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故土一拍两散

出版时间：2013-5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王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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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为何失望，以及可以抱有何种期望？（节选）何怀宏我最早读到王昭阳的文字，记得是本书中的第一篇《亚裔男之忿》，当时就欣赏其文字的生动和洗练，也认真思索其中提出的问题。后来陆续在《新世纪》杂志的专栏上读到他的系列文章，几乎篇篇都有亮眼之处。其间我们在我家见过一面，虽不敢谬托知己，但我在认真拜读此书之后写成这篇序言，希望作者和读者将其视为一种也是释出我自己内心一些长久疑问的讨论和对话。正像我们从书中最后一篇《制度与心》中富有感情的追忆看到的，昭阳的祖父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合译马克思巨著《资本论》的学者王亚南。他的父母也都是当代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他不仅是文化世家的子弟，本人也可以说“得天独厚”，在1982年20岁的时候就去美国留了学。他也很早就在让许多人艳羡的华尔街的投资公司干过，在浪漫的旧金山待过，经历过前些年美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一段时间。然而，在美国求学和生活多年，他却对“美国梦”或者说“美国信仰”本身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和失望。后来他多次往返于中美两地，中国有些方面“趋美”或者说向现代化“趋同”的社会生活的变迁大概也是让他失望的。他曾经决定放弃绿卡，彻底回到中国，但过了几个月就觉得不行，终于只能将自己定位为昔日家国的过客。倒是他后来在苏联和旧欧洲等地的流浪和情感经历，使他精神上似乎重新有了一种苏醒和希望。为什么失望？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种变化？我其实也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些深入到美国校园或社会的年轻中国学子，不像众多走马观花者或淘金者，反而会对美国的主流社会和支配话语感到深深的失望乃至信仰破灭，转而向别处寻求，尤其是转向文学，也许有文学天赋的人容易发生这样的变化？这倒不仅是中国的学子如此，在西方，趋左的学者也是出身文学的居多。他们对美国的社会生活、体制尤其是市场，持一种严厉批判的态度。诺齐克曾分析过为什么许多人文知识分子反对市场，他认为是那些在校成绩优异的学生走向市场社会之后感受到了挫折和失落。这一解释可能有些简单化，但也可以视为其中的一个原因。而作者还没走进美国社会，在美国的校园里时就已经感受到一种失落了。因为这里还要加上他特有的一种身份与追求，即作为一个青春“亚裔男”的身份和对爱情的特别向往。他在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早已打定主意，绝不再回中国。对这个新的国家，我充满热忱与好奇”。那时候他对美国抱有一份“虔诚和真挚的心情”，“说心里话，有机会做美国人，让我欣喜若狂”。但一旦来到美国，原先在中国的优越条件已不复存在，仅仅会读书和智商高也不易得到女生的青睐。他在北京的时候早已情窦初开，虽然美国的同学之间都彬彬有礼，但他到美国后所“遐想过的美妙事情，在第一个星期、第一个月、第一个学期，甚至第二年、第三年，都没有发生”。这对作者这样一个“青春男”来说可能是难以忍受的。