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亲历记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作者:柳萌  页数: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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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柳萌,20世纪50年代起,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人到中年总算过上正常生活,顺利回归报刊界重操编辑旧业,在几家报刊和出版社任职,几十年间亲见文坛别样风景,个中的苦乐、艰辛和忧虑,构成其后半生的另种经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这些年所写文章,既有事件的讲述,更有人生的思索。本书就是作者这些年文坛工作的经验总结。

作者简介

柳萌,天津市宁河县人。20世纪50年代起,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人到中年总算过上正常生活,顺利回归报刊界重操编辑旧业,在几家报刊和出版社任职,几十年间亲见文坛别样风景,个中的苦乐、艰辛和忧虑,构成其后半生的另种经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这些年所写文章,既有事件的讲述,更有人生的思索。
曾先后任《乌兰察布日报》文艺编辑,《工人日报》编辑组长,《新观察》杂志编辑组长、副编审,《中国作家》杂志副编审,作家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副社长、编审,《散文世界》杂志编委,中外文化出版公司总编辑、编审,《小说选刊》杂志社社长、编审。
  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散文随笔集:《生活,这样告诉我》、《心灵的星光》、《岁月忧欢》、《寻找失落的梦》、《消融的雪》、《穿裤子的云》、《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一柳萌散文》、《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一柳萌卷》、《珍藏向往》、《真情依旧》、《生命潮汐》、《春天的雨秋天晴》、《绿魂》、《变换的风景》、《无奈的告白》《夜梦与昼思》、《悠着活一柳萌散文随笔选》、《时间的诉说》等二十余种。

书籍目录

记忆,从春天开始简易楼里的中国作家协会出刊即停刊的一本杂志作家出版社淘的第一桶金第五届作代会的一个小插曲见证第一个杂文学会成立逼出来的“作家参考丛书”关于“三驾马车”上路前后一次尴尬的颁奖会时间不当走云南抢来的小说《感谢生活》《小说选刊》是怎样复刊的刊林独苗《长篇小说选刊》破土记命途多舛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开春吹来《三月风》我所经历的文学评奖公开谈论“一稿两投”作家同名累文人与古旧物玩家的故事跟足球一起风光的作家我与几家新时期杂志前辈作家的流光碎影在维也纳当了一次“富翁”拒绝莫斯科本色难移的王朝柱后记

