贾生之所以“具道所以然之状”，是否隐含着某种政治理想的期待呢? 汉人文学批评的立足点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我们理解汉代《楚辞》研究的首要问题。人们通常会说，汉人批评的立足点是经学，也就是依经立义。但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因为汉人批评所有的一切都是依经立义，说汉人批评的立足点是经学固然不错，但这种说法包含着严重的化约论倾向，把许多并非经学批评的《楚辞》研究给忽略了，像刘安的评价就很难以经学的模式来加以界说。所以，我们必须探究他们《楚辞》研究的内在理路。首先，让我们看看刘安和司马迁的议论：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物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在《离骚序》中引用刘安评价屈原之语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如果这种说法可信的话，则司马迁是引用了刘安的观点。不过，引用归引用，其中的细节就显示出不同。我们在司马迁的评价中看到了评论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基本套路，这个套路在刘安的评价中是简略的，甚至是模糊的。太史公的上述评论包含着下面几个层次：(1)《离骚》产生的原因——作者的忧怨。(2)《离骚》与风雅的比较，即体兼风雅。(3)《离骚》语词的象征意义，自“上称帝喾”至“靡不毕见”。在司马迁看来，屈原使用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包含着超越事件本身的含义。(4)对文辞与意义关系的评价，即“其文约，其辞微”和“其称物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这种说法似乎暗含这样的逻辑推理：之所以能达到“其称物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的效果，与“其文约，其辞微”的写法有莫大关系。(5)作者人格的评价。如果对这五个层次进一步加以区分归纳，我们会发现，司马迁的评论涉及到了以下两个方面：(1)作者意图和作品意义的关系，(2)作品语词和作品意义的关系。按照司马迁的看法，作者意图和作品的意义存在着对应的关系，因此，考察作者的意图是至为关键的。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他论述作者的意图是从两方面人手的，一是作者的人格，一是作者的人格与传统经典的契合程度。这两方面一旦把握住了，则作品的意义也就明晰了。因此，第一、二、五这三个层次可归入到这一类中。而第三、四层次则可归人到作品语词和作品意义的关系这类中，后一类实质上从属于前一类。因为作者的意图决定了作品的意土，所以作品中的语词也是为了这个意义服务。以《离骚》为例，因为知道了作者的意图是表达“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忧怨之情，所以，即使文章用了帝喾、汤武等历史事件和神话故事，但其意义和当初的历史意义有别，我们应当从屈原的处境来理解这些历史事件被引用的文学意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即使作者不是引用历史事件和神话故事来表达他的文学意义，他用的是现实中大家都熟知的例子，即“称物小”和“举类迩”的例子，但我们应当从他的处境出发来理解这些现实例子所包含的幽远的文学意义。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远近解说，作品和作者以及读者之间的关系就很明显地被揭示出来了。从《史记》中的评论来看，对作者意图的断定是评价一部作品的首要前提。事实上，汉代的评论模式都是由此而发的，各家之间的分歧都能在作者意图的断定上见出。就以班固和王逸为例，他们在论证自己观点时所用的方法是一致的。班固在《离骚序》中提出了两个相反的观点：(1)淮南王刘安的评价是失真的，即认为《离骚》体兼风雅是溢美之词。(2)对《离骚》本文的一些写法提出异议，如认为关于神话的羿、浇、少康等人的描写过于个人化，主观的色彩太浓厚——“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然犹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经书传记本文，以为之解。”而这两个相反观点的得出是建立在下面的推论之上的：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日：“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絮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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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如果文学批评史的编写工作不单是给我们增加有关文学批评及文学观念发展的基本知识，而且还要对我们现今的文艺学建设有所裨益，那么西汉时期的文学思想将显示出极有价值的一面。那个时候，在经过了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动荡之后，许许多多未曾料想到的新问题展现在人们面前。西汉的政治制度从秦朝灭亡的结局中吸取了怎样的教训?它如何在混乱中重建秩序与规范?它在寻求恢复战后疲软的经济时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它如何处理文化理想与现实需要的矛盾?它如何回望与阐述过去的文化传统?那时，人们对于学经的热衷，对于社会政治批判的喜好，对于各种可能分裂王权因素的反感，以及对于与文学相关的种种学说的兴趣，构成了那个时代人们思考文化问题、道德问题、政治问题的中心。西汉的文学观念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理论。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是政治学说、经济学说、社会学说的事，也是文学的事。我们看到，他们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某些观念直到今天还在发生影响。因此，对于西汉文学思想的研究，对于那个时候文化问题的思考，都使得我们的研究具有文艺学反思的当代意义。    一如本书副标题所显示的，作者研究的内容是西汉文学思想。不过，在具体展开研究的过程中，作者选择了与时俗研究不太相同的角度与重心。本书侧重于对当时士人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追求以及共同心态的挖掘。西汉的士人们面对秦朝灭亡的一片废墟，努力寻求种种能够为当朝统治服务的方案。他们认为，一个朝代仅统治十五年的时间，其中必定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这种差错便是当朝应该避免的；人们应该寻求一种与之相反的政治、文化策略。因此，他们的文章总是力图使人们相信，秦朝统治的严刑酷治终于导致了亡国的命运，秦始皇与二世个人智能上的缺点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因而，仁政对于一个国家的统治是多么重要，统治者们与民同乐以及注重修身品德才能使王权获得长治久安。从他们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士人们都有一股积极投身当代社会的热情。在新时代的欢呼声中，特别是在统治阶层开通学问与利禄的结合之途后，他们努力使自己的一切行为摆脱纯粹个体自我的孤独状态，而使其具有更广大的意义。比如，在他们发展的独具特色的五行学说中，就努力把上述的种种想法纳入到这个框架中，以便为实现真正的文化与政治理想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石。    但我们看出，他们的努力总带有某种乌托邦的性质，西汉士人在使自己的学术理论转化为社会措施时总是抱着一种急切的心情，这种心情使得他们不能正视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性质与适用范围。比如，许多赋作家总希望把赋作与治国安邦的目标连在一起。因此，在文学理念上，他们的观念是功利主义的。然而，一旦他们的乌托邦性质的理想遭到挫折，他们在创作中表达的对个体生命的感慨又极具吸引力。这种矛盾的现象不仅存于西汉这个时代，在其他朝代，许多士人也同样面临着这种文学与政治社会理想的矛盾。    因此，本书希望把西汉文学思想作为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个范例来加以研究。这一研究的目标是，试图揭．示出与我们现今的文学观念相应的种种血缘关系。尽管这种血缘关系在本书的阐述中得不到历时性的考察，但希望读者会悟到其中的关联与历史的启示。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学常常远离自己的家园，常常为了一些外在的目的而疲于奔波。而在西汉，当时的人们从不把文学当作有自足存在理由的东西，他们借助文学给我们留下了一大堆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思想与权力的关系，文化信仰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我希望，本书的写作是一种试验，尝试着把西汉文学思想的缺陷、贡献，它的内在矛盾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勾勒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