于是，“每个周末，每个假日，看着别人两口子亲亲热热，背着包去小火车站，我心中的煎熬和愤怒就无以言表。我开始喜欢一个人坐在图书馆的地下室里读战争史，读毛泽东的书，并因之热血沸腾”。他说他渐渐对美国产生了“浓厚的敌意”，后来虽然在纽约期间也有过相知甚深的美国女友，在流浪欧洲之后也仍然回到美国生活，并归化入籍，但终究对美国的社会感到一种彻底的失望。这失望的一个直接或主要起因或是因为性爱，但失望的内容却不仅于此。究竟是在哪些方面呢？它是相当根本和彻底的失望，但大概也不是囊括一切的。首先大概不在于自然环境是否受到污染甚或优美，居住、食物是否安全乃至充裕等物质生活条件。甚至于问题似乎也主要不在政治和经济的基本制度和状况上。作者写道：“美国主要的问题，不是经济，或所谓‘民主不民主’；虽说发生了金融危机，尚待复苏。平心而言，美国的政府官员、地方警察和各级法院还算通情达理，不常听说格外严重的舞弊情形。若是抱怨美国缺乏自由，未免吹毛求疵，钻牛角尖。”政治意识形态也不是大的问题。作者说：“有时意识形态无可指责，但底色逐渐苍白萎缩；有时恰好相反，意识形态僵硬甚至黑暗，但社会的深处，暗藏着明快、晶莹和温暖。”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前者似乎是指美国，后者是指苏联。尽管作者的行文似乎处处显示出对美国社会生活和主流话语的全部否定，认为在美国并无真正的自由，那里的“自由”是个“恶毒的笑话”。他说：“我去了美国，然后便失却了对美国的信仰。我无法指明究竟是谁、哪个机构或组织剥夺了美国和我的自由……无论如何，2001年夏天，我终于溜出美国，窜到欧洲。这对我而言，无异于第二次解放。”我们仔细阅读作者的叙述，问题看来主要是出在“感觉”上，尤其是出在对“幸福”的感觉上，因为对幸福（从文本看，其中性爱占很高甚至最高的位置）的追求得不到满足，所以感到生活特别乏味和没劲。问一个在今天中国已经变得好玩也好笑的问题：“你幸福吗？”那么这里的回答是“我很不幸福”。就像作者写到的：“问题是，硬件一应俱全，而你却感觉非常不好，往往还说不出是为什么，这是最糟糕之处。压抑，乏味，没劲。城市没劲，乡村没劲；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郊外‘新开发中产社区’，更是超级没劲。这不是笑话，那无以形容的憋闷、疏离、焦躁，还有麻木，能把好好的大人或小孩给活活逼疯。”作者的感觉对他来说无疑是真实的，他也是格外敏感的。但这是否也是生活在美国的大多数人，或者局限一点儿，是否也是美国的新移民中大多数人的感觉？这种失望缘何而来？怎样才能生活得有味乃至有劲？对于具有浪漫情怀和才华的人们来说，动荡的年月可能是指望革命，和平的日子里大概就只能是指望艺术或者爱情了。作者希望制度体现爱心，对革命也倾注了相当的感情，当然，他同情和心向往之的不是那些最后夺得和掌握大权的“成功”的革命家，倒是那些没有“成功”甚至被杀的革命家，比如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作者对20世纪革命之后导致的极权体制同样反感。他也不相信托洛茨基、罗莎和考茨基会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属于一个巨大的“国际阴谋”，他大概也不喜欢或者说不相信资本与市场基础上的社会能长久稳定。就像他引罗莎的话所言：“柏林恢复了稳定吗？你们这群侏儒！真的不知道？你们的‘稳定’建在沙滩上。明天，枪炮声再度响起；你们将吓得面无人色。一声嘹亮的号角，向世界宣告革命的来临：这是我，过去，现在，将来，直到永远。”他反复谈到对一种不祥之兆的预感，甚至预感到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大难，说“我这代人注定了还要见证天翻地覆的改变”。是的，可能会有大变，永远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但也要有所准备，这种“沉闷乏味”的生活也可能还会持续很久很久，原因我将在后面谈到。