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一毛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芭芭拉·埃伦理奇  页数:187  译者:石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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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不是一场秘密探险这个故事讲的并不是视死如归的秘密探险。我做的事别人也能做得到,无非就是找工作、做工作、拿微薄的薪水谋生。事实上,成百万上千万的美国人每天都在浮夸和恐慌申过着这样的生活。写这本书的想法源于一个较为奢华的场合。当时,《哈泼时尚》杂志社的编辑刘易斯•拉帕姆请我到一家颇为雅致、具有法国乡村风味的餐厅吃了一顿30美元的午餐,并一起探讨我今后可能会为该杂志写的文章。我记得当时点了三文鱼和田野蔬菜。起初我向他大谈特谈了一些我对流行文化的看法,后来话题转到了我最熟悉的主题上——贫穷。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如何靠他微薄的工资生活?尤其是福利改革将使大约400万妇女进入劳动市场,每小时六七美元的工资让她们如何维持生计?接着我说了句:“应该有人做些传统的新闻——走出去,亲身体验。”这话到现在我都时常后悔。我本来想说的是,比我年轻的那些求知若渴的年轻记者有的是时间,但拉帕姆表情怪异,脸上似笑非笑,拖着长长的语调,说了句:“那就你去。”然后结束了我们的谈话,我知道这也结束了我原来的生活。之前一次我被迫放弃正常的生活,去从事乏味、薪水又低的工作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六十年代的激进分子走进工厂,把自己“无产阶级化”,并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不是这样的女孩。我同情那些人的父母,他们缴了大学学费,却培养出了蓝领工人的崇拜者,我也为他们一心想培养成才的子女感到悲哀。就我自己的家庭来说,低工资的生活从未远离过我们。它离得如此之近,以至于任何时候,我都珍惜这愜意的不受约束的写作生活,虽然报酬有时并不丰厚。我的姐姐不停地变换着低薪水的工作,先后做过电话公司销售员、工厂工人和接待员。用她的话说,她是一直在与“薪水奴隶的绝望处境”做抗争;我的丈夫,17年的伴侣,当我爱上他时,他只是个时薪4.5美元的仓库工人,他最终逃离了这种生活,并成为美国运输工会的组织者,这让他如释重负,我的父亲,曾是个铜矿矿工,叔叔、舅舅和爷爷、姥爷,不是在矿上就是在太平洋联合铁路工作。因此,对我来说,整天坐在桌前写作不仅是一种荣幸,更是一种义务;这是我一生都亏欠他们的,不管是在世的还是已经过世的,他们的辛酸故事说也说不完。我的家人不断地提醒我:即使不离开书房,我也能把这个项目做得差不多。我可以按每天8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给自己薪水,自己收自己的住宿和伙食费,再加上煤气等合理费用,一个月后把这些数目加起来就行。我所在的小镇上人们的普遍工资为每小时6至7美元,房租至少要400美元,我似乎还是能把这些数字算出来的。这增加了我的疑虑。一个单身母亲,如果没有粮食券、医疗补助以及住房和育儿津贴等各种形式的政府补助,能否生存?在我还未走出舒适的家庭前,这个答案就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据美国无家可归者联盟统计,1998年,每小时的工资达到8.89美元(全国平均数)才能租得起一间单人公寓。美国公共政策中心估计,一般的福利领取者以这样的“最低生活工资”找到一份工作的概率是九十七分之一。我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去证实这些令人心酸的事实呢?当我推辞不掉这个任务时,我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像我曾认识的一位老人,他先是用计算器计算支票簿的余额,然后再拿笔把每笔款项重算一遍进行核对。最后,克服犹豫的唯一方式就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科学家。事实上,我所接受的教育正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我是生物学的博士,但这个博士学位可不是靠整天坐在桌旁摆弄数据得到的。在这一行,你的思想可以天马行空,但早晚还是得脚踏实地,投身于自然界日常的混沌。令人惊喜的发现常常潜伏在最平淡的测量中。如果我能够真正着手此项工作,或许我就可以从中发现低收入阶层中隐藏的经济现象。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1998年报告显示,大约有30%的工人每天都在为每小时8美元或更少的收入而奔波劳累。