章节摘录

  记忆,从春天开始  在所有的文艺形式中,对于时代,对于社会,对于生活,最为敏感的莫过于歌曲。由于创作歌曲迅速、短小,以及易于流传等特点,在每个历史关键时刻,总是最先反映群众心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坛,同样是歌曲这只鸟报春后,方有花红柳绿的满园春色。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的召开,曾被人们视为文艺春天的到来。古诗云:“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文艺春天也有最先报春之鸟,就是摆脱“文革”歌曲滥调,以《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等为代表的清新歌曲,最先传递的中国文艺的“春之声”。  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人,正是著名歌词作家(《在希望的田野上》的词作者)、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晓光。  农历戊子年春节前  两天,晓光来电话给我拜年,我说:“你当官那么忙,还想着我。”晓光说:“再当官,再忙,你也是老哥啊,哪能忘记。何况咱们共同走过那么多年,经历过多少事情啊……”放下电话掐指一算,可不是,跟晓光相识相交整整30年啦。这30年的中国文艺界,发生过多少事情啊,都让我们这拨人赶上了,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幸运。  我年轻时因为政治上倒霉,1958年被发配到边疆劳改,生命中最好青春年华,完全毁弃在苦难岁月中。本以为从此与文学无缘,最后身死异乡了却一生。谁知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在老朋友王文祥(原《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帮助下,1978年秋天,我被借调到即将复刊的《工人日报》社,在文艺部负责主编《文化宫》副刊。当时《工人日报》有两个文艺副刊,一个是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的《百花》,一个是以介绍文化为内容的《文化宫》,由于我有过报纸副刊编辑经历,领导就指定由我负责主持《文化宫》。《文化宫》副刊组共有四名编辑,除我而外还有两位跟我一样,同属于被借调来的“摘帽右派”,唯一的区别他们是原《工人日报》编辑。属于《工人日报》社正式编制的编辑,只有后来成了小说家的胡健。我当时四十来岁,胡健不过二十几岁,另外两位老编辑都年逾半百,组里工作特别是跑外的事情,我大都倚重年轻的胡健。胡健父亲是著名剧作家胡可,母亲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胡朋,她是真正的艺术名门之后,自然熟悉文艺界的情况和人士。由于副刊需要刊发新创作的歌曲,约稿组稿这件事情,理所当然地交给胡健,她就三天两头往《歌曲》杂志社跑,像红极一时的歌曲《祝酒歌》,能够第一时间在《工人日报》发表,就是得力于晓光的及时推荐。此时的晓光正任职《歌曲》杂志,他自己时不时也有新歌词写出被谱曲。因为有这样密切的工作关系,一来二去,我和胡健就跟晓光相识,后来又发展为不错的朋友。在我返京后的最困难时期,晓光给过我不少帮助,我妻子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就是由晓光托刘烽先生,找到学校领导帮助安排的。而让我尤其感到高兴的是,这个时期晓光的创作,简直是情思如泉涌,《在希望的田野上》让他一夜成名,随后又写出《那就是我》、《采蘑菇的小姑娘》等等,由他创作的一大批歌词,经著名作曲家谱曲后久唱不衰。后来通过晓光的介绍,还结识了几位词曲作家,如施光南、任志萍、马骏英、舒小模等,都是那个时期的实力派人物。  正如我前边所说,历史的关键时期,总会有不同歌曲。这些歌曲都有明显时代烙印。经历过“文革”灾难的人都知道,那时有首《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曲,歌词连说几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每次听到立刻让我想起,过去泼妇吵架时的情景,不禁在心中自问:“这也算歌曲?”歌曲应该是优美的悦心的,听过之后才会引起共鸣。后来晓光写出《那就是我》歌词,表达了对故乡的悠悠思念,经优秀作曲家谷建芬谱曲后,很快就在广大群众中传开。直到今天仍是国内外演唱会的保留曲目。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爱你,中国》、《泉水叮咚响》、《我爱这多情的土地》、《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等,一大批优秀的抒情歌曲陆续问世,像一只只报春的鸟儿自由飞翔。使人们感到春天真的来了。  当然,做为一个特定社会的人,谁也无法超越时代局限,特别是中国的文艺家,即使再有才华再有创作力,没有时代提供的宽松环境,无论如何都难以创作出好作品。那时的政治环境宽松到什么程度呢?这样说吧,像我这样一大批“摘帽右派”,都有机会陆续从外地回到北京,或被借调或临时找份工作干,就是最好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正是在这样大的政治背景下,当做毒草被查封的图书开禁了,当做反动的电影开始放映了,就连《魂断蓝桥》、《翠堤春晓》、《简·爱》等翻译片,都以参考的名义在内部播放。紧接着跟随而来的是,美国费城交响乐团,由小泽征尔指挥瞑出;著名小提琴大师施特恩,把优美的古典乐曲送来;还有芭蕾舞剧《天鹅湖》、《吉赛尔》等,重新在首都舞台与观众见面。中国版的《茶花女》也由中央歌剧舞剧院公演,导演、演员、音乐演奏、舞美设计等,都是享誉国内的一流艺术人才,由于他们曾经被搁置多年,好容易有了这次公演机会,可以说,艺术才能都发挥得淋漓尽致。我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一时间大饱了眼福愉悦了心灵。