另外，真正的革命是一定要提出某种正面的理想和价值目标的，这种价值目标是什么？我们目前的确还看不出来。要不就只是一种单纯的“大难”？或者新的价值目标要等进入了“大难”之后才会涌现？但那样的话，我们是否甚至要为此期待以至推动“大难”？而这样做是不是不仅过程的代价太大，乃至在这之后出现的结果更难忍受？有关爱的追求从本书文本看，在作者那里，一个中心的价值追求是爱，他正是以此为基本标准来衡量国家、制度、民族和文化的优劣的。作者写到一个没读过几本书的俄罗斯小姑娘对他说：“完美性爱是最高的境界，为之愿意舍弃一切。”他觉得这其实就是说出了他“寻觅半生的苦涩真理”。然而，他在这方面却屡屡挫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居住在旧金山时期。他说在这全美乃至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工作也不累，然而心情却坏到了极点。他和另外两个朋友——一个很传统的美国男孩大卫，还有一位长得高大威猛、名叫丹尼斯的俄罗斯哥们儿，“却愣是在旧金山找不到女人”。这可能和女权运动的兴起有关。女权运动可能造就或增加了一些让男人难于亲近的“悍妞”。他说激进女权运动要重写一切性爱规则，修改所有涉及男女内心默契的细微法则，许诺让大家一起来塑造新型的、没有人格缺陷的男人和女人。而他对激进女权运动、对性解放也不抱好感，认为“性的解放，并没有带来精神的成长”。他还是要在性中追求爱情，至少是一段时间里性爱对象的唯一。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解，认为“除却即将来临的生态崩溃和经济瓦解，女性的复兴是唯一需要关注的人类转型”。“无人能够逃脱时代。男性正在消失。”他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成百上千种新的主义实验，真正留存下来的，靠左边的是女权加同性恋，靠右边是“市场万能”的新自由经济学。然而，这两者看来都不是他喜欢的。他说他一直搞不懂，不快活的女人对男人丧失兴趣，是觉得男人都不像男人，还是觉得自己本身也不像女人？他不能想象，假如一座城市里的男人都病态了、颓萎了，女人还怎么能够丰润妩媚、神采奕奕。他不解：90年代“民主胜利，极权倾覆；旧金山的甜白性感妞，变成愤怒凶悍妞——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现象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内在联系？”这两者之间可能确实有着某种隐秘的内在联系，那就是同属于平等的潮流，在政治上是民主，在社会生活中则是男女平等，乃至可能是作为一种补偿或纠偏似的更加崇尚女权。后来过了些年，他重返旧金山。感觉到在这春光明媚，本该是最浪漫、最充满爱情的城市里，咖啡馆里坐着的男男女女却连互相瞟一眼、调一下情的劲头都不再有。这一定是作者的真实感觉，但也可能仅仅是作者的感觉。基本的感觉不好了，可能会觉得所有碰到的事情都不对了，就像他觉得一个跑步的金发妞老远就喊“Excuse Me!”、叫人让路是“一声怒吼”一样。作者说由于来到美国的“中国妞”多数想嫁白人，所以他就主要去泡“白妞”了，这自然会遇到男女、族群的双重隔阂。而如果加上“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别，那就是三重障碍，要实现起来自然是分外艰难。作者又说：“自小学以后，直到走遍半个地球，我也始终在找寻一份同样简单的为人自尊。”但自尊为什么一定要和泡妞而且是泡白妞的成功联系在一起，或者说由它来体现呢？不过，这对一个生命力洋溢的“青春男”来说可能并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浪漫情怀和富有才华的人来说可能就更不难理解。