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他们一定还有一些我所不知的生存之道。我想,如果我走出现在的世界,脱离那些所谓的福利改革的庇护,或许我还可以发掘出自己对生活乐观向上的态度。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些始料不及的额外支出,如体力、财力或情感方面的损耗,将会推翻我之前的所有预算。但不管怎样,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出去,亲身体验一下低收入阶层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本着科学探索的精神,我首先制定了一些规则和变数。规则一:不得选择与目前的工作或教育经历相关的工作。不管怎么说,现在招聘随笔作家或评论家的广告随处可见,这一点非常重要。规则二:必须选择一份我所能找到的薪水最高的工作,并争取干下去;不准发怒,不准悄悄躲在洗手间读小说。规则三:必须租住我所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住房,当然这种房间首先必须确保个人的安全和隐私。其实,这方面我的标准一直模糊不定,日后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标准也在不断降低。我曾试着将上述规则坚持到底,但是迫于无奈,在工作中我几乎违背了自己原先的所有意愿。举个例子说明,1998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我来到基韦斯特开始了“体验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征程。当时,我去应聘服务员职位,为了获得面试官的欣赏,我告诉他我可以用标准得体的法语或德语招呼欧洲游客。不过,这是我唯一一次利用自己的教育经历找工作的例子。2000年初夏,我在明尼阿波利斯住了一段时间,这个小镇是我体验生活的最后一站。也就是在这里我违背了另一个规则,那就是放弃了我所能找到的薪水最高的工作,广大读者可以猜猜我为什么这么做。最后,当我的体验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崩溃了,于是找了个地方背着别人悄悄发泄了一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向雇主推销自己,尤其是如何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事实的真相,或者可以说是经过彻底改编的“真相”,似乎还是很容易被人相信的。在面试中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说自己是一位离过婚的家庭主妇,在经过多年毫无乐趣的家庭生活之后想重新找一份工作干干。没想到,这样的解释还真奏效,屡试不爽。有些时候,我也会应聘去做家庭清洁工作,这时我就不得不引用之前同住室友或基韦斯特的一位朋友的经历。其实,我也只是偶尔帮那位朋友做过点儿餐后清洁工作。在每次填写工作应聘表时都需要填“教育经历”一栏,此时我才发现,辛苦拿来的博士学位对找工作没有丝毫帮助作用,相反,还会让雇主对我的过去产生怀疑,人家甚至会猜测我是不是因为嗜酒成性而到处碰壁,或者情况更糟,所以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为了避嫌,我通常都填我上的是三年制大专,然后再列一些我在母校上学时的真实经历。结果证明,几乎从来没有人对我的背景产生过质疑,几十个雇主中只有一位不厌其烦地查证我的证明人。还有一次,一位非常能侃的面试官问到了我的兴趣爱好,我说是“写作”,她却没有察觉到任何的不对劲。要知道,她所提供的工作即使是找一个人字不识几个的文盲也能够完全胜任。最后,为了能够充分应对可能遇到的各种磨难,我又制定了一些保障性措施。首先,我应该有一辆车。在基韦斯特,我可以开自己的。到了其他城市,我可以租用包车出租行的车,然后通过信用卡支付租金,这样可以把赚来的收入攒下来。当然,我可以多走一段路,或者找一份交通方便的工作。我只是觉得,等公共汽车的故事读起来并不是那么有趣罢了。其次,我将无家可归排除出选项。每到一处,我会在那儿先待一个月,看能否找一份工作,看我的薪水是否能够交得起下一个月的房租。如果为了交房租花光了我所有的薪水,最后落到无处安身或只能以车为家,那我就只能宣布体验工作结束了。此外,我也没有想让自己饿肚子。这个“实验”一开始,我就向自己保证,如果有一天真的落到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境地,我会求助于我的储蓄卡,作个小小的弊。所以说,这个故事讲的并不是视死如归的秘密探险。我做的事别人也能做得到,无非就是找工作、做工作、拿微薄的薪水谋生。事实上,成百上千万的美国人每天都在浮夸和恐慌中过着这样的生活。当然,我现有的生活条件和其他整日从事全美国最乏味之工作的人还是有所区别的,它既有帮助作用,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对我有所制约。