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台湾与大陆关系史研究

出版时间：2013-3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作者：陈小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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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历史上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源远流长，且不说远古时代海峡陆桥连接下两岸一度为通途，即便是从有确切文字记载的三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不少的大陆居民陆续前往这个美丽的宝岛捕鱼、交易，若干台湾居民也由于种种原因来到大陆，直到宋元时期台澎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之后，一面将台湾作为东西方贸易的中介地，另一面开拓岛内糖、鹿皮、鹿脯等资源以供外销，而大陆移民第一次大规模迁徙到了台湾，形成多处汉人聚集区。明郑时期郑成功三代将中华文明移植到台湾，逐渐形成中华文教社会体系，台湾社会与祖国走向融合发展的轨道。清代大批闽粤移民进入台湾，筚路蓝缕，垦拓经营，与少数民族一起开发了全岛南北。政制上台湾成为福建的一个府，近代之后更建行省。随着海峡两岸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全方位密切连接，台湾逐渐与大陆趋同，其作为中华文明浸淫之地，伴随大陆移民从移民到定居及与原住居民的交相融合，其所形成的台湾人其实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近年来，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史研究正成为史学界的热门课题，出现不少成果。在专著方面，如林仁川、黄福才教授的《闽台文化交融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周文顺教授的《台陆关系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张春英教授主编的《海峡两岸关系史》（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徐晓望教授的《早期台湾海峡史研究》（海风出版社2006年版）、唐次妹博士的《厦门与台湾》（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等。在论文方面，如杨国桢教授对清代闽台土地制度渊源的剖析；陈支平、郑振满教授对闽台两地宗族关系、土地经营的探索，陈孔立、邓孔昭、李祖基教授对闽粤移民渡台开发的研讨，杨彦杰教授对于客家移民台湾问题的分析，黄新宪教授对历史上闽台教育交流的研究，徐晓望教授对早期海峡史及妈祖信仰的关注及林国平教授对两岸民间信仰源流的探讨，等等。不过我们发现，以往的台湾与大陆关系史研究存在一个重要的薄弱环节，这就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与大陆关系史的研究。在台湾与祖国大陆关系发展史上，日据时代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首先，台湾与大陆关系发生了巨变。随着腐败的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迫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了日本，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与大陆从原先中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转变成为中国与日本殖民地之间的“特殊”的关系，即从国内关系变为“国际关系”。其次，两岸同胞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马关条约》规定，在两年的期限之后仍留在台湾的住民，被编入日本籍，身为日本籍的台湾人来到大陆，成了台湾籍民；大陆同胞前往台湾，因为后者成了日本“领地”，于是变成所谓的外国人或侨居者，被称作华侨，出现“台湾华侨”这一特殊群体，同为中华民族的两岸同胞被人为地割裂开来。第三，日本殖民者为了巩固其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在岛内实施同化政策，加紧从思想、文化、教育乃至宗教等等方面强制植入日本文化，限制、消除中华传统文化，试图将台湾人改造成为畸形的日本人。在两岸关系上，实施“拿台湾拉开中国而与日本相结合”的政策，限制两岸人民的往来，台湾被越来越隔离于祖国。日本帝国主义还利用台湾人中的不良分子——所谓“台籍浪人”为其侵华活动服务，在大陆地区制造同胞间的裂痕。对于日据时期这一海峡两岸关系史上的特殊五十年，海内外史学界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在日本，主要研究者为天理大学已故的中村孝志教授，他利用日本外交史料对于台湾总督府对福建的扩张政策、台湾籍民在厦门、福州的活动及对闽文化侵略等等，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除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外，并编辑出版了《日本的南方参与与台湾》（天理教道友社1988年版）一书，堪称日据时期台湾与大陆关系史研究的开拓者。笔者以往与中村教授曾有诸多学术交流，先生曾对笔者发现、整理、运用清廷档案史料研究台湾籍民问题来信给予鼓励和支持，并慨赠其研究著作，本书也是作为对中村教授的致敬之作。在台湾，成功大学梁华璜教授的《台湾总督府的对岸政策研究》（稻乡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对日据时期殖民当局限制两岸往来的“渡华旅券”制度、台湾籍民问题、厦门事件等等进行了探讨；台师大吴文星教授的专著《日据时期在台华侨之研究》（学生书局1991年版），就所谓“台湾华侨”问题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卞凤奎博士《日据时期台湾籍民在大陆及东南亚活动之研究》（黄山书社2006年版）一书则详尽描述了台湾籍民的地域分布和生存状态；此外还有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许雪姬研究员对台湾中华会馆、在“满洲”的台湾人的研究及口述史料整理（《台湾中华总会馆成立前的台湾华侨——1895—1927》，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1990年；《他乡的经验——日治时期台湾人的海外活动口述访谈》，《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来自海峡两岸的探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钟淑敏研究员对三五公司、海南岛台湾人的研究（《明治末期台湾总督府的对岸经营——以三五公司为中心》，《台湾史研究》（日本）第14号，1997年；《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在海南岛事业之研究》，台湾《台湾史研究》第12卷第1期，2005年）等。在大陆，相关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有台盟中央汪毅夫教授的闽台社会、文化关系及两岸文化研究（《闽台缘与闽南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福建省档案馆林真教授的闽台关系档案研究（《福建省各级档案馆藏闽台关系档案评介》，《台湾史研究》1995年12月）、浙江大学娄子芳教授的台湾义勇队研究，厦门大学陈在正教授的李友邦研究（《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三青团”与台湾光复》，《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1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禇静涛副研究员的台湾人在大陆抗日活动研究（《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台湾光复》，收入《台湾建省与抗日战争研究》，厦门：鹭江出版社2008年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黄俊凌博士对崇安台湾籍民的研究（《抗战时期福建崇安县的台湾籍民——心态史视域下的考察》，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本书尝试对海峡两岸关系史中日据时期的此一断层进行链接，以图填补该研究领域的若干空白点，以方便人们对于这段历史的整体了解；针对前期研究偏向于台湾义勇队、台湾籍民的状况，增加譬如两岸人员往来、经贸联系、文化交流等等的探讨，力图从总体上把握该阶段海峡两岸关系的各个领域的特点；在书中我们还搜集藏于各地的稀见史料，包括原始档案、报章杂志等，在资料上有了较大的突破；在占有大量一手资料和审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日据时期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史的看法，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尽管日本殖民当局的隔离政策使得海峡两岸的往来受到种种限制，但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仍然在夹缝中求得了生存和发展，如人员往来上，大批大陆劳工依旧源源不断地赴台工作；文化交流上，来自祖国的书籍、报刊依然突破藩篱，在台湾岛内广泛流行；岛内同胞不畏专制高压坚持以各种手段传播祖国文化，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也正因为海峡两岸同胞以深厚民族情感、不顾重重阻力往来交流，日本殖民者离间、分化两岸关系的图谋才没有得逞，经历异族半个世纪统治的台湾同胞的民族性得以坚持不坠。本书资料搜集得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文献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协助，台湾研究院及历史研究所的同仁在工作中给予诸多关心和支持，在此谨表谢忱。陈小冲