对于一个视情爱为至高价值，将艺术美与情爱美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人，可能这是命定的。或者说这就是属于他的命运，直到哪一天老得爱不动了才算。他和许多其他的“华裔男”不同。就像作者也注意到的：“我在旧金山见过的华裔男，几乎无一例外地乐观、敬业、关爱家庭、心理健全。那些横眉怒目的白人女权妞，不论冲谁使性子，对待唐人街的老板大厨打工仔们，总归是客客气气、和颜悦色。而后者，也从不向白妞们散发哪怕一丝一毫的性能量，或原始的男性攻击力。”这众多的“华裔男”是乐观的，看来也是对生活满意的。问题在于，一个命定的异类才子是否愿意如此生活，愿意做这样一个唐人街的华人，或者在郊区有自己住宅的高级华人白领？但作者也不是没找到“白妞”中的意中人，他在美国也曾有过几个不错的情人或女友，在欧洲更有过一些和“白妞”们的美妙的情爱经历，尤其是他和萨洛美的一段可能是最为铭心刻骨的爱情。只是这所有的性爱都没有“终成眷属”或成为“一生伴侣”。如此看来，他其实并不是在情爱方面完全不“成功”。或者说，只要努力去寻找，在异族的异性中找到和自己心心相印乃至同等精神文化水准的人也不是全无可能。但为什么他还是没有“终成眷属”或保持爱情？以他和萨洛美最动情的一段经历为例，作者写道：“凭着锐利的女性直觉，萨洛美开始洞察到我在若干细微层面上对她的敷衍和应付，欲望释放后四处游弋的色眼，还有更致命的一点：最为本质和真切的内心情感中，我的冰冷盔甲和自我保护。”即他在这一深爱中还是有一种“不在场”或“不投入”，导致两人的关系最后断了。所以，不能不提出这个问题：既然如此崇尚爱，为什么遇到了值得爱的人还是没有全身心地投入？结果还是让对方失望，而最后自己也失望？的确，作者也深刻意识到完美性爱的性质和艰难，他说：“爱情是敞开自己。生命历程和动物直觉中最原始、率真，甚至非常羞耻的层面，赤裸裸袒露给对方。一触碰便弄得血肉模糊，痛不欲生。由此长出另一个稚嫩生命。不是肚里的胎儿，而是非常纤细、被不太准确地称之为‘我们’的东西。它多半只在瞬间存活，然后随风飘逝，留下漫漫一生的痛楚和遗憾。”他说“这个历程使女人更加柔韧而丰满，男人则远远未必”。事实是，爱情的失败对女性的伤害往往比对男性更大，她们在爱的过程中也往往比男性更为专注和投入，而失败之后她们所承受的也比男人更为沉重，以后也更缺乏新的机会。另外，爱情与制度、与社会有关系，但似乎也没有太多关系。在一个相对健全的社会里，爱情的成功主要和男女双方的努力有关，爱情的维系更是如此。这种维系不仅和双方的感情有关，还和生活的理性或者说智慧有关，同时责任感也绝不可缺席。（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内容概要

《与故土一拍两散》，是一个流浪者和漂泊者的自传体随笔集。80年代，作者前往美国留学，并试图融入美国，在这个异国他乡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和理想世界。然而，美国并不是他想象的天堂，无法满足他对身份的认同、对爱和自由的追寻。自此，他开始自己的“漂泊”生活，“流浪”于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欧洲等国。
作者试图“与故土一拍两散”，在本书中，他通过自己的所观所感所想，比较中外文化和价值的差异，大到社会现象，小到具体的人及事物，客观而犀利地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想法。《与故土一拍两散》讨论了诸如精神家园、精英阶层、转型、身份等世人普遍会感到困惑的话题，看似题目很大，却落到细节处，真实而令人信服。
作者在美国生活廿多载，又流浪世界多年，不仅保留了一种汉语写作的能力，而且文字相当精致、干净，这是令人欣慰甚至吃惊的。他的感觉与经验，虽然可能过于人人化， 但无论如何，这些文字至少有助于提醒人们，美国并不是天堂，制度也并非万能。