很显然,在低收入者为维持生计而苦苦挣扎的这个世界里,我只是个匆匆的过客。在现实中,我花费半生心血早巳创造出了属于我自己的财富——银行存款、个人退休账户、健康保险、宽敞的宅第,这些都足以让我衣食无忧,无所牵挂。有着这样的生活背景,我实在是无法去“体验贫穷”,或者去“真正感受”一下低薪工人生活的辛酸。我写本书的目的非常之简单、客观——我就是想看看,我能否像真正的穷人一样能够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维持生计。此外,我在贫穷中所遭遇的一些事情早已告诉我,贫苦的生活并不是一处让你观光旅游的地方,因为这儿到处都散发着惶恐与不安。与众多的低薪工人不同,我还有更多的优势可以利用,比如我是白人,而且英语是我的母语。其实,在1998年至2000年劳动力市场紧缺的3年间,假定雇主对所有的求职者都一视同仁地雇用,上述优势并不会对我的工作机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它们肯定会影响到我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和种类。在基韦斯特的时候,我原本以为我只能找一个宾馆保洁员之类相对简单的工作干,没想到我做了服务员,这无疑是得益于我的种族优势和娴熟的英语技能。事实上,和保洁员相比,做服务员并不会给我带来多少实际收入的增加,至少我在基韦斯特工作的那段时间如此,因为那时也是小费收入的淡季。但是这些经历对我将来工作生活地点的选择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受此启发,我决定不去纽约和洛杉矶了,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工人阶层主要由有色人种组成。如果说一口标准英语的白人妇女一心想找一份只能填饱肚子的工作,那一定会让人觉得不可理喻。此外,还有一些优势让我有别于我的大多数同事,比如我有车。如果想模仿一位摆脱政府救济、重新工作的妇女的经历,那么我应该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才是理想的状态。但是我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也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借给我过一个月的苦日子。除了出行方便和无所挂念之外,我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可能比长期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工人好得多。该有的我都有了。可以说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同之处,只是别人不易觉察,还没人指出来而已。可以说我并没有为了演好想象中的低薪劳动妇女形象而刻意做什么。如果场合允许,我穿的还是我平时的衣服,还是我以前的发型和装扮。和同事聊天的时候,我会讲我的孩子、我的婚姻以及和他人的关系等等,我们聊的内容一切都是真实的,我觉得我没有必要编造出一个全新的生活来给人听。但是,在用词上我确实做了一些调整,这主要是考虑到我在工作中只是一个新手,如果说话不注意会让人看起来傲慢无礼。多亏受美国运输工会的影响较大,检查言语是否得体已经成为我平时讲话的一部分了。当然,我也和同事开开玩笑,奚落奚落别人,给点建议或意见,偶尔还给别人讲讲健康方面的知识,这和我以往做的没什么两样。自从体验工作结束之后,已经有好几个熟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和你一起工作的那些人难道就没有觉察到,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完全不同于或在层次上高于那些慵懒之人吗?”我真希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上司或同事曾经说,我有一些非常让人羡慕的特别之处,比如我看上去很有才智,或很明显比大多数人接受过更好的教育等等。但是,事实上,这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唯一真正使我看起来很“特别”的东西,就是我笨手笨脚、毫无经验的工作表现。反过来说,低薪工人的人格和能力并不比以写作为生的人差,前者的幽默和机智程度也不比后者低。如果受过教育的人群中谁有异议,那么谁就应该去扩充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子了。当然,我和同事真正的差别的确是存在的,而这个差别只有我自己知道。那就是,我并不是为了钱而工作,我是在为写文章和写书做研究,体验生活。每天下班回家,我都不像大多数人一样干家务事,而是直奔我的手提电脑,花一两个小时记录当天发生的事情。在此我必须补充一下,我做这项工作还是非常刻苦的,记录几乎是我每天的必修课,期间几乎没有中断过。可以说,我是给大家设了一个骗局,我的手提电脑就是这场骗局的见证,因为它连接了我的过去和未来。