内容概要

《日据时期台湾与大陆关系史研究(1895-1945)》以台湾与大陆关系史中日据时期的此一断层进行研究，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若干空白点，方便人们对于这段历史的整体了解。针对前期研究偏向于台湾义勇队、台湾籍民的状况，增加譬如两岸人员往来、经贸联系、文化交流等等的探讨，从总体上把握该阶段海峡两岸关系的各个领域的特点；在书中作者还搜集藏于各地的稀见史料，包括原始档案、报章杂志等，提出了对日据时期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史的看法：尽管日本殖民当局的隔离政策使得海峡两岸的往来受到种种限制，但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仍然在夹缝求得了生存和发展。

作者简介

陈小冲，男，1962年8月生于福建松溪，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现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集刊》常务副主编、教授。出版专著：《台湾民间信仰》（1993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2005年），发表学术论文《贸易、战争与谈判——1622-1624年澎湖危机述论》、《论台湾抗日运动与台湾人意识》、《试论日据时期的台籍日本兵》、《台湾1937：皇民化运动与林献堂》、《日据时期台湾移民问题初探》等数十篇，主持或参加多项国家、省部级重大科研课题。主要研究方向：殖民地时期台湾历史、台湾与大陆关系史。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割台后台湾与大陆关系的新变化 第一节日本据台与闽粤移民之中挫 第二节《对岸事情》所载之日据初期台湾与大陆关系史料 第三节割台后台湾与大陆贸易关系的新变化——以金顺益案为中心 第二章台湾总督府的“对岸经营” 第一节台湾抗日运动与总督府的“对岸经营” 第二节对福建路矿权益的渗透与扩张 第三节福建官脑局案与日本南进政策 第四节日僧在闽布教及其与台湾总督府的关系 第三章台湾籍民问题 第一节档案史料所见之清末日籍台民问题 第二节档案史料所见之清末“归化”台湾籍民 第三节日籍台民与治外法权 第四节日本殖民者“对岸扩张”中的台湾籍民 第五节抗战时期的台湾籍民问题 第四章两岸经贸、人员及文化往来 第一节日据时期的台海两岸交通 第二节日据时期的大陆赴台劳工 第三节日据时期台湾与大陆的文化联系 第五章台湾人的抗日活动 第一节九一八事变：一个台湾的视角 第二节“七七事变”与台湾人 第三节抗战时期的台湾少年团 第四节台胞在大陆抗日活动及其对台湾前途命运的思考 第五节台湾革命同盟会 参考文献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其四，福建政府必须饬令地方官报告各地脑务，严禁人民私自制造及买卖。如地方官怠慢而有私制私卖者，一经拿获，罚款两倍，分一半与三五公司。地方官自行拿获者，则一半赏与地方官，另一半由中国政府与三五公司折半均分。 显而易见，新二十条实置国际交往之准则于不顾，无视中国主权，强制包揽福建通省脑务，插足缉私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甚至向福建政府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直视中国政府于无物，骄横霸道，无可复加，其侵略扩张真面目，至此暴露无遗。这一举动，实际上已将福建当局逼到死胡同里，不得不做出最后的抉择。杨文鼎、黎国廉在联名致技师的函件中指出：“议改办法二十条，利权太重，要挟太过，比原订合同更为难堪，实属无可商办。”但从“曲全交谊”“和平议结”的立场出发，仍愿作出较大幅度的让步，另拟办法八条，以谋互相妥协，并声明：“倘仍坚执私见，必欲侵蔑中国利权，惟有禀报政府照会贵国领事，按照合同，秉公办理，别无善策。”《酌改官脑局办法八条》内容如下： 一、三五公司借款20万元，前由官局出名承借，原约本无利息，现议改认年息5分，由改定之日，另行起算借期，分六年归还，期内无论何时，福建政府可将此款一次还清，此约即行停业。如福建政府一年之内归还原本，其利息只可照一年核算。 一、因借款之故，福建官脑局愿将所出之脑。全数卖与三五公司，以期所借本息逐渐清还。 一、三五公司派适当之代表人专驻福建通商口岸地方，以买售官局所出之脑，其薪金由三五公司自行发给，官局不能承认。 一、脑务系中国内政，所有理财用人设局办事，均由福建政府作主，三五公司所派之人，不得丝毫藉口有所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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