——何怀宏

作者简介

王昭阳，生于四十多年前中国红海洋中。童年记忆模糊。八十年代随大流去美国留学，后滞留不归。做过书店营业员、华尔街交易员、流浪汉、同声翻译等。无宗教信仰。爱好中国传统武术、六七十年代欧洲电影、白银时代诗歌，还有关于世界末日的各种预言。

书籍目录

序为何失望，以及可以抱有何种期望？何怀宏 亚裔男之忿001 居者有其屋009 与汝偕亡017 恐怖时代的孩子025 “爱自己”真经033 男不搭女，女不理男041 消失了的纽约客053 普世价值059 精英阶层的瘫痪071 身份093 英特纳雄耐尔101 转型109 噩兆117 与故土一拍两散127 郊区之渴135 新三桶143 制度与心155 后记177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爱自己”真经 一 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我觉得自己成功地融入了西方文化。我身边的女伴有金发和天蓝色的眼睛。我20多岁，不懂爱情，但能辨识旁人目光里的羡慕；尤其在烟熏火燎的唐人街上，那些缄默然而机警的中国老乡，眼神犹如一把把钝锈的菜刀，指向我摇晃的后脑勺和轻狂的下巴。卡特琳偎在我身旁，浑然不觉。她由衷地赞叹着窗后挂的油鸡和烤鸭。 这女人比我大5岁，爱好中国菜和东方文化。那年冬天，我放弃了华尔街的薪水和职业，变成一个没有身份的失业者。周围几乎所有人都流露出某种程度的痛惜和不解，甚至轻蔑。而卡特琳朝我张开双臂，给了我温暖和爱。 在她的家里，有迷香、草药、高纤维的德国黑面包、两只大猫，还有一张高及屋顶的怪床。卡特琳的家乡是德国巴伐利亚州。她自小叛逆，和父母关系紧张。后来被送到美国读书，就不再回去。我知道她经历复杂，有过若干痛苦的记忆。 1989年4月，春暖花开。我和卡特琳的关系出现了麻烦。记得那天在唐人街吃完饭，回家又大吵一架。最后我精疲力竭，上床睡觉。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坐着，幽幽地哭，后来我就听见她打了个很长的电话。 第二天早晨，我们和好如初。缠绵温存之后，卡特琳跟我说起约翰·戴维斯，还有南加州洛杉矶北部的一个小公社。总而言之，那儿有几位我没见识过的男男女女，他们是卡特琳的好朋友。她正式邀请我去西岸，在朋友们的公社里住上两星期。那地方环境特别好，约翰·戴维斯又是一位智慧的长者，说不定，我们的关系能因之而有所改善。 在那个烦躁和伤心的春天，我预感到卡特琳和我终将分手。对于参观什么嬉皮士公社，我有重重的疑虑。周围是一群她的怪朋友，一旦发生什么分歧或冲突，我将陷于彻底的孤立。最后还是好奇心占上风，我义无反顾地和她一起去订了机票。 二 临上路的头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中国人的聚会。那不是一般的喝酒吃饭，更像是一个煞有介事的会议。他们目光炯炯，脸孔涨得通红，还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一副舍我其谁的气派，非一般蔫头蔫脑的留学生、访问学者们可比。 在宾州小学院里读书的头两年，我的生活枯燥至极。我最大的梦想，是能有一天又回到这么一群牛逼哄哄的北京大哥中间，重温甚至延续一种越来越遥远的青春氛围。后来工作，交女朋友，有了新的烦恼和爱好；那些似乎属于另一个时空的激动和渴望，慢慢被磨平，淡忘。走进这间屋子，四面轰响着我格外亲切又稍有一点隔膜的北京话，血管里沉睡的细胞开始流淌，苏醒；然而，我的内脏里似乎增添了新移植的器官，它们无法兼容。我感到无所适从。

后记