浓郁的文艺春天气息,几乎令人天天都陶醉。  有天中午,躺在办公室拼凑的椅子上午休,朦朦胧胧中飘来一阵柔美歌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还是少年时期在家乡天津听过,此后再未听到过这天籁之音,愣怔片刻腾地从椅子上跃起,我向正播放乐曲的录音机走去。只见胡健托着脸在痴迷地欣赏,我还从未见过胡健如此投入,可见这美妙的曲调在她心目中,有着怎样勾魂摄魄的魅力。她见我走过去就问:“怎么样?好听吧。”我不敢声张,只是点点头。然后,看了看放在一旁的盒带说明,纸盒上清楚地标明:(台湾)邓丽君,以及歌曲名字《绿岛小夜曲》、《甜密密》、《小城故事》、《采槟榔》、《夜来香》等等。这是我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从此以后更多港台歌星的磁带,不时出现在内地歌迷的录放机里,接着就是张明敏、奚秀兰等港台歌星,陆续登临内地的各类晚会舞台。  就是在这个时候,其他的文艺形式,如同绿草鲜花,渐渐吐露芳菲。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它们不仅轰动了整个文艺界,而且引起普通读者极大关注。由于这两位作者都是工人出身,我所在的《工人日报》社,拿出相当大的版面刊出。此后还发表了张洁、刘心武的小说,这个时期的《工人日报》副刊,成为当时文学艺术界的一景。《工人日报》刊登的许多言论,此时都产生不小的社会影响。  有天随便翻阅新到的报刊,在《文汇报》文学副刊上,突然发现艾青的诗《红旗》,刊发在版面的右下角处。我的眼睛为之一亮,我的心更是兴奋,这不是传递一个信号吗:在政治运动中挨整的作家,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复出。于是我建议《工人日报》文艺部主任李纪芳,趁此时机早点跟这些作家约稿,纪芳跟总编辑方群、副总编辑孟冬等人研究后,约稿的事情就落在了我头上。那时艾青一家刚从新疆回来,在北京还没有固定的住所,加之官方不便公布艾青住处,一般的报刊编辑或中外记者,都很难找到这位著名大诗人。恰好这时老诗人蔡其矫,知道我回到北京工作,就来《工人日报》找我,我跟蔡老相识于20世纪50年代,他是艾青最好的朋友之一,自然知道艾青的北京临时住处。我就请蔡老引荐。  我年轻时候喜欢诗歌,艾青是我喜爱的诗人,两次听过他谈论诗歌,可是从无机会近距离交谈。蔡其矫把我介绍给艾青。艾老听说我被划过“右派”,曾经在北大荒八五。农场劳改,艾青立刻兴奋起来,笑笑说:“那咱们既是‘五七’难友,又是北大荒荒友啊。”彼此之间的距离自然也就拉近。当我跟艾老说到,他发在《文汇报》的诗歌,艾青沉吟片刻,直率地说:“过去发表我的诗,位置不是头条,就是像张桌子,放在版面的中央。现在挤到边上去哕。”我完全能够理解他此时的心迹,就趁机说:“艾老,我这次让蔡老带我来,一是看望您,二是向您约稿,有一点您尽管放心,发表的版面位置,我们绝对不会委屈您。”艾青只是笑笑不言语。那次我从艾青那里,一下子拿来两首诗,一首题为《高山的风》,一首题为《镜子》,回到报社安排版面时,经我与部主任商量,摆在版面的右上角,而且加花边排楷体字。报纸出来送给艾青,从读报时的神态看,他对我们的版面处理,还是比较满意的。随后从艾青那里,我又拿来多首诗,陆续在《工人日报》发表。  由于在艾青面前没有失信,还同是“天涯沦落人”,从此艾青对我也就比较信任,像《光明日报》、《体育报》副刊,那时发表的艾青诗歌,第一次都是我帮助约的。我带着这些朋友去,说明来意,艾青总是爽快拉开抽屉,拿出多首新作让我选。这些朋友羡慕地说:“艾老真给你面子。”其实我哪有那么大面子,无非说明  受过磨难的艾青,更体恤同难者中的难处。此后我又为《工人日报》,跟秦兆阳、公刘、邵燕祥、白桦、刘绍棠等人约稿。就在这个时候,一本叫做《重放的鲜花》的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李国文的《改选》、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绍棠的《西苑草》、流沙河的《草木篇》、宗璞的《红豆》等作品,这些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曾经当做毒草批判的作品,作者李国文、邓友梅、王蒙、刘绍棠、流沙河等人还因此获罪,现在居然当做鲜花重新开放,这无疑是个文艺“拨乱反正”的信号。果然,“反右”“改正”了,“胡风”错案平反了,就连萧军这样的老作家,都被戏称“出土文物”进入大众视野。中国文艺真的进入一个新的春天。  当然,比这更令我兴奋的是,相隔半年之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四届文代会召开,我以记者身份参加大会采访。那些我敬重的文学泰斗,那些我钦佩的艺术大师,经过长期磨难和漫长等待,此刻相聚北京西苑宾馆。亲见他们相逢时的情景,作为一个晚辈文化人,为他们失去的宝贵时光惋惜,更为他们脸上有了微笑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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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柳萌先生的大作我这是看的第二本。此书仍然秉承了他一贯的风格,对人、对事直言不讳,因此感到真实而有趣,在文学界这个圈子里,像他这样有性格而能直言的人不多了。书中对改革开放后的文坛有十分真实的记录,如几次文代会或作家大会的趣事,如几个文学期刊的出笼经过,都是亲历者才能写出的。俗话说,吃饭不能进厨房,看戏不能进后台,而柳先生的书是把读者领进了厨房和后台,开了眼界。虽然书中隐去了一些事或一些人,但前后对照或对应着看,许多趣事的轮廓还是十分清晰的。看到柳先生回忆刚到作家社时出版《乾隆韵事》一书的经过,感触良多,那时我是间接参与了此事的,现在想想,多了几分愧疚。在这里道歉了。希望柳萌先生保重身体,不断有新作问世。——一位出版界的晚生
  •   不错的书,建议大家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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