但是,每每想到那些我所关心的和想继续相处的人,我就会感到不安。(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在研究过程中,曾经有许多人和我一起共事,并在一些场合中相识,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我对书中的人名和具体细节做了必要的修改。此外,我还适当修改了我曾经工作过的地名以及具体方位,以便进一步保证人物的隐私不被泄露。)每当我在一个地方的体验工作接近尾声,我都会心情焦虑,考虑再三之后,将事情的真相向几位同事和盘托出。他们听了首先都会大吃一惊,但很快就出奇地平静了,我最喜欢的回答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下星期你就不回来值夜班了吧?”我曾绞尽脑汁地想,对于我的“坦白”同事们为什么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惊讶甚至是气愤,其原因可能在于人们对“写作”的理解。很多年前,我嫁给了我的第二任丈夫,当时他很得意地告诉他当时做代客泊车工作的伯父,说我是一名作家。伯父反问道:“难道有谁不是吗?”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可以“写作”。我在这次体验生活中认识或见到的低薪工人中就有一些在写日志和诗歌,有一个甚至在写长篇科幻小说。但是,也许我自己一直在夸大这场“骗局”的程度,因为我发现得太晚了。例如,我根本无法假装成为一名服务员:食物要么在桌子上,要么不在。人们知道我是服务员、保洁员、疗养院助理或售货员,并不是因为我扮演得很像这个角色,而是因为我当时就处在那个角色当中,至少当时是。在每一份工作当中,在我住过的每一个地方,工作耗费了我所有的精力和大部分脑力。我是很认真地在说这句话,没有半点儿开玩笑的意思。尽管一开始我就怀疑有关薪水和租金的简单算术题是否可行,我还是竭尽全力地成功完成了这个项目。我声称我的经历与任何人都无关联,因为我的故事并不具有典型性。请记住,我讲述的是现实中最生动的事例:在这个充满活力、繁荣昌盛的时代,凭借种族、教育、健康和动机所能提供的每一个优势,设法在社会的最底层求得生存的人。

内容概要

  《五分一毛:聚焦美国福利改革之弊》作者芭芭拉·埃伦赖克带着1000美元的启动资金、一部汽车、一台用于记录的笔记本电脑以及她作为记者的锐利眼光,开始了一段长达3个月的底层生存体验。她隐瞒了自己的作家身份和生物学博士的学历,化身为一位离婚无子女的中年家庭主妇,辗转于佛罗里达州、缅因州和明尼苏达州之间,在从记者到餐厅女招待、宾馆女工、清洁工、疗养院护理和超市服务员的角色转换之间,毫不客气地撕裂曾经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美国梦",让全世界的人看到隐藏在繁华都市和摩天大楼之间的美国真相。  当越来越多的媒体及作家将目光聚集在华尔街的亿万富翁,和硅谷里迅速崛起的新富阶层时,“贫困”在这个富庶的国度里似乎无迹可寻。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美国的福利改革政策将140万家庭妇女和更多的依靠福利保障的民众推往就业市场之后,他们能否,又是如何靠低得可怜的薪水维持生存?

作者简介

芭芭拉•埃伦理奇,职业作家与专职撰稿人,为《时代周刊》、《哈泼杂志》、《新共和》、《国家》、《纽约时代周刊》等全球最富影响力刊物撰写文章;其创作的《堕落的恐惧》曾获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提名;《恶劣的年代》获当年“《纽约时报》年度畅销书”。她的著作还包括《血祭》等九部作品。现定居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

书籍目录

引言这不是一场秘密探险第一章 试水之旅第二章 “女超人”再入困境第三章 倾斜的游戏规则结语“卧底”报告:工作真的是跨入美好生活的入场券吗?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试水之旅出于人的惰性,我决定在离现居住地最近的小城——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开始我低薪生活的体验工作。基韦斯特约有2.5万人口,正在努力成为一座真正的城市。很快我就意识到,熟悉也有熟悉的坏处。以前自己总是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在杂货店、电影院或煤气站,花钱的时候总是大手大脚、不假思索,而现在我极有可能就成为某一个地方的工作人员了。我非常恐慌,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害怕被一些友好的店主或是以前的邻居认出来,更害怕自己不得不结结巴巴地向别人道出事情的原委。但是,令人惊喜的是,我有点杞人忧天了,我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在一个月贫穷、劳累的生活中,完全没有人认出我本人或叫出我的名字,有的人根本没注意,大多数人则是没吭声而已。