迄今没去过日本，我引为巨大的遗憾。好几次到了门口，终归阴差阳错，失去了机会。我半生漂泊，但是留恋汉字。临近五十岁了，开始操练荒疏多年的母语，未曾想到还能表达一些意思。我以为汉字的美感，和传统日本的审美，有着深刻的联系。20年前，初次拜读川端康成1968年的诺奖演说词“我在美丽的日本”，心里有绵延不绝的感动与震撼。川端的文体，玲珑晶莹，有如冰雪、草木和四季；悲凉纤细，洞穿生死，却浸润着与天地万物大自然同在的飘忽挚爱。在另一篇简短的散文里，川端先生转述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访日演说。据说，年事已高、不久于人世的老人，对日本听众们这样说：“每个民族，都有义务将自身最上乘、最美的声音表达出来，奉献给世界；那就是它的伟大胸怀和高贵的灵魂。假如什么都不表达，则不可原谅；比死亡还要坏。人类历史对之不会宽恕。”川端先生还说：“国家命运兴衰无常。最后能够留存下来的，就是一个民族固有的美。”那是1993年秋天，我人生旅途的一个低谷。川端先生的文字，加重了我的悲哀。那一段时间的我，跋涉爬行于困顿、颓丧的深渊，而且似乎身患绝症。可是病痛和绝望给了我不同的目光，让我平静、坦然。游历四海的念头，就在那时产生。那时候的美国，尚未如同现今，让我找不出多少温暖、美好的词汇去形容它。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听自己热爱的乡村老歌，比如约翰•丹佛《献给安妮的歌》（你注满我的心魂，像森林里的阳光），还有卡朋特（Just Sing，Sing a Song）。直至今天，我仍然愿意相信，这才是真正的美国。如同电影《阿甘正传》开始时那一片款款落下的羽毛。她的灵魂未死，不是只剩下灰黄的空壳。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对他的使徒说：你们是山上的灯火、大地上的盐。一旦灯光黯灭、咸味消失，你们就是砂石泥土，无声无味，被人踩在脚下。耶稣讲的，是心的依托、灵魂里的真挚。美即是爱，爱即是光。哀莫大于心死。丧失美的民族，是最悲哀的民族。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会自我毁容，践踏大地、森林、河流，谋杀自身固有的美。最终我还是无法解释，为何美从一片土地上消失，也从当地居民的脸孔上消失。中国总有人念叨过去或现在的贫穷。而65年前的日本，是一片有毒的废墟。大战结束时，川端46岁；他对朋友说，要“沉没到日本自古的悲哀中去”。瘦小、纤弱、来自战败的岛国，可是，在他的文字、人格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猥琐或者虚矫。我这些拙劣的散文，描述身份的困惑、对爱的追寻、也“唱衰”美国和整个西方。关于最后这部分，我的表述过于个人化；也许可以更加冷静、宽阔。表达能力有限，这是主要问题。除此之外，我藏匿、隐瞒了一张秘密的底牌。曾经有那么一个阶段，我发现自己很容易与各式各样的美国人攀谈，乃至于“自来熟”。在境外遇见，还会有隐隐约约的亲近感。要说老乡见老乡，可能肉麻一些，但有那么一点儿意思吧。不过，从2005年到2007年间，那个感觉消失了。从那时到现在，我没结交哪怕一位新的美国朋友。20世纪整个八九十年代，在我身上慢慢积累起一种融入感，似乎或多或少，在情绪和思维方式上，我和不少美国孩子心有灵犀。可是忽然之间，那份默契烟消云散。2002年，我和第一位俄国女友分手，辗转到了捷克。问题从那儿开始。头两三年，主要在布拉格，后来又去了柏林和维也纳。我很快意识到：在那两三座城市，尤其是2005年后的柏林，聚集了数量可观的美国人，主要是青年和中年。一般而言，他们装扮入时、行为邋遢、故作风雅、无所事事，并且态度骄横。到后来，我一看见这些人，就本能地远远走开。不能否认，我对世界的看法和立场，有了一个彻底转变，从历史文化、国际政治，到身份认同，起因就是柏林的那些美国孩子。自从1983年我到美国之后，头一回遇到如此普遍、没来由、赤裸裸的排斥和敌意。一开始我真的蒙了。这究竟为何？美国不是这样的呀！情况发生了颠倒。在八九十年代，我一直觉得美国人都挺友善，尤其是作为抽象群体，陌生人。但是具体到个人，尤其是一些让我心动的姑娘，总归会有些说不出来的障碍。我很想逾越这个障碍，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可笑的心理情结。而在2007年后的柏林，我不再惧怕单独交流，只要给我机会，一两分钟的目光对视，随便说点什么。而那份不友好的感觉并不来自具体个人，它在空气中漂浮，弥散为无声、无言的集体能量。每次走进美国酷孩子们聚集的餐厅酒吧，都会立时察觉到这个能量，比北京上空黑色的雾霾，要更浓厚刺眼。而我年长了20岁，见过一些世界，不再是当初那个腼腆、局促的大陆留学生，我能辨别不同的眼神和表情。有时侯，简直想走上前去，拉着他们的手，直截了当问一声：孩子，我哪儿得罪了你们？为何这样看我？我猜想，他们会做出很诧异、很无辜的样子：什么？哪儿啊？您这位大叔，精神有问题吗？2011年春天，中国到处唱红歌。祖籍德国的美国犹太政治家、中国政府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据说也去重庆参观，之后大表赞赏，直说新中国应该有文化身份，道德精神很重要。当时我人在柏林，北京《新世纪》周刊来催稿，然而我自觉灵感枯竭。后来绞尽脑汁，瞎编出一篇或许牛头不对马嘴的《新三桶》。对国内思想界郑重推出的“通三统”理论和蒸蒸日上的唱红歌运动，表达不乏善意的一点点嘲讽。那两三个月里，红歌的盛行让我联想起另一个悠久而且痛苦的话题——作为红色大陆中国的后裔，怎样理解“民族固有的美”；怎样面对我们的精神符号和文化身份。与此同时，在暖风习习的柏林之春，满大街扭捏作态的美国酷青，数量和密度骤然增多。而我对他们的厌憎和反感，亦攀升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因为撰写那篇题为《新三桶》的荒诞文章，我重新研究并思索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大院文化”。年轻人总要折腾点儿事，总要闹些反叛，从红卫兵大检阅到798、鸟巢、SOHO、大裤衩，在话语和审美风格上，未必存在刻意的连续性和一体性，但是总归彰显了某一个地方、某一种口音的中心意识。说到底，就是一种精神特权、文化定义权。占据中心的模糊人群，从青涩少年到奸诈老年，对这份特权会有本能的体悟，会竭力翻新并维护之。从地图上看，从柏林、维也纳、基辅到伊斯坦堡那么一个狭长四边形，在过去一两百年中，终归是一块是非之地；语言、宗教传统、文化身份、集体审美和民族气质犬牙交错，相互缠绕，边界数次重划。也可以说，这片幽绿色的土地，是身份角逐的前沿阵地。为了理解一波又一波涌到柏林的小酷青们属于何方“大院子弟”，也为了疏解自己的严重不快，我开始研究欧洲各族群之间的复杂历史。我能辨出某些特殊口音，长岛，布鲁克林，曼哈顿上城。大约20年前，我和他们的师姐辈在曼哈顿一道混过。后来，在莫斯科飞纽约的班机上，我还会见到从特拉维夫转机过来的乘客，也是同样的特殊神情、纽约口音。几百年的宗教纠纷、族群纠纷、人口迁移、文化演变、热战和冷战，这些问题太悠久、太复杂，我不敢妄下结论。从纯粹主观角度，我已确知问题出在哪里——我是指在我和小酷青们之间。比如说，我知道在他们中间，许多人的祖辈来自这片狭长的四边形是非之地，以乖戾、激进、任性的顽少姿态，象征性地对柏林实行重新占领，以标举、捍卫一套正在稀释和萎缩的文化特权与精神优越权；在一个话语含混、债台高筑、共同身份开始解体的“西方空间”，孩子们实行另类扮酷式西方版“通三统”，如同北京大院子弟在红色暴力消退的赚钱时代，以“顽主”和“玩先锋”的方式，伸张并重新确认自己的口音优越、血缘优越。地位受到威胁时，人的反应是直觉、本能的。社会体制中的大人会尽力掩饰，初出家门、体验自由的青少年，则倾向于坦率表露，也未必辅佐以明确观念或意识形态。以我这种肤色、背景和语言经历，在中欧、东欧那块历史文化是非之地穿梭流窜，恐怕是无意中揭开了一张我不能也不该掀开的，专属“那些人”的身份底牌，所以领受了他们的无尽敌意。假如我的视野、趣味甚至外表形象更接近于，比如说2012年第一位中国诺奖获得者，也许小酷青和他们的长辈们会对我友善很多。