在这个低收入阶层的世界中,我的父亲挖了一辈子煤,我从来没有进过大学的校门,大家都叫我“宝贝儿”、“甜心”、“美女”,最常叫的是“姑娘我的第一项任务是,找个地方安身。我算了一下,根据招聘广告给出的薪水标准,如果我每小时能赚7美元,这似乎也能过得下去。我可以支付得起500美元的房租,如果房租较高,600美元也行,这样我就可以有400或500美元的结余来支付伙食费和煤气费。在基韦斯特地区,我这样的收入水平也就只能住得起廉价旅馆或活动房了。有一处倒是挺不错,离城里也只有15分钟的车程,但是没有空调,没有纱窗,没有电扇,没有电视,唯一有的只是躲避房东的德国猎犬时的惊险和刺激。条件如何暂且不提,这个地方最大的问题是房租有点儿高,每月675美元,已经大大超而无不及,如纽约城、湾区、杰克逊、怀俄明州、特柳赖德以及波士顿等地。这些地方旅游者云集,有钱人在和一群为他们刷马桶、做家务的穷人争夺着生存空间,房租也是居高不下。我猛然发现,破旧不堪的“拖车活动房”已经成了我所希望拥有的住处了为此,我决定在支付能力和交通便利这两方面做一个权衡。我选择了一家月租500美元,走两车道公路到基韦斯特的工作地仅有30英里的地方居住。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道路施工,如果没有被堵在一群被太阳晒得发晕的加拿大游客后面,我去上班也就只有45分钟的车程。其实我讨厌开车,公路边总是布满了白色的线条,纪念着一次次让人触目惊心的正面冲撞。但是我倒是蛮喜欢那个甜蜜的小屋,矗立在潮湿的庭院之中,房子全是旧汽车改装而成。我的房东是一个和蔼的电视机修理工,他的女朋友在酒吧里卖饮料,两个人就在这里快乐地生活着。从人类学的角度讲,活动房的环境应该是非常宜人的。但是我这儿原本白色的地板已经不能称之为白色了,床垫硬得像石块,还被我消灭了几只臭虫下一项任务是从一大堆招聘广告中搜索适合自己的工作。出于某些因素考虑,有一些工作被我排除在选择范围之外,如宾馆前台工作人员,这类工作被看做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而且每小时只有6到7美元的薪水。我之所以不考虑它是因为干这一行每天要在同一地点连续站立8个小时。做服务员也是我唯恐避之不及的工作,因为18岁那年我曾做过服务员,上一天班下来骨头都快散架了,那种感觉我仍然记忆犹新。从那时开始,我受静脉曲张和背痛的折磨已经长达几十年了。电话促销是生活突然跌入低谷时首选的避难方式之一,但是考虑到自己的性格还是不做为好。剩下的就只有超市的工作了,如熟食店店员,或者做宾馆、客房的清洁工作,这类工作每小时能赚7美元。我想这和我平时在自己家里干的活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不是已经千了将近半辈子了吗?于是,我穿了一身自认为看上去比较体面的衣服——一条熨得笔直的百慕大短裤和一件圆领T恤,开始到当地的宾馆和超市应聘适合自己的工作。最佳西方酒店管理集团、经济旅馆和汽车旅馆都让我填写了工作申请表。这些地方大多数关心的是我“是否是美国的合法公民”以及“是否有重大的犯罪前科”,这让我如释重负。我找工作的下一站是温迪克斯超市,这儿的应聘流程非常复杂,比较有特色的是由电脑进行的20分钟面试,因为,很显然,这个面试的前提是没有人能代表公司的观点。我被带到一间大的办公室,墙上贴满了海报,主要讲述的是如何让你看起来更加“职业”(它对白人比较有用,如果是女士的话,对烫发的女士有帮助),以及告诫大家如何防范华而不实的允诺,工会负责人很有可能会利用上面的问题考验我。面试采取的是多项选择的形式,问题如下:会不会有些问题让你难以按时上班,比如照顾孩子?你认为工作安全是管理者的责任吗?然后突然冒出来一个狡猾的问题:你去年偷的东西值多少钱?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同事盗窃单位的财产,你会告发他吗?最后,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吗?显然,我在面试中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有人告诉我,明天我只要到医务室做尿检就可以了。这似乎是一条非常普遍的规律:如果你想在化学法西斯盛行的美国堆叠切里奥斯纸箱或打扫宾馆客房,你就必须得心甘情愿地蹲下来,在一个健康的员工面前小便(这个员工之前一定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温迪克斯超市给的薪水是每小时6美元,开始时只有几毛钱,这连自己受辱的补偿都不够我的午餐是在温迪斯快餐店吃的,这儿的墨西哥餐厅只需花4.99美元就可以随便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在那儿饱餐了一顿。一位年轻的服务员见我在看招聘启事,很善解人意地给我送来了一张工作应聘表一虽然这儿的薪水只有每小时6美元,但我还是把它填完了。随后我转遍了基韦斯特老城所有的本地客栈和旅馆,这儿既有真正的游客,也有酒鬼,随之发展的还有兴盛的餐饮住宿业。在离该岛尾部几英里处云集了众多消费较低的廉价宾馆。在帕姆,姑且就这么称呼它吧,一位很有精神的经理甚至还带我参观了那儿的客房,见了几位客房清洁员。我非常高兴地发现,他们的装束打扮看上去和我非常之像——褪色的前嬉皮士风格短裤,长长的头发扎在脑后,梳成辫子。但是,除了提交工作应聘表,几乎没有一个人和我攀谈或者看我一眼。我的最后一站是富丽堂皇的B&B旅馆。为了见一位叫马克斯的人,我在那儿足足等了20分钟,最后却被他告知那儿目前没有空缺,但是很快就会有的,因为“没人能在这儿工作超过两周3天就这样过去了,让我懊恼的是,我大约应聘了二十多家,竟然没有一家打电话通知我面试。我本来还担心找工作时自己的教育程度太高,但现在发现所有的担忧都是徒劳,甚至没人有兴趣发现我是大材小用的。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根据招聘广告可靠地判断是否真的有可申请职位。正像我从马克斯的言语中悟出的道理一样——招聘广告是雇主用来防范无情的廉价劳动力流失的保险单。大多数大型宾馆几乎常年不断地刊登招聘广告来贮备劳动力,以防现有员工的流失。因此,找工作其实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灵活地选择应聘那天所能提供的工作。这一说法终于在我的身上应验了。和往常一样,那天我去了一家大型的折扣连锁宾馆应聘客房清洁员,结果我被介绍到该宾馆附属的家庭餐厅去应聘服务员。这个餐馆面朝停车场,较为阴暗,在这样95华氏度高温的天气里卖本店的特色菜——波兰香肠和烧烤调味汁。菲利普,一位自称是经理的风度翩翩的西印度小伙非常热情地对我进行了面试,认真得好像在为我做医疗检查一样。他问的主要问题是我能够值哪个时段的班?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工作?我还在那儿难过地嘀咕着自己不想做服务员,他却已经准备给我拿工作服了。如果真的答应他的话,那我明天就得穿着黑色的宽裤子和黑色鞋子上班了。他还提供了一件铁锈色的球衣,上面绣有餐馆的名字——家庭餐馆,尽管我还是想穿着自己的衬衣上班。当说到“明天”两个字时,一种掺杂着恐惧和愤慨的感情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真想说:“谢谢您的时间,先生,但这只是一个实验,不是我真实的生活。地点:基韦斯特家庭餐馆职务:服务员薪金:2.43美元/小时+小费工作时间:2:00P.m.~10:00P.m就这样我开始了在家庭餐馆的工作生涯,前两周我的工作时间是下午2点到晚上10点,每小时2.43美元,外加小费。工作人员是不允许走前门的,所以我的第一天是在厨房开始的。一个金发齐肩的红脸大汉在不停地朝墙上扔着结冰的牛排,一边扔还一边满嘴脏话地骂骂咧咧。“那是比利,”盖尔解释道,“他又开始发了。”让他生气的原因是,今天早晨上早班的厨师忘了解冻牛排了。在接下来的8个小时里,我跟着身手敏捷的盖尔忙里忙外,零零星星地听她讲述自己的人生悲剧。所有的食物必须得装盘。她今天显得有点疲惫,她说她昨晚梦到了前几个月刚刚在本州北部监狱中死于混战的男朋友,于是在一身冷汗中惊醒了。没有柠檬水了。其实他之所以进监狱是因为几次醉酒驾驶,仅此而已,任何一个人都可能遇到这种事情。把冰激凌送到餐桌上去,把它放在猴形碗里,千万不要用手拿他走了之后,她在她的车里生活了好几个月,小便只能用塑料的便瓶,晚上看书只能点着蜡烛。但是夏天就不行了,天气太热,不得不把车窗打开,但是这样一来蚊子什么的就全都可以进来了至少盖尔不再让我担心侍者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是大材小用了。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发现我已经把所有的东西统统抛在了脑后,什么家庭、身份全都不管了,我最想要的是“称职”。即使在写作领域,我也从来没有百分之百地认为自己是完全称职的,因为一天的成功并不能表明今后会如何。但是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我至少还了解一些写作的程序:做相关研究或探索、列出提纲、打草稿等等。然而作为一名服务员,我却有点手忙脚乱,疲于应付各种各样的要求:给这儿加点冰镇茶,给那儿拿点番茄酱,给14桌拿个餐盒,婴儿椅在哪儿等等。餐馆里一共有27张餐桌,通常我得负责6张以上。下午客人较少或盖尔不在的时候,我得照看所有的客人。餐馆里有一个触摸屏电脑点菜系统,我原以为这个系统可以减少服务员和厨师之间联系的工作量,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得不断地做人工调整,如:“土豆泥上浇的是肉汁吗?”“肉馅糕上面什么都不加!”如此等等。此外,自从我18岁那年不再做服务员之后,有件事情我忘了:服务员的工作中大约1/3属于顾客看不到的“额外工作”——清扫、擦洗、切菜、加茶饮以及进货。如果其中哪只有一丁点儿的工作没有做完,下午6点的就餐高峰时你将会手足无措。刚开始,有十几次我都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羞愧中一直支持我的是盖尔——“挺好的,宝贝儿,大家有时也会这么做。”