因为在一个大伙默契的文化符号食物链上，给我的肤色和种族，就是特地留了一个那样的位置。于是我在柏林的经历，和关于“民族固有的美”那样一个悲伤的话题，就是有了暧昧、黯淡的联系。2012年底，我回北京商讨此书出版事宜。在黑雾降临的前一个星期，我一时兴起，借“小三通”之便，邀朋友一道从厦门坐船去了金门岛，看了沙滩边展览的机枪、碉堡、大炮和坦克。因为是昔日战地，金门岛没被过多开发，四处郁郁葱葱、清风扑面。我坐在铺着青石板的小路边，旁边是一幢空空的寺庙和传统闽南式小楼，过了很久，很久，才有一个长发女孩骑着电动摩托徐徐驶过，留下灿烂的笑。我在沙滩边上眺望对岸，绿色的海浪，林立的高楼，还有裹在那些楼群上空，一层薄薄的黄雾。家乡和童年，近在咫尺，却已无迹可寻。我心情格外复杂，想来想去，心里却只浮出“谢天谢地”四个字。到傍晚，又坐船返回那边。忽然，轰轰隆隆挤上来一大群人，一看那神情嘴脸，无法再说什么，只好扭头朝向窗外，望着渐渐黑下去的大海。

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在美国生活甘多载，又流浪世界多年，不仅保留了—种汉语写作的能力，而且文字相当精致、干净，这是令人欣慰甚至吃惊的。他的感觉与经验，虽然可能过于个人化，但无论如何，这些文字至少有助于提醒人们，美国并不是天堂，制度也并非万能。    ——伺怀宏

编辑推荐

《与故土一拍两散》写尽一个留洋决意不回中国游子的“美国信仰”破灭之路；一个一度要放弃绿卡重返故土漂泊者的失望之情；一个游历于苏联和旧欧洲流浪者的精神希望重燃之心。一场全球主流价值观比较、反思与批判的冷静盛宴。一个中国文化世家学者对自身身份之困的追问，对爱的执着追寻，对所谓美好西方世界的追讨背后究竟藏匿了一张什么样的秘密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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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美国生活廿多载，又流浪世界多年，不仅保留了一种汉语写作的能力，而且文字相当精致、干净，这是令人欣慰甚至吃惊的。他的感觉与经验，虽然可能过于人人化，但无论如何，这些文字至少有助于提醒人们，美国并不是天堂，制度也并非万能。——何怀宏

用户评论 (总计10条)

•   王昭阳的作品之前没有读过，看了徐晓老师的微博介绍就买来看看，我也有同学在国外，他们都表示对美国的生活很满意，没看书之前我以为作者觉得美国的生活太好了，国内的生活太让人失望了才写了这本书，刚才翻了一下序，发现作者居然对美国也不满意，于是更有了好奇心，那他到底要和哪方土地一拍两散呢？有些好奇，希望读完这本书有更多的感受，也能和国外的同学做下交流。
•   作者文笔很好，文风简洁，表达力强。对美国、东欧和中国的理解和感受，有其独特之处。
•   送货及时，态度不错很好
•   内容太深了，不过值得一看。
•   推荐前面的“序言”！其他的文字不看也罢
•   内容不错，装帧精美，就是里面页边距太大有些浪费。
•   如果写序的教授没那么喋喋不休，这书可以给个4.5分。冗长的序吖，竟然占到14%。
•   我觉得我离这个深度还有很远，我只能当个故事看，看不到更深的层面
•   作者指出了某些问题，但他也没想出方向在哪
•   我更愿意把王昭阳这种主动的一拍两散，理解为无奈的离开。不是不想回去，而是找不到能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的故土。很多人关注作者的性，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作者绝不会因为性得到满足，而放弃对精神家园的追求。没有找到心之所向往的地方，这是作者的悲剧，也是很多人迷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