——因为我的确在乎,这全然出乎我的意料,尽管我一直设法保持自己的超然态度如果我能够像滑稽剧中莉莉•汤姆林饰演的侍者那样应付自如,所有的事情就容易多了,但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荒谬的布克·T·华盛顿箴言:要做就做好。事实上,“做好”没有一定的标准,做得再好都不够好。因此,只要比前人做得好就达到了目的,我父亲如是说。他一定早已深刻地领悟到了这句话的道理,因为在被大吃大喝消磨了雄心之前,他就是以此为目标鞭策着自己和家人不断向前:从比尤特深不见底的铜矿走到树木繁盛的东北市郊,从制造锅炉的工匠发展为马提尼酒酿酒师。但从我一生所付出的努力来看,“比别人做得好”并不是一个明智的目标。当我凌晨4点在一身冷汗中突然醒来时,我惦记的不是已经渐渐淡忘的截稿日期,而是我弄错了点菜单的那张桌子:直到那家人都该吃酸橙饼了,其中一个孩子才拿到他的儿童餐。顾客或“病人”是我的另一个强大动力,因为我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们,会由于莫名其妙的脆弱竟一时无法吃饭了。在家庭餐馆工作了几天之后,我感到自己脑中的服务道德就像注射了荷尔蒙一样不断膨胀。我的顾客大多数是辛勤工作的当地居民,有卡车司机、建筑工人,甚至还有附属宾馆的客房清洁员。我只想让他们在这个邋遢的就餐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在小隔间中有一次享用“精致晚餐”的经历。对我来说,这儿没有“伙计们”,只要年龄在12岁以上就都是“先生”或“女士”。我不辞辛劳地为他们添加冰镇茶或咖啡;用餐到一半的时候,我会特意询问大家是否还有什么需求,我还一边为他们精心准备着沙拉:剁碎的生蘑菇、倭瓜片,只要能在冷藏室找得到的都是我的原料有位客人叫本尼,长得矮小而结实,是个下水道修理工。这个人只有在空调下吹半个小时,喝了一肚子冰水之后才能吃得下饭。于是我们总是先聊一阵子气温或者电解液的话题,直到他准备点菜为止。他点菜有点挑剔,总是要吃什么当天的汤、菜园沙拉,还有一份粗米。餐厅来德国游客的时候,我会用蹩脚的德语招呼他们,如“欢迎光临”、“一切都顺利吗”,这让他们非常感动,总会给我小费。(那些欧洲人,很明显是被他们的工会和高工资福利的国家给宠坏了,大多数都不知道他们是应该给服务员付小费的。一些餐馆,包括我所在的家庭餐馆,都允许服务员向外国客人“索要”小费,或者把应该付的小费加到他们的账单中去。既然这笔小费在顾客选择付或不付之前就已经加进去了,这种做法自然也成了对那些不懂英语之人的惩戒。)一天,餐厅来了一对女同性恋,她们身上污迹斑斑,看上去是刚剐下班。她们在冰镇果汁朗姆酒中发现了苍蝇,于是我便非常温和地为她们解决了此事。没想到,我和蔼的态度打动了她们,两位甚至不惜花费时间找到我们的经理助理斯图,在他面前对我大加赞赏了一番。还有萨姆,善良的退休警官,他总是用一根手指堵住气管切孔,强迫香烟烟雾被吸入肺中有时候,我会幻想自己是一个为一些小小的过错而忏悔的公主,承担起亲手喂养自己臣民的重任。但那些和我一起工作的、不是公主的人也是同样的宽容,即使这意味着要违背管理规则。“你想要多少,赶紧要呀,”盖尔低声说,“只要斯图没有盯着你。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上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最重要的社会批评著作之一。”——《国家》杂志对福利改革之后的美国敲响了警钟。——《新闻周刊》洞见尖锐,极具阅读价值。我们要感谢作者以发自内心的人文关怀和毫无掩饰的生动笔触,向全世界展示了美国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纽约时报》埃伦里奇将她在基本生活线上挣扎的经历描述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又出乎意料地幽默。——《时代周刊》作者用她标志性的讽刺与幽默的口吻,使美国社会中“隐形”的贫困阶层浮出水面。——亚马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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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一毛:聚焦美国福利改革之弊》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财富》评选的75本商务人士必读书之一,《纽约时报》年度畅销图书,《时代周刊》倾情推荐震撼之作。《财富》评选的75本商务人士必读书之一、《纽约时报》年度畅销图书、《时代周刊》倾情推荐震撼之作。作者用一段长达3个月的底层生存体验,将她标志性的讽刺与幽默的口吻,使美国社会中"隐形"的贫困阶层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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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我们正在体验的就是这样窘迫的日子,究竟要挣多少才能生存?
  •   《五分一毛》记录的经历,不仅是美国社会的羞耻,更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担忧。贫穷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难题。无论是一个贫困的地区、国家,还是那些置身发达国家、地区的贫穷人口,都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梦魇。因为你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也不能简单将贫穷理解为个人努力和天分不足导致的结果。如果一个社会足够富裕——至少财富总额足够每个成员衣食无忧,但却始终存在着一群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下的公民,应该反思并着手解决问题的,恐怕不仅仅是那些贫民。相反,那些衣食无忧的社会主流人群,更应该为此做些什么。贫穷是现代社会无法根治的痼疾。这样的观点或许会招来许多人的声讨,然而事实如此。证明贫穷并不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需要罗罗嗦嗦一大堆废话,可是承认它根本不需要语言——要知道,观察贫穷对绝大多数城市人来说,只需要乘车走上几公里即可。如同芭芭拉·埃伦里奇经历的那样,贫穷者越来越难依仗力所能及的劳动改善自己的生活。事实上,不要说改善,多数人只是过着朝不保夕、难以为继的日子。而另一边的情况是,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创造的财富,超过之前若干世纪的财富总和。这个世界和世界上很多国家越来越富裕,但是贫穷并没有因此而沉寂。事实上,如果说吃饭问题曾经是困扰很多贫困者的最大问题的话,如今,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麻烦则更多,除了吃饭,居住、交通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与贫困紧密相连的是无穷无尽的苦难...,和几乎没有快乐的生活体验。在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上,美国并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甚至很有可能是落后者。但是,更广阔的国土和更多的人口,使得在面积小、人口少、财富聚集的欧洲国家不太可能出现的社会分配矛盾,在美国更为突出和难以解决。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包括美国精英阶层在内的很多人都在批评其对贫困问题的束手无策。即使换一种更宽容的态度,当我们有勇气承认贫穷比我们理解的更为复杂,贫困问题的解决也更为艰难的情况下,美国治疗这一顽疾的处方也并不值得更多的国家借鉴和参考。在这本针对美国福利改革的批评之作中,作者带我们体验了那些被贫困包围着的人们,每天要遇到的种种难题。对生活比较富裕的都市人来说,生活是一种丰富的体验,而对于贫困者来说,生活不过是无望而无奈的活着。难道还有更多选择吗?芭芭拉可以隐藏身份,体验贫困者的经历,但是一个普通的贫困者恐怕没什么可能,体验主流阶层的生活。而这种情况不断继续,一种群体的情绪就一定会积累,当这种情绪不能够通过切实有效的方式——改善贫困者境遇的社会改革——得以化解的时候,其破坏性的一面很容易被不恰当地释放。这不是威胁或讹诈,过度的贫困经过一定时间的积压,很可能会阻断社会正常发展的轨迹。美国的问题终究是美国的,但问题的发展和解决却可供全世界参考——哪怕仅仅是提供一些教训。在《五分一毛》的阅读体验中,更多的人都是旁观者——至少你还能买得起这样一本图书。问题是,这种旁观者如果仅仅是越来越多,问题或许只能是越来越糟。美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诸多经济体发展的重要参考和蓝本,但是面对难以启齿的发展隐患,我们更